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政壇見聞錄

第一章 我與黎元洪、顏惠慶一段因緣

李晉先生為我國礦業先進。他曾參加革命，但從未服官。他向無意於政治，但以友誼立場，獻可替否，則偶然地亦為入幕之賓。本編是他從北洋政府談起與其有關的歷年事故，純屬於側面資料，自與史話有別。但正因其為側面資料，卻多為未經人道之談。從來歷史只是冠免堂皇的官書，必須參照野史，才能明瞭其真實底蘊。因此，筆者認為本編頗足為談近代掌故者的參考。

李先生告訴筆者說：「我所談的一些往事，都是身歷其事、耳聞其聲的經過。雖年湮月遠，手頭又乏參考書，其間人名、時間容有記憶不清之處，但其真實性無可置疑。電影業自綜合體發明後，有所謂『身歷聲』者，恰與我當年在那一環境的情形相同，亦適合你（指筆者）採為此一筆錄的總題目（按：本書原題《前塵影事身歷聲》）。」從本期（指《春秋》雜誌第111期）起，本編所記述的一切，皆為李先生以第一人稱的語氣而由筆者所製的筆錄。

一、陪王寵惠由巴黎返國

一九二四年，我去歐洲，考察鋼鐵事業，以德意志、比利時、盧森堡為重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這三國的礦業和煉鋼業都有長足的進步。就中盧森堡的專家Arend原是漢冶萍的設計工程師，比利時的專家Lafever原是開灤與六河溝兩煤礦的工程師，都是我的好友。而盧森堡的工業設施，適合於我國初步建設鋼鐵業的借鏡者尤多。我很希望在技術上得到他們的指導和合作。在我既經抵達該國，磋商略有成議後，我即往遊巴黎。

適老友王亮疇（寵惠）已先抵此，並正接到段執政下之國務總理許世英及外交總長王正廷的電報，促其回國。同時，我亦接到他們由駐法公使館來的電報，託我在巴黎面向王氏勸駕。而當時我國駐比公使王景岐、駐德公使魏宸組、中東路督辦王景春等彼時又皆遽集巴黎，連同駐法公使陳籙，正在紛向王亮疇以歸國為請。亮疇在各方敦促下，未便過拂眾意；但他提出條件，必須由我陪行回國。我為公誼、私交，經過一番考慮後，只得放棄盧森堡方面的洽談，而與亮疇於是年年底前取道西伯利亞歸國。

亮疇因何被召歸國？又因何浼我陪行？後文自有交代。我現在須將我我在出國前所經營的礦業和鋼鐵業補說一番。在文章上看來，這是生硬的事實，平鋪直敘，不免流於枯寂沉悶。但當年政局的搖擺不定，與我國發展重工業之不易，於此可覘一斑。又於近年中共報紙不時提到的石景山煉鋼，恰為一重要註腳。頗值得留心我國鋼鐵業發展過程者作為參考。

二、為了開鐵礦你爭我奪

遠在一九二三年，北洋政府商業部顧問安德生（瑞典人），和地質調查研究所所長丁文江，於宣化府龍關山發現鐵礦。所掘出的礦石，成蓮蓬式。提煉以後，質量、份量，成分均高。文江知我向營礦業，囑我申請該處礦權。我以茲事體大，乃就商於陸閏生。陸氏為當時大總統徐東海（世昌）的門生，因與東海商洽。東海亦有意興辦實業，唯須由其公子緒直出面申請，而以我為申請連署人。經呈准農商部後，組織龍關公司，資本額定為一百萬元，由徐世昌、黎元洪、陸閏生、曹潤田、張新吾（農商部參事，當年華北火柴業領袖）、朱鐵生（徐世昌的帳房）等和我分別認定。一面成立董事會，推徐世昌為董事長，張新吾為總經理，而我則被推為常務董事之一。旋由張新吾陪同安德生等前往覆勘。他倆在京綏鐵路下花縣車站落車後，安德生忽又發現距車站甚近之煙筒山地帶遍處是鐵，其成分亦為赤鐵礦──雖較龍關稍次，但藏量則較龍關為豐。而就交通言：龍關距下花縣車站尚有百餘里之遙，此則離車站不遠，極為便利。他倆於回北京後，因向公司建議，即由龍關公司出面，再向農商部申請合併開採。

