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流下的叛逆者：改變民初歷史的九位革命家

叛逆者的輓歌―代序

孫中山‧一個人的革命
汪精衛‧終負少年頭
陳公博‧一步臨淵萬事休
周佛海‧佛心在天苦海無邊
陳獨秀‧幸有艱難能煉骨
李大釗‧一個學者的背影
瞿秋白‧江南舊夢已如煙
王　明‧共產國際馬前卒
張聞天‧還汝潔白漫天雪

五十以後才明白―代跋

代序

叛逆者的輓歌

　　這本書，是關於叛逆者的輓歌。

　　誠然，叛逆是革故鼎新，是鳳凰涅槃。思想、觀念、文化、價值……所有形而上的種種叛逆，都是人類進步的不竭動力，都是撬動歷史車輪不斷前行的寶貴槓杆。

　　革命黨人的叛逆，是叛逆行為的另類。革命的義旗一旦張揚，指向所在，必定是血流成河，屍積如山，生命財產毀於一旦，文化積澱付之一炬，人民顛沛流離，社會動盪不安。

　　毛澤東有句形象的名言：「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而實際生活中，誰不喜歡請客吃飯呢？誰不欣賞繪畫繡花呢？文質彬彬、從容不迫的儀態，總是讓人賞心悅目；革命的暴烈的行動，帶給人們的似乎只有毛骨悚然，心緒不寧。

　　革命黨人豪邁的叛逆宣言，甚至可以成就一個當代的傑出政治學者和政治領袖。1964年，中國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中國總理周恩來欣喜地發表談話：我們也有了核武器，不怕帝國主義、修正主義的核訛詐。無論打常規戰爭還是核戰爭，我們都奉陪到底。你們美國、蘇聯加起來才四億人，而我們中國有八億人口。一對一拼到底，你們都死光了，我們還有四億人口，照樣建設社會主義。

　　這番「宏論」，讓正在哈佛大學讀博士研究生的亨利‧基辛格驚詫不已。他深感有必要重新選擇和制定美國的國際戰略。基辛格將他的這些思考，寫成了博士論文。他的導師，在翻閱了這篇論文的最初十幾頁之後，便大筆一揮，批為「A+」。這部《選擇的必要》博士論文正式出版後，廣受關注和好評，也奠定了基辛格最初的學術和政治地位。這是基辛格進入白宮大門的最好的一塊「敲門磚」。

　　人類歷史在追求民主、平等、公平、正義的道路上之所以不斷祭起「革命」的通天大纛，皆是因為，在現代文明尚不完全成熟的年代裡，武力不但是奪取政權的必需，也是維護政權的必需。亞當‧斯密曾對政府職能下過一個經典定義。他說：「按照自然自由的制度，君主只有三種應盡職責；這三種職責雖然極其重要，但都簡單清楚，易於理解。第一，保護社會不受其他獨立社會的侵犯；第二，盡可能保護社會中的成員不受其他成員的侵害和壓迫，這就是說，要設立公正的司法機構；第三，建設和維護某些公共事業和公共設施―這些工程不是為了任何個人或小團體的私益，因為只為他們的利益必將得不償失，若為整個社會利益則能創造比投入更大的效益。」

　　亞當‧斯密的遠見卓識，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是人類追求現代文明的圭臬。

　　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之後，美國歷史學家法蘭西斯‧福山興奮地寫下了《歷史的終結》一書，他預言，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爭鬥已見分曉；社會主義將在人們的視野中逐漸消解、消失。《歷史的終結》出版十幾年後，世界似乎並沒有按照福山描繪的路徑向前推進。然而福山絲毫不懷疑他的判斷。他堅持認為：「任何現代化的國家都需要建立自由民主制度，這是唯一能夠帶來穩定良好的政治與經濟秩序的制度。如果說我的觀點有什麼改變的話，那就是我更清晰地瞭解到，創造現代自由民主制度的過程有多麼艱難。」

　　喬治‧索羅斯在他75歲的時候，覺得有必要給這個世界一點正面的忠告。這個屢在資本市場上創造金融奇跡的操盤大鱷，不喜歡人們稱他為經濟學家，而更願意人們將他看作一個哲學家。他寫下了《對謬誤時代的建言》這本風格獨特的「教科書」，其中不乏肺腑之言。索羅斯說：

　　對於一個開放的社會來說，民主制度是最適合的政治制度。在這種制度中，人們能自由選擇和變革本國政府。與其他政府形式相比，民主政府能儘量避免鑄成大錯。

　　因此，一個開放的社會，其主要優點在於，它允許人們應對不確定的事實，並且在滿足各種社會需求的同時確保人民擁有最大程度的自由。開放社會尤其支援思想解放和言論自由。

　　智者們的結論顯而易見，開放、民主、自由，必定帶來社會穩定，必定能有效溝通，在國家與國家之間，在國內不同階層、不同利益群體之間，形成最大限度的共識，促成最大限度的統一行動和統一意志。

　　民粹主義者，或者說，極端民族主義者往往不這樣認為。他們將民族利益、將當下執政權力的法理性、正當性無限擴大，不許變革、不許改良，甚至不許討論。有一浪得虛名的媒體人在某高校的一次演講中，居然能說出這樣的言論：中國共產黨經過二十八年鬥爭，經過第一、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經過八年抗戰，經過三年解放戰爭，死傷了幾千萬人，才打下江山，奪取政權。誰若是要讓共產黨下臺，他必須也付出同樣的代價！
這簡直匪夷所思，不可理喻。這是多麼狹隘的權力觀，這是多麼血腥、僵化的思維方式。歷史和人民才是最終的裁判者和鑒定人。

　　北京大學哲學教授何懷宏，將革命黨人的「嗜血之好」稱為「新話語」。他尖銳指出：

　　20世紀的中國，更有不惜大規模流血也要達到理想目標、無論如何也要奪取勝利的「新話語」存在。這種「新話語」為集體暴力提供了一種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正當理由」和意識形態旗幟。

　　作為作者，我真切希望，國共兩黨的這些人傑鬼雄，僅僅活在他們的時代裡，僅僅活在逝去的歲月中……在人類走向現代文明的漫漫長途中，暴力、戰爭、毀滅、相互殘殺，應該儘快從歷史和辭典中悉數刪除。

　　為叛逆的革命黨人唱響輓歌吧！現代文明社會，「革命」將漸行漸遠，改革和改良，將是達成社會共識的重要途徑和永恆手段。

　　喪鐘為誰而鳴？約翰‧鄧恩在佈道辭中說，沒有人是自成一體、與世隔絕的孤島，每一個人都是廣袤大陸的一部分。如果海浪沖掉了一塊岩石，歐洲就少了一角。如同一個海岬失掉一角，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領地失掉一塊。每個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哀傷，因為我是人類的一員。所以，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它就是為你而鳴！

　　自由民主的火炬，將永遠照耀人類前行的腳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