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木馬與鏡子
希臘史詩記載古希臘人進攻特洛伊城,久攻不下,利用木馬暗藏士兵進入該城,終於攻克。時間來到二十世紀,美國人類學家可馬洛夫夫婦(Jean and John Comaroff)講了一個殖民遭遇(colonial encounter)的故事。倫敦傳教士在十九世紀初抵達南非茨瓦納人(Tswana)的部落時,送給部落首領一面鏡子,人類學家的詮釋是這樣的:鏡中所呈現出來的意象將周遭的世界阻擋在外、將鏡中的意象回傳給本人,也將其自我從脈絡中剝離,並且裂解了原來連續的世界,而這將會重新塑造當地人——他們遲早會從鏡中看到基督徒的意象(這是傳教士的期望)。另一方面,茨瓦納人視傳教士送的鏡子是傳教士本人的延伸,會奪人魂魄並阻礙自我的繼續成長。
中國因素之於台灣,到底是攻入特洛伊的木馬,還是倫敦傳教士送給茨瓦納人的鏡子?或兩者皆是?身在台灣,我們如何理解中國對台灣的影響?吳介民、蔡宏政、鄭祖邦三位教授合編的《吊燈裡的巨蟒:中國因素作用力與反作用力》,提供了我們一個完整的架構來分析中國對台灣社會各個層面的影響。本書採取了政治經濟學的觀點,認為政治與經濟、政府與市場密不可分,特別針對中國這個結合了列寧黨國體制與國家資本主義的混合體,「借市場之力,行政治之實」,而台灣則是掙扎在「市場的誘惑」與「政治的威脅」之困局當中。清楚界定「中國因素」之後,本書提出一個「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分析架構,勾勒出中國對台的政治意圖,如何透過跨海峽政商關係網絡與台灣在地協力者,影響了台灣社會的政治行為與決策,而台灣社會也對此做出回應。依據這樣的架構,本書各章作者分別剖析了中國因素在台灣的經濟投資、陸客來台旅遊、教科書課綱爭議、媒體與網路,以及宗教上的運作與影響。本書並進一步指出中國因素已經成為全球性的課題,而台灣正可作為一個研究中國因素的策略性場域(strategic research site),其發現與論點,可以延伸到香港、中國鄰近地區,乃至於全球。
如何偵測與確立影響台灣社會的關鍵力量,是台灣社會學家的重要任務。過去,我們辨識出日治時期的糖業資本與家庭農場的連屬,形塑了殖民資本主義的發展;戰後的出口導向工業化是由中小企業所組成的外包網絡擔綱,並創造了階級流動的機會;由省籍意識轉變為「四大族群,相互平等」的族群意識是各種社會力量角逐的後果,同時也影響了台灣社會的政治動員;台灣作為「不完全國家」帶來的特殊國族認同與內部分歧。現在,吳介民教授等人邀集了目前台灣研究中國因素的重要學者,共同撰寫了《吊燈裡的巨蟒》,偵測並辨識出「中國因素」是近二十年來影響台灣的關鍵力量,未來可能還是如此,這是本書的第一個貢獻。
其次,透過對中國影響的命名(「中國因素」)、提出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分析架構,以及具體的個案分析,本書將一個深刻影響台灣社會「可感卻不可說」的關鍵力量,轉化為一個「可見且可說」的課題。這不僅是學術上的貢獻,也是一種社會實踐。
第三,不同於一般社會學研究著重於看似無法撼動的結構力量,本書明確地指出能動的空間,例如在面對中國各種「謀台」的作用力中,台灣社會產生了各種抵抗的反作用力。反作用力最終是否有節制或者消解作用力,不得而知,但我們知道的是,即便在有如排山倒海的結構力量下,仍有能動的空間。揭示人類的能動與創意,特別是那些無法發聲弱勢者的能動與創意,是社會學的重要使命。
第四,本書突顯出台灣的重要性。探究中國因素的影響,台灣既是一個典型的案例,同時也是一個特殊的案例,因為中國宣稱對台灣有領土主權,並且公開進行促成「統一」的各種作為。這個特殊性源自於台灣與中國在歷史上的糾結,從讓台灣在國際間成為一個「不完全」或「不正常」國家,進一步影響了台灣社會的政治、經濟與日常運作。台灣與中國在歷史上的糾結、台灣在國際上的「不完全」身分、中國因素的影響,三者相互連結,而這正是台灣社會的特殊性之所在。既可協助其他類似處境的國家藉以了解自身,進而形成聯盟;也可透過台灣這個特殊的個案,挑戰與修正西方有關資本主義發展、現代國家形成、民族主義、帝國主義與殖民遭遇等相關論點。
對台灣社會而言,清代有中華帝國因素,甲午戰後有日本殖民因素,二次戰後有美國因素,近二十年來則有中國因素。面對這些因素,台灣社會一直在追求自己的主體性,此一追求展現在主權的捍衛、政治的安排、經濟生活的經營、集體想像的打造等面向。這本書讓台灣社會可以理解自身,釐清了台灣社會的集體身世及未來命運,是台灣社會追求主體性的一大步。本書是立基在學術研究上的社會實踐,將是形塑台灣社會未來發展的一股關鍵力量。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的研究一向貼近台灣社會的發展動脈,針對影響台灣至劇的中國因素,本所成立「中國效應」主題研究小組,長期深耕,吳介民教授即是成員之一。本書出版前,本所曾協同舉辦專題研討會,如今問世,同感喜悅。
