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3維也納攻防戰：哈布斯堡王朝與土耳其人的對決

地圖
重要人物表
重要事件年表
 
誌謝
序
導論：東方的恐怖
 
第一部
第一章　戰鬥號令
第二章　土耳其人與韃靼人
第三章　瘟疫
第四章　踏上征途
 
第二部
第五章　敵人
第六章　「起來，起來，各位基督徒」
第七章　地獄
第八章　「一道黑瀝青洪流」
第九章　聖戰？
第十章　強攻布達
 
第三部
第十一章　英雄輩出的時代
第十二章　迷思取代歷史
 
尾聲
注釋
參考文獻
譯名對照

序
　　
　　我首次踏足維也納，乃是一九六三年八月下旬，從貝爾格勒搭火車去。出火車站不遠，我找到一間昏暗骯髒的「旅館」。我這輩子沒住過那麼糟糕的旅館，可怕程度連塞維爾的工人平價旅社都比不上，房間裡臭蟲、蟑螂橫行。但我只住得起那間旅館。其他垂頭喪氣的房客，帶著以粗繩捆紮的卡紙板手提箱，來來去去，但都住不久。我則住了很久，因為我在隔壁街認識了一個好心的當地人，可以去他那裡喝湯吃麵包打發三餐，有時，大概每隔幾天，我還會犒賞自己一杯澀味白酒。
　　
　　一六八三年，整整兩百八十個夏天前，前來圍攻維也納的奧圖曼大軍，就在那個地點紮營。那是歷史上土耳其人第二次圍攻維也納。一五二九年秋，第一次圍攻時，他們就來過那裡。當然，一九六三年時，已沒有蛛絲馬跡或回憶可追溯那兩場惡戰，而我也幾乎未聽人談起它們。能見到的，就只是更晚近一場攻擊留下的痕跡。一九四五年，蘇聯第三烏克蘭戰線部隊與納粹武裝黨衛軍打了十二天的巷戰，最後於四月十三日拿下維也納。十八年後，我仍可在一長條公寓大樓的正立面高處，見到當時留下的累累彈痕。
　　
　　在那幾個月前，我在馬德里人文學院後面停車場牆上，見到一樣的痕跡；在我們上課的那些房子裡，共和派曾拼死奮戰，逐樓撤退，最終擊退佛朗哥將軍非洲兵團的進擊。那是一九三六年初冬的事。在維也納見到那些彈痕，立即叫我一陣戰慄：我知道它們的來歷。雖然距當時那麼遙遠，此刻沉浸在生機勃勃的維也納飲食、藝術、音樂、文化中，當下的感覺也與一般人無異，但我還有種不安，對戰爭、暴力、生死搏鬥的不安。
　　
　　我祖母曾是奧匈帝國子民，對一九○八年之前的事，懷有浪漫回憶。十八歲時的我，滿懷祖母所灌輸給我的那些回憶，覺得維也納既迷人且叫人有點失望。但那些彈痕累累的牆——在有些地方那就像張醜陋的大麻臉——卻在我腦海徘徊不去。第二次來時，我至少對一六八三年土耳其人圍攻市中心的事有所了解。約翰．史托耶的《維也納攻防戰》是我的旅遊指南，當時才出版（一九六四）不久。我每天沿著同一條路線，在市中心穿街過巷，試圖將一六八三年所發生的事與矗立在該區的建築串連在一塊。城裡大部分地方，街道布局和一六八三年時大同小異，但這時（還未列為「世界遺產」之時），已沒有標記或牌匾可訴說數百年前所發生的事。
　　
　　我很快設立了自己的地標：一家販賣美味新鮮香腸、外加一碟泡菜、一份油亮亮馬鈴薯沙拉的肉品店；一間供應平價好葡萄酒（九、十月時最佳）的破舊酒吧。後來，我搭電車到城外格林欽的葡萄酒村，或搭火車到克洛斯特新堡大隱修院附近的酒館，找到遠遠更好喝的葡萄酒。但接下來幾十年，我那些常去的老地方漸漸消失，雖然不像其他歐洲城市裡消失得那麼快。一九八○年代地鐵的建造，標誌著一九一四年前舊世界的終結；那是自一個世紀前拆除舊城牆、建造環城大道之後，維也納最浩大的營建工程。
　　
