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段關於日本「狂飆年代」的故事：
想要讓世界變得更好的青年起而行動，結果卻失敗了。
但他們真的失敗了嗎？他們給日本公民社會留下了什麼遺產呢？
以日本戰後的民主化運動、六○年代安保鬥爭、學生運動、反戰運動等「新左運動」（New Left Movement）為中心，總覽五○到七○年代的日本社會運動，從中思考對日本公民社會的正面與負面影響。
作者認為新左論述的核心思想是所謂「日常性的自我變革」，先是從思想形成之前的戰後民主化運動、安保鬥爭、歸鄉運動當中，逐漸建立「自我反省」的思想基礎。等到日本進入高度成長時期，富裕的物質條件使得運動者開始注意到日常生活「被規訓化」的問題，為了有效實踐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運動者積極地參與非暴力的直接行動。然而直接行動遭到警察強力的壓制，使得運動的動員能力大減，運動內部發生的暴力事件更是讓大眾失去對運動的支持。在「社會變革」的理想越來越困難之際，運動開始傾向「自我變革」這一方。到了一九七〇年代前期，當許多人絕望地離開運動之後，留在運動的人不斷思考，到底要怎麼做，才能夠不至於放棄一切，而持續地進行「日常性的自我變革」。於是，公害現場的居民，以及那些在當地政府的壓迫下與日本企業的擴張中努力求生的亞洲人民，就成了運動者的借鏡，使他們得以深入理解「日常性」多元而複雜的面向，並找到改變的方法。
如今回顧曾經在一九五○到七〇年代狂飆的新左運動，究竟為日本公民社會留下什麼遺產呢？第一，是「重新探尋生活方式」的思想成了「公民力量」的泉源。而這個思想，在一九七〇年代新左運動動員能力衰退之後，強化了運動「自我反省」的性質，雖然人們參與運動的門檻變高了，但這樣的性質也同時傳播到各式各樣草根公民運動的場域，成為支持運動的基底。第二，運動的體制化相當受限。和「政治變革」切割的「自我變革」論述，使運動者對參與體制政治一事相當猶豫。而且，在與警察的紛爭中所產生的「過激派」新左運動形象，也成為都市和農村的運動之間建立連帶的障礙。因此，新左運動並沒有辦法把「新政治」帶入全國性的政治之中。第三，是對「直接行動」的厭惡感越來越普遍。新左運動的論述之中，雖然把直接行動視為「重新探尋生活方式」的評估指標，但是「直接行動等同於暴力」這個形象被主流媒體形塑出來之後，社會中普遍對直接行動感到厭惡，從而使得直接行動作為人民的一種政治表達手段，就這樣遭到剝奪了。
那麼新左運動對現今的日本公民社會難道一點影響也沒有嗎？作者認為，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日本公民社會出現了快速的變化，社會運動的性質也與過往大不相同。作者注意到「反貧困運動」中，運動者致力於把自己從痛苦中解放出來，以及在「志工文化」中強調做志工這件事情很快樂，一方面說明了越來越多人支持「自我解放」的論述之外，另一方面也代表了只專注於「自我反省」的思想，已經不像過往那樣能夠獲得人們的共鳴了。
在這個意義下，新左運動說不定可以說是已經成為歷史了。然而三一一福島核災的發生，讓作者重新反思新左運動所標舉的核心價值：「在大都市過著富裕的、像人一樣的生活方式，究竟意味著什麼？」是坐在正職員工的辦公椅上，面對激烈競爭的生活方式？是工作占去了絕大部分的時間，然後把賺來的錢花在超出必要的消費之上那種生活方式？像核廢料處理那樣，讓那些地方上或外國的弱勢者為我們的浪費付出代價的生活方式？我們真的必須守護這樣的生活方式嗎？日本國內那些想要從貧困中解放出來的人所期待的生活，難道就是這樣的生活嗎？
