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木風雨：北京清華大學文革史

　　本書是清華人反思文革的論文集。所論包括史實、體制、文化三個層面。作者們為了探討文革發生的原因和機制，在研判事實，反思體制的同時，對百年清華的精神、校長蔣南翔的教育思想和文革中的大民主進行了精細的疏理和深入的剖析。

本書特色

　　本書是清華人反思文革的論文集。所論包括史實、體制、文化三個層面。

作者簡介

啟之

　　北京大學文學碩士，《記憶》主編，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教授。著：《中西風馬牛》、《內蒙文革實錄——「民族分裂」與「挖肅」運動》、《毛澤東時代的人民電影》、《錯亂狂飆的毛時代》、《揭秘中國電影，讀解文革影片》；譯：《解釋：文學批評的哲學》（合譯）、《天皇之客：香港淪陷與加拿大戰俘》；編：《記憶精選》（合編）、《故事不是歴史——文革的書寫與紀實》、《姜文的前世今生：〈鬼子來了〉》、《林彪事件——「九一三」四十年後的回顧與思考》、《中國電影人口述歴史叢書》（四卷，合編）、《中國電影研究資料》（三冊）等。
 

編者的話

水木風雨，清華百年——從清華歷史到清華精神/唐少傑

清華大學「教育革命」述評/唐少傑

清華大學文革的「非正常死亡」/唐少傑

1967年5月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成立流產記/唐少傑

進一步認識和研究「蒯大富現象」——要寶鐘著《蒯大富》序言/唐少傑

文化大革命的一首斷魂曲——重新解讀毛澤東1968年7月28日召見北京紅衛兵五大領袖的談話/唐少傑

清華「二校門」的變遷/唐少傑
  附錄一：蒯大富的「三十六條權經」
  附錄二：韓愛晶：毛澤東主席召見五個半小時談話記
  附錄三：清華大學文革時期歷屆領導成員名單

我們這一代人最後的責任/陸小寶

直面我們自己的歷史——讀《清華文革親歷——史料實錄  大事日誌》/陸小寶

文革研究的一個新課題/陸小寶

復原清華百日武鬥的真實面貌——讀《倒下的英才》有感/陸小寶

流著眼淚「剝洋蔥」——《倒下的英才》再版後記/陸小寶

怎樣理解「剝洋蔥」——與沈昆同學商榷/陸小寶

陸小寶校友「剝洋蔥」的誤區/沈  昆

從清華文革談清華校訓——孫怒濤《良知的拷問》讀後/唐 偉

人生原來可以這樣度過/唐  偉

就《蒯大富傳》給周泉纓的回信/唐  偉

清華精神之典範與文革史實之真偽——兼評唐偉《從清華文革談清華校訓》一文/李英美
  附錄四：關於李英美《真偽》一文的審稿意見/啟之

《倒下的英才》初版作者序/唐金鶴

《倒下的英才》修訂版前言/唐金鶴

我在清華大學經歷的文化大革命/王大定
 附錄五：讀王大定《我在清華大學經歷的文化大革命》一文/陳禎祥

清華大學造反派污辱性批鬥王光美內幕/王廣宇

親歷者的責任——讀《清華文革親歷——史料直錄  大事日誌》有感/馬雨農

《一葉知秋》讀後——兼談對清華文革的看法/杜鈞福

後記

編者的話

　　我知道天下有個清華，是小學六年級，班主任老師動員我考清華附中，說這個中學後面有個清華大學。言下之意，上了此附中，就不愁上彼大學。我辜負了老師的好意，沒考清華附。歷史證明，即使上了此附中，也上不了彼大學——沒幾年就來了個「史無前例」，中學生都上山下鄉了。

