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木兒之後：1405~2000年全球帝國史

名人推薦：南方朔（作家）——導讀推薦

吳家恆（文字工作者）、陳光興（交大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

郭重興（讀書共和國集團社長）、傅月庵（資深編輯人）

辜振豐（作家）、劉必榮（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聯合推薦



本書以帖木兒為名，它所寓意的其實就是大美帝國這種新全球帝國的困境……本書由於擺脫了過去的歐美中心主義色彩，在敘述過去和現在時，對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俄國及中國，遂有了更多理解，而沒有意識形態性質的不當針砭……世界的帝國史乃是世界史的一部分，它是人類正在寫的書頁，看來帝國間的縱橫捭闔，還有很長...

【摘文1】帖木兒之後再無全球帝國：還原帖木兒之後的世界歷史

一四○五年帖木兒之死，乃是世界史上一個重大轉捩點。從阿提拉到成吉思汗，一連串「世界征服者」欲建立龐大帝國，將整個歐亞世界歸於一統，而帖木兒正是這一連串「世界征服者」中最後一位出場者。他死後不到五十年，歐亞世界遠西地區的海洋國家，以葡萄牙為先鋒，已開始探索日後成為諸海洋大帝國之神經與動脈的航海路線。本書就在探討接下來的歷史。

　　若不細究，大家會覺得那是我們耳熟能詳的歷史。畢竟，西方透過強大帝國、強盛經濟稱霸全球，乃是我們歷史認知的核心觀念之一。那觀念有助於使我們的歷史觀有條不紊。在許多正統歷史敘述裡，似乎是無法避免的。那是歷史的陽關大道，其他的觀點全是小徑或死路。歐洲的諸帝國瓦解，歐洲本身成為「西方」（唯美國馬首是瞻的世界性聯盟）的一部分時，有新興的後殖民國家取而代之。本書的宗旨有一部分在讓讀者了解，從帖木兒時代到今日這段期間的歷史，其實遠比那則傳說所顯示的更為混亂，更受偶然事件的影響，更富爭議性。為了闡明這點，本書將歐洲（和西方）放在更大的範疇裡，放在歐亞世界其他地區建造帝國、建造國家、建造文化的宏大工程之間來探討。個人認為，唯有如此才能正確理解歐洲擴張的進程、本質、規模、範圍，當前世界錯綜複雜的源頭也才得以稍獲釐清。

在本書中，我們橫越遼闊的歷史大地，追索三個主題。第一個主題是全球「相連關係」的深化，成為今人所謂的「全球化」。第二個是歐洲勢力（和後來的「西方」勢力）透過帝國手段，在這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第三是歐亞世界其他許多國家和文化，面對歐洲擴張時所表現出的強韌。二十世紀時，世界變成一個半統合的龐大經濟、政治體制，一個再無哪個國家、社會、經濟或文化能完全自外於外界的共同舞台，而上述三個因素，在如此世界的形塑上，都扮演了關鍵角色。

今日既是全球化的世界，為何美國會獲致如此超強地位？中國、印度的經濟復興為何如此晚近才出現？西方諸國（這時包括日本）為何在科技和生活水準上如此長期領先他國，直到晚近才有所改觀？為何（科學、醫學、文學、藝術上）西化文化的產品大體上仍舊最令人趨之若鶩？為何各國的政治體制和其法律、規範，反映了歐洲治國術的理念和實際作為，為何領土劃分按照歐洲模式？

二十世紀末期的全球化世界，並非全球自由市場下可預測的結果，我們也無法根據五百年前世界的狀態，推斷出如今的景況。那是漫長、混亂而往往充滿暴力的歷史產物，那是運氣突然逆轉和意想不到之失敗的產物。它的根源遠溯至（大家所普遍深信的）「發現時代」，甚至遠溯至帖木兒死時。

【摘文2】歐洲真的那麼強嗎？本書的四個基本認定

若說歐洲人未得到盟友和助手的支持便躍升至世界舞台，絕非事實，但歐洲人在改造世界上的確扮演了最關鍵的角色。然而，從一個歐亞「相連」的世界轉變為一個全球帝國世界，如此非比尋常的轉變（似乎在一九一四年已幾乎完成），我們應如何解釋？

一四九二年（哥倫布橫越大西洋）和一四九八年（達伽瑪抵達印度）這兩個魔幻年代，或許標誌著歐洲新時代的開始；但前進的步伐在最好的情況下，也是走走停停。哥倫布登陸後三百年，北美大陸大部分地區仍未遭歐洲人占領，幾乎未曾有歐洲人踏足。達伽瑪所登陸的印度那一隅，則是在將近三百年後，才落入歐洲人統治（卡利卡特於一七九二年遭英國併吞）。直到十八、十九世紀之交，歐洲人的擴張腳步才變為急衝。有待更進一步解釋的，不只歐洲擴張的時機，還有其形式和方向。鄂圖曼帝國與伊朗，比印度更靠近歐洲，為何能比印度更晚許久才落入歐洲人掌控？為何印度受殖民統治時，飽受外人侵逼的中國仍能保有其主權地位，而日本為何能在一九一四年時就成為殖民強權？如果工業資本主義是歐洲勢力擴張的關鍵，那為什麼世界許多地方在那麼久之後才感受到它的衝擊，而且衝擊之後的結果如此多樣？歐洲內部頻頻爆發死傷驚人的對立衝突，為何這些衝突未對其帝國主義野心帶來更大的傷害？還有什麼才該被視為「歐洲」？為什麼在「非歐洲」地區中，有些地區比其他地區更能抗拒歐洲勢力，或更快擺脫歐洲的掌控？歐洲的諸帝國一瓦解，「歐洲所打造的世界」還剩下多少？

欲回答這些問題，似乎應該在過去史學家採取的路徑之外，另闢蹊徑。本書提出的論點，深受四個基本認定的影響。第一個認定，乃是我們應揚棄現代世界史的進程為單一直線變遷這個觀念，也就是不應再認為歐洲「以前進姿態」崛起，稱雄於世，然後衰落，再以「西方」一部分的身分興起。從「因緣際會時期」（conjuncture）的角度來思考，會比較有助於了解過去。第二個認定：歐洲的擴張時代、現代世界史的重心必須從「歐亞世界」的角度來探討；第三個認定：對於何謂「歐洲」，必須謹慎思索歐洲「國際體系」的整體穩定、俄羅斯的歐洲身分、「歐洲」的範圍須往東方和西方擴展延伸；第四個認定：帝國並非原罪，必須將「歐洲建造帝國」視為世界史上的一個階段，而非世界某個地區執行道德、文化侵略的結果。

撰寫歐洲的全球擴張時，有個行之已久的簡便解決辦法，就是把歐陸的西北隅視為歐洲的權力中心。英國、低地國、北法、西德成為歐洲的「最典型地區」，制定了經濟現代性、文化現代性方面的「歐洲」標準。因此，欲解釋歐洲為何如此成功，就只需直接鎖定代表歐洲的那些「核心國家」的強大和效率。

從長審視歐洲在歐亞（或全球史裡）的地位，會發現這一化約辦法讓人產生嚴重誤解，而這出於三個原因。第一，西北歐諸國並非可以我行我素，而毋須理會歐陸其他地方的情勢發展，即使它們已成為歐洲最富裕的區塊亦然。它們的富裕和安全，始終有賴於歐洲「國際體系」的整體穩定。

第二，對何謂歐洲採取太狹隘的觀點，就忽略了俄羅斯這個問題。西歐諸國在一八一五年後終於支配東南亞大部地區一事，其實是在與俄羅斯聯手下達成（迫於形勢而不得不的聯手，頻生齟齬的聯手）。以中亞為核心的俄羅斯龐大內陸帝國，漸漸吞併北亞的許多土地。

第三，我們應將我們所認定的「歐洲」範圍，往東和往西擴延。一五○○年後，包含西非沿海、加勒比群島、北美沿海、墨西哥、祕魯、巴西沿海在內的遼闊經濟空間，在商業上被併入歐洲。這一主要倚賴奴隸為勞力的地區，對歐洲日後的工業化有多少貢獻，目前仍莫衷一是，而且未必是大貢獻。但重點在於，到了十九世紀初期，甚至可能在那之前，這一大西洋世界已有相當多地區不能再被視為歐洲的附屬邊陲。美國的「舊東北地區」和其第一大城紐約，從功能上來講乃是歐洲最大商業區的一部分。到了一八七○年代，它在財務上和工業上都已和歐洲最富庶國家並駕齊驅。舊歐洲與新歐洲在斷斷續續、時進時退的互動下，正漸漸融為更大的組合物：「西方」。那是個不穩定的過程，而美國資本主義的獨特發展軌跡和其龐大的企業規模、積極的保護主義作為，對那過程影響甚大。但對於歐洲在歐亞的地位，對於歐洲稱雄世界這地位的維持和興衰，那是關鍵之一。