這原是順理成章的事，卻不料竟鬧出一番尷尬局面來。事因農商部江次長，與梁士詒為廣東同鄉，他知道這消息後，便慫恿梁士詒去函農商部要求承辦。同時，這消息又給王克敏探到了，他又慫恿馮河間（國璋）以卸任大總統、河北大紳士的資格，逕電徐世昌，請領礦權。利之所在，你爭我奪，直鬧得徐大總統迎拒兩難，躊躇莫決。

其時段合肥（祺瑞）任國務總理，為了謀求解決之法，乃倡為「鐵礦產國有」之說，即由官商合辦，各籌資本二百五十萬元，共為五百萬元。官股由財政、交通兩部撥繳，商股則由龍關鐵礦公司與梁士詒、馮國璋三方合籌足額，俾能利益均沾。並將原來之龍關公司，改名為龍煙鐵礦公司，擴大董事會，仍推徐世昌為董事長，張新吾任總經理，而我則退居普通董事，以常務董事讓給梁士詒。馮國璋因遲遲未見認股，遂自動退出。段合肥為了要符合官商合辦體制，於總經理外，另委陸閏生為督辦，京綏鐵路局局長丁士源為會辦。至此，龍關和煙筒山的礦權乃告確定。

第一章 我與黎元洪、顏惠慶一段因緣

李晉先生為我國礦業先進。他曾參加革命，但從未服官。他向無意於政治，但以友誼立場，獻可替否，則偶然地亦為入幕之賓。本編是他從北洋政府談起與其有關的歷年事故，純屬於側面資料，自與史話有別。但正因其為側面資料，卻多為未經人道之談。從來歷史只是冠免堂皇的官書，必須參照野史，才能明瞭其真實底蘊。因此，筆者認為本編頗足為談近代掌故者的參考。

李先生告訴筆者說：「我所談的一些往事，都是身歷其事、耳聞其聲的經過。雖年湮月遠，手頭又乏參考書，其間人名、時間容有記憶不清之處，但其真...

民國奇人李晉（組紳）和他的回憶錄

蔡登山

第一次聽聞李組紳的大名是多年以前看曹聚仁的《聽濤室人物譚》一書，其中有一則〈我與李組紳老人〉，曹先生談到過李組紳很早就想寫回憶錄，曾找過他，要他來寫，談過幾次，他覺得這位老人有些囉唆，對於他這個賣稿為生的人，若要筆錄他的回憶錄頗為費時。因此他勸李老用錄音機錄了下來，等他來整理，但大概李老也不慣用錄音機，也不曾動手過，這事就這樣拖了下來。而這回憶錄後來由李老口述，由秦嶺雲筆錄而成，在香港的雜誌連載過，但從未結集出過書。

根據秦嶺雲、芝翁的資料，得知李組紳單名一個「晉」字，是浙江寧波人。他與著名的「小港李家」是同縣而不同村，同姓而非同宗，也就是說截然無干。他是天津大買辦葉星海的外甥，李徵五的姪兒。民國初年畢業於北洋大學（今天津大學），畢業後不從政而從商，從事和洋商有關的生意。一九一八年，出資與葉星海、李組才、曹汝霖、陸宗輿合夥創辦利濟貿易公司，是天津最早的外貿公司。寧波人善於經商，更加上他的個性，樂於結交，而資力又足以肆應一切，於是紮下良好的基礎。由於他中西學問，俱有根源，真知灼見，不同凡俗，又具有高度熱情，謀人以忠，出錢出力，稀鬆平常，甚至捨己耘人，亦所不顧。因此交遊益廣，除商界以外，舉凡當時的政界、新聞界、金融界的重要人士，都有深交。辛亥那年因緣際會他與黎元洪見面，等到後來黎元洪入京，李組紳以一個商人身份，跌蕩十丈京華中，周旋於達官顯要間，既非謀臣，亦非策士，但影響力卻不容小覷，有時甚至參與密勿。在袁世凱跋扈之時，把黎元洪玩於股掌之上，而當洪憲醞釀之際，黎元洪總算是一個大節無虧的人物，這其間的進退拿捏，李組紳給予他的建議獨多。民國十一年，黎元洪給吳佩孚攛掇著二次出山，當時內閣總理，黎元洪派顏惠慶代理，也是出於李組紳的獻計。後來顏惠慶因有小誤會，臨時變卦，表示不幹，黎元洪頓陷窘境，其間「月下追韓信」一幕，也是李組紳憑其三寸不爛之舌把顏惠慶說得回心轉意，免得黎元洪成了光桿總統。

