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反右祭壇上的青春：入監十二年的平反回憶錄

我的父親

　　公元一九四○年深秋的一個晚上，我從母親的懷裡，很不情願的來到這個世界。那羸弱的哭聲和瘦小的身體，使母親懷疑我是否能養得大，並且擔心這孩子的一生恐怕是多災多難。在我以後有了一點記憶的時候，曾多次聽母親說，我生下來時簡直就只有一個量米筒那麼大。父親似乎也並不怎麼重視這樣一個小生命的到來。因為我已經有四個哥哥和一個姐姐了。母親曾對我說，你父親小氣得要命，我生了你後，就只買了半斤瘦肉給她吃。這也不奇怪，因為這時，父親已經娶了第三房姨太太了。

　　父親名叫許繼雄，一八八六年生於湖南省零陵縣許家橋村一個貧苦的農民家裡。那是一個極為偏遠貧窮的小山村。當歷史往前行進了一百一十四年後的一九九○年，為整修父親的墳墓，我回到了我的故鄉。上一次是在一九四四年為躲避戰亂，我是坐在籮筐裡被挑著回來的。那時我四歲。第二年日本投降，母親帶著我們舉家又遷回桂林。

　　掐指算來，我在故鄉只生活了短暫的一年多，之後就再沒有回來過了。我在坐了兩個小時的火車和一小時的汽車後，登上了一輛由農用車改裝的客車。說是改裝，實際上就是在車廂的兩旁放上兩排凳子。車上擠坐著十幾個當地的農民，還有幾個沒有座位了只好站著，手扶著廂板一晃一晃的搖動。崎嶇的泥路卷起漫天的灰塵。待我半個小時後下車時，我早已是蓬頭垢面了。在泥濘的田基上走了大約兩三哩，一個破敗不堪的小小村莊出現在我的面前。同行的人告訴我，這裡就是我的故鄉，我父親出生的地方。

　　幾乎清一色的泥磚砌就的房屋，由於常年風雨的侵襲，有些房屋已是歪斜得很嚴重。近半個世紀過去了，村子還沒有通公路，也沒有通電。在父親的年代，生活的艱辛可想而知。村子的旁邊有一條清澈的小溪，小溪上有一座小小的石拱橋。我幼小童年的記憶中那條彎曲的、因年代久遠而磨走得鋥亮的石板小路，依然泛泛的浮著青藍的光。

　　一個遠房年邁的親戚接待了我們。他告訴我哪間房是我的父母住過的，哪間房我的二哥三哥住過，彷彿這一切都是昨天的事情。看著我的先人們曾經居住過的這些破敗不堪、用泥磚或已經發黑的木板圍就的幾廂低矮的房屋，那斑駁的牆壁和地上的肮髒泥土，我的腦海裡浮現出那些逝去的年華和他們艱難的生活情景。他們不屈服於這困苦的生活，勇敢地從這大山裡走了出去，依靠自己的勤勞節儉、智慧和艱苦的奮鬥，開創了家業。我的父親在一九四五年初就去世了，如果他活到一九四九年，毫無疑問，他一定將被定為大地主。然而，這裡的一切，哪裡有半點我們的電視中那地主老財奢華生活的影子？

　　我並不認同當年所謂的地主都是罪大惡極之人的論點。他們其實代表著當時農村的中堅力量和進步的生產力。他們頭腦比較靈活而且往往多少受了點教育，識幾個字。他們絕大部分是靠勤奮的勞動和聰明的頭腦發的家。這是社會優勝劣汰、自然選擇的結果。共產黨取得政權後，一九五○年的「土地改革」運動，殺了兩百多萬地主，搶走了他們一輩子甚至幾輩子辛苦攢積下來的財產，上演了一幕幕罄竹難書、滅絕人寰的血腥慘劇。他們都是壞人嗎？都是「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嗎？今天農村裡的一些「先富起來的人」，他們的財富和雇工的人數比之昔日的地主要多十倍、百倍。如果說那些地主該殺，那又該如何面對今日的這些先富起來的群體？