　　「史無前例」之初，學校亂了，學生以看大字報的名義到處跑。我就是那時候遊覽了八大院校和北大。

　　那時清華的二校門是否還在，我記不得了。在我的印象裡，這所大學只是幾條馬路，若干磚樓，若干大樹和無數各種顏色的大字報。我在清華第一次看到了「大字報區」——樓房之間的空場上栽上木樁，拉上繩子，把大字報掛在上面。一排一排的，看完這一排，從繩子底下鑽過去，去看另一排。大字報在鑽來鑽去中嘩嘩做響。我完全記不得我在本子上記下了什麼，只感覺到每一張紙都是一把火，在暑熱下通過墨蹟噴發著怒氣。

　　除了後來與個別清華人的過往之外，我與清華的關係史，也就到此而止。

　　我與清華再次發生關係，端賴於文革——四年前，我與朋友辦了一個研究文革的刊物《記憶》，沒想到，這樣一個隻憑信箱發送，沒有稿費的小小眾刊物，竟然吸引了中外眾多的眼球，不但稿源充沛，而且稿件質量不俗。這其中最啟人心智的是清華人的文字。《記憶》為此編發了兩期「清華大學文革專輯」（2010-59期 / 60期）。陸小寶、唐偉、沈昆、葉志江、王大定、陳育延等人的名字走進了我的記憶。與此同時，邱心偉、原蜀育編寫的《清華文革親歷  史料實錄  大事日誌》、孫維藩的日記，唐少傑的《一葉驚秋——清華大學1968年「百日大武鬥」》、唐金鶴的《倒下的英才》、徐葆耕的《清華精神生態史》等書，也先後來到了我的案頭。

　　從2009年起，《記憶》立了一個規矩——不定期地將刊發過的文章精選結集，在海外付梓。一者將《記憶》變成紙版，帶上國際書號，進入圖書館。二者給撰稿人一點補償，讓他們能在書裡看到自己的文章，他們的手裡有了沉甸甸的感覺，也使《記憶》有一點點心靈的分量。如此一來，編書、寫序就成了我的事。

　　陸小寶在《流著眼淚「剝洋蔥」》一文中提出，應該從事實、體制和文化這三個主要層次來反思文革。記述文革中發生的具體事件，為後人提供歷史真相是第一個層次。從政治體制、社會制度上反思文革，探究其產生的原因是第二個層次。從文化傳統、國民性、信仰、理想及現代社會應有的公民責任、道德準則和價值觀等文化層面上反思文革，是第三個層次。陸小寶認為，在這三個層次中，文化層面的反思最值得重視，但現在做的工作還遠遠不夠。

　　這本書的貢獻，就是彌補了第三個層次的不足——在研判事實，反思體制的同時，不少作者深入到了文化層面，追問百年清華的精神，疏理蔣南翔的教育思想，剖析清華文革中的大民主……唐少傑的《水木風雨，清華百年——從清華歷史到清華精神》和《清華大學「教育革命」述評》，唐偉的《從清華文革談清華校訓——孫怒濤〈良知的拷問〉讀後》，以及陸小寶的幾篇文章，都是這方面的傑作。

　　1966年8月5日，北京師大女附中的副校長卞仲耘被學生們毆打致死，《記憶》曾就此編發過三個專輯。這三個專輯貫穿著這樣的大疑問：為什麼著名女校的花季少女會變成野獸？十七年的教育出了什麼問題？

　　同樣的疑問壓在清華人的心頭：唐偉提出了尖銳的詰問：為什麼最高學府的「『龍種』，變成了兇神惡煞的魔鬼，變成了惟命是從的小爬蟲和滿世界亂竄的『跳蚤』？」陸小寶發出了痛心的呼喊：「血腥的暴力，是人性的喪失，是知識分子的恥辱。為了『政治進步』或者保護自己，對同事和同學進行陷害或告發，是知識分子基本人格的喪失。對權威盲目隨從，喪失了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更可怕的，是對權力的主動迎合，這是知識分子道德靈魂的喪失。而極端的意識形態取向，又是知識分子學術靈魂的喪失。所有這些，我們必須痛切反省。」