在北洋人物中，黎元洪總算是廉潔自好的一位。據說他一生的積蓄約近六十萬元，資產項目，備載小冊，經常帶在身邊，即其如夫人黎本危亦難看到，卻給李組紳看過。黎元洪後來退隱津門後，頗事營運，將一半積蓄投入李組紳所辦的礦業中，推心置腹，有如家人。民國十七年六月，黎元洪在天津逝世，其時李組紳方在南方，聞訊傷感難禁，亟亟北行，匍匐致奠。黎夫人視如子姪，許以孝服成禮。據秦嶺雲說，李組紳在晚年與他談及此陳年往事，猶自傷感不置，而於穿白袍與紮白腰帶的殊遇，則引為生平榮幸。

李組紳後來成為華北礦業的巨擘，當時礦業界有「南劉北李」的稱謂，劉就是劉厚生，北票煤礦公司的董事長，他找來地質學家丁文江當總經理。翁文灝曾回憶道：「一九二一年，丁君就任北票煤礦公司之總經理，從事開發熱河大部分之煤礦。為專心致力於公司事務起見，丁文江堅辭地質調查所所長之職，並推薦我接所長。丁文江任北票煤礦總經理後，對於該礦之發展，細心規劃，兩年後每日產量竟達兩千噸以上，想到當初的該礦的資本的規模，實在感嘆丁文江辦事能力之強。」而以資歷而言，李組紳在礦業界的盛名，可當得起「老行尊」而無愧，劉厚生比起他還稍後些。李組紳辦的是六河溝煤礦，煤質甚佳，適於煉焦，年產約五十萬噸。在其全盛時期，李組紳在漢口設一鐵廠，以煤煉鐵，俾盡其利。

民國八年南開改設大學，次年李組紳和嚴範孫張伯苓商定，於南開大學文理商三科之外，另設礦科，學制與一般大學相同，惟在寒暑假中，師生下廠進礦，從事實習。一面又商得美國福特公司創辦人亨利‧福特的同意，准由南開大學選派優秀的畢業生，前往該公司的屬下各廠礦學習，吸取最新技術，所有出國的手續及經費，均由礦科的董事會撥付。因為這礦科，在整個組織上，算是南開大學之獨立科系，除每年貼南開大學三萬元外，其他所需經費，完全獨立，另在校外設有董事會，綜綰其事，推翁文灝為董事長，而李組紳自居其副。辦了多年，成材頗眾，南開大學礦科為中國近代工礦業培養了早期英才，甚至包括中國近代物理學大師吳大猷，最初也曾就讀南開大學礦科。但當時中國礦業尚在萌芽時期，礦科學生出路不大，經費又由私人支持，故難以為繼，乃於民國十五年停辦，改設電工科，吳大猷才轉入物理系。