　　千秋功罪，我堅信，歷史自有評說。

　　房屋後面有一個低矮的土嶺，在我兒時的印象中，那彷彿是一座碩大無比的山峰，現在看來卻是小得就像一個土堆了。「土堆」上生長著高大茂密的樹木，童年時我時常跟我哥哥和鄰居的小夥伴們來樹蔭下玩耍，這兒就是我童年的樂園。我們在樹下找一種叫「悉卡子」的野果，用落在地上的乾枝，燃起一堆火來，把果子燒熟了吃。於今我已回憶不出這「悉卡子」的準確形狀，也說不出它的味道是甜還是香，大約總是很不錯的吧。

　　距村子不遠有一座連綿三四里的大山，山上長滿了樹木，鬱鬱蔥蔥。父親和奶奶的墳墓就在這山的山腰。同行的老村長對我說：「你的父親是個好人，這座山原來並不屬於我們村，多虧了你父親當年把它買下來，現在整個村子燒柴就全靠這座山。」

　　我說：「我的父親怎麼一下又成了好人了？過去不是說他是地主嗎？」村長說：「我們可從來沒說過你們家是地主。過去有人來調查，我總是說你們是中農的。事實上也是這樣，你父親在解放前五年就已經去世了，家產一分哪裡還算得上是地主呢？」我相信他說的是實話。一九五五年時，三哥在部隊為了入黨的事，家鄉曾寄來一個家庭成份的證明，那時我已初中畢業，我清楚的記得證明上確是寫著：「茲證明許文森同志的家庭出身中農……」我始終也搞不明白，十幾年以後，我幾個哥哥的家庭出身怎麼都成了地主？大哥的家庭出身甚至是地主兼資本家。只有我一個人填寫的還是中農成份，因為我親眼看見過那份證明，所以不管審查我的人或是來外調的怎麼說，我都是一口咬死家庭是中農。否則，我的麻煩將是更大。

　　父親在家排行老大，下有兩個兄弟。十三歲時，父親身背十餘斤大米，夥同村人從家鄉一路步行跋山涉水來到廣西桂林市。小小年紀，奔波數百里，途中往往食不果腹，夜無蔽所，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來到桂林，父親經人介紹進了一家印刷廠做學徒。那時的小學徒簡直就是一個傭人。搞衛生，倒痰盂，又髒又累的活都得幹。至於學手藝，那得看師傅高不高興和自己的機靈了。那時，流傳一句話：「教會徒弟打師傅。」為了自己的飯碗不被搶去，師傅們往往都留了一手。

　　父親是個極聰明的人，悟性很高，儘管只讀過幾年私塾，但技術學得很不錯。三年學徒，不僅精通了各種印刷技術，還刻得一手好字。學徒期滿又幫師了一年，這些日子都是只管吃飯，沒有工資的。

　　十七歲時，父親離開了原來的老闆，自立門戶刻字。搞了幾年，感到發展不大，就與人合作，租下一處門面，買了幾台印刷機，搞起了印刷兼刻字。由於經營得法，幾年下來，得到很大的發展。父親便自立門戶，開了間印刷廠，取名許景泰印務局。父親精通印刷技術，管理嚴格，工廠發展很快。父親甚至到上海、廣州先後採購了石印機、圓盤機、四開機、鑄字機等印刷設備，許景泰印務局成了桂林市聞名遐邇的字號。

　　家業大了，父親依然是異常勤儉。廠裡事無巨細，往往都躬親力行。對產品質量極為重視，信守合同。當時的印刷業競爭十分激烈，官辦的印刷廠不算，抗戰前桂林民間的有二十七家，到一九四三年，大量的文化人遷來桂林，印刷廠達到一百零九家。省、市政府等機關要印的東西都是公開招標，公私工商戶都可以投標。憑著先進的設備和高質量的管理優勢，許景泰印務局常常中標，所以生意十分興隆。有時為了趕時間按時交貨，連兒子都得上陣，也一樣發給計件工資，倘有質量問題，一樣呵斥。