【摘文3】歐洲在歐亞世界的地位

史學家常喜歡將現代初期後段的歷史，視為歐洲稱雄的恢宏序曲，喜歡揣想由商業先進的西北歐「核心」國家所支配的全球經濟即將降臨的勝利。事實上，採取如此決定論式的觀點看待這段歷史，並沒有充分的根據。這段時期最鮮明的特色，就是歐洲諸國所能加諸歐亞大部分地方的影響有限。從歐洲的角度來看，最重大的改變，不是在歐洲與印度－伊斯蘭世界的關係或與東亞諸文明的關係上，而在歐洲－大西洋世界裡由殖民地、貿易、蓄奴所建構起來的龐大地區得到鞏固。這個龐大地區包括了西非洲、巴西、祕魯、墨西哥、加勒比海、法國與英國在北美東部的殖民地。歐洲殖民地的擴大，相對來說仍屬緩慢，但在約一六五○年後以奴隸為基礎建造起來的新種植園經濟，為歐洲的出口和航運創造了很有價值的新市場。來自美洲的珍奇產品，促進了歐洲消費者的胃口。美洲的壯觀奇景，也對歐洲人的想像帶來類似的衝擊。大西洋彼岸諸省已協助歐洲壯大，使歐洲在十八世紀初期時可能已是「舊世界」最富裕、最富活力的文明。

但我們不應率爾斷言，這財富和活力已足以使歐洲的勢力更深入歐亞世界。誠如前面已談過的，除了近東的部分地區，歐洲人在開闢亞洲的新市場上進展不大，而除了在一些歐洲人占有優勢的地點，歐洲人在確立其實質支配上，進展更小。歐洲勢力在亞洲的大前鋒是強大的荷屬東印度公司，一七二○年後不堪治理、軍事開銷的重負，腳步已開始踉蹌，終至陷入赤字和「無利潤的成長」。相對的，印度紡織品外銷的龐大，可能擊垮英國本土的製布業，英國於是祭出保護性關稅以保護自家商業利益。歐洲消費（而非歐洲生產）制約了歐洲、印度、中國三者間的貿易。如果印度人和中國人著迷於歐洲的藝術和科技，反方向的流動同樣龐大。

不過，我們可能會被以下主張改變看法：歐洲最繁榮的地區已在一七四○年時，在經濟體制、社會體制的「現代性」確立了無可打破的領先地位，為歐亞世界其他地方望塵莫及，且這一領先地位遲早會轉化為稱霸全球的地位。畢竟，尼德蘭已首開先河，創立「現代經濟」，英、法則緊追在後。在這裡可見到經濟現代性的一般特色：大宗商品和生產因素（包括土地和勞力）都有「還算自由而普遍的」市場；農業生產力的規模足以支撐複雜的分工；官方提倡財產權和遷徙、承包的自由；科技與商業組織的水準，足以支撐持續不輟的發展、豐富的物質文化、市場導向的消費行為的擴散，但這些特色無一能讓尼德蘭免於十八世紀的經濟衰退。快速發展帶來無法預見的環境惡果，傷害到水質和農業。都市化和內部遷徙破壞了婚姻模式，抑制了人口成長。高生產成本和因貿易對手提高關稅導致的出口市場喪失，危害製造業，把資金趕向政府在國內外的放款——十八世紀結束時的政治、外交危機打壞這一策略。整體來看，荷蘭試圖建構前工業時代的現代性，卻因現代初期歐洲特有的三項因素而功敗垂成：封閉市場和商業自給自足的「重商主義」傾向：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嚴厲抨擊的壓抑貿易政策；前工業時代製造業的高成本，加上環境對農業成長的限制；歐洲內部衝突對歐洲諸國財政體系的激烈衝擊。

荷蘭人的經驗表明，前工業時代現代性的限制，不久後英、法兩國也會感受到，而歐洲式經濟要能順利殖民歐亞其他地方（和全世界），得先經歷科技、政治、地緣戰略上的一場革命。

【摘文4】歐亞革命：它不只是「工業革命」，而是由地緣政治革命、文化革命、經濟革命三者相輔相成

一七五○年代到一八三○年代，諸文化和諸大陸的漫長均勢遭歐亞革命打破。在這段期間，歐洲諸國首度取得凌駕歐亞其他地方的支配地位，得到將其勢力投射進亞洲諸大帝國心臟地帶的工具，而非只集中在沿海邊陲。史學家回顧這一改變時，通常把目光焦點放在讓歐洲人獲益的巨大經濟改變。歐洲的新權力，來自科技與經濟組織上的「工業革命」，似乎毋庸置疑。事實上，那並非歐洲擴張的唯一解釋，或者說那並不足以說明歐洲何以能擴張。歐亞革命其實是三場革命，分別發生在地緣政治上、文化上與經濟上。歐亞革命並未帶來歐洲全面稱雄的時代。一八三○年代，歐洲對世界的支配仍是局部且有限的，反抗的空間似乎仍很大。在亞－非洲的內陸深處，幾乎可說是只有耳聞，而未實際淪入歐洲支配。然而這卻為歐洲掌控地球其他地方的帝國體制，開闢了坦途。

這三場革命緊密相連且相輔相成，每一場革命都強化了另兩場革命的效應，擴大另兩場革命的範圍，提高另兩場革命的力道。商業擴張加劇歐洲沿海諸國的對立，使歐洲與歐亞其他地方（特別是與印度）的貿易變得更重要，但也使歐洲更難抵禦該貿易突然中斷所帶來的傷害。鑑於亞洲商品（特別是棉、絲、瓷器）在歐洲大受歡迎，歐洲製造商為了和亞洲製造商競爭，為了求生存，無不希望取得這些商品的「工業製造」方法，來予以仿造；藉由增加這些商品流入歐洲的數量，商業擴張也可能促成這些方法傳播至歐洲。歐洲的海外貿易無法獨力生存，歐洲商人的優勢在於他們的信貸制度和對海上航路的掌控；但在一七五○年之前，他們在歐亞許多地方，地位都談不上穩固。沒有「工業」商品，他們占不了上風。沒有多少東西可吸引亞洲消費者，他們不得不付出金或銀購買他們所需的商品，而歐洲諸國的政府對於金、銀如此有去無回，大為苦惱。雪上加霜的是，他們的固定成本（主要來自船隊和要塞）高得吃不消：主要是因為歐洲內部諸國間的敵對。最後，在印度和中國這兩個歐洲對外貿易的最大市場，歐洲人要入境通商，取決於當地統治者同意與否，而當地統治者可能視其為政治危險而予以拒絕（如在孟加拉所發生的），或遽然予以限制（如中國的「廣州公行制度」）。

因此，必須在地緣政治出現大轉變之後，歐洲人才能扭轉對亞洲貿易的失衡。而徹底改變運輸和紡織品生產方式的機器科技，反過來加大且深化歐洲脅迫、征服的效應。文化改變使歐洲人得以想像、解釋、合理化他們聲稱在物質成就上，還有道德上、知識上均更勝一籌的主張，而科學探究與技術創新所產生的可見益處，則以類似前者的方式，強化那些文化改變所帶來的衝擊。但地圖、沿岸地形圖的繪製、人種誌資料的蒐集、植物的採集、古蹟的參觀、古董的購買（形成全球性思想世界的關鍵先決條件），全都必須在能取得資訊、能前往當地、具有設備來處理所積累資訊、具有讓人想如此做的直接動機下，才能辦到。理論上，沒有「地緣政治」勢力，還是能辦到，但沒有英國在一七六○年後在印度所享有的軍事、政治優勢，英國對印度人的了解將會大大不同，且少得多。如果庫克得倚賴毛利人和土著的合作，或曾遇上非歐洲國家的海上強權，他在太平洋的三次航行就不會進展得如此迅速。在此，一如在印度，地緣政治實力左右了貿易的提升和知識的生產。

【摘文5】東西大分流：地緣政治革命使歐洲擴大對亞洲的貿易，打破東亞閉關自守的商業政策

這場地緣政治革命有三大效應。透過占領、殖民「外圍世界」諸地區，這革命打破了歐洲擴張領土的障礙。北美內陸和南太平洋很快就會遭併吞，成為西北歐的人口延伸區，成為「新歐洲」。其次，在一八○三年（歐洲戰爭經歷過最短的暫停後重啟）之後的關鍵階段，英國海軍武力摧毀了將世界貿易劃分為數個排他性集團的重商主義分區制度，其摧毀方法乃是打破該制度所倚賴的海上武力均勢：西、法、荷三國艦隊的綜合武力。長距離貿易的固定成本和風險、商業壟斷的理由、對新入場競爭者的障礙，都遭到砍除。第三，一七五七至一八一七年（馬拉塔人勢力遭打破時），南亞經數階段所完成的大轉變，帶給英國意想不到的龐大獲益。英國掌控了印度最富裕地區孟加拉的收入和貿易，藉此一舉取得他們強行打開華南經濟門戶所需的槓桿。以印度作為航運、信貸基地，英國在東亞、東南亞的地區性貿易，可以更輕易和亞、歐間的長距離貿易掛鉤。英國終於可以挑戰東亞世界閉關自守的商業政策。