　　與女附中人一樣，清華人所反省的也是十七年的教育。從「又紅又專」、「聽話出活」的弊端，到政治輔導員制度的惡果，從「馴服工具論」的愚民，到毛澤東教育思想的誤國。而對「黨化」教育的清醒認識，則使他們不約而同地高舉起「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大纛。

　　在這面旗幟下，他們的天性稟賦和個人風格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唐偉的特點是思想大膽敏銳，文風恣肆辛辣。他對徐葆耕提出的「災難鑄就輝煌」的評價振聾發聵：「這個理論有點奇怪，它不追尋災難的原因，總結災難的教訓，也不去尋找規避災難的辦法，只是出人意外地歌頌災後的輝煌。這個理論頗受主流青睞，並廣為流行，地震、礦難、髙鐵出軌後，這個論調都能在主流媒體上『輝煌』好一陣子。」

　　唐偉掂出徐葆耕上述理論的兩個例證：一是西南聯大「在抗日戰爭中，在敵機不斷轟炸的艱難條件下弦歌不輟，無論是教學、學術都創造了史詩般的輝煌。」二是清華「文革動亂後，在『連洋人屁股都看不見了』的情況下，瞄準世界先進水平急起直追，不僅迅速地恢復了十年動亂造成的創傷，而且創造了新的輝煌」。

　　寫到這裡，唐偉一針見血：「『災難鑄就輝煌』，通俗說法是：『災難就是輝煌』，這是毛澤東的『破就是立』的破壞哲學的另一種表述。常識告訴我們，創造和建設才能鑄就輝煌。當年西南聯大師生生活異常艱苦，聞一多教授要業餘篆刻圖章換米求生，如果生活無憂，他們的學術成就是否會更為斐然？亂離人可憐！文史學生尚可苟且延讀學業，科研、實驗應當難以為繼。那時的清華學人之所以還能有所成就，只能說明專制的學術鉗制比戰亂還要不出學術成果、還要讓人才思枯竭。葆耕學長是否也要像毛澤東對田中角榮談話那樣，像無恥地感謝日本人的侵略那樣去感激災難呢？」

　　唐偉對政治輔導員制度的解讀，更是入木三分：在痛陳清華大學「以吏為師」之後，作者深挖了那些輔導員的家庭、階級的根源：「學生政治輔導員大多來自『紅五類』的農民、工人家庭。尤其那些堅信『王子永遠是王子，貧兒永遠是貧兒』，既順從又聽話的同學，最適合輔導員工作，成為黨的馴服工具。他們純樸勤奮、感恩心切，對『奴化教育』、『痞化教育』殊無反感。植根於底層民眾心靈深處的奴隸思想、皇權意識很快上升為對無產階級偉大領袖的階級感情。因為只有那種奴性入骨、惟命是從的人，才是最適合被打造成暴力機器的胚子。……至今這個制度己有了近60年的社會實踐，培養出了大批優秀輔導員，不僅充實了校系領導班子，而且為黨中央領導的梯隊建設做出了突出貢獻，其中濤哥就是最傑出的代表。」