　　二十世紀初的中國，發了財的人最時髦的事情是什麼呢？買田地，娶姨太太。父親也沒能走出這世俗的圈子。於是風光無限的回到老家買了幾十畝田地，又先後娶回了兩房姨太太。

　　正當父親事業日益興盛之時，一九三七年七月，日寇發動了全面的侵華戰爭。中華民族的又一場苦難深重的歲月開始了。

　　一九三七年十月，日本飛機初襲桂林，市民死傷數百人。此後空襲日益頻繁。一九四一年，父親不得不把工廠遷到郊區農村，在戰亂中堅持著經營。一九四四年，日寇逼近桂林。父親遂把所有的機器埋在菜地的地窯裡，帶上家眷，逃回湖南老家鄉下以躲避戰亂。豈料沒等到日本投降，父親便病故於鄉間，終年五十九歲。

　　父親病重時，知來日不多。便把家產分成了三份。按子女的多少，每個老婆一份。由於人口眾多，攤到每個人身上已沒有多少。城裡的房屋已毀於戰火，埋在地窯裡的機器，光復後幾經找尋，發現已不翼而飛，連雇來看機器的人也不見了。房子沒了，機器沒了，父親去世了，田地也賣光了，一切都完了。許景泰印務局已經徹底的衰敗，退出了歷史的舞臺。

　　──這一切發生在解放前四到五年，哪裡還能和「資本家」、「地主」扯得上半點的干係？

　　父親去世時，我只有四歲多，在我的腦海裡父親的印象太朦朧了。我不記得他的音容笑貌，不記得他和我說過了什麼話，也不記得他是否親昵過我。好像他總是在忙著什麼。我讀中學的時候，曾經看見過一張父親的相片。那是一張放大了的七寸的有點泛黃的相片，相片上父親大約是五十歲的樣子，戴一頂當時有錢人時興的禮帽，稍顯削瘦的臉，緊閉的雙唇，一付嚴肅凝重的神情。然而，父親這張唯一留世的相片，後來卻是失蹤了。也許是大哥在文化大革命時燒去了。因為那時大哥的家經常有革命的小將來抄家，不燒去又能藏到何處？到處是一片紅色恐怖，一旦被抄出，那後果將是極其嚴重。

　　我的母親曾不止一次對我說，我太像父親了，從相貌到走路的姿態。

　　我卻認為，我們這些後人，沒有一個有父親的能幹與聰慧。一九九○年清明，我在闊別了四十餘年後第一次回到故鄉時，曾作七律〈一九九○年清明返湖南老家有感〉：

　　四十五年還故園，霪雨絲絲路維艱。

　　兒童喃呢音猶記，桑榆蹣跚夢難全。

　　溪畔柳綠聞犬豕，霧裡山青話桑田。

　　忽憶先人創業事，天命只作而立年。

我的父親

　　公元一九四○年深秋的一個晚上，我從母親的懷裡，很不情願的來到這個世界。那羸弱的哭聲和瘦小的身體，使母親懷疑我是否能養得大，並且擔心這孩子的一生恐怕是多災多難。在我以後有了一點記憶的時候，曾多次聽母親說，我生下來時簡直就只有一個量米筒那麼大。父親似乎也並不怎麼重視這樣一個小生命的到來。因為我已經有四個哥哥和一個姐姐了。母親曾對我說，你父親小氣得要命，我生了你後，就只買了半斤瘦肉給她吃。這也不奇怪，因為這時，父親已經娶了第三房姨太太了。

　　父親名叫許繼雄，一八八六年生於湖南省零陵縣許...

前言

　　一九八六年一個寒冷的冬日早上，我把一張三百元的現金支票遞給銀行櫃檯裡的一個工作人員，他用驚詫的目光看了我好一會，說：「冤獄費，誰冤獄了？挨了幾年？」

　　我無語，心卻在滴血。

　　一九七九年我開始了漫長的申訴之路。幾經反復，一九八○年七月桂林市中院改判為「已構成犯罪，但判刑不當，改判為免予刑事處分」。我依然不服，官司從廣西高院一直打到北京的最高人民法院，今天終於把最後的一點「尾巴」割去了。

　　這時，整整的二十八年已經過去了。從十八歲到四十六歲，它涵蓋了我全部的青春年華。當廣西高級人民法院向我宣佈宣告無罪，並把那張寫著冤獄費的支票遞給我的時候，我沒有一絲的激動。我只是木納的自語了：「啊啊，三百元，我一生的代價……」