在北洋軍閥中，李組紳獨讚美馮玉祥一人。因為自從馮玉祥用了李組紳的建議而營救出羅文榦後，他對馮玉祥大有好感；再經過幾次率直諍言，也都為馮所接受，交情又深了一層。儘管馮之所為，如倒戈盜寶，反覆無常，為世詬罵；但據秦嶺雲說，如果有人在李組紳面前向他提到這些，就等於冒犯了他，他一定會為馮氏辯駁，非得讓他滔滔地說個暢快不會讓你走。只因為馮玉祥那股子陰沉險詖的德行，對李組紳卻是言聽計從，因此他對於馮之關切，操心計慮，周密懇摯。例如民國十四年初，奉張與馮之鬥爭已白熱化，馮向段祺瑞請開去本兼各職，出洋遊學，其意原是負氣拿翹，但段祺瑞卻以邊區防務來責成他，馮乃野心勃勃之人，對於邊區貧瘠之地，非意所愜。但李組紳對他說，西北雖苦，比在首善之區，處必爭之地，總強得多了。天高皇帝遠，關起門來，有什麼不好做的。偌大陝甘等省，別的不說，開爿銀行，應不是難事，果能走通此路，以後也就夠你招兵買馬了，總好過沒有地盤，受人排擠的好！楚漢相爭時，劉項相約，先入關者為王，今時雖非昔比，而天然形勝是不會走樣的。人傑地靈，處處可以發跡，何須揀精擇肥。況且吳佩孚方擬挾蕭耀南、孫傳芳以再起，萬一奉直聯手對付你，兩面受敵又怎麼辦？這番話，想得周到，說得透徹，馮玉祥的心竅也就給打開了。於是他接受任命，將部隊開向西北去。以後馮在西北設銀行，發行鈔票，又發行流通券，徵這徵那，鴉片煙土亦在搜刮之列，餉源較裕，實力自增，西北軍得以壯大起來，成為問鼎中原的資本。李組紳的一席話是起了些作用的。

馮玉祥和李組紳可說是稱兄道弟，但遇到十萬火急的要錢關子，什麼都不顧了，照樣是勒派徵賣的一套。當馮在五原誓師，鼓勇東近之際，六河溝煤礦便又受到一次大災難，所有存煤，統統被徵發變賣，移充軍費。後來李組紳向馮質問此事，馮初恧然；繼則諉稱係其部下時任運輸司令的許驤雲所為，他本人並不知情；終則羊入虎口，皮骨無存，撈不回半點分文。所以六河溝煤礦雖為李組紳一生心血之所注，但結果反成了累己累人，吃力而不討好。

又民國十六年八月間，孫傳芳擬乘機挽回已墮之勢力，勾結直魯軍南下，襲取南京，一時情勢險惡異常。馮玉祥將電報攤給眾人看，把手向桌角一擊，說：「局勢演變至此，咱沒法不暫時撤退。」大家面面相覷，李組紳卻說：「總司令，您得幹呀！如果直魯軍南下，你又西撤，北伐之舉豈不前功盡棄？還談什麼革命？」馮把手一攤道：「咱實力不過如此，你又不是不知道，獨木難支，怎能把孤注盲目地一擲？」李組紳說：「黃花崗之役，他們有多少人？難道說你今天的實力，還趕不上他們？你開口服從國民黨，閉口服膺國民革命，事到臨頭，還是一味保全實力！」馮給他這一激，也氣沖沖地反駁：「依你之見又當怎樣呢？你說！你說！」李組紳脫口說道：「直魯軍已成弩末，最多只是一股子蠻勁在前傻衝，諒他不會提防到這邊來，你如密令前方部隊，啣枚疾進，給他個冷不防攔腰截擊，豈不合了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了嗎？不然的話，你是退卻了，跑了，難道全部人馬還願意再跟著你去西北？」這些話說得相當正確，暗和兵法的攔腰猛擊，於是馮玉祥要他再說得具體一點，李組紳說：「就現勢來衡量，你可以叫石友三率部出大名，韓復榘部出河間，兩部同趨德州；一面再密令鹿鍾麟出歸德，兜頭迎擊。這麼一來，縱然起不了大作用，預料直魯軍的攻勢，可以給你吸住，至少也可減輕南京方面所受到的壓力了。」馮以嘲笑口吻說：「可是你這諸葛亮算漏了，咱一出動，你能肯定的說那張作霖不會附我之背？」李組紳毫不遲疑地答道：「你忘了呢？前兒個劉治洲不是被派去太原了麼？只須要他策動閻百川（錫山）的山西軍，出兵堅守石家庄，奉軍的兵力也就給絆住了。這一點，我相信閻錫山一定會同意的；相信在較短時間裡，也可以守得來。」馮又問：「那湖北的唐生智呢？你說會不會在後面搗咱們的蛋呢？」李組紳接著說：「直魯軍是彼此相同的敵人，饒他唐孟瀟也不至或不敢起我們的手的。為防他趁火打劫，不妨把現駐豫境信陽許昌一帶的靳雲鵬旅，和駐在豫東的龐炳勛所部對調一下，讓龐擋住唐生智，正是銖兩悉均，諒可無虞，靳原為吳佩孚舊部，調駐鄭州附近，雖不是馮系隊伍，也就不能不聽命於你了。」馮心中一想，果然是一盤好棋，便說：「甭說啦，咱這回就聽你的啦！」真的就把直魯軍在濟南及徐州東面，給牽制住了，無法南下援助孫傳芳。八月下旬，孫傳芳以五個師又三個混成旅兵力，在龍潭棲霞山一帶七次偷渡，終被革命軍一一予以擊滅，是為北伐史上有名的龍潭之役。