(謝國雄,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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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因素」有了清晰的立像
就在本書出版前夕,一則中國人事新聞引起台灣不小的騷動:中國海協會常務副會長鄭立中因「嚴重違紀」遭到撒職。鄭立中到底如何「違紀」?中國政府還未具體說明,但國台辦說,鄭立中的違紀,「其相關情況不涉及在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及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的履職行為和工作」。
鄭立中案之所以引起台灣關注,是因其擔任海協會副會長期間,正逢台灣馬英九開啟兩岸大交流時代。鄭立中曾在這段期間多次赴台訪問,全台走透透、深入基層,與農、漁民等基層民眾搏感情,與基層農、漁會組織建立關係。一個對岸台灣事務主要負責人,穿越不設防的台灣政府,直接在台灣基層建立廣大深入的網絡。
這位為被稱為「中國宋省長」的涉台主管,就是「中國因素」最生動的例證。
在台灣,「中國因素」一詞最早出現於本書主編之一,吳介民二OO九年〈中國因素與台灣民主〉(《思想》第十一期,頁一四一~一五七)一文。這篇文章主要關切民主化的台灣,其主權、國家地位,以及民主鞏固受到來自中國的挑戰,「中國因素逐漸由外而內,影響到台灣的政治生活,導致主權爭議與國家認同兩者糾結不清。」(頁一四五)他並提出警告:「由於跨海峽資本的聯盟形成,在台灣的國家機構中形成強而有力的利益團體,而內建盤附在立法與行政機構。」(頁一四九)他當時寄望兩岸出現公民社會平台,以此抗衡跨海峽資本聯盟。
不過,當時吳介民並未明確定義「中國因素」,也未深究「中國因素」的具體運作、如何影響台灣。而〈中國因素與台灣民主〉一文發布前不久,二OO八年十月底,鄭立中率團訪台並安排海協會會長陳雲林訪台事宜。從此,鄭立中開始了台灣「趴趴走」的歷程。而隔年陳雲林訪台,造成嚴重警民衝突,引爆「野草莓」抗爭,也讓台灣民眾第一次深刻感受到「中國因素」的威力。二OO五年國民黨主席連戰破冰之後,兩岸之間各種政商平台陸續出現、運作,讓「中國因素」如何具體操作、影響,有了更多例證。到了二O一三、一四年,《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爭議引起台灣民間關注,最後演變成太陽花學運,這個過程讓「中國因素」四個字經常出現在媒體,並進入一般民眾的詞彙當中。
在本書中,吳介民除了對中國因素做出明確可操作的定義:「中國政府運用財政能力,給予某些台商與政治人物特殊優惠(或「特別照顧」)而使之成為『在地協力者』或『政治代理人』;或運用中資、親中台商、跨海峽資本,在台灣進行採購,或企業的收購、入股、併購,並進而影響台灣的企業行為、政府決策、媒體輿論、民眾態度,或政治秩序。透過上述作用,使中國(包括中國政府、中資與跨海峽資本)的影響力進入台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活各領域,讓中國因素引發效應。」(參見本書頁三四)參與本書的各領域研究者,也企圖具 體描繪出中國因素如何運作,指認出各領域的「在地協力者」,以及在地協力者網絡的運行,讓「中國因素」有了更立體的圖像。此外,作者們也分析了「中國因素」在台灣引起的反作用力或「台灣因素」。
當然,描繪出在地協力者網絡的具體運作是其中最困難的部分。本書作者也企圖把過去對各自領域長期的關注研究,整合到「中國研究」的架構下,讓這個網絡更加清晰。
例如伊恩的陸客民族誌,從微觀角度鮮活地描繪出陸客、導遊與觀光業者的互動。而古明君與洪瑩發,指出了台灣媽祖廟之間爭奪正統,引發鎮瀾宮找中國背書,直接續接湄洲媽祖的祖廟香火,提升了在台灣內部媽祖廟間的位階。這種台灣神界「引外力介入」例子,彷彿是政界排隊赴北京,要中國領導人背書認證鮮活的翻版。此外,川上桃子描繪了「中國因素」從四種路徑滲透台灣媒體產業,尤其呈現出這個外力對具體組織運作的影響。而黃健群則讓我們了解,原來進擊台灣的紅色資本其實多是台商與中資合股。
在理論層次,鄭祖邦提出「跨海峽文化與意識形態網絡」,強調兩岸間部分合作或認同是因為理念的「相互性」與「親近性」,而非權力作用,也不一定有物質利益介入。這個觀點是原本「中國因素」架構的擴延,也是挑戰。有關不同性質「因素」的不同作用方式,以及情感理念認同與有形無形利益之間是否存在糾葛,都有待更細微的考察。
集合這些作者們在各領域、不同層次的觀察,讓「中國因素」架構更立體。不過因每個作者著重的面向各有不同,要整合成一個有系統、有血肉的「中國因素」結構,還有許多空間值得後續者填補,尤其是關於這個網絡的具體運作機制,有待更多實證資料來加以豐富。
就現實影響而言,「中國因素」工程最重大的意義應該是,在恐共、反中、統獨這些情感與認同之外,提供理性的分析,了解崛起的中國如何具體影響仍需鞏固民主的台灣,進而更理性而有效地因應。
(顧爾德,《新新聞》周刊總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