但若非歐洲諸國與歐亞其他地方的經濟關係有更進一步的大改變，這三項突出的進展，大概也只能帶來短暫的獲益。使歐洲與歐亞其他大部分地方的商業交流無法進一步拓展的主要障礙，乃是雙方貿易規模小得可憐。貿易幾乎只限於奢侈品，而奢侈品體積小且市場有限。根據揚．德．佛里斯（Jan de Vries）的估算，一年下來從亞洲進口的貨物，幾乎塞不滿今日一艘貨櫃船。這問題有一部分出在歐洲除了白銀，幾無可打動印度或中國顧客的貨品可賣，因此來自印度的棉花和鴉片，才會讓在廣州購買茶葉的英屬東印度公司代理人覺得如獲至寶。欲撬開亞洲消費市場的大門，只有一個穩當辦法，就是找出亞洲普遍需求的歐洲產品，並想方設法將那些產品行銷各地。否則，貿易量與貿易額的成長，很快就會停滯：他們所打開的大門，有可能遭更堅定的統治者關上，而來自印度的意外獲益將很快被征服與統治的成本吃掉。

這在實際層面所意味的，就是靠地緣政治而得以擴大並重整的歐洲對亞貿易，若要免於成長停滯，就得靠科技變革來增強動力。科技必須轉型，歐洲生產者才能打破亞洲競爭同業長久以來的優勢：亞洲手工業的生產成本低廉許多。如果不想讓交易規模因隔絕內陸諸地區的運輸成本而停滯不前，亞洲（和其他地方）的運輸科技就必須有類似的改變。最後（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不管是在亞洲、非洲，乃至拉丁美洲，若要打破或「壓制」當地統治者天生不願和外人通商、不願以大略平等的條件貿易的心態，歐洲人就得以合理的成本，將其武力投射到極遠處。由於在這之前，歐洲人相較於歐亞其他國家（或非洲國家），並未享有明顯的軍事優勢（除了在大海上），因此這也暗示了一個訴諸科技的解決之道。

當然，我們知道歐洲人找到這些「解決之道」，但並非同時找到，且這些解決之道並非到處都管用。關於歐洲－大西洋世界的經濟發展過程和歐亞其他大部分地方與非洲的經濟發展過程，兩者之間何時開始出現那個已被簡稱為「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的現象，史學家莫衷一是（更別提那現象是如何開始的）；但顯然的，約在一八○○年即已開始。在接下來兩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兩者的貧富差距愈來愈大（得天獨厚的地區除外），在某些例子裡，這種現象存在的時間又更久。乍看之下，原因出在只有歐洲能將其經濟工業化，使產出大增，遠超過前工業時代經濟體或非工業經濟體所能達成的增產程度。歐洲人在機械化生產上達成初步創新後，又在這方面不斷精益求精，並善加利用此精進成果，藉此加快技術更新的腳步，逐漸拉大他們與非工業化競爭國在生產效率上的差距，從而使歐洲變得比世界其他地方更富裕許多。這些工業上的新科技，還帶給歐洲另外兩個至關重大的益處，從而更進一步拉大兩者間的貧富差距。它們（以較低的成本）提供了科技手段，使歐洲得以將原本看來不可能宰制的地方納入歐洲的宰制，並以在前工業時代所無法想像的規模達成這些宰制。武器的進步（連發槍、機關槍、長程火炮、蒸汽戰艦），擴大了攻擊半徑，大大增強了歐洲海陸軍或由歐洲人領導的海陸軍的威力。機械化的海上、陸上運輸工具，使武力的投射距離更遠，並以（就前工業時代的標準來看）近乎風馳電掣的速度投射出去，從而使歐洲人得以將較小批的部隊，一再投入可能相隔數千哩遠的不同戰役中。英國部隊可以往來於南非、印度、中國，甚至紐西蘭之間。蒸汽引擎運兵船和「戰略性」鐵道（例如一八六○年後在印度所建的鐵道），使歐洲人不必再維持那麼龐大的駐守部隊，就能保住其控制區。電報和海底電纜產生了類似的作用，使歐洲人得以在幾小時內（而非幾星期內）下達指令、發布警訊，並請求援助。情報成為歐洲軍火庫裡的隱形武器，其價值相當於數千部隊和數百萬英鎊。工業主義帶來的另一項重大好處，也是速度的產物。入侵者的現身、移民者的湧入、新貿易路線的形成、新港市的建成，速度驚人（全都靠工業技術以不同方式加快其腳步），使歐洲人對於在某些人眼中行動遲緩的非洲－歐亞世界所展開的擴張行動，宛如閃電式攻擊。

當然，一如大分流觀念所表明的，改變的癥候可能出現得又急又猛，但經濟的改頭換面卻是經過數十年才完全定型。歐洲的工業化不是只關乎自家的事，它在根本上改變了其與世界其他所有地區的交流、長距離貿易的數量和內容、貨物與人員在全球的流動。隨著歐洲部分地區為全球性市場擔下了一套專門職責，上述改變催生出新的分工。事實上，歐洲人已形同壟斷了歐、亞之間的海上貿易。這貿易擴大時，其「指揮和控制」（船隻擁有、保險、進出口、信貸）輕易就集中於歐洲人之手，且透過歐洲人在商業「情報」（內部消息）上的相對優勢進一步強化。但真正的革命性變化，在於歐洲取得「全球範圍內製造品主要來源」的新角色，而這新角色主要建立在產量的大增和機械化所帶來的實質成本大降上。據經濟史家保羅．拜羅克（Paul Bairoch）的估算，到了一八一○年，使用紡紗機的英國工人一小時所紡製的棉紗，比使用傳統方法的印度紡紗工的產量要多出九到十三倍，在更高品質的棉紗上，這落差更高達四百倍。紡織品是非工業化經濟體製造品的最大宗（可能占到八成），因此不難了解，在這個幾乎是所有社會裡消費最廣的製造品上，工業歐洲為何會成為全球性的供應者。到了十九世紀中葉，這一工業領先地位，也可見於歐洲所能提供的其他形形色色的消費品（特別是金屬器皿）上，以及機器製造過程和工業生產過程的巨幅擴展上。歐洲的工業區已成為全世界的作坊、工廠、技術實驗室，如此大幅的進展乃是一八○○年前想像不到的。

【摘文6】工業革命是出於求生存，乃至無心的防禦性反應

有一個具影響力的說法（部分得益於韋伯學說的啟發）強調諸多關鍵機緣以不可預測且近乎隨機的方式和合，而促成工業革命。因為那些機緣的和合，使歐洲得以避開此前獲利減少、資源耗竭的宿命。國與國間的競爭（使異議和自由思想得以存在）、對政府權力的限制（使財產更有保障）、獎勵有效率之作為的市場經濟、擁有儲備充足糧食和燃料的良性天然環境、可供歐洲利用而數量驚人的美洲意外財富，構成「歐洲奇蹟」（獨一無二且不可能再見的奇蹟）的諸要素。另有一種觀點，徹底改變這論點的平衡。根據這觀點，在一八○○年之前，西北歐與歐亞其他地方最先進的經濟體不相上下。歐洲的優勢不在其社會結構或政治結構，甚至不在其科學思想上的進步，而是來自其擁有的煤（地理上的偶然結果）和殖民地（掠奪的結果）：就這兩者使歐洲得以免於走上前工業時代經濟成長必然的下場。還有一種思路，認為歐洲的「分流」主要不是因為其有得天獨厚的資源、心智或制度，而主要是對全球力量和趨勢的反應。在這觀點下，歐洲的工業化甚至可視為防禦策略，而那策略在無心插柳之間帶來非比尋常的結果。

【摘文7】「大分流」的重要現象：歐洲成為世界經濟中心，中國經濟發展深受限制

首先，我們不妨承認十八世紀末期的歐亞世界有兩個地區非常突出。其中一個地區是歐洲，但當然不是整個歐洲，因為當時的南歐和東歐有許多地方，即使以當時的標準來看，都是貧窮而落後的。農業技術原始、欠缺「改善」（例如築籬、排水）、道路差或根本沒有道路、工匠技藝不足、識字率非常低、放貸或放款的金融機構付諸闕如、人身和財產缺乏保障、農奴制仍未廢除：在歐洲大部分內陸鄉村地區，仍可見到這類情況。最繁榮的地區，可見於法國、不列顛本土、低地國、萊茵地區、北義大利、加泰隆尼亞部分地區、南日耳曼與東日耳曼的商鎮、奧地利帝國。這些地方擁有亞當斯密在《國富論》裡所稱，已牢牢扎根的那種先進商業經濟。專門化程度提升和分工，使生產力得以提高，使市場得以在良性循環裡成長，進而推動了經濟成長。製造技術的日益精進和土地利用的逐漸改善，產生了同樣的影響。此外，來自貿易的獲益也是經濟成長的推手，這包括了歐洲內部貿易和大陸間的貿易。長距離貿易的影響很難估量，但很可能加快了往大眾消費社會推進的腳步（藉由提升對糖、咖啡、茶之類熱帶產物的喜好），並刺激了行銷、管理、商業情報的收集與利用上的創新。但這些有利情況，即使不是大部分，也有許多可在中國見到。