　　人們常說，人如果老了，有一個重要的特點：昨天或者剛剛發生的事往往會忘得乾乾淨淨，而那遙遠的往事卻是異常的清晰。我現在就是這樣了。我想，我確實是老了。

　　我這一生，歷經了中國歷史上一個大動盪的時代，見證了許多事件的發生與過程。現在的年輕人不理解那段歷史，甚至不相信那些曾經的荒唐的事情。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就萌生了要把我的經歷寫出來的衝動。開始，是想寫一部小說。動筆之後，才發現難度之大已遠遠超出我的能力。

　　小說既沒有能力寫，就萌生了寫回憶錄的念頭。然而，按照俗成與傳統的觀念，回憶錄又豈是我這樣的布衣平民能寫的？那時，我也確實是太忙，一面要謀生，維持一家大小的生計，一面還要起早貪黑地讀書。光陰迅速，事情一擱，轉眼又是三十年過去了。於今我已是垂垂暮年，心中總不甘心讓我那段刻骨的歷史隨我一同走入墳墓。於是，我為自己羅織了一個這樣的理由：大人物（或名人）們的歷史就猶如那參天的大樹，壯美，充實，偉岸，閃耀著令人眼花撩亂的光彩。我這樣的一介草民的歷史就權當那樹下不起眼的野草，雜亂，平庸，猥瑣，絲毫沒有迷人入勝的風光。野草，根不深，葉不美，然而它也是生命。上帝既創造了它，天地又是何其的遼闊與紛繁，其間也總該有它的一片棲息之地吧。

　　現在我是以完全真實的筆觸來記述，既不需要煞費苦心地去構思和刻畫人物的性格，也不需要傷透腦筋去構築情節的展開與矛盾的衝突，只要把思緒整理一下，文字通順就可以了。值得慶幸的是，三十多年前我搜集和整理的許多素材，今天成了我這本回憶錄非常寶貴的資料。

　　透過我這樣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經歷，人們或許能窺視到一些歷史的脈絡。為了公正和不帶偏見，我必須盡力跳出個人的恩怨來客觀的描述。

　　我在讀初中的時候，就是一個堅定的共產主義的信徒了。

　　高中即將畢業時，儘管我受到學校極其錯誤的批判和處理，我也認為這只是一個個別的事件。以後，在社會這所大學裡，無數鮮活生動的人和事，衝擊著我，我開始以一種審慎的科學的眼光來重新認識和思考這個世界。一個信念漸漸在我的心中萌生，由模糊而越來越明晰與堅定：歷史終將按人民的意志前進。「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我想，這應該是一個普遍的真理。

　　在洶湧的歷史長河中，我甚至連一個水泡都不是，轉眼就將消逝。下面的文字，人們如果讀後總算是多少的瞭解了一些那遠去的歷史，我就心滿意足了。

　　在我的開場白結束之時，魯迅先生《野草》中的一段話卻總也揮之不去：

　　天地有如此靜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靜穆，我或者也將不能。我以這一叢野草，在明與暗，生與死，過去與未來之際，獻於友與仇，人與獸，愛者與不愛者之前作證。

前言

　　一九八六年一個寒冷的冬日早上，我把一張三百元的現金支票遞給銀行櫃檯裡的一個工作人員，他用驚詫的目光看了我好一會，說：「冤獄費，誰冤獄了？挨了幾年？」

　　我無語，心卻在滴血。

　　一九七九年我開始了漫長的申訴之路。幾經反復，一九八○年七月桂林市中院改判為「已構成犯罪，但判刑不當，改判為免予刑事處分」。我依然不服，官司從廣西高院一直打到北京的最高人民法院，今天終於把最後的一點「尾巴」割去了。

　　這時，整整的二十八年已經過去了。從十八歲到四十六歲，它涵蓋了我全部的青春年華。當廣西高級人民...

前言
我的父親
童年
少年時代
畢業前夜
噩夢的開始
苦難人間
囹圄生涯
冤海拾零
我的母親
不是犯人的犯人―監獄的就業人員
文革歲月
尾聲
後記

前言
我的父親
童年
少年時代
畢業前夜
噩夢的開始
苦難人間
囹圄生涯
冤海拾零
我的母親
不是犯人的犯人―監獄的就業人員
文革歲月
尾聲
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