李組紳痛心於內憂外患之紛至迭乘，那些年間他積極投身於賑濟工作。由西北大旱災而成立的陝甘三省賑濟委員會，由漢口大水而成立的長江水災賑濟委員會，他均有參加；領導人雖為朱子橋（慶瀾）先生，而實際工作大半是由他在主持。及「九一八」事變發生，正值旱災粗了，水災續發之際，朱子橋以救東北為第一要務，馳往北平，組織義勇軍，於賑務自難兼顧；所遺事務，一股腦兒統交李組紳代理主持。李組紳在此數年中，拋棄本業，一心救人，邪寒盛暑，親歷災區，輾轉於礫石飛澇之間，與旱魃老蛟相搏鬥，自認為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

「一二八」淞滬戰役發生，李組紳參加上海市臨時救濟會實地工作，對於搶救難民，至為積極。王一亭、聞蘭亭等推他向工部局日領事館交涉，開放外白渡橋，從天通庵附近各里弄，搶運出難民三千餘名，結果圓滿達成任務。許世英亦以沿蘇州河一帶與華界毘連，英國兵營把它封閉了，應請工部局向其交涉，從速開放，俾使對岸的難民，得以進入租界，以苟性命，這事也由李組紳去找工部局總辦鍾斯協商。最後達成協議暫行開放烏鎮橋，所有沿蘇州河對岸難民，准由該橋進入租界。至於在真如南翔一帶，設置收容所一事，則推由潘公展、陸京士負責辦理。

一九四九年後，他寓居香港，已屆高齡之年，生活殊蹙，但其心境豁然，從容不迫，豪情勝慨不減當年。據秦嶺雲說他豪飲健啖，甚少疾病，從未患過腸胃症，更未鬧過高血壓。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猶去沙田友人處吃炒麵，飽啖而歸。次日晨起，談笑晏如，偶需飲料，其夫人出房代取，回房時見已與世長辭了。為時之短，不足兩分鐘，未煩一醫，未服一劑，撒手人間，去得爽快，一如其人。

《民國政壇見聞錄》寫了三十五篇，全書十六萬字。談到的人物均為民國初年政壇赫赫有名之士，如黎元洪、顏惠慶、顧維鈞、羅文榦、馮玉祥、王寵惠、鄭毓秀、孫蒓齋、唐紹儀、袁世凱、曹汝霖、王正廷、錢新之、蔣介石、孔祥熙、張宗昌、朱子橋、許世英等等，所談之事更是整個民國，甚至北洋軍閥間的種種內幕，李組紳曾告訴秦嶺雲說：「我所談的一些往事，都是身歷其事、耳聞其聲的經過。雖年湮月遠，手頭又乏參考書，其間人名、時間容有記憶不清之處，但其真實性無可置疑。」這其中有許多卻從未經人道之談，其珍貴處也就在此。

掌故學家瞿兌之認為宋以後之正史，多是鈔錄些諛墓之文，一傳之中，照例是某某字某某，某處人，某科出身，歷官某職，幾乎成了一種公式，千篇一律，生氣全無。他大為感嘆地說，這樣的史還能算史嗎？他說：「我們讀《史記》、《漢書》，覺得史家敘述一個重要人物，每從一二小節上描寫，使其人之性情好尙甚至於聲音笑貌躍然紙上，即一代興亡大事亦往往從一件事故的發生前後經過著意敘述，使當時參加者之心理與事態之變化都能曲折傳出，而其所產生之結果自然使讀者領會於心。」從來歷史只是冠免堂皇的官書，必須參照野史，才能明瞭其真實底蘊。唯有如此，事情的曲折隱微，人的性情風格，才能知道多一點。因為許多為正史所不載的事件，常需藉助這些野史掌故瑣細零碎的資料來細加鈎稽，這些資料在很多情況下卻是構成重大事件的重要環節，因此它常可以疏通史傳記載之疑難，補正史書之不足。《民國政壇見聞錄》的意義也就在此。