江南（長江三角洲）是個大製造區，製造棉布供「出口」到中國其他地方。江南有三千多萬的稠密人口（每平方公里約兩千五百人），有眾多城市，還有繁密的水道網將其與長江中上游（廣闊的腹地）和中國其他地方（藉由大運河）相連，角色相當於歐洲的商業心臟地帶。有力證據顯示，江南作為市場經濟，富裕和生產力同西北歐一樣高。紡織品生產程度差不多，而糖、茶之類商品的消費則可能更高；技術創新普見。此外，中國受惠於對土地買賣管制較歐洲寬鬆的法令，受惠於農奴制已幾乎廢除（而與歐洲不同）的勞力市場。這是個井然有序、規範周密的社會，稅賦低，官方積極推廣較有效率的做事方法（通常是在農業上），因而看不出有什麼理由符合亞當斯密學說的物質成長（經濟學家所謂的「亞當斯密式成長」），不該以和歐洲相當的規模無限期發展下去。

【摘文8】主客地位逆轉：英國的棉布竟回銷至印度，印度從輸出國變成輸入國

受惠於蒸汽動力和煤帶來的好處，英國的經濟能力大幅提升，遠超過歐亞世界所有競爭者的提升幅度。當然我們也應該知道，即使到了一八三○年，這些好處仍有許多還未成為事實。以蒸汽和煤為基礎的經濟，其益處可能要到一八五○年代才得以全面實現。但在一八三○年之前許久，英國工業化的第一大階段已改變了歐洲與亞洲之間最重要的商業關係。歐洲對印度棉無止境的需求，印度布料在歐、印以外市場的競爭優勢，自十七世紀以來一直是東、西方貿易最重大的特點。到了一八○○年，英國製造品在本國市場上已大體取代印度貨，在白棉布的外銷上也已超過印度，不久後也將更廉價的同類產品趕出其他海外市場。但更引人注意的乃是到了一八一七年，印度織工已開始進口英國製的棉紗，且進口量逐年遞增。一八二○年代時，印度已成為棉紗的淨進口國。動力織造技術在一八三○年後問世之後，英國在棉紗上的優勢擴及到棉布上。到了一八三○年代中期，棉製品占了英國對印度出口的一半以上，印度已成為英國第二大的棉製品市場。主客地位的逆轉，教人吃驚。英國摧毀了印度紡織品長期以來在全球市場的龍頭地位，藉此將其貿易打入英國所能打開的任何亞洲市場。印度的門是被英國以帝國主義武力強行打開的。這一力量是否也能用在其他市場上，仍在未定之天。

【摘文9】江南為什麼沒有發生工業革命？機械化無從誕生、缺乏工業化的誘因

問題就變成：江南（和中國）為何未能獲致和歐洲一樣的經濟擴張，而無法阻止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經濟出現？目前最具說服力的答案，乃是其無法克服前工業時代典型的成長束縛。十八世紀末期時，江南面臨糧食、燃料、原物料成本暴漲的問題。日益增加的人口、日益擴張的產量，爭食面積大致沒變的土地。糧食需求抑制了原棉產量的增加。從一七五○到一八○○年，長江三角洲的原棉價格大概漲了一倍。燃料（木頭）需求，造成童山濯濯，環境退化。理論上，要擺脫這困境，並不是沒有辦法。照理江南應從更遠處取得必需品，應藉由機械化、擴大市場，進而擴大其供應來源，減少生產成本，應轉而用煤來滿足燃料需求。但事實上，這些改變實現的機會不大。它面臨了來自許多內陸中心城市的競爭，且那些城市的糧食和原物料更便宜，又同樣可利用中國發達的水路運輸網。中國商業經濟的成熟，使新生產者得以用同樣的科技水平，相當輕易地進入市場。在這些情況下，機械化（即使科技條件足以實現機械化）可能從無機會誕生。而中國雖產煤，但煤產地離江南很遠，無法以低成本運到江南。因此，就整個中國來說，走上工業「大道」的誘因和工具都過於薄弱或付之闕如。

歐洲最發達的地區，則沒有這些限制。即使把「商業制度、信貸與資本的供應、有用知識的擴散這些事物，在歐洲是否比在中國得到更有效率的組織（因而較有可能走上科技進步）這個備受爭議的問題撇開不談，日益升高的糧食、燃料、原物料需求，似乎都無疑較容易滿足。歐洲的「資源邊境」一直未遭關閉，新土地可取得（例如在南俄羅斯），而農業改善已提升現有農地的生產力。在燃料需求最強的地方，可藉由可取得之煤的充足供應而滿足那需求。歐洲還額外受惠於殖民貿易，殖民貿易的利潤有部分來自奴隸勞力的貢獻。歐洲擁有意外得來的「無主」土地，特別是在北美洲。這兩者可能有助於（但非決定性的）使歐洲免於走上江南的下場。

整體的結果，就是歐洲的「核心地區」有較多時間利用技術進步所帶來的機會，且有更有利的機會來完成其科技上的大躍進：使用以煤為燃料的蒸汽動力。

【摘文10】日本：厲行鎖國卻自給自足，產生工業革命，江戶曾經是史上第一大城

厲行鎖國的日本，這時已絕大部分自給自足，對外貿易額極小。國內經濟劃分為多個自成一體的「藩」，但擁有百萬人口的江戶（可能是當時世上最大城市），其需求已創造出龐大的內部貿易，特別是糧食上的貿易。十八世紀時，穩定人口（不似中國人口遽增）和「工業革命」（更集約的農業和家庭人力投入紡紗、織造）已使經濟繁榮程度頗有增長。

日本，一如中國，在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初經歷了一段政治統一、經濟成長的不凡時期。幕府將軍之職，由德川家族世襲擔任。天皇宮廷仍存於舊都京都，但徒有名器而無實權。幕府將軍在京都也設有巍峨宮殿，供其定期前往京都時居住。政治穩定的關鍵，繫於德川家族對氏族、氏族所分得的領地和對統治氏族的「大名」所擁有的無上權力。幕府還施行惡名昭彰的「參勤交代」制，以補強其武力統治。在這制度下，「大名」得將妻、子留在幕府的都城江戶當人質，且每隔一年要在江戶居住。在江戶時，「大名」得每個月上幕府朝廷兩次，得在江戶城裡和城周遭執行行政職務。與此同時，世襲的戰士階級，也就是武士，聚集在領地的城下町（圍繞領主的城堡發展起來的城鎮，例如姬路或名古屋）裡，或跟隨「大名」赴江戶「參勤」。武士在不同程度上轉型為食俸祿而有地位的階級，倚賴其所屬氏族發的俸祿為生，愈來愈著迷於儒家所宣揚的君子理想，而儒家的社會秩序觀正有助於支持他們的新地位。

社會承平，人口隨之遽增，從一六○○年的一千兩百萬增加為一七二一年的約三千一百萬，比西歐人口大國法國的人口還多了二分之一。都市化有相當程度，江戶（約一百萬人口）、京都（三十五萬）、大阪（三十六萬），就世界標準來看，都是大城。一七○○年，江戶的面積是倫敦的兩倍。耕種面積從一六○○至一七二○年成長了一倍。紡織品、金屬製品、陶器、出版方面，有一大型先進的手工生產基地。地區經濟的專門化程度升高，促進了內部貿易。大企業家控制以大阪為中心的內部貿易。大阪有「天下的台所」（日本的廚房）之稱，具有龐大的稻米市場、肥沃的腹地，且接近京都，而京都這時仍是文化首府，製造業（特別是絲織品）重鎮。與西歐截然不同的是，現代初期的日本仍是「木頭世界」，這或許是因為日本位處地震帶，木造房子便宜且重建快速。日本的城市，放眼望去淨是低矮的木造建築。但走訪日本的歐洲人，個個都清楚日本是個先進而富裕的文明國家，都很想和日本人貿易。