　　或許表面上看來是如此。事實上，那反倒促成舊世界的重見天日。原據認已拆掉的舊城牆和稜堡，其實仍存在於這座十九、二十世紀新城表面底下，至少仍存在痕跡和基礎。完成這本書之前幾個月，我告訴一友人，在國家劇院附近見到有人在挖掘。工人挖地基，以便建造新辦公大樓，結果挖出像是舊拱頂的東西。牆與瓦礫的顏色古怪，很淡，我不確定是磚造還是石造。他說他知道我看到的是什麼：維也納城牆。一八五○年代起，環城大道工人將城牆一塊一塊拆下，拆到地面下一點點時就停手，以便為這道路工程留下堅實的路基。因此，維也納城牆，或至少該城牆的殘餘，仍在原處，一如俄羅斯人進攻該城所留下的痕跡，在一九六三年時仍在原處一樣，如果你知道去哪裡找的話。
　　
　　知道歷史事件在哪裡發生，很重要。四處走覽是不錯的點子，但地理景觀往往已不復原貌。不過，在這段歷史於筆下漸漸成形且筋肉日趨壯大時，我另外去了一些戰場和其他可憑弔歷史的遺址。事實上，那些地方多是歷史湮沒不明之地。在那裡，沒有人知道遭遺忘已久的戰役曾在哪裡開打，甚至沒有人講得出那地名。有時我運氣較好。在現今奧地利、匈牙利交界上，大約在莫格斯多夫村附近，聖哥達之役的遺址上頭，有座小丘俯瞰戰場。當地一位熱心人士和村民，在小丘上蓋了座小型紀念館。那場戰役是莫格斯多夫村最重大的歷史事件。但那紀念館所記錄的，只是漫長複雜歷史裡的一刻，從歷史割離開來，而看不出來龍去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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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這不是段容易理解的歷史。由於某種和恐懼（我主要的研究課題）一樣短暫且難以捉摸的東西作祟，我不清楚什麼東西會是重要或有用。後來，因為研究奧圖曼匈牙利史卓然有成的史學家帕爾．佛多爾指點，我才了解為何會有這樣的事。有天，在布達佩斯，走出科學院時，他告訴我，對於在奧圖曼匈牙利境內發生的許多可怕之事，我們知之甚詳。我們可能知道某種暴行在哪裡發生；甚至可能知道誰受害或知道他們的遭遇。但這些可怕之事，都未能創造出適用於所有類似情況的一般概念，一貫說法。每件事都是獨一無二，除非我們能切實提出那事的普遍之處。歷史一團亂，通常叫我們吃驚。
　　
　　我在無意間走進一塊遼闊而只有局部耕耘的領域。關於十五、十六世紀，已有大量優秀作品問世，關於十七世紀，少得多，關於十八世紀，則幾乎沒有。因此，我把焦點放在這段較晚的時期，以一六八三年維也納城攻防戰為核心，直到哈布斯堡和奧圖曼土耳其這兩大帝國衝突的最後時期為止。為使本書不致龐雜失控，我不得不略而不提這場對抗奧圖曼帝國的戰爭中其他的參與者，不得不捨棄有關維也納之角色與在伯羅奔尼撒半島、島嶼、地中海所發生之戰役的資料。有關克里米亞半島和俄羅斯往東擴張、最終將勢力伸入中亞諸汗國的資料，也有很大部分不得不割棄。我不得不百般不捨地擱置我對中國的冗長補論。
　　