民國奇人李晉（組紳）和他的回憶錄

蔡登山

第一次聽聞李組紳的大名是多年以前看曹聚仁的《聽濤室人物譚》一書，其中有一則〈我與李組紳老人〉，曹先生談到過李組紳很早就想寫回憶錄，曾找過他，要他來寫，談過幾次，他覺得這位老人有些囉唆，對於他這個賣稿為生的人，若要筆錄他的回憶錄頗為費時。因此他勸李老用錄音機錄了下來，等他來整理，但大概李老也不慣用錄音機，也不曾動手過，這事就這樣拖了下來。而這回憶錄後來由李老口述，由秦嶺雲筆錄而成，在香港的雜誌連載過，但從未結集出過書。

根據秦嶺雲、芝翁的資料，得知李組紳單名...

民國奇人李晉（組紳）和他的回憶錄／蔡登山
第一章 我與黎元洪、顏惠慶一段因緣
第二章 顧維鈞謀任外交總長的一幕
第三章 財政總長羅文幹的縲絏之災
第四章 駐軍南苑時代之馮玉祥
第五章 由王寵惠、鄭毓秀談到孫蒓齋
第六章 我與黎元洪總統的深厚淵源
第七章 唐紹儀與袁世凱交惡記祕
第八章 曹汝霖其人與二十一條
第九章 我與曹汝霖之間的淵源
第十章 憶活躍於民初政壇的王正廷
第十一章 王正廷與顧維鈞及大借款事
第十二章 王正廷一生的多方面興趣
第十三章 錢新之寓所初見蔣先生記
第十四章 在洛陽與馮玉祥打交道記
第十五章 在鄭州與馮玉祥紙上談兵
第十六章 我與庸之專車離鄭南歸記
第十七章 從章、王談相說到蔣、宋聯姻
第十八章 策反徐源泉──拖垮張宗昌一幕
第十九章 張宗昌壞到極點！好得出奇！
第二十章 一介商人被插進政治夾縫中
第二十一章 馮玉祥口中的他！他！他！
第二十二章 我和蔣先生談山東中興煤礦事
第二十三章 我勸馮玉祥不必入京做大官
第二十四章 一面忙於內戰，一面忙於賑災
第二十五章 我與馮玉祥各幹各的事
第二十六章 旱災、水災、兵災與朱子橋
第二十七章　馮玉祥為什麼踢死元配夫人？
第二十八章 馮玉祥出洋考察水利前後
第二十九章 朱子橋領導東北義勇軍經過
第三十章 馮玉祥下山與義勇軍解體
第三十一章 從所謂「七君子」談到「救國會」
第三十二章 西安事變時南京方面的戲中戲
第三十三章　想起了「九一老人」許世英
第三十四章 向國聯調查團揭日本人瘡疤記
第三十五章 蔣、宋重視長江堤與驗收經過

民國奇人李晉（組紳）和他的回憶錄／蔡登山
第一章 我與黎元洪、顏惠慶一段因緣
第二章 顧維鈞謀任外交總長的一幕
第三章 財政總長羅文幹的縲絏之災
第四章 駐軍南苑時代之馮玉祥
第五章 由王寵惠、鄭毓秀談到孫蒓齋
第六章 我與黎元洪總統的深厚淵源
第七章 唐紹儀與袁世凱交惡記祕
第八章 曹汝霖其人與二十一條
第九章 我與曹汝霖之間的淵源
第十章 憶活躍於民初政壇的王正廷
第十一章 王正廷與顧維鈞及大借款事
第十二章 王正廷一生的多方面興趣
第十三章 錢新之寓所初見蔣先生記
第十四章 在洛陽與馮玉祥打交道記
第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