誠如之前說過的，在約一五四○至約一六四○年（正好是歐洲人來到這地區時）東亞、東南亞貿易的擴大上，日本扮演了積極促進的角色。日本商人和倭寇善用了日本、中國、東南亞三角貿易的新商機，而日本白銀產量的激增，促進了商業發展，使日本能買進更多外國進口貨。根據某些估計，一六○○年時日本的白銀產量占全世界產量的三分之一（乃是歐洲人如此熱中於到日本做買賣的原因之一）。日本的西南諸港成長快速，特別是長崎，出現了中國工匠和商人定居的「中華街」。一六一八年，光是長崎一地就約有兩百名中國人。但江戶幕府對這日益擴大的貿易，卻充滿矛盾。江戶幕府成立未久，其對遙遠氏族領地的掌控，可能因那些領地不受規範的對外接觸而削弱。在江戶幕府眼中，天主教特別是與叛亂、顛覆密不可分，因而對其大力迫害。一六三○、四○年代，前來做買賣的中國人、荷蘭人（唯一獲准入境的歐洲人），只准在長崎和出島（長崎港中的人工島）活動。中國漫長的動亂和一六六一年後各口岸對合法貿易關上大門，進一步扼殺了東亞的對外貿易。但一六八五年後，東亞對外貿易復盛，幕府卻愈來愈憂心日本白銀外流，於是在一六八八年禁止白銀出口。一六九八年，幕府加強對長崎的管制，對商業與訊息的流動監控更為嚴密。

日本走上「鎖國」，一部分是因為擔心白銀外流，使國家財富失血（這種憂心，當時歐洲多國政府也不陌生），一部分是因為不安於與中國的關係。中國是該地區的超級強權，其所主導的東亞「世界體系」，不承認日本的獨立地位。鎖國這消極辦法，解決了中日關係這一難題，且日本可能有意藉由鎖國，使清朝統治者打消侵日的念頭，畢竟四百年前元朝兩次入侵日本，差點就得手。但鎖國並不表示完全阻絕外來文化。中國思想和文化令日本人著迷，且得到德川幕府刻意推動。中國是穩固、安定、帝制國家的偉大典範。中國文學和藝術構成禮教社會的基調：嫺熟中國語和中國繪畫風格，在社會上備受重視。日本人投入大筆心血改造儒家思想，以符合日本環境。因此，與其說長崎是個關上的門，不如說是個狹窄的門口和監聽站，幕府從來到這裡的船隻蒐集情報（船長得撰寫「近況報告」以便轉呈江戶），透過這裡進口書籍。「蘭學」（經荷蘭人傳入日本的歐洲學術、文化、技術的總稱），在武士、教師、學者圈子慢慢傳開。

江戶幕府在政治上走上鎖國，並不表示經濟就此陷入停滯。一場令人讚嘆的雙重革命，推動了一六○○年後日本經濟的成長。首先，隨著「大名」和武士定居於城下町，江戶幕府的政治體制創造了日本前所未有的大型城市經濟。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就是江戶本身。「參勤交代」規定，把數百位「大名」和他們的妻小、大批侍從武士帶到江戶。到了一七○○年，江戶百萬人口中，有一半是侍從武士，他們住在一個個氏族大院中，而這些大院占了江戶城區將近四分之三的面積。「大名」與武士集中於一地，為都市商人、工匠、臨時工的服務業、製造業，帶來龐大的上層消費人口。他們的購買力來自其領地的稅收，而從領地送來的稅收有時是實物，存放在江戶水岸邊的大倉庫，有時則是將收繳的米稅在大阪市場出售後所得的現金——江戶的糧食有很大部分來自大阪市場。這一體制大大促進了國內貿易和銀行業，促成一個為中心市場製造糧食和製造品的大型統合經濟。而城市上層消費者對稅收的需求，反過來又促進鄉村領地的生產力。與「大名」駐留江戶一事同樣促進經濟的，乃是他們在領地與江戶之間的定期往返。「大名」的參勤隊伍有時多達兩千多人，促成客棧出現於沿途，催生出海路、陸路的固定路線網。

其次，這一上層消費模式並未像歐洲一樣倚賴對外貿易。在對外貿易已變得較無利可圖時，日本人能夠實行重商主義自給自足政策，且執行得非常成功。例如，與英格蘭不同，日本自產白銀，不需透過貿易取得貨幣的基礎，而在現代初期歐洲，必須透過貿易取得貨幣的基礎，乃是令經濟學家大為困擾的問題。對於國內的奢侈品、新食物需求，日本人的回應也極富創意。朝鮮陶器長久以來在日本奇貨可居。一五九○年代豐臣秀吉入侵朝鮮之後，將高麗陶工帶到日本，本土的製陶工業隨之確立。日本多樣的氣候環境，使棉花、絲、菸草、糖這些新商品作物，得以在其境內各自找到生根發展之地。絲和棉在京都、大阪製造，糖的生產則達到自給自足；漁業在十七世紀也有長足發展。日本在上述種種方面成功利用格外富饒而多元的自然環境，發展出與歐洲不相上下的富裕商業經濟，卻未承受殖民主義的成本和風險。甚至在一七二○年後經濟成長因資源耗竭、欠缺新土地而中斷，人口停止成長之後，又有更集約農業的「工業革命」適時出現，協助保住前一世紀的經濟成就和德川幕府所打造的政治、社會統一局面。而這一「工業革命」的出現，有一部分乃是官方透過實驗農場和引進中國植物學論著所促成。

【摘文1】帖木兒之後再無全球帝國：還原帖木兒之後的世界歷史

一四○五年帖木兒之死，乃是世界史上一個重大轉捩點。從阿提拉到成吉思汗，一連串「世界征服者」欲建立龐大帝國，將整個歐亞世界歸於一統，而帖木兒正是這一連串「世界征服者」中最後一位出場者。他死後不到五十年，歐亞世界遠西地區的海洋國家，以葡萄牙為先鋒，已開始探索日後成為諸海洋大帝國之神經與動脈的航海路線。本書就在探討接下來的歷史。

　　若不細究，大家會覺得那是我們耳熟能詳的歷史。畢竟，西方透過強大帝國、強盛經濟稱霸全球，乃是我們歷史認知的核心觀念...

【推薦序】

這一本歷史的帳，你不能不知道！◎郭重興（共和國出版集團社長）　

　　讀這本書，讓我想起以往翻開世界史、西洋史，無論是史學名著或歷史課本，多半從希臘羅馬時期開始，以西方世界為中心論述全球歷史的進程，一番敘議長談之後，最後才「聊備一格」地以一個篇章書寫東方或亞洲，彷彿那是個單獨存在的空間，與世界其他地方沒有關聯，從古至今也沒什麼大變化。這樣的書寫模式，透露了一個訊息：傳統西方史觀認為，東方對現代世界的形成沒有積極的貢獻和影響。

　　然而，這樣的觀點，卻無法解釋身為二戰戰敗國的日本，如何能在二十世紀末富裕到彷彿可以買下全世界？也無法解釋十九到二十世紀間的俄國，何以能擊退拿破崙，又阻敗希特勒？而中國、印度甚至南韓這些「不在世界中心」的勢力，今天又怎能驟然之間強勢崛起？

　　這正是《帖木兒之後》企圖解釋的諸多問題之一。事實上，此作包山包海，方方面面無一不談，廣納各家所言卻又自成一家之言，帶我們將這六百年來的全球世界看了個通透，議敘之間淋漓盡致，有種「沛然莫之能禦」的暢快感，令人忍不住讚嘆：這才是「通」史！

　　此作是迄今所有歷史著作中，第一本嘗試用如此全面的角度，探討中世紀至今形成的過程。所謂「全面」，涵蓋了「地理」和「面向」上的全面。

　　在地理上，作者將西元1400到2000年這六百年分為六、七個階段，每一個階段都分別書寫歐洲（遠西）、伊斯蘭世界（中歐亞）和儒家文化的東亞（遠東）三大地區（或曰勢力）的狀態，以及三者之間彼此的交互作用。這樣的書寫模式源自於作者認為，自從1405年帖木兒王朝隨著他去世而崩亡後，歐亞世界的棋局正是由上述三方勢力共同譜寫而成的三足鼎立形態，甚至，從作者提出的種種論據顯示，當時的歐洲無論在政治、軍事和商業組織的成就上，比起另兩方只是旗鼓相當，或者還略遜一籌。此外，包括後來葡萄牙人打開了南洋貿易商路，以及工業革命賦予了歐洲擴張的新權力……等等普遍採用的歷史認知，也受到了駁斥。

　　這不禁使我回想起數十年前我還在美國讀書時，其實已有許多亞洲或中國的歷史研究，都對中國唐宋時期的成就大加讚譽，也對明清的國力富強予以肯定。史景遷即曾說過，如果讓他選擇自己的出生地，那他要活在中國的明朝，因為那是人類文明史上的黃金時代。因為這些朝代在許多方面的發展，都超越了當時世界其他地域。可惜的是，在講求知識分工的現代社會，亞洲歷史的研究論點仍難跨越學界的藩籬，納入世界史的主流觀點中。由此來看，這本《帖木兒之後》所具備的「多視角」價值，便更顯珍貴。