在東日本大震災與福島核電事故發生超過兩年以上的現在，重新探尋生活方式的浪潮從來沒有停止過。如果把關乎自身的決定權交到別人手上，結果若不是自身的生活受到威脅，就是自己造成他人的痛苦。不希望這樣的事再度發生的想法越來越普遍了。然而，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因為牽涉到日常生活這個現實的問題，並沒有那麼簡單。所以，最好要擁有能夠穩健面對各種狀況的生活步調，並擁有多元的實踐方法。這並不是一個人、而是大家一起進行的社會運動中，相當重要的原則。要對抗「重新探尋生活方式」此一思想的「難以處理」，只能靠死纏爛打的努力而已。然而，也不需要過度苦行，適度的「放鬆」是很重要的。在改變生活方式的這條漫長道路上，一邊享受一邊前進，是我們必須從新左運動學到的（苦澀）教訓。
作者簡介：
安藤丈將（Ando Takemasa）
1976 年生於岐阜縣，成長於千葉縣。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澳洲國立大學亞洲太平洋研究學院博士。現任武藏大學社會學部副教授。專業是政治社會學與社會運動論。著有Japan's New Left Movements: Legacies for Civil Society。
譯者簡介：
林彥瑜
台大政治系、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雙學士，台大政研所碩士。2014年三一八運動期間，於東京發起海外台灣留學生串連行動，並以此為契機，與朋友在早大創辦了台灣留學生組織「拿山瑪谷東京讀書會」，研讀東亞社會的公共議題。現於美國維吉尼亞大學攻讀社會學博士學位。研究興趣是集體記憶、民族主義、文化社會學、比較歷史社會學。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這是一個刻意降低新左運動的意識形態性、政治性甚至社會性，而將重點置於個別行動者的微觀層次，而且局部的分析與重建。這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刻意選擇的策略，目的在挽救一個被遺忘的良善初衷：讓六○年代日本新左運動的倫理意義──青年世代企求自我變革的理想主義，重新顯露出來。──吳叡人，中研院台史所副研究員
本書想要提出的挑戰，是針對「日本社會運動是失敗的」這種基本上已經成為常識的一般解釋。本書的解讀是，六〇年代的日本社會運動並不是一場以實現特定政策為目標的政治運動，而是一個「權力」與「自我變革」在「日常性」這個舞台上相互作用的社會過程。作者主張，發現「日常性的自我變革」此一問題，正是日本六〇年代的社會運動所達成的最大功績。──梅森直之，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教授
假使那場運動的「失敗」只是來自運動者的無知、或不誠實、或政治勢力的打壓，那麼我們應該沒辦法從那場運動的歷史當中學到什麼吧。然而，本書想要探討的是，問題就出在，所謂的「失敗」，來自那些真心想要改變社會的人們所採取的行動本身。如果這些人的真誠竟然得到了令人諷刺的結果，那我們就無法否認未來的運動者也可能會陷入同樣的困境中。正因如此，學習「失敗」的歷史，是有意義的。──安藤丈將，武藏大學社會學部副教授
名人推薦：這是一個刻意降低新左運動的意識形態性、政治性甚至社會性，而將重點置於個別行動者的微觀層次，而且局部的分析與重建。這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刻意選擇的策略，目的在挽救一個被遺忘的良善初衷：讓六○年代日本新左運動的倫理意義──青年世代企求自我變革的理想主義，重新顯露出來。──吳叡人，中研院台史所副研究員
本書想要提出的挑戰，是針對「日本社會運動是失敗的」這種基本上已經成為常識的一般解釋。本書的解讀是，六〇年代的日本社會運動並不是一場以實現特定政策為目標的政治運動，而是一個「權力」與「自我變革」在「日...
