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追隨孫中山
國父的稱號,顧名思義,也就是國家的父親了。中國之國父,惟有孫中山先生。這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事。中國有歷史記載的,從夏禹開朝「會諸侯於塗山,鑄九鼎。通九州,作禹刑」至今也有四千多年,但從未有人敢稱自己為「國父」者。
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在中國幾千年悠長的歷史中除孫中山先生外,從未承認哪個皇帝、總統、主席為國父。那麼,孫中山先生為什麼能夠有稱得上「國父」的資格呢?他不是神,其實他在心底一直把自己視為平凡人。由於平凡,卻真誠,由於真誠,就偉大。憑他的真誠和毫無私心的奉獻以及在當時同輩人中無可比擬的學識,才感召了成千上萬的愛國志士,喚醒了四萬萬同胞那沉睡而傍徨的靈魂,那敢怒而不敢言的心態。他帶領大眾,獻身於革命,始終如一,大公無私,百折不回。當然中國如果沒有他,也會有人起來領導大眾革命,然而那革命未必能推翻昏潰的清朝,也未必能在這塊古老的神州大地上建立起了中華民國。今天,當我們翻過那塵封的一頁時,再看孫中山那時發動的廣州之役,那庚子年(一九○○年)發起的惠州之役,那辛亥年(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無不歷歷在目,令人熱血沸騰。他終於給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皇朝帝制劃上了句號。一手創建起了共和(合眾政府)政體。故從結束封建帝制這種意義上來講,國父者,非孫中山先生莫屬了。
在創建中華民國的歷史中,許多革命志士前赴後繼追隨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事業,在那麼眾多的革命志士中,張靜江也於一九○五年始追隨孫中山,可謂是眾多前赴後繼的隨者之一。為什麼他能窮其一生精力去追隨孫中山先生搞革命呢?雖那時,已距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孫中山創立「興中會」,已過去了十一年了,張靜江卻義無反顧地站在了孫中山的身邊,以後的幾十年中他也一直奉行著國父的精神。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這也許就是巴黎之行的必然結果。
在巴黎這個清新美麗、法蘭西的民主和悠久的歷史文化和諧交融的城市裡,不僅使張靜江開闢了一條獨特的經商道路,也使他「生當為人傑」的思想吸收了新的內容。中國甲午戰爭的失敗,使張靜江年輕的心靈又一次受到強烈的衝擊,他對清王朝的腐敗無能和喪權辱國深感痛心疾首,同時在巴黎,他又受到了在法國盛行的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在這樣的歷史和思想條件下,他很快成了一名激進的反清革命宣導者。他有時甚至以中國無政府主義的「宣講師」自居,經常在旅歐華人中發表反清言論。由於他那時的身份是清使館隨員,聽者中的大多數人怕受到牽連而不敢與他交往,儘管張靜江在巴黎受到不少冷遇,但他依然故我,倡言革命,尋找知音。一次當他陪同孫寶琦到比利時參觀博覽會時,他又慷慨激昂地大談反清革命,結果竟被當地留學生中的革命黨人誤認為奸細,幾乎遭到毆打。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張靜江雖有反清意識,但只有當他在遇到了革命先行者孫中山時,他的革命熱情才真正找到了知音和寄託,才被完全激發了起來。