　　至於在面向上，這本書也是少數除了政經軍事等「大事」之外，還將探究重點深入到普羅大眾生活中的史書，例如稻米、棉花、糖、茶等民生物資、賦稅制度、礦產、交通運輸，乃至教育、人口、信仰等等，凡是對當時社會或帝國發展具有深刻影響的因素，均加以檢視，且時刻不忘追索三大地區複雜且不斷變動的交互影響。這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兩個例子，莫過於英國在印度棉布大量進口的壓力下，催生了工業革命，因而成功防禦了亞洲製造品的競爭優勢，最後甚至將取自印度的棉花製成棉紗及棉布，回銷至印度；另一方面，又轉身探討當時的中國江南也是棉布製作大區，無論就富裕程度、紡織品的生產程度和生產力都和西北歐洲一樣高，糖、茶之類商品的消費可能更高，在中國的角色相當於歐洲的商業心臟地帶。而中國在技術的發明創新能力上，在這之前往往優先於歐洲，在各項條件相仿之下，何以工業革命未能發生在中國江南？

　　這番做學問的功夫既要打破時空距離，還得講究扎實嚴密，光是史料的蒐羅研讀，就已是大大不易，作者居然還廣納各方學者門派，從史學界名家：法國年鑑學派翹楚布勞岱爾，乃至於寫《國富論》的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德國社會學大師馬克思‧韋伯，到文化評論家薩依德……等等，將各家論點加以詳述，再一一檢視討論，令我們在閱讀這部帝國史的同時，也順帶讀了一遍史學史，或曰史學思想史。當然，作為中文讀者，黃仁宇的大歷史觀也不時浮現腦際，多了層相互比較兩位學者史觀異同的樂趣。

　　然而最難能可貴的是，作者藉由分析、探討「歐亞革命」的成因、影響，讓我們了解偏處歐亞大陸一隅的歐西，何以能與其他的舊世界走上各自分流的道路，甚至宰制了全球政治、經濟與文化論述。但或許更令讀者掩卷三嘆的是，才不過兩個世紀不到，歐亞大陸的東西兩端卻又形成了新的均勢，東西兩方又逐漸合流，「全球化」於焉誕生。

　　於是，我們因此得以看到現今世界的全貌：自帖木兒死後，至今再也沒有勢力或成就大到足以稱霸世界的「中央」帝國，如今世界的權力版圖，更回到了帖木兒王朝剛結束時的均勢形態。這同時印證了書中所言，中世紀以來歐洲勢力透過帝國手段所進行的殖民、瓜分，都只是「表面」的統治和入侵，並未能深刻撼動歐亞世界許多國家及其強韌文化。同樣地，未來這個世界所走向的「全球化」，也只會是各地之間相連關係的深化，而非僅是趨同於某一種文化的簡化結果。

　　站在廿一世紀往回望，《帖木兒之後》絕對是日後史學家難以超越的經典大作。而身為中華帝國遺緒一員的我們，讀史之餘，不僅胸中塊壘將一吐為快，也對這方島嶼的過往、現下及未來，有更清明的思慮及更飽滿的自持。

【導讀】帝國史的大師級著作◎南方朔（作家）

二○○八年美國的次貸風暴和金融危機，就大歷史的角度而言，這乃是帝國內爆的徵候，它等於代表了「大美帝國統制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的走向式微。於是，有關大美帝國的研究，特別是帝國史的研究，突然之間又再次成為學術界的新主流。

當代帝國史主要學者、牛津及哈佛教授尼爾．佛格森（Niall Ferguson）最近指出，紐約的歷史協會大廳懸掛了十九世紀主要風景畫家柯爾（Thomas Cole）所畫的五幅「帝國之歷程」。第一幅，「自然國度」，畫的是片蓁莽大地，只有少數採拾狩獵的人們；第二幅「牧歌國家」，畫的是田疇茂密，民生樂利的田園景象，遠處還露出希臘式的神廟，顯示社會的富裕及

走向壯盛。至於第三幅，「帝國的極致」則畫的是個港市，全都是石質巨大的建築物，舟楫如雲，真是帝國的繁榮氣象；第四幅「毀滅」，畫的背景依舊是帝國鼎盛的建築物，但卻混亂脫序，藤蔓已從地下往上攀升；第五幅是「荒蕪」，畫的是繁華後的荒涼，石柱依然，但已是一片荒煙蔓草，一個帝國已告結束。佛格森表示，近代史學界一度相信循環歷史觀，那就是把帝國的歷程比喻為一個生命體，由誕生、壯年，最後難免走向衰老死亡。但近代對系統學的研究，卻發現一個複雜系統的瓦解，經常會快速發生，牛津帝國史學家海瑟（Peter Heather）及韋特柏金斯（Bryan Ward-Perkins）即指出，古代的帝國如西羅馬帝國、中國的大明王朝、法國的波旁王朝、舊俄的羅曼諾夫王朝，以及鄂圖曼帝國等帝國的瓦解，都不脫在極短時間裡即快速巨變的格局。

而今天的大美帝國從立國之初，即以帝國建造為它的認知方向。在立國時，「大陸議會」的制憲代表拉姆塞（David Ramar）即已明言，美國「將會使馬其頓帝國、羅馬帝國、大英帝國等皆相形見絀」，華盛頓也明言美國的誕生乃是個「雛型帝國的興起」，傑佛遜總統任內奪權到密西西比州和密蘇里州的廣大土地，他即明言美國乃是個「自由帝國」。在過去兩百年裡，大美帝國以武力維持住了它的帝國規模，但到了今天，它肆無忌憚的窮兵黷武，將全球視為它的殖民地，美國已使得全球武裝的反殖民運動被帶到新的高點，而它自己龐大的軍費及消費支出，也使得它的國家債務由二○○八年的五點八兆美元即將增至二○一九年的十四點四兆美元，但美國仍遵循它的帝國邏輯，企圖將它的債務壓力以通膨輸出的方式轉嫁給全球分擔，這只會使債務危機後快速的誘發政治危機和帝國瓦解的危機。因此佛格森教授指出，帝國的歷程很可能不是緩慢的循環，而會是快速的巨變。

正因近代最後一個帝國大美帝國已出現崩解的危機，並正展開帝國大反撲，當一個舊歷史正在成為過去，自然而然的，學術界的帝國史著作在最近也突然大量湧現，據個人有限的資訊，這方面的著作除了佛格森的大英帝國研究著作外，尚有哈佛學者邁爾（Charles S. Maier）的《帝國之比較：美國的興起及它的前行者》，牛津教授約翰達爾文（John Darwin）所著的《帖木兒之後：一四○五~二○○○年全球帝國史》，另外還有學者波本克（Jane Burbank）及庫柏（Frederick Cooper）所著的《世界史裡的帝國：權力及差異政治學》，以及派森斯（Timothy Parsons）所著的《帝國規則：帝國建造人及維持者，及他們為何衰敗》；以及殷墨門（Richard H. Immerman）所著的《自由帝國：由富蘭克林到伍爾夫維茲的美國帝國主義史》等。帝國史的重要著作相繼出現，基本上是反映出了大美帝國走向沒落後的衍生趨勢，因而許多討論到大美帝國的興起與衰落的著作，多少都顯露出某種程度的惘然之感。

西方所謂的帝國和帝國主義，它的語源皆出自拉丁語的「絕對帝權」（Imperium）。它指的是羅馬時代的參議院對它的臣民即征服地區擁有行使統治之權，而後到了奧古斯都大帝時推動「絕對王權」（Principate），整個帝國主義的說法遂告確定，並一直延續至今。帝國指的是某些國家可以依靠其國家暴力將統治意志延伸到國界之外。但古代的農業或游牧帝國，雖有土地及貿易路線的爭奪，這種帝國並不涉及意識形態的支配和話語權的壟斷，直到歐洲帝國的出現，由傳教士及人類學家先行，合理化了西方殖民主義的優越性，這就是以「科學的東方主義」為基礎的東方主義論述。歐洲帝國的興起，它所宰制的不只是土地和資源，更企圖宰制各地區人民的記憶與意識，使得所有其他地區的人民都成了沒有歷史的野蠻人。這種新帝國建構出了一種新的單向道的歷史觀，其他文明都是漫漫長夜裡的次等族群。這種單向道的帝國宰制模式，也使得近代帝國呈現出獨特的景觀，支配與反支配間的鬥爭因而更加複雜。