作者序
在「重新探尋生活方式」的浪潮之中
二〇一一年的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改變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號稱「安全」的核電廠建築不堪一擊的倒塌畫面，讓我們體悟到有必要重新思考過往我們所相信的事物。在事故發生後，企圖隱匿情報、逃避責任的兩大主角，是日本政府和東京電力公司。在這兩大組織中的菁英們、甚至是御用學者的行為，在在透露出這個日本社會重視利益更勝過人們的生命和生活。在紀錄片《核廢料：無盡的惡夢》最後一幕，法國原能會長官柏納．比格要求那些懷疑核電安全的人民要信任政治領袖、科學家和電力公司 。他說：「為了美好的未來，我們需要信任。」這樣的言論顯示出，就是人們對權威有著無條件的信任，才使得高風險的核能發電成為可能。
然而，核電事故後，這樣的信任崩毀了。但另一方面，生活方式因此被影響的人們也開始行動了。他們在當地進行核輻射檢測、帶著孩子搬家、到福島參與志工活動、進行核電公投連署運動、在街頭參與示威遊行、盡量做到食物和能源的自給自足──人們透過各式各樣的方法，來表達自己的想法。他們並不依賴政治領袖、官僚、財團、學者、主流媒體這些權威，而是展現出他們的意志：自己的事情要自己決定。
他們所做的事，不只是攻擊核能發電的產官學界而已。日本全國五十四處核電廠多位於資源缺乏、沒有大企業進駐、交通又不便的小村町，而當地所生產的能源，大部分都供給大都市。核電事故後，福島當地的小村町居民避難到他處，不僅無法回到故鄉，還持續受到輻射的威脅。有些住在大都市的人知道了這個事實後，決心改變自己大量消耗能源的生活方式。如果沒有誰去承擔痛苦、誰又把應該公諸於世的資訊予以隱匿，這樣富裕又便利的生活，不過是空中樓閣 ，不可能實現的。如果不重新看待自己的生活、進而改變生活方式，就不可能創造沒有核電的社會。於是，「重新探尋自己的生活方式」這樣的思想，就開始擴散、生根。
這種「重新探尋生活方式」的浪潮，也引起了媒體的注意。電視和報紙頻繁地報導數萬人參與的反核遊行，例如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晚間，抗議重啟大飯核電廠的行動有超過十萬人聚集在首相官邸前，TBS電視台的《News i》在報導中強調，人們透過網路的資訊傳播，產生了「以個人的身分自主參加」這種「新型態的示威活動」。三一一之後的反核運動，確實是一種「全新」的運動型態。透過推特或臉書等最新的社群媒體，使得前所未見的各式各樣的人都有可能來參與示威。然而，強調「新」這件事也隱含了某種問題，那就是，過度強調與過往運動之間的不連續性，使得我們無法從歷史中學習。當然，對過去的學習，有必須積極吸收的部分，也有不可重蹈覆轍的部分。無論如何，我們的確應該要從過去的運動學習，但也沒必要過度推崇過去的事情。不如這麼說：從過去的運動中學習，不僅不會讓現在崛起的社會運動減損價值，反而可以作為讓新生運動萌芽、深耕的肥料。
回顧日本公民社會歷史，「重新探尋自己的生活方式」這個思想獲得最多共鳴的時期，就是「新左運動」。接下來我們也會談到，所謂的新左運動，就是在一九六〇～七〇年代，以青年為中心，獲得廣大支持的學生運動、反越戰運動、青年勞工運動的社會運動網絡。本書（尤其是第二章）指出，由於新左運動中，對高度經濟成長期所創造的富裕日常生活，抱持著反省的態度，使得「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這樣的思想越來越普遍。例如，一九六九年四月，由日本大學的學生所舉辦的座談會，其中一名運動者就提到，日大學生運動的基礎帶有「自我變革」的思想。意思是，他們在面對突如其來的問題時，會持續地改變自己。這個「自我變革」，在他們身上引發了「昨天的我不會是今天的我」那般巨大的變化。