在創立民國的漫長過程中,自一九○○年庚子惠州之役失敗後,孫中山所籌集到的起義軍費已耗盡得無路可走之地步了。故到一九○二年時,已經沒有錢來購買槍枝彈藥;沒有錢再繼續搞革命宣傳了。這期間可以說,是革命最缺錢的困難之際。革命必然要再接再厲地繼續下去,但支撐革命的物質基礎經費卻非常匱乏,孫中山只能親自加入籌集革命經費的奔波和忙碌之中。
而恰在一九○五年的那個非常年代,孫中山為了親自赴國外籌集革命經費,離開西貢而赴歐洲,遂與張靜江正巧遇於同一條赴法的海輪中。當孫中山第一次見到張靜江時,只見他尚處在年輕時期,也看到張掛的清廷官職(指在二十歲―一八九六年其父花十萬銀兩,捐官候補江蘇實業道事)也實是一個虛銜。故孫中山認為可以說服張脫離清廷參加反清革命,遂以真名實姓相告於張,並把興中會進行革命以推翻清廷等主張告知了張靜江。而張靜江第一次看到孫中山時,不知怎的,便在心底與孫中山有了一種強烈的感應。當時的孫中山穿著一身黑色的西裝,穩重地站立在海輪上層的船舷旁邊。濃密分梳的頭髮,整齊地緊貼在頭頂上。微帶長方形的臉上,一雙有著深刻的雙眼皮的大眼睛炯炯照人,顯得特別有神采,時時流露出一種嚴峻、博大、睿智的光輝。兩撇在嘴唇垂下的短鬚,更使他在一張雖是極普通的東方型的臉面上,突兀有了一種西方哲人的神韻;一見之下,便給張靜江留下了永遠難忘的深深印象。
而從張靜江那時的心情,對清廷原本無深切關係(他是出身豪富巨賈,不屬政治官僚出身)。另則他也看到當時慈禧太后的獨裁專制政權也必將沒落,又加上他接受了西歐新的資產階級思想的薰陶。在孫中山的勸導下,他很快接受了孫中山的革命主張,願意參加孫中山創建的革命組織。當然這也離不開他少年時就就立下的出人頭地、功名顯要的思想。他心想,一旦革命成功,他就可位列顯要,出人頭地。就是這次十分偶然、但也可說是歷史的必然相遇,從此,也註定了張靜江跟隨孫中山、並加入革命一起攜手共同推翻清王朝的統治。這是一次巧遇、一個機緣、但卻是張靜江一生命運的必然。
張靜江在赴法的海輪上詢問孫中山此去何往,作何計畫?孫中山告訴他正在去西貢興中會分會,以宣傳革命並募集革命所需的經費,此次,他同時還要赴歐募集革命經費。張靜江聽後,非常誠懇地對孫中山說:「我近數年在法經商,獲資數萬,願意為君之助,君如革命所需,請隨時電告,我將悉力以應。」並當面留下地址,相約通電暗號。並當即寫了親筆信給美國紐約的通運公司經理姚叔蘭(張靜江妻舅),並在歐輪上把此信交孫中山,並密告孫中山同船上有清朝欽差大臣孫寶琦亦同輪赴法,務必請孫中山注意,謹慎行事。孫中山覺得張靜江是誠心投奔革命,並從此舉上看出他處事果斷,品性忠誠,更覺此青年可貴可信。張靜江與孫中山在歐輪上約定,日後他的行蹤可通過美國紐約通運公司姚叔蘭先生探詢聯絡。
在這之後的一九○七年,東京同盟會本部經費枯竭,籌款無著,孫中山於窘迫之中,竟然想起與張靜江那次在海輪的邂逅之事,孫便對黃興談起,想往巴黎發一電報試一試。當時的黃興簡直有些不相信會有這般好事,他還認為張靜江是清廷派往法國使館的人員,也許有可疑之處。但孫中山還是堅持命東京同盟會按地址向巴黎拍電,於是電文僅僅寫了一個「c」字,可不多數日後,果真有三萬法郎從巴黎匯到,這使同盟會本部的同志們真是又驚又喜,說這簡直真是上帝有神「天佑」了我們,這也使東京同盟會的同志工作氣氛活躍了許多。後來,凡孫中山在緊迫時,抑或有什麼困難發生,只要向張靜江發出電報,都有求必應。這對當時孫中山革命經費緊缺的非常時期可以說是雪中送炭,而他和張靜江畢竟是偶在的一次萍水相逢,張竟能如此慷慨解囊,資助革命,使孫中山確實非常感動。
那時,孫中山在年齡上大於張靜江十一歲,孫對於張來說,真可謂「革命征途上的大哥」了。從這以後張靜江一生追隨著這位革命老大哥孫中山,並使他一生矢志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