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教育先驅：舒新城回憶錄

第八章　中學主任

一、學制系統改革先聲

「五四」運動而後之兩年間，國內的政治雖然仍是混亂，不獨南北對峙，在南且有粵桂之戰，在北有直皖之戰。但全國教育界則逐漸團結，全國教育會議的議席能集合全國各省的教育界人士於一堂，討論全國有關的教育問題，其最重要者是學制系統。

中國的學制最初採自日本，民國元年雖經改訂，但內容與前清者並無多大變更；學校訓育之採管理制，教學之採注入式，也和從前無大出入。自「五四運動」以來，各種舊思想發生動搖，學制及教學與訓育之方法也因著不合「潮流」而被懷疑。八年以後之全國教育聯合會會議，每次均有學制改革之議案─十年教育會議之提議學制改革案者計達十省─雖然採用美國學制系統的傾向，因杜威之來中國，與民治教育思潮之激盪而加強，但在十年十月以前─新學制草案通過於十年雙十節─各處主張不同，教育刊物發表之個人意見者尤多，而當時之教育部，其政令亦如北京政府，不能出北京城門，各省教育界就其所信而在其所主持的學校改訂學年期間，試驗新訓育及教學方法─學生自治及設計教學盛行於八、九年之間─者更不在少數。在這種自由的空氣之中，所謂教育者，如果他也是不滿意於現實的一分子，誰都會感著當前的教育有問題；為著要解決問題，誰也會本其自己的理想假設一些解決的方法。至於這方法是否真正適合當時社會的需要以至是否能解決其所感覺的問題，那又是另一問題了。

那時學制是國民小學四年、高小三年、中學四年；師範學校預科一年、本科四年；甲種實業學校預科一年、本科三年；專門學校預科一年、本科三年或四年；大學預科三年、本科三年或四年。中學的一段是大家視為不滿意而以為必須改革的；我當然也是其中的一分子。不過我對於專門學校及大學預科尤不滿意，以為它的時間大部分用在復習中學的功課及語言上，實屬浪費，而主張取消。於中學則以為應打破「完足普通教育」的空話，而當負「升學預備」與「職業準備」的兩種機能。所以主張改為五年：前三年普通科，後二年分科，且於前三年之第三年起設選科；在訓育方面既不贊成舊時的管理制，也不贊成當時的學生自治制，而主張採英國大學所通行的導師制；在教學方面則反對注入式而主張採用自學輔導制。這一種主張之來源，一半是從閱讀若干英美教育書籍而來，一半是個人的私塾與書院生活所遺留下來的影響。同時受了男女平權思潮及男女同學事實─民八北京大學開女禁，民九廣東的所有大學均開女禁─的影響，主張男女同學；受了文學革命的影響，國文科主張用語體，並以為語體文之學習要先從講話入手。而眼看到教育時時受政治的支配，教育者的進退常以政治為轉移，不問教育者有什麼主張，離開政治的支持力便無法實行，因而主張教育獨立。我當時在教育學術之研究上甚有興趣，在一師與同事學生相處也甚相得，自然不想有別的活動。但因為懷了許多教育上的主張，下意識中也未嘗不有擇機實行主張的傾向。這機會果然於十年春來臨了！─這以下就要講到中國公學了。

二、中國公學

中國公學在中國新教育史上有其特殊地位：因為她是由於留日學生反抗日本取締規則而成立的。清末變法之初，政府為求速效，派遣大批學生赴日本留學，至光緒三十一年（一九○四）達萬餘人，其間分子自有良莠不齊，日本文部省於斯年冬發布取締清國學生規則，嚴定學生入學資格。當時留日學生，以前一年曾公布取締韓國學生規則，今對清國繼之，是不啻將清國視為日本之保護國，群情大憤，一時退學歸國者達千餘人：到滬得鄭孝胥資助銀千兩於一九○六年春賃屋設校，名中國公學校務由王搏沙（敬芳）先生等主之。但來學者寥寥，經濟又復窘迫，幹事姚宏業（湘人）先生於十月十三日憤而投江自殺，以期喚起國人之注意。卒由政府及各省撥給津貼，以底於成。一九○七年復由兩江總督端方奏請撥給吳淞礮台灣公地百餘畝為校址，並由大清銀行助借十萬兩建校舍。民國成立，經費無著，由孫中山、黃興諸先生維持之。四年經王請英人在河南所辦之福中公司年撥二萬元為經費，並推梁任公先生為董事長，熊希齡、王家襄先生等為董事，但於六年因故停辦。八年梁等致力於文化運動，很想吸收一批人才，造成一種新勢力，除領導北京《晨報》、上海《時事新報》並創辦《解放與改造》─後改名《改造》，由中華書局出版，十二年停刊─主持尚志學會、講學社、共學社等團體，約集一般人譯書撰稿外，並擬在事業上有所表現。所以於八年秋將中國公學重行恢復，設商科及中學，由王任校長。十年春，梁王請張東蓀先生北上，商量改革辦法，因教務長劉秉麟君須去英，聘張繼任，並決定請我任中學主任。張返滬即快函我於春假去滬商量校務，我以教課未完，且欲專事學術之研究，又不悉該校歷史，不允即去；四月間長沙聘請名流起草憲法，蔣百里先生為被聘專家之一，曾過舍相訪，說明公學之種種情形，我之教育主張亦概被接收；而長沙當時之政治情形又復紊亂─譚、趙兩系爭鬥頗烈，趙且向議會辭職一次─一師前途未見光明。遂於結束功課之後，又於七月重行隻身赴滬了。

