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顯光自傳：報人、外交家與傳道者的傳奇

　　董顯光先生，是中國第一位赴美專攻新聞學並獲得學士學位的人，也是中國情報工作的創始人。在他的自傳裡，他曾提到：「我想假定我能留在新聞事業這條路線中，我應該是最快樂的人。」大時代的動盪，讓他體會到新聞記者的筆槍與飛機坦克一樣重要。

　　董顯光對中國近代傳播事業的貢獻，也是同樣的重要。他創辦了《庸報》，首度將美式辦報拼版方式引入中式報紙；並主持當時上海重要英文報紙《大陸報》，將戰爭新聞正確傳達到西方國家；而後，在擔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期間，更是致力於積極培育國際傳播人才。民國四十六年，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特地頒「新聞事業傑出服務獎章」給董顯光，獎勵他一生對中國新聞事業的傑出貢獻。

　　董顯光在日記中寫着：「無論何物，凡是不費力而得到的，大概都不會給我相當的興趣。」又寫著：「世上沒有一事可以比得上個人努力而成功的。」靠著個人的努力，去完成理想，志之所在，終身不渝。他的一生德業輝煌，事功彪炳，他不僅是傑出的新聞工作者，也是卓越的外交家。本書以詳實而真誠的筆觸，娓娓道來一生經歷與志業，是了解報人楷模董顯光先生的最佳途徑。

本書特色

　　董顯光先生，這位「提燈照亮新聞路的革命報人」，是民國重要政治人物，一生經歷了許多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事件，在這本自傳中，可以清楚的看到一代報人、外交家與傳道者的風骨、節操、與成就。

同時期政界、外交界、教育界名人 齊聲推薦

　　葉公超：盡忠於職守，有時幾近於「傻氣」―那種充滿忠貞與信念的憨直。
　　陶希聖：新聞界的領導，外交界的重鎮。
　　王世杰：畢生盡瘁於宣傳事業，但從不做自我宣傳。
　　梁寒操：從事新聞事業，或身負國際宣傳重任，皆能卓然有成。
　　馬星野：董顯光先生的自傳，由曾虛白先生來譯，真是最理想不過了；他們兩位稱得上是「管、鮑之交」。

著者簡介

董顯光（1887－1971）

　　浙江省寧波人。著名報人、外交家。1909年，在基督教長老會的幫助下赴美國密蘇里州留學，先後在巴克學院、密蘇里大學和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普利茲新聞學院就讀。回國後出任上海《民國共和報》副主筆兼駐北京的記者。1914年，出任《北京日報》主筆，1916年後長期擔任熊希齡的秘書。1925年3月1日，在天津創辦《庸報》。1934年，開始從政。起初在國民黨軍事委員會上海辦事處負責檢查外國新聞電訊。抗戰爆發後，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第五部副部長，不久又改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在戰時爭取西方媒體對於中國八年對日抗戰的支持功不可沒。1949年，隨國民政府遷往台灣，擔任中國廣播公司總經理兼《中央日報》董事長。1952年出任駐日本大使。1956年又受命出任駐美大使。1958年，卸職返台，任總統府資政。1970年，移居美國，次年病逝於紐約。

譯者簡介

曾虛白（1895－1994）

　　江蘇常熟人，台灣新聞界鉅子。其父為寫有《孽海花》的民初小說家曾樸。曾虛白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1927年在天津參與創辦《庸報》，1928年在上海與曾樸創辦真美善書店。1932年2月在上海創辦《大晚報》。1949年遷居台灣，任中央通訊社社長、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主任、新聞研究所所長。1972年8月退休。1994年1月5日去世。

《董顯光自傳》譯本序言／張群
譯介《董顯光自傳》前言／曾虛白
國內專家學者對本書的評介

自序 　一個中國農夫的自述
第一章 　早年回憶
第二章 　在美國的大學生活
第三章 　民初年代的記者生涯
第四章 　軍閥時期
第五章 　研究列強海軍
第六章 　在上海辦報
第七章 　我做了外電檢查員
第八章 　受命為主管宣傳的副部長
第九章 　漢口的考驗
第十章 　我們站定了
第十一章 　風雲際會的重慶
第十二章 　戰時出國任務
第十三章 　戰時國際宣傳績效的檢討
第十四章 　外國記者問題
第十五章 　擺脫政治歸隱的嚐試
第十六章 　奉召回國主持新聞局
第十七章 　在臺灣
第十八章 　展開瞭解世局的多面接觸
第十九章 　參加廣播與報業工作
第二十章 　出使日本
第二十一章 　出使美國
第二十二章 　頭痛問題與其解決
第二十三章 　卸任與檢討
第二十四章 　生平回顧

附錄一 　追思董顯光先生／曾虛白
附錄二 　追隨董先生半個世紀／魏景蒙

序

一個中國農夫的自述

　　寫自傳的慣例都保留序文到最後才寫，我卻要倒過頭來先寫序文。因為我沒有寫自傳的願望，總覺得敘述自己一生，主觀色彩太濃，不會引起任何人的興趣。可是，我還是違背了自己的意志寫了這本書，理由只因為我妻子堅持要我寫。她知道收集笑話編成書是我一心嚮往的最高消遣，因此他要挾我，不先把我生活經過黑字寫在白紙上，我不得寫任何一本書。我們夫妻間偶有爭執，她勝利的成份多，這一次自不能例外。

　　我不願寫自傳的理由，說來非常簡單。因為，我的一生並不是推動時代主流的動力。我雖經常側身在偉大人物的營幕裡，可是我並不是偉人本身。因此，我在歷史上的地位是輔佐的。我的前半生做了卅年新聞記者，最近廿年才幸得站在幕後窺察歷史發展的動態：伴隨著製造時代歷史的人物掌握到了解局勢的線索。使我有機會觀察到許多歷史人物的特殊性格，領悟到局外人摸索不到的政治意義。但，我不是時代潮流的主力推動者。

　　自傳應該保留給那些立有豐功偉業足為萬世師表者寫，這是我的主張，一再向我妻子表白過。

　　但，我的妻子不能贊同。她以為我的一生有許多不尋常的經驗，最少也應該寫下來留給下一代看著做榜樣。實際，除此之外，恐怕她還受到一種好奇心的推動。她知道我的一生充滿著困苦艱難的奮鬥，在許多場合中，她是我掙扎的伴侶，但更有許多場合，涉及政治，事關機密，我無法使她分擔我的思想與經驗，她就變成了局外人。當我追隨蔣委員長處理重要機密事件的那幾年，所見所聞一概密封在我的腦子裡不給任何人講，我的妻子也不例外。因此，我們夫婦間，彷彿保留著一部分交通阻塞的距離。那麼，在我政治生活快近結束的階段，一生伴隨在我身邊共患難同甘苦的妻子，要打開阻塞了解全貌，當然是順理成章的要求了。

　　因此我接受她要求的寫成了這本自傳。我相信這本書反映了廿世紀中國的許多重要事件與問題，多少應該有些價值。雖然以這時代中國為背景寫的書已經多得汗牛充棟，但西方人對中國的了解還隔著很寬的一道不了解的鴻溝。我自從一八八七年出生以來，整個一生混在時代發展的潮流裡，經驗著中國悲劇動盪與深刻的刺激，直到本書擱筆之時，還找不到一個確定的結束。我寫的是我一生的經歷，卻也對近代中國在奮鬥中的人與事有所啟發。這可以說是我接受董夫人要求的主要動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