然而這又會引起以下問題：這種改變生活方式的運動，到底改變了什麼呢？如果前面說的核電問題象徵了日本的政治社會狀態，那麼到底要怎麼做才有可能改變社會呢？換句話說，新左運動究竟在日本的公民社會和政治中留下了什麼樣的遺緒？我們至今仍然受到新左運動的影響嗎？如果是的話，又是在什麼意義下，人們持續地被新左運動所影響呢？本書的目標，就是透過討論新左運動「日常性的自我變革」這個思想，思考這場運動對生活在現代的我們，留下了什麼樣的影響。本書除了闡明新左運動的成就之外，也會論及這場運動曾經陷入的困境。在進入具體的問題意識之前，我想先介紹一下我個人的經驗，並分享我認為的新左運動遺緒是什麼。
*****
二〇〇三年三月八日。這一天，有著早春的溫暖，我人在東京日比谷公園。那個時候，由美國的喬治．布希總統所主導、日本政府也支持的「自願聯盟」，正打算攻打伊拉克。四萬名以上的群眾聚集在日比谷公園舉行反戰示威。當時還是研究生的我，和朋友一起參與了這場行動。以前我幾乎沒有像這樣子參與過政治行動。我在國高中的學生會活動，絕對稱不上活躍；等進了大學，一般日本學生都會覺得運動和興趣類的社團比較有吸引力，至於學生自治會，對我們而言是相當遙遠的存在。這樣的我，之所以這天會參加示威遊行，是因為戰爭在即，讓我坐立難安。集會地點的日比谷野外音樂堂，人早就多到公園之外，所以我們只好在外面等待示威遊行的開始。遊行的隊伍相當長，我們等了好久才從公園出發，一路走過銀座和有樂町等鬧區，最後到達了東京車站。我還記得當時的感覺：不可思議，但一點都不感到疲憊。
有了這次的經驗以後，我開始參與社會運動相關的「活動」。但是，我仍然有一點不安，那是因為我對參與社會運動的運動者絕對不算抱有多大的好感。我所說的運動者，是指那些質疑社會上具有支配力量的規則，並和其他人一起為了實現社會正義，而採取行動的人。把社會運動者等同於過時的、很難相處的怪咖，應該不只我一個吧。然而，實際跟他們接觸之後，發現運動者大多數都很好相處，所以我心中的刻板印象就馬上消除了。就這樣，我開始用自己的步調去參與這些活動。
從那個時候以來，我認識了許多關於勞工、反戰和平、農民、消費者、婦女、反核、援助開發中國家等社會運動的各式各樣運動者。我在參與活動之初，就發現他們之中有相當多人是受到新左運動的強烈影響。特別是年紀較長的運動者，多擁有一九六〇～七〇年代參加反越戰運動和學生運動的經驗。即使當時並未實際參加那些運動的人，也在之後的活動經驗中，學到了新左運動的「文化」。
當然，也不是所有的參與經驗都是愉快的。然而，參與活動確實是一種混合了驚訝、困惑、興奮、發現的經驗，相當刺激。讓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們對運動是如此認真地投入。他們所組織的團體，大多為了保有政治上的獨立，再加上只靠會費和捐款在支撐，以致很多志工都是無薪，而幹部則是低薪。他們的會議也都是在忙完白天的工作後，晚上七點左右開始，經常一開就到九點、十點。他們明明在金錢上、時間上都有所損失，沒辦法獲得什麼利益，卻還是獻身於社會運動。
這種參與運動的態度，是一種「倫理」。對他們而言，社會運動可以說是和自己的生活方式連結在一起。我想起有一次開完會，和幾個運動者一起吃飯的經驗。我們點了飲料和包括了青菜、魚、蝦在內的天婦羅全餐。上菜以後，沒有人碰碗裡的炸蝦。我問為什麼沒有人吃，其中一人簡短地對我說明了日本的農業公司如何在東南亞各國破壞環境以便養蝦的事。他隨後補充，「也不是絕對不吃蝦子，但我們並不會積極地想吃蝦子」。我也讀過一些文獻，大致上知道我們餐桌上的蝦子是怎麼生產出來的，但我對真心看待這個問題、並在日常生活中加以實踐的這些人，就在我眼前的這個事實，還是感到有些震驚。
我不只觀察到他們這樣奉獻自己的態度，也看過他們之間的情感衝突。這種衝突，比起政治見解的差異，反而更多是對運動該怎麼進行的看法不同。諷刺的是，這樣的衝突是因他們熱情地投入而引起的。在我看來，他們是為了社會正義而認真工作且遵循倫理的人，但這樣強烈的倫理意識，也常常和對他人的攻擊意識連結在一起。