　　就奧圖曼、哈布斯堡後期的軍事對抗來說，最晚近的原始資料，仍是那些寫於十九世紀的資料。這場聖戰曾占據歷史舞台的中心位置許久，但老實說，到了聖戰晚期，該聖戰已跌出歷史重心的舞台。第一次到維也納之後的幾年裡，研究之路未把我引向十七世紀的軍事史，而是十九、二十世紀的軍事史。檔案室裡的爬梳，重點放在奧地利於國際武器買賣裡的角色，我在小鎮施泰爾，埋首於當時的航海日誌和存貨清單，度過快樂的幾個星期。我從那裡去了維也納戰爭檔案館的密室數次。但一直以來，在許多史料裡，都潛藏著某種未明言的恐懼：恐懼競爭者或對手會取代奧匈君主國；恐懼未做好準備，恐懼科技落後，技不如人。最後，當我轉而探討其他哈布斯堡的主題時，仍察覺到這股幾乎未曾消失的隱隱焦慮。那焦慮從何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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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書籍需要在正文開始前預為解說。首先，我得益於一些學者的研究，也就是說，我的想法承襲自某些學者。我想寫這本書想了很久，但若沒有羅德斯．默菲的《奧圖曼戰爭，一五○○至一七○○》在一九九九年出版，卡洛琳．芬克爾《奧斯曼的夢想：奧圖曼帝國一三○○至一九二三年史話》在二○○五年出版，這本書不可能寫成。當代出版品對於「土耳其人」那種根深蒂固的負面看法，我從來不信。我可以說明這些負面觀點如何透過書籍、小冊子、繪畫、版畫、甚至茶杯和瓷磚，在西方世界一個接一個滋生，但我提不出另一種看法。默菲和芬克爾摒除了某些刻板觀點，但更重要的，他們也縮小了雙方在戰場作為上實際的差距。西方作家認為「土耳其人」的行徑超乎人類正常範疇——殘酷、好色、受盲目信仰不斷的驅策，因此，在他們筆下，土耳其人無異於人格變態的民族，奧圖曼帝國幾乎不可能有別的行徑，例如人道行徑。但這一形象根本與實情不符，從法醫學角度得到的證據，均一再顯示那些刻板看法不實，令人不安。
　　
　　另一位對我思想有所啟蒙者，乃是奧地利社會人類學家安德烈．金格里奇。大部分資料，還有我對歷史事件的較深入研究，都不適用於任何思想架構。金格里奇將對西歐以東地區所發展出來的觀念——從該地區的民族和文化發展出來的觀念，稱作「邊境東方主義」（frontierOrientalism）。我嘗試以這概念去解讀我的資料——那些資料前後涵蓋的時期，比金格里奇原本所描述的時間更長得多。結果管用。這概念給了我一個基本模板，讓我可將一個個證據像拼圖一樣拼出完整面貌。我想未來史學家會發現「邊境東方主義」是個無限好用的觀念。
　　
　　本書並非根據原始手稿寫成（只有一兩處例子用到原始手稿），而是根據十六到十八世紀出版的資料寫成，當時人對那些事件的了解，想必大部分得自那些資料。那些是我已研究了二十幾年、至今仍在研究的資料。如今，我仍在發掘遭湮沒的歷史，且也正在改變對已研究過之資料的看法。偶爾，我們無法得知人如何形成其看法，但我們可以了解資料如何呈現在他們眼前。自十五世紀迄今，情況改變不大。一如你手上這本書，有人決定將其出版，希望從中獲利。有些書、小冊子的印刷出版，出於別的動機，但我所用過的資料，大部分清楚屬於營利性質。它們是待賣的產品，而印刷業者（當時的出版商）努力使它們盡可能為潛在顧客所買走。促銷的關鍵手法之一，乃是替它們配上雕版畫、木刻版畫插圖。在識字率較低的年代，這特別管用。
　　