在目前這個時代，區域自主意識更增，但全球相互依賴也更甚，它會像許多人期望的是帝國時代的終結，或是像一九三○年代那樣，經濟的蕭條反而造成帝國間的對立擴大，而走向帝國之間爆發戰爭之路，或者是像邁爾教授最近指出的，帝國以一種連結但臣屬的方式去重建世界秩序？但目前這個大美帝國走向沒落的時刻，其實也是世界充滿了風險的時刻，未來難免有漫長的動盪過程要經歷。

目前正值大美帝國走向衰退沒落的時刻，人類的大歷史因而面臨了可能的巨變，由於時代的變化，帝國史的研究遂風雲際會成了新的顯學，而在眾多帝國史的研究著作裡，約翰．達爾文的這本《帖木兒之後：一四○五~二○○○年全球帝國史》無疑的是本相當有經典性的重量級著作。哈佛教授邁爾最近在評論相關帝國史的著作時，即推崇該書為「大師級著作」。

首先必須指出的，乃是此書以帖木兒（Timur, Tamerlane, 1336-1405）為名，有著作者獨特的寓意。遠至中國古代的漢王朝開始，世界的重心在歐亞大陸，在那個時代歐亞大陸有陸上絲路及海上絲路可通，中國使節可以平安抵達地中海東岸。絲路的暢通，縱使到了唐王朝，玄奘法師尚可獨自一人出中土，經過今日的阿富汗，而後越過興都庫什山而抵達今日的印度，絲路的暢通到了成吉思汗時達於頂峰。蒙古帝國是個橫跨歐亞大陸的大帝國，蒙古帝國統一了歐亞大陸，使得義大利商人馬可波羅及他的父親和叔叔，得以越過地中海抵達君士坦丁堡，再循陸路經過今天的伊朗、亞美利亞、阿富汗，而後越過帕米爾高原，到達蒙古帝國的中心上都和大都，即今天的北京。蒙古這種橫跨歐亞，即所謂全球帝國的局面，後來唯一的繼承者即帖木兒，他是出生於撒馬爾罕和興都庫什山一塊沙漠中的綠洲之突厥人，在十四世紀六十年代，他領導一個游牧部落聯盟而竄起，他精於用兵，征服了從蒙古到地中海的每個國家，企圖重建成吉思汗的帝國霸業，不幸的是，一四○五年下半年他率領大軍企圖長征中國時卒於途中。他的死已意謂著古代全球帝國時代的結束。後來的帝國史基本上可以說都是從帖木兒失敗之處開始，直到大美帝國以跨大西洋和太平洋這種跨洋全球帝國的出現為止。本書最後指出，帖木兒的失敗意謂著歐亞世界不願接受單一制度、單一統治者或單一套規範，帖木兒的失敗乃是歷史的陰影，也是全球帝國的陰影。本書以帖木兒為名，他所寓意的其實也就是大美帝國這種新的全球帝國的困境。

其次，本書乃是廿一世紀的著作，近代自從歐美等海洋帝國興起後，即出現了由傳教士、人類學家及其他思想人物聯合創作的東方主義論述，它將工業革命及啟蒙運動以來的變化認為是現代性的起源，這是一種獨特的線性史觀，意圖用這種史觀壟斷一切歷史解釋，包括孟德斯鳩、亞當斯密，以迄韋伯為止，都是這種新的優勝劣敗史觀的參與者，經濟史上所謂的「大分流」也是這種史觀的衍生物，這種史觀以前就有荷蘭殖民史學者范洛伊爾（J. C. Van Leur, 1908-1942）提出過質疑，近代更有巴勒斯坦思想家薩伊德（Edward Said）的東方主義展開全面且深度的批判，這也就是所謂的後殖民思想的展開。後殖民思想的深層內涵乃是把歐美那種自我中心的價值觀全面解構，使它無法再壟斷歷史的話語權和定義現代性的權力，這等於是把歐美「去中心化」和「地方化」，只有透過這種洗禮，其他地區始有可能去解釋自己的現代性。

這本書正因為建立在這種基礎上，它在敘述帖木兒以後的帝國史時，遂能「將事實如它本來的樣子呈現出來」，而沒有以往歷史敘述的那些意識形態偏見繼續作祟，在這個意義上，本書可以說是一部「後殖民時代的帝國史」，它在敘述全球化現象時，遂能擺脫「大分流」的說法，而以「大合流」取代。

本書由於擺脫了過去的歐美中心主義色彩，它在敘述過去和現在時，對鄂圖曼帝國、俄國及中國等，遂有了更多理解，而沒有意識形態性質的不當針砭，尤其是當它敘述到蘇聯解體後，大美帝國肆無忌憚地展現出強勢帝國的作風，更是語多警告，認為這只會讓大美帝國自陷危機之中。至於對帝國的未來，作者則深信，單一帝國強權的時代已成了過去，在這個地緣政治、經濟和文化相互勾連，但世界文明又相對極不穩定的時代，各個大國都將面臨極大的挑戰。世界的帝國乃是世界史的一部分，它是人類正在寫的書頁，看來帝國間的縱橫捭闔，還有很艱難的路要走！

【推薦序】

這一本歷史的帳，你不能不知道！◎郭重興（共和國出版集團社長）　

　　讀這本書，讓我想起以往翻開世界史、西洋史，無論是史學名著或歷史課本，多半從希臘羅馬時期開始，以西方世界為中心論述全球歷史的進程，一番敘議長談之後，最後才「聊備一格」地以一個篇章書寫東方或亞洲，彷彿那是個單獨存在的空間，與世界其他地方沒有關聯，從古至今也沒什麼大變化。這樣的書寫模式，透露了一個訊息：傳統西方史觀認為，東方對現代世界的形成沒有積極的貢獻和影響。

　　然而，這樣的觀點，卻無法解釋身為二戰戰敗國的日本，如何能...

【推薦序】這一本歷史的帳，你不能不知道！◎郭重興（共和國出版集團社長）
【導 讀】帝國史的大師級著作◎南方朔（作家）
【前言】


第一章 帖木兒之後（十五世紀）
──帝國不是原罪，而是世界史上的常態
簡述帖木兒駕崩之後，世界局勢為歐洲、中亞、遠東之間達成某種平衡，歐洲所代表的現代性只是其一，亦非主流。從帖木兒時代到今日這段期間的歷史，其實遠比那則傳說所顯示的更為混亂，更受偶然事件的影響，更富爭議性。其實，現代世界史並非呈線性發展、從「歐亞世界」的角度看歐洲的版圖擴張、重新定義「歐洲」、帝國也不是一種原罪，而是世界史上的一個階段。
今日的全球化世界，為何會有一個國家獲致如此超強地位？中國、印度的經濟復興為何如此晚近才出現？西方諸國（這時包括日本）為何在科技和生活水準上如此長期領先他國，直到晚近才有所改觀？為何（科學、醫學、文學、藝術上）西化文化的產品大體上仍舊最令人趨之若鶩？為何各國的政治體制和其法律、規範，反映了歐洲治國術的理念和實際作為，為何領土劃分按照歐洲模式？二十世紀末期的全球化世界，並非全球自由市場下可預測的結果；我們也無法根據五百年前世界的狀態，推斷出如今的景況。那是漫長、混亂而往往充滿暴力的歷史產物，那是運氣突然逆轉和意想不到之失敗的產物。它的根源遠溯至大家普遍深信的「發現時代」，甚至遠溯至帖木兒死時。
第二章 誰發現，發現誰？（十六世紀）
──地理大發現的新世界奪走了聚光燈，東方舊世界的繁盛竟少有人「發現」
「大發現」並不必然促成歐洲崛起為全球霸主。我們不該誇大歐洲人所動用來從事遠航、征服的資源，也不應誤解讓他們得以在亞洲、美洲建立據點的手段，尤其不應把航海家、征服者的冒險活動，解讀為有心建立世界帝國的行動。歐洲勢力在漫長十六世紀期間的「爆發」，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東方當地情勢的配合，有賴接觸與征服方面的專門次文化逐漸發展成形。那可不是像某些史家所主張的無所逃的經濟命運，也不是科技優勢必然帶來的結果。
達伽瑪在印度洋上意氣風發的同時，伊朗在薩法維王朝下復歸一統、伊斯蘭在東南亞快速擴張，俄羅斯帝國、中國明朝和日本江戶時代在文化、經濟、人口成長均不遜色於歐洲。要真正了解大發現的意義，就得放在歐亞擴張主義這個歷史背景上審視：要把「舊世界」叫進來，以平衡「新世界」。

第三章 現代初期的東西均勢（十七世紀到十八世紀中葉）
──歐洲稱霸之路受阻於伊斯蘭，難與明朝、德川幕府匹敵
現代初期歐洲的「稱霸之路」在許多方面是個錯覺，是後見之明所加諸的不實論斷。即使在歐洲人掠奪「新世界」、入侵印度洋之時，他們仍認為自己是左支右絀在對抗氣勢昂揚的伊斯蘭。在政治、軍事、商業組織上，他們的成就比起鄂圖曼王朝、薩法維王朝、明朝或德川幕府的成就，只是旗鼓相當，或者更遜一籌。歐洲式經濟要能順利殖民歐亞其他地方及全世界，得先經歷科技、政治、地緣戰略上的一場革命。

