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失序人生：從礦工女兒、實驗室宅女到社運組織者

第十一章 重拾追尋之旅

到了中年時期的某一段時間，我再度重拾追尋之旅，或者該說是把問題還原到最單純的狀態：到底我十七歲那年發生了什麼事。在某些夜晚，當我絞盡腦汁想辦法處理越來越多我必須負責的人事物――截稿期限、活動舉辦、運動推展、學術研究、母親職責――的時候，我會回想起青少年時期的那場經驗，因為那實在是太奇怪了，我希望能找到更好的語彙描述它，而不是冠上「精神疾病」或某種暫時性的認知錯亂這樣缺乏解釋力的標籤，然後被永遠埋葬。就像如今我們常在車站聽到的廣播一樣：「如果你看到了什麼，就應該要通報」，而我確實看到了什麼。沒錯，它是某種難以言說而不怎麼正常的東西，是在某種我也說不清的意義上簡直是有生命的東西。但這跟矽電極電位的震盪那件事一樣，我仍然有責任把情況呈報出來，在有必要的時候也必須冒著被嘲笑的危險，好好傳達出世人不想聽或甚至是無法理解的訊息。

我選擇「重拾」這場旅程的時候，情況其實並不怎麼好。我投入超過十年以上的那場運動正在眼前分崩離析。隨著先前的同志們逐漸離去（有的去做自己的事業，或是在某些情況下進入邪教或監獄），我已無法再想像自己是個戰士。我最多只能算是一名士兵，頑固地緊咬著「社會改革」這個大計劃不放，即便當那已經意味著要在最乏味地妥協了的所謂「左派」的剩餘碎片之下工作，設定的目標也不再是要引燃「群眾」的熱情，而是去奉承（因此希望可以影響）比我們更有影響力的人物。我把越來越多時間投注在女性主義運動上，但這項運動也同樣往往被無用的討論淹沒，例如要決定「團結方針」。我撐過那些冗長會議的方法（往往是長達整個週末，在沒有窗戶的會議室裡舉行），是試著計算有哪些數字是質數，而且一路算到兩百。

同時，我父親也被阿茲海默症擊倒了。原本那個聰明而複雜的男人，如今宛如一座半邊已融掉的蠟像，講出來的話越來越僅限於一些聽起來像是字的聲音，或根本只是模糊的咕噥聲。又或許，不只是阿茲海默症，連同養老院本身也是讓他變成這樣的原因之一，因為如果你把伴隨著一個人的所有文件、工作和對話溝通都拿掉之後，最後看到的會是一個人蹲在馬桶旁拿塑膠湯匙攪拌自己的大便，或者我只是倒楣才會撞見這種景象。

每隔幾週我會搭機到丹佛去看他，而每一次旅程都宛如進入人類想辦法用塑膠、金屬、短毛而好清洗的地毯把自己包裹起來的醜陋之中：包括機場、飛機的內裝、千變一律到連免費提供給住客的餅乾都永遠一樣的連鎖飯店。此外還有養老院本身。我之所以如此心情沮喪，是因為父親快要死了或已經形同死去（看你怎麼看待「活著」這件事）而感到難過，還是因為我必須在這樣的地方待那麼久？（這裡讓死亡都顯得是眼前唯一較好的選擇，除非你實在還有其他很想做的事要去做。）養老院的主色調是苔蘚綠和鮭魚橘（顯然被認為是一種不冒犯人、中性化的色彩組合），唯一的例外只有為了要提醒我們季節變化的那些海報――春天是綿羊加花朵，秋天是南瓜，時候差不多了就換成雪花。而我們也需要這樣的提醒，因為新鮮空氣是不被允許進入養老院的，一定要透過空氣清淨機才行。

在更早些時候，也就是當情況還算順遂――運動蓬勃發展，我的父親還沒變成一個空殼子，孩子們還沒變成要窮盡一切努力跟我不一樣的青少年，彷彿我代表了某種可能會傳染的疾病――的時候，我還能面對一個沒有超現實經驗或有關超現實經驗的記憶的世界。但在上述一切發生之餘，又再加上我第二任丈夫（現在回想起來，他可以說是我一生摯愛）幾乎是活生生被一天十六小時的工會組織工作所吞噬，甚至開始變得著魔似地投入。我曾經是他熱切的協力伙伴――跟他一起在罷工時擔任巡邏隊，參加活動組織會議，歡迎參加抗議的卡車司機、工廠工人和清潔員到我們樸實得很剛好的家中――但如今，他是如此專注於工作的事，以致於連好好地聽我講話或甚至注意到我在房間裡都做不到。隨著我四周由人類構成的空間分崩離析，原先被壓抑的東西也不可避免地開始回來了。

導致我開始回到原先追尋任務的這幾年，可以用一連串測量結果和化學分析來摘要說明：我父親大腦裡澱粉狀蛋白的增加，我大腦裡血清素的減少；雌激素和催產素（oxytocin）的不規則高漲，每天血液中酒精、咖啡因和糖分的濃度起伏等。把這些全部合在一起醞釀好幾個月，結果就像產生一種相當強勁的毒藥，一波波朝我襲來。我仍記得那是由一個全國性婦女組織舉辦的午餐會，時間大概是二月後半的某個週六下午，地點是長島餐飲中心。大家都很開心，場面也很溫馨，直到我不小心望出窗外，看到籠罩在眼前的危險。外頭有一個加油站和一個十字路口，呈珍珠灰色的天空上布滿工廠排放出的氣體，還有一個濺滿黑色髒雪的停車場；一切都沒希望了。頒獎典禮本身就是個諷刺，因為誰都看得出來，頒獎人們正在我們眼前死去（就算不是真的當場死亡），而屍體死後的僵直已經使微笑都變得猙獰。而我還不是一個被動而不情願參加這場活動的人――我就是那個受獎人。