　　欲了解某書是否大賣，方法之一是查明印了幾版，在市場上賣了多久。同樣的，如果某書出版了別種語言版本，那書想必又得到了新一批不同族群的讀者。我們慢慢查探這些網絡。有些書籍催生出為整個歐陸人民所信持的看法。英國人保羅．萊科特的著作，出版了好多版且譯成法文（兩次）、荷蘭文、德文、義大利文、波蘭文、俄文；維也納被圍期間一直住在城裡的律師約翰．彼得．馮．費爾克倫，寫了一本小書，一六八四年在布魯賽爾出了法語、拉丁語兩種版本；在林茨出了德語版；在維也納、威尼斯、那不勒斯出了義大利語版；在克拉科夫出了波蘭語版；在倫敦出了英語版。還有一些書只是剽竊已出版書籍的內容，掛上不同書名出版。手寫稿是最普見的傳播方式，但傳播範圍相當有限，而印刷書、木版畫或雕版畫、或小冊子，則是為了大規模銷售而問世的東西，是可買賣的商品。從這角度來看，後人所收藏之印刷書珍本上的記述，往往比大檔案館所收藏之手寫稿的內容，更能揭露大眾的態度和看法。
　　
　　如何才能理解真正發生的事？可以用華麗的「文明衝突（與失敗）」思想模式檢視那事，結果頭一次檢驗證據，那模式就不管用。可以審視「穆斯林衰落」這觀點：從中世初期幾場大勝之後，穆斯林就步上漫長的江河日下路程。但我也不覺得這觀點站得住腳。本書用了不同的措詞。我談（奧圖曼）「土耳其人」，而非「穆斯林」。奧圖曼帝國是非常虔誠的穆斯林，但除了瀰漫奧圖曼帝國的伊斯蘭文化，他們還有明確的突厥語族文化傳統。近來，史學家避用「土耳其人」一詞，原因是奧圖曼帝國認為「土耳其人」是鄉巴佬，覺得被叫作「土耳其人」是一大侮辱。的確如此：但在這同時，他們也極自豪於自己的土耳其先祖和出身。再怎麼說，突厥語族認同，為凱末爾的新國家——土耳其共和國，提供了意識形態。
　　
　　哈布斯堡王朝在偶然間成為奧圖曼帝國在西方長久的死對頭。波蘭人、匈牙利人也有各自一段與奧圖曼帝國衝突的歷史，那是與哈布斯堡、奧圖曼帝國衝突史有所不同且同樣重要的歷史。但奧圖曼、哈布斯堡的對抗，是兩個「帝國」的對抗，雙方都想取得某種支配和管轄權。兩者共通之處較多。這兩個古老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滅亡，但在滅亡的許久以前，就老朽不堪（在其競爭者眼中）。老朽不堪的認知、古老過時的儀式、十九世紀末期對他們老態龍鍾、看笑話式的包容，這些不只在一九○○年時不符事實，且還歪曲了他們的歷史。本書以兩者歷史開始合流之時為開頭，以兩者不再相互殺伐之時作結。戰爭能揭隱發微，診出弊病，就像具折射力的稜鏡，能將錯綜交織的問題分解為各自的基本組成。它幫助史學家提出（並回答）以下問題：奧圖曼政權為何落敗？怪的是，失敗的哈布斯堡政權，卻沒有受到以同樣問題如此追根究底的質問。本書不是部軍事史，重點其實在探索社會如何因應這主要挑戰。若欲了解那段歷史，套句約翰．基根那個震聾發聵的觀點，我們得了解奧圖曼帝國的「戰役之面」。
　　
　　最後，有個麻煩的術語問題。同一個地方或事件，有時會有德語、土耳其語、匈牙利語、克羅埃西亞語或塞爾維亞語的不同名稱。從頭到尾使用其中某種名稱，不可避免會予人站在某一方的聯想。但為讀者閱讀方便，名稱不得不有所統一。我大部分使用今日通行的名稱（但有一些例外）——某些名稱用捷克語或斯洛伐克語的說法，其他名稱用德語、匈牙利語、保加利亞語、羅馬尼亞語、克羅埃西語、或土耳其語的說法。對於國際知名事件，例如戰役或條約，對於在英語裡有不同拼法的當地地名（例如維也納和慕尼黑），我均使用英語說法。書中提到匈牙利人名時，先名後姓，以避免對非匈牙利人造成困擾（譯按：匈牙利人名原本是先姓後名）。我也自然而然使用「土耳其」、「奧圖曼」，一如十七、十八世紀那麼自然的使用這兩字眼。拘謹的奧圖曼人，現仍在世者必然已不多，但我還是希望這不致冒犯到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