第四章 歐亞革命，東西大分流（一七五○年代到一八三○年代）
──工業革命並非歐洲擴張的唯一解釋，富裕自足反使東方缺乏變革誘因
一七五○年代到一八三○年代，諸文化和諸大陸的漫長均勢遭歐亞革命打破。在這段期間，歐洲諸國首度取得凌駕歐亞其他地方的支配地位。史學家回顧這一改變時，通常把目光焦點放在讓歐洲人獲益的巨大經濟改變。歐洲的新權力，來自科技與經濟組織上的「工業革命」，似乎毋庸置疑。事實上，那並非歐洲擴張的唯一解釋，或者說那並不足以說明歐洲何以能擴張。歐亞革命其實是三場革命，分別發生在地緣政治上、文化上與經濟上。然而，歐亞革命並未帶來歐洲全面稱雄的時代，卻為歐洲掌控地球其他地方的帝國體制開闢了坦途，開創了新歐洲（對美洲、澳、紐的殖民）。
英國的工業革命並非一蹴可幾，而是在煤炭與殖民地等因緣條件下的巧合，是長期的改變過程，甚至是對亞洲製造品的抵禦！最後英國成功將棉紗回銷至印度，使印度從輸出國變成輸入國。中國幅員廣闊、未有內需壓力、缺乏工業化的誘因，也說明了同時期的中國江南為何未發生工業革命。鄂圖曼帝國與伊朗成長有限，印度亦缺少整合型經濟的條件……歐亞革命將歐洲帶向世界的中心，整合了所有條件，藉此一躍至世界舞台中心，牢牢扎下日後霸業的基礎。

第五章 與時間賽跑（一八三○年代到一八八○年代）
──西歐邁向世界經濟，亞非爭取時間自強
歐洲自由主義盛行、改革聲浪不斷，一八三○年之後歐洲的邊界慢慢往外擴張，挾著美國提供的豐富物資橫行全球，印度首先淪陷、中國緊接在後，南京條約使中國門戶洞開，日本也岌岌可危，無法再繼續鎖國。
歐洲消費者對大西洋商品和亞洲奢侈品的需求，刺激出他們的機會主義作風，慢慢向外擴張。歐洲宗教界、知識界愈來愈深信，自己的信念及理念不受民族、文化或宗教的畛域限制，放諸四海皆準，從而為這些征服行動提供了合理化藉口。科技創新使某些歐洲人的生產力超過亞洲人，不再倚賴從亞洲進口的奢侈品，特別是紡織品和瓷器。到了一八三○年代，歐洲人已開始秣馬厲兵，準備在領土上、商業上、文化上，將六十年前他們都還無法染指的地區，納入其支配。
情勢的發展卻使亞非諸國陷入與時間的賽跑之中，要趕著在歐洲憑其武力與財富攻破他們的防線前「自強」。歐洲諸社會未重啟內鬥，反倒偃旗息武，在有所提防、有所限制、有所爭議的自由主義這個意識形態大旗下，戰戰兢兢地嘗試政治、經濟的合作。「大歐洲」出現，把俄羅斯與美國納進一個廣大區域中，而歐洲人面對頑強抵抗的大自然、心懷敵意的原住民或「亞洲」競爭者，升起共同的「歐洲身分」意識，從而緩和了那廣大區域裡的政治及文化差異。那是個至關緊要但未曾在意料之中的發展，歐洲整體實力隨之大增，物質力量大幅增強，並且把身分改換為「西方」。

第六章 全球殖民主義（一八八○年代到一九一四年）
──大歐洲獨霸全球，確立了自由貿易的模式，也助長了優越錯覺的確信
一八八○年之後，歐洲殖民全球的局勢大勢抵定，從非洲遭歐洲列強瓜分之史實，可以看出俄、英、德、法等國相互較勁意味濃厚，競相追逐世界第一強國的寶座。這擴張使歐洲人更前所未有地確信，推動全世界的物質進步、提供全世界宗教真理和哲學真理，乃是歐洲的文化使命，且這確信又回過頭來助長其擴張。
「大歐洲」的擴張，擴及歐洲人們先前覺得太偏遠或太難馴服的亞－非地區，似乎正說明了歐洲的科學、科技如何的獨霸全球。歐洲人與其他民族之間的「知識差距」，在十九世紀結束時看來更為擴大。在西方以外的世界尚未運用煤和蒸汽時，歐洲部分地區已開始進入電與化學物的第二場工業革命。結果就是世界史上頭一遭把有形力量、經濟力量、文化力量的全球性階層體制，強加在全世界。一九○○年的世界，正是帝國主義擅場的世界，也確立了全球經濟的自由貿易模式。

第七章 步向世界危機（一九一四年代到一九四二年）
──利益帶來帝國間的鷸蚌相爭，美國崛起，東亞則前途未卜
一九一四年前就有警訊顯示，全球帝國主義體制無法保障世界和平與繁榮。籠罩在西方勢力下的東亞，再怎麼看都是前途未卜。歐洲列強已為北非、中東領土和勢力範圍的瓜分問題，吵得臉紅脖子粗。美國經濟的龐大規模，引發棘手問題：在以倫敦為中心而由歐洲殖民列強瓜分掉的全球經濟裡，可以容許美國分多大的一杯羹？急速成長的國際貿易和投資，這時成長似乎開始變慢。
英、俄、德、法、美、日六大國嘗試在各自從事帝國主義擴張時，彼此大體上保持合作關係，但第一次世界大戰粗暴地終結了這場實驗，為爭奪利益大打出手；大戰讓歐亞的「舊制度」因而瓦解，把歐洲、亞洲的數個帝國送進墳墓。世界秩序岌岌可危，大規模衝突一觸即發。兩次大戰的三十年間世界秩序失序，不僅歐洲各國大亂，亞洲的俄國和日本也成為死敵。

第八章 帝國碰壁（二十世紀後半）
──歐亞舊帝國消亡，美俄新帝國兩極化對立
對於飽受二次大戰折磨的人而言，這場戰爭無異世界末日。諸戰勝國將會把許多舊目標和舊假定帶到戰後的和平世界，但事實上，他們在和平藍圖幾無共識。一九四九年後，這一有毒的氛圍變得更為嗆人，因為兩大超強這時都有了大規模毀滅工具，核子武器。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舊帝國遭打破，新帝國組成。美蘇二大帝國對立，拉開冷戰序幕。

第九章 帖木兒的陰影（二十一世紀至今）
──中國、印度重回世界舞台，全球化世界回到帖木兒時代的多元、均勢形態
或許整個世界歷史可以稱為一部帝國的歷史，所謂的帝國是影響與統治的體制，而在此體制之下，種族、文化或是生態的界線均可重疊或忽略。一九一四年之前的中國在其數千年歷史中均展現出驚人的統一狀態，而當代的世界裡，卻尚未出現全球化的大一統帝國。
我們很有可能正處於一大轉變的邊緣，且那轉變的影響比起十八世紀末期的歐亞革命，絕無不及。歐亞世界的歷史告訴我們，當「舊世界」將文化傳播到另一端時，並未使兩端的人對現代性或何謂「現代」有一致的看法。過去的貿易與征服、離散與遷徙的模式，已把遙遠地區拉在一塊，影響了那些地區的文化和政治，卻不是使世界同質化，而是使世界保持多元。相對的，全球經濟的磁力，目前為止都太不穩定，且各地感受到磁力的不均，因而無法促成自由貿易論者常期盼的合作行為和文化融合。今日所稱的全球化，挑明來說，可以看作是當今四大經濟「帝國」（美、歐、日、中）晚近所達成的一組協議所促成。
如果說從對過去的漫長檢視中，應可以得出一個一貫不變的現象，那就是歐亞世界不願接受單一制度、單一統治者或單單一套規範。由此來看，我們仍活在帖木兒的陰影裡，或者更貼切地說，仍活在他失敗的陰影裡。

【推薦序】這一本歷史的帳，你不能不知道！◎郭重興（共和國出版集團社長）
【導 讀】帝國史的大師級著作◎南方朔（作家）
【前言】


第一章 帖木兒之後（十五世紀）
──帝國不是原罪，而是世界史上的常態
簡述帖木兒駕崩之後，世界局勢為歐洲、中亞、遠東之間達成某種平衡，歐洲所代表的現代性只是其一，亦非主流。從帖木兒時代到今日這段期間的歷史，其實遠比那則傳說所顯示的更為混亂，更受偶然事件的影響，更富爭議性。其實，現代世界史並非呈線性發展、從「歐亞世界」的角度看歐洲的版圖擴張、重新定義「歐洲」、帝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