大而言之,中國的獄神廟,名義上說是一種廟宇,但應區別於中國佛教文化沿革而來的範疇。它,是一種建在特殊區域,且因地點的特殊性,絕非尋常百姓可隨心所欲瞻拜的佛廟。自東漢末,印度佛教傳入中土後,在中國廣袤的大地上,建有各種各樣的佛廟,南北朝、唐宋以降,可謂大興土木,到處建廟。人多的地方,廟多,人少的地方,廟少。
在中國大地上,神廟之多,即使是個三家村之地,最少,也有一座土地廟的存在。據說,現在全國各地的小廟小庵,到處林立,無法數計。據梁衡先生有一文談到,他有一次上華山,在一些山坳裡,為得旅遊者的香火錢,山上人家,就開個小門,起個名兒,立個牌,即是一座小廟了。
中華民族,是個多神崇拜的民族,泛神論廣為流行,從人到飛禽走獸、草木蟲魚、花卉百草,都能成為神。「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卻各有一個行業神,人們為之建廟供祀,也隨時進香朝拜,這些林林總總的神,在各處出現。
而唯獨「獄神廟」,絕大多數人,終生不得一見。顧名思義,這樣的廟,必建在中國神州大地上,是各地都有的監獄中的廟。因監獄本身就是個非常特殊的地方,所以,在所有千千萬萬的廟宇中,數它對整個社會層面的影響最小。
獄神廟,因為過早地一下子消失在大地上,乃或沒有留下一點什麼東西,可供人考證,也沒有一點什麼遺跡,引起人們對它的注意。因此,就顯得格外神秘,它確與其它遺跡不同。
凡世界上,所有古人類、古建築、古墓葬、古石器等,大都可被發現,那怕幾萬年、幾十萬年前的東西,隨時隨處可被挖掘出來,讓人們考察研究;但就是這伴隨監獄的發展,而出現的神廟,雖曾遍佈各地,卻了無痕跡留下。所以,長期以來無人問津。
中國自秦始有「郡縣」制度,凡郡縣一級的行政單位,都有監獄的建立,這已延續了二千多年。我曾追尋許多縣一級建過監獄的地方,都落了空,沒有一處留下獄神廟的遺跡。就連一塊碑石磚瓦,可資佐證的殘跡,也無法尋覓。
我查了《中國佛教寺廟大詞典》,也翻閱《中國神話傳說詞典》,以及其它各類辭典,都未列入「獄神廟」這個條目。
這是一件奇妙的歷史聞錄,但是,獄神廟在中國歷史上,確實存在了二千多年,這是不可抹去的。
我實地作了些調查,尋找眾多資料,翻閱許多圖書館的資料,有關國內「獄神廟」的文字,雖有一些,但出奇地少。如果作為一個課題,深入研究,也恐怕很難講清。
世上不存在的東西,總是神秘的。有關獄神廟的故事,總密密麻麻充塞在歷史的隙縫中,因此,姑且讓我們沿著歷史的陳跡,去復原歷史的真面目,還原那很少有人關注的歷史場景。
關於「獄神廟」三個字,對於中國漫長悠久的歷史,還得從監獄、刑典、解字、中國戲劇故事,等等談起。因為,它是特殊神廟,離不開扯不斷這方面的歷史記錄。
中國歷史上建立第一個王朝,約在西元前二千二百年左右。夏王朝之崛起,原只是一個部落聯盟的名字,後這個部落聯盟由夏後氏、有扈氏等十二個姬姓的氏族部落組成,爾後,才成為王朝的稱號(翦伯贊《中國史綱要》)。
雖然,「疑古派」代表人物顧頡剛先生,曾認為「禹是九鼎上鑄的一種動物―蟲,或是南方民族神話中的人物,並非歷史的真實人物。」但許多專家論證後得出的結論:「堯、舜、禹時期,洪水災害,是真實發生過的。」那麼,至於大禹用何法治理當時的洪水,就並不重要,這倒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夏王朝的存在。其實,夏人已經懂得開通溝洫、排洪泄澇,掌握了灌溉和天文的知識。
從歷史記載看,夏部落主要生活在今河南嵩山到伊水、洛水這一帶,還有山西南部,也是曾經活動過的地方。至今在人們心中,夏禹是大家念念不忘的古代治水英雄。他治了水澇洪災;在治水之中,他曾說,若有一人因澇而死,就是他的責任。故司馬遷說:「禹抑鴻水,十三過家不入。」(《史記》二十九《河渠書》)。可見其艱苦負重的精神。
於是,那時人民擁護他,因其促進了當時農業生產的發展,從而奠定了禹為部族聯盟的首領地位。之後,禹對三苗的戰爭又取得勝利,將其驅趕到了今湖北之西與河南交界處的丹江與漢水流域,從而進一步鞏固了自已的王權。
當時,夷、夏,諸族首領,臣服於夏王朝的統治,爾後,就成為維護王權的世襲貴族。故有「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正是後人追述夏王朝建立統治集團聯盟時的一個場景。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世襲的王國產生了。禹是個關鍵性人物。當時許多部落,服從夏禹的統治。中國氏族家長制的統治,也從此開始。誠如郭沫若所說:「部落不再由選舉產生,世襲的國王、中國氏族家長制出現了。」
夏代的世系,從夏禹建國到夏舛被商湯所滅,史稱「夏」。其統治時間在西元前二十三或前二十二世紀。夏之滅亡,從孔甲時起,王朝因內部矛盾日益激化,而開始走向衰潰。
《史記‧夏本紀》說:「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亂,夏後氏德衰,諸候畔之。」還說:「夏舛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史記‧夏本紀》)這裡說到的「不務德而武傷百姓」,是中國刑法思想產生的一條重要線索,也可以說是中國專制政治的發端。於是首先想到的,是如何鎮壓奴隸與平民的不滿,故「武傷百姓」就成為必然,也成了統治階級鎮壓百姓的必然手段。「百姓弗堪」,即被壓迫者的反抗鬥爭,同時產生。
於此,「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說明了被統治者與統治者之間的鬥爭,到了一定時間,總趨於白熱化程度。
血腥的鎮壓於此誕生,歷史上就有了見於古籍所載的歷代傳說「夏有亂政,而作禹刑」。中國有《尚書》(尊之為《書經》),最早的一部歷史文獻彙編,其中就有一篇《呂刑》,曾寫道:「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這是說,從禹始制定了殘酷鎮壓人民的刑罰。「苗民窮刑法」,還記載:「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
這便是中國酷刑的產生。當然不只是對苗民,對其它被壓迫者,同樣如此。
中國歷史上的酷刑,長達幾千年,直至清末修律大臣沈家本,提出改革舊法,創立新法,到了一九○八年,才遂漸被廢除。其實,名義上乃或名詞上,是被廢除了,實際還在延續地進行。
這篇《尚書‧呂刑》上,還有幾句很重要的對話記錄,如「今爾何監?……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於獄之麗……。」還說,「觀於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並兩刑。」(《尚書‧呂》)
「夏始作刑,以其為端」,從那時代開始,中國歷史上,具備了以國家機器實行「監獄」之發軔。才有了「獄」的起源。
我想,歷史上真正實行的監獄制度,有文字作證的,從文選上講,古代的《尚書》,為我們留下了這樣點滴的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