中國公學的歷史很特別，當時的行政組織也很特別。校長之下設事務會，由事務長主持之；其下分設圖書、儀器、監學、會計、庶務、文牘、齋務、校醫諸課；設商科教授會，中學主任教員會，其下各設教務長及教授教員。校長直轄的只有校長辦公處中之書記。而課程也很特別：商科為專門性質，科目以教授之有無而定；中學則英文每週達十小時，三、四年級均用英文教本，且有論理學、心理學等科；其組織系統及課程標準既不遵部章，亦非有何種學理上之根據，只是主持者自由意志之表現耳。就組織系統言，學校經濟權，學生管理權，均操之於事務長之手。教務部分，只是「上課」而已。當時商、中兩部的教務長為劉秉麟，於春間赴英留學，事務長為四川之李君，而校長遠在北京，李君實屬實際的校長，而在劉去之後，由東蓀任教務長，要與分庭抗禮，依理是難免有問題的。而東蓀為政論家，於學問、尤其是哲學有其獨到之處，作評論很能動人；但事務經驗則比較的少；其為人，則完全書生本色，對於社會的情形不大理解，對於辦事的手腕尤不講究；再加以我這更書生、更急進的湖南人與之合作，其有問題，便由或然而成為必然。

第八章　中學主任

一、學制系統改革先聲

「五四」運動而後之兩年間，國內的政治雖然仍是混亂，不獨南北對峙，在南且有粵桂之戰，在北有直皖之戰。但全國教育界則逐漸團結，全國教育會議的議席能集合全國各省的教育界人士於一堂，討論全國有關的教育問題，其最重要者是學制系統。

中國的學制最初採自日本，民國元年雖經改訂，但內容與前清者並無多大變更；學校訓育之採管理制，教學之採注入式，也和從前無大出入。自「五四運動」以來，各種舊思想發生動搖，學制及教學與訓育之方法也因著不合「潮流」而被懷疑。八年以後之全國教育聯合會...

敘

我懷著作此書的意思已有多少年，但決定動筆寫此書，卻是很近的事情。

民國十九年十二月三日至五日，中華學藝社在南京中央大學開年會，我以社員資格出席，最初只想去聽聽各專家的宏論，絕不想說話。那知報到的時候，秘書主任馬宗榮先生說預備會議決定第一日開會時派我為社員演說員之一。我當時既無預備，又不曾攜帶書籍，臨時得不到題目，只得將我平日的教育意見略為講述。不料下台之後，蒙許多社友讚許，夜間公宴席中，更有約為個人談話表示贊同者多人─姓名現在不盡記得，只有鄭天民及費鴻年兩先生所給我的印象特別深─而當時的主席歐元懷先生於述歡迎詞之餘，並特別提出我的講演來說。雖以講演時的時間迫促，我的意見不能盡量宣布，致使聽者有不明瞭之處，但大家對於我的見解之注意我卻深深感謝。

還有，當我講演的時候，中央大學有許多學生在旁聽，第二日教育學院更約我去講演。五六年來我都不願在學校裏演講，但為著上述的兩件事實，也就決然答應，並擬定題目為〈我和教育〉，於五日下午公開地講了兩小時，而且聲明要寫成一部書。