後來我發現這種狀況有個名稱，叫做「憂鬱」（depression）。我是在威廉．史岱隆 一九八九年寫到普利摩‧李維自殺事件的一篇專欄中學到這個詞。讓我訝異的是「憂鬱」這個詞彙，因為跟實際發生的情況比起來，這個字似乎太過無精打采了――套用史岱隆的話，一個乏味「無能的字」，不足以捕捉「一個可怖而大為肆虐的疾病。」我也去接受了診斷、治療和服藥，但在內心還是不無懷疑。你大可以說憂鬱是一種「化學上的不平衡」，但它表現出來的卻是個外顯的敵人，一個「惡魔」、「野獸」，或套用塞繆爾‧詹森 的話，「一隻黑狗」。牠可以在任何時候突然衝出來，甚至是在最無害的場景，就像是那場頒獎餐會，或是當我在停車場等著要接參加學校旅行的女兒回家時。要是她搭的校車沒回來怎麼辦？萬一它在哪裡出車禍了呢？即便我已經安全地接到她了，還是只能趕快把車開回家然後跑到廁所去吐，全身顫抖著回想剛才那隻野獸有多靠近。

其實是「絕望」把我這個成熟的大人拉回那場古老而孩子氣的追尋之旅。我無法再用以前的方式進行，無法繼續拖著那場未完成大業的全部重量。身為母親時時不能鬆懈的責任，再加上要接案子和趕截稿，都把我困在一個跟其他人共享的現實中：大家共同理解的記號和意義，高速公路與購物中心，工作聚會和會議，超市和學校活動等。我似乎失去了解離的能力，無法再看到事物表面底下的東西，然後問那個老問題，也就是用最簡單的話來說：這裡到底是怎麼回事？

又或者，以惡魔型態展現的憂鬱點醒了我一個長期被埋葬的可能性，也就是這世上還有其他的存在、行動者和能量，是在我們可看見、約定俗成的範圍之外的。我真希望在這裡我可以講出為什麼會有此種轉變，但我沒有任何原始資料可以參照，在我當時寫給未來自己的日誌或紙條上，都沒有任何這方面的線索。

但當我真正著手重拾當時問的老問題時（當然是偷偷摸摸的），絕望和某種羞恥感卻跟隨著我，使我無法前進。眼前的死胡同是：如果我讓自己（就算是嘗試性地）去認真思考「那件事」，如果我承認有可能存在一個或多個非人類的行動者，某個神秘的「他者」，正干預著我的生命，我還能說自己是個無神論者嗎？我身為作者和演講者出席公開活動時，一直是一個可靠的、「身分公開」的無神論者。這不只是我父母留下的遺緒，也是比某種程度上是偶然性的「國籍」或甚至「階級」都還要更深層的自我認同。我在一九八○年代曾出版過一篇談美國無神論歷史的文章，試圖在我所出身的工人階級中，挖掘無神論之所以會出現的脈絡。那篇文章讓我獲得「自由思想者」和人道主義者相關組織頒發的獎項和肯定。在我和孩子們所居住的社區裡，居民大多是信仰天主教的藍領階級，當無神論這個話題終於不可避免地在家中出現時，我告訴我的孩子們：這世界上沒有上帝，反正沒有一個既是善又愛人類的上帝就對了，而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人類必須盡可能幫助和關懷彼此。至少在我看來，道德心的來源是無神論和這樣的認識：沒有任何更高的力量會來餵飽飢餓的人或扶起被踐踏的生命。對他人的慈悲，完全是人類自己要負起的責任。

第十一章 重拾追尋之旅

到了中年時期的某一段時間，我再度重拾追尋之旅，或者該說是把問題還原到最單純的狀態：到底我十七歲那年發生了什麼事。在某些夜晚，當我絞盡腦汁想辦法處理越來越多我必須負責的人事物――截稿期限、活動舉辦、運動推展、學術研究、母親職責――的時候，我會回想起青少年時期的那場經驗，因為那實在是太奇怪了，我希望能找到更好的語彙描述它，而不是冠上「精神疾病」或某種暫時性的認知錯亂這樣缺乏解釋力的標籤，然後被永遠埋葬。就像如今我們常在車站聽到的廣播一樣：「如果你看到了什麼，就應該要通報」，而我確...

第一章 狀況
第二章 打字練習
第三章 走出森林的那棵樹
第四章 沒有細節的地帶
第五章 孤獨，完全的孤獨
第六章 在孤松鎮的境遇
第七章 崩潰
第八章 不正常的來回擺盪
第九章 自殺與罪惡感
第十章 進入人群之中
第十一章 重拾追尋之旅
第十二章 「他者」的本質
謝誌

第一章 狀況
第二章 打字練習
第三章 走出森林的那棵樹
第四章 沒有細節的地帶
第五章 孤獨，完全的孤獨
第六章 在孤松鎮的境遇
第七章 崩潰
第八章 不正常的來回擺盪
第九章 自殺與罪惡感
第十章 進入人群之中
第十一章 重拾追尋之旅
第十二章 「他者」的本質
謝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