　　陸小寶的特點是思想深刻獨到，文風嚴謹質實。他提出了幾個重要的思想。

　　第一，文革是民主政治的初步嘗試。這是因為，首先「文革是一個有億萬人民參加的運動，他們的許多訴求是正當的，有一些抗爭也是正義的。」這些訴求和抗爭之中包含著政治民主化的內容。其次，某種程度上，文革中群眾組織的兩大派是兩黨政治的雛形。文革中提倡的巴黎公社選舉等，「經過總結、提煉和改進，也許最後能夠找到一種適合中國國情的形式來。」陸小寶分析了反對者的誤區——把民主理想化。他認為：「我們國內有些人往往把文革的醜惡和兇殘，完全歸因於獨裁、社會主義或無神論，認為只要西化了，有了民主，就可以避免文革重演，看來是將這個問題過分簡單化了。」「民主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具體的政治形態……有英國那樣君主立憲式改良主義的民主，也有美國那樣代議制式比較溫和的民主，還有法國大革命那樣全民參與的比較激烈的直接民主。從歷史上看，有些民主式樣，在它們的『嘗試』階段，確實出現過混亂、殘忍和醜惡的現象。……法國資產階級民主大革命時期，他們的動亂和血腥，並不亞於我們的文革。」也就是說，民主政治中也有醜惡的東西。文革的動亂之中，也包括著這種畸形民主所引起的動亂。就此，陸小寶糾正了兩種說法，一、文革並不是「史無前例的浩劫」，在世界史上，像文革這樣的「浩劫」，可以說是「史不乏例」。二、「文革必須否定，但不能全盤否定，更不能簡單否定」。

　　第二，文革的某些內容正以另一種形式重演。陸小寶認為：「文革大民主的部分內容是無法防止，一定會『重演』的。」他以大字報、大辯論和群眾抗爭為例，「文革後把『大字報』從憲法中刪掉了，並被嚴令取締。結果呢？大家看到，今天互聯網上博客蜂起，比我們當年的大字報範圍更大，傳播更廣。再說『大辯論』，文革後，權威人士明確規定『不爭論』，結果呢，你到網上去看看，左派和右派，幾乎每一天、每一小時、每一分鐘都在那裡不停地辯論著、爭論著。」「文革時期，各地都爆發過群眾性組織的抗爭行動。文革後，此類行動是法律禁止的，但是看看目前中國各地的反腐敗、反剝削、反迫害的群眾抗爭運動，屢禁不止。」總之，在陸小寶看來，這些文革中的舊東西都在換個形式「重演」。

　　這些思想來自於文革的血腥和苦難。「又紅又專」只能培養出了官吏、爬蟲和跳蚤。只有痛定思痛，直面真相的人，才能成為有膽有識的民間思想家和社會批判者。

　　大約是2006或07年夏天，崔衛平找我，說徐葆耕想見面聊聊。對徐先生我早有耳聞，他是清華人文社科學院的副院長，理工出身的才子，文革中就以筆桿子著名。我研究生畢業的時候，差點投到他的帳下。飯桌上，他問我編寫的那本《是非姜文——〈鬼子來了〉惹的禍》為什麼在大陸、香港都買不到。我告訴他，此書是我託人找書商做的，書的出版方——「亞洲文化出版公司」和版權頁上的國際書號恐怕都是書商編造的。書商只是拿它們來騙我，但沒法騙官家。所以此書沒有資格進入市場。徐先生大發感慨，從馬克思批評普魯士的書報檢查，說到國內知識界的沉淪。在座的錢理群更是議論風發，滔滔不絕。徐的耳朵重聽，錢只好對著徐的耳朵大聲嚷嚷。我想問徐，他對文革什麼看法？為什麼那麼積極地用筆桿子為極左政治服務？因為跟他交流太費勁，沒問。後來，看了他的「災難鑄就輝煌」的說法，我就想，按這個邏輯，徐先生應該為普魯士的書報檢查制度叫好，應該為買不到我那本小書慶幸——這些災難正是「輝煌」的鋪路石。

　　2012年9月16日，葉挺之子、七機部「九一六」的第一勤務員葉正光老總宴請舊部。蒙戴晴引薦，我作為《記憶》的編者有幸與會。席間，我問那些鳴冤叫屈的「九一六」人：為什麼不寫回憶錄？他們反問我，上哪兒發去？我說：寫下來總有發表的地方，就是留給你的孫輩也有意義。我得到了一個又一個懷疑的眼神，一個又一個敷衍的笑。一位據說是七機部最聰明的人，聰明得連信箱都不肯告訴我。我真想衝他們大喊：「你們這些懦夫、膽小鬼！看看人家清華人！」

2012年9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