他們的行動乃是出自於自己的倫理意識，這個事實，使得社會運動中的衝突比起其他組織要來得嚴重。例如在職場，即使職員對上司有什麼不滿，卻因為兩者之間存在明確的上下關係，職員大多也會看在薪水的份上，傾向於忍耐以避免衝突。但是，在我參與過的運動組織中，成員之間的關係是以平等為原則，他們所參與的活動也是自發的、非營利的。因此，運動者之間的衝突，總是很難解決。我所認識的運動者，無論對運動多麼認真奉獻，既談不上有多大的政治影響力，也沒有成功吸引到更多新的參與者。不過，自三一一以來，也許日本公民社會正在發生一些變化。然而，在三一一之前，讓多數民眾覺得很古怪的社會運動，作為政治表達的一種重要方式，其力道是相當貧弱的。考量到這一點，也許我們也不能太過期待。
本書是一九六〇～七〇年代日本新左運動的歷史研究。我並無意美化這段歷史，但多數運動者確實是抱持著倫理意識在面對他人視而不見的問題。這些真誠的人們到底要怎樣才不會陷入「倫理過剩」 的困境呢？這就是我想要討論的。從我個人為數不多的經驗當中，說明了直到現在，想要讓世界變得再好一點而採取行動的人們，仍然尚未脫離新左運動曾經歷過的煩惱、痛苦、與艱難。「重新探尋自己的生活方式」自核災事故至今，仍持續地往下扎根。 本書就是在探討這場運動的起源從何而來：理解日本新左運動的遺緒，才會知道自己現在的位置。
在「重新探尋生活方式」的浪潮之中
二〇一一年的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改變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號稱「安全」的核電廠建築不堪一擊的倒塌畫面，讓我們體悟到有必要重新思考過往我們所相信的事物。在事故發生後，企圖隱匿情報、逃避責任的兩大主角，是日本政府和東京電力公司。在這兩大組織中的菁英們、甚至是御用學者的行為，在在透露出這個日本社會重視利益更勝過人們的生命和生活。在紀錄片《核廢料：無盡的惡夢》最後一幕，法國原能會長官柏納．比格要求那些懷疑核電安全的人民要信任政治領袖、科學家和電力公司 。他說：「為了美好的未...
目錄
推薦序一：救贖一個純真年代（中研院台史所副研究員吳叡人）
推薦序二：在「入陣」與「拒絕入陣」之間（早稻田大學政治經學部教授梅森直之）
致台灣讀者（本書作者安藤丈將）
前言：在「重新探尋生活方式」的浪潮之中
序章
一、高度經濟成長與「規訓化」
二、「日常性」的自我變革
三、新左運動的倒退
四、研究方法
第一章 戰後的民主化運動時代──發現「日常性」以前
一、一九六○年以前的民主化運動
二、歸鄉運動
三、高度經濟成長中的青年
第二章 新左運動的形成──改變「日常性」
一、超越安保鬥爭的「失敗」
二、直接行動作為自我變革的象徵
三、反對直接行動的社群組織
第三章 新左運動的倒退──「日常性」的自我變革所帶來的苦惱
一、以社區為基礎的警備
二、服務國民的警察
三、重新探尋生活方式所帶來的苦惱
第四章 一九七○年代的新左運動──深化「日常性的自我變革」
一、從挫折中再出發
二、向當地的「生活民」學習
三、亞洲作為自我變革的一面鏡子
第五章 「新政治」的缺席與新左運動
一、日本「新政治」的可能性
二、無法成為「新政治的政黨」的社會黨
三、女性的選舉運動
四、住民運動與政黨政治
結論
一、新左運動論述的變遷
二、新左運動的遺產
三、「重新探尋生活方式」運動的未來
後記
譯後記
注釋
參考文獻
譯名對照
推薦序一：救贖一個純真年代（中研院台史所副研究員吳叡人）
推薦序二：在「入陣」與「拒絕入陣」之間（早稻田大學政治經學部教授梅森直之）
致台灣讀者（本書作者安藤丈將）
前言：在「重新探尋生活方式」的浪潮之中
序章
一、高度經濟成長與「規訓化」
二、「日常性」的自我變革
三、新左運動的倒退
四、研究方法
第一章 戰後的民主化運動時代──發現「日常性」以前
一、一九六○年以前的民主化運動
二、歸鄉運動
三、高度經濟成長中的青年
第二章 新左運動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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