這是我寫此冊的原因，以下說「我和教育」的含義。

在中央大學講演之前，我本擬定題目為「我和我的教育觀」。後來覺得不對：因為我要說的不盡是教育見解，有的是我從事教育的經驗，有的是我受教育的經過，而且有的只是些與教育間接又間接有關係的事情。所以最後改為「我和教育」。這樣，凡屬與我個人有關的教育事業、教育經驗、教育見解、教育理想、教育方法，以至於個人教育經驗，都可以自由地講出來，供大家批評。

我以為從廣義講，教育是人生中必然的事實：無論誰都得受教育，無論誰也有他或她的教育理想、教育方法。所以我和教育的「我」字可以把它作屬於「我個人」的代名詞，也可以把它普遍化，使之成為一切第一人稱的代名詞。也可以說誰都可以把他和教育的種種關係，寫成一本書叫作《我和教育》。故這樣的書，不能算作一種什麼著作，只是一種敘述我個人與教育有關係的各種記事冊而已。

當我未講和未寫之前，我也曾想過這樣的記事冊是否有寫出的必要。我固然受教育二十餘年，恃教育為生者又十餘年，但是反躬自問，我對於教育的任何方面都不曾有深切的研究，我的記述，不過是個人教育生活史的自白，在教育學識上自無貢獻可言。─但是再三考慮的結果，我仍要將《我和教育》寫成，也有一種很重要的理由。

我以為人的思想之所以如此如彼，除了他的思想能力是根據他的天稟而外，其餘都是為時代的輪子所轉移；所以一個人的思想，精密講來，都是反映時代的鏡子。我個人的生活，在人群中，在中國社會上，當然都是渺滄海之一粟，算不得什麼。但是我所處的時代與環境卻有很重大的意義與價值。這就是說：中國社會各方面都有最速的變遷的，要從清末海通以來的近世算起；而近世中變遷最速的，又要算甲午之戰以後：從那時起，在國際方面由閉關轉到通商；在經濟方面由農村自給漸入工業社會；在政治方面，由帝制轉到民主；在教育方面，由個別教學轉到班級制，由私塾書院轉到學校，由考試制轉到學年制。至於社會思想的轉變更為複雜：自從忠君尊孔的中心思想打破而後，世界上的各種倫理學說，各種政治理想，各種社會主義，各種文藝思潮，都曾在中國智識階級中占一席地，而以民國八年「五四運動」以後的情形為尤複雜。我在此時代中最為幸運，幾乎各方面的情形都曾耳聞目見或親歷其境。因為我是生於甲午的前一年，是小農之子。幼時曾受過純粹小農社會的私塾和書院教育，十五歲以後，又曾受過新式的學校教育，二十四歲以後即從事於教育事業，三十二歲以後專力於教育著述；較難得的是我的生活是由小農社會而轉入工業社會。雖然我現在絕不能再回到故鄉去過小農社會的生活，但小農社會的種種生活習慣，我仍絲毫不曾忘去，而且很感興味；同時因為職業與生活的種種需要，對於工業社會的種種習慣我也能相安，它的好處和壞處，我還能判斷。在教育方面，我更有些奇怪的經驗：就是我當學生時，曾因鬧風潮而被開除，更曾借過別人的文憑考入高等師範；當教員時，曾教過幾省的中學師範及大學，並曾作過四次風潮的對象而幾至於生命不保。所以在現代中國教育的舞台上，我曾冒充過各種各色的角兒，同時也曾做過各種各色的觀客。把我的生活歷程作根線索，去演述近代中國教育的變遷，我想或者比作幾篇空洞的教育論文或者一本教育原理的書冊，還容易使人感興趣一點。所以也就不避誇大之嫌，毅然寫成此冊。同時希望讀者不專把此冊看作我個人的生活的記錄─私塾和書院在中國舊教育制度上占極重要的地位，但其中生活情形，現在的青年便無從經驗；我這記錄也許有可以供研究中國教育史之參考處─而從這不完備的記錄中追求時代的精神、推進時代的輪子，使它日日新、又日新，那是我所馨香頂祝的。

我寫此書，於表白自己關於教育的生活外，冀供給讀者以三十五年間的一部分教育真實史料，故一切以率真為主：在自己生活方面，固然以寫作時的「我」力求客觀地記述被寫作時的「我」的真實現象；對於父母、親族、師長、朋友亦本此態度，不避冒犯與嫌怨，力求客觀。因為我以為「人」是不完全的，「人生」是有進步的，倘若我把我的父母、師長、親族、朋友都矯揉造作或隱惡揚善地寫成完人，或把我已往三十五年的教育生活寫得完美無缺，那無異以宗法的觀念替他人和自己作墓誌，根本不足以表現時代中的「人」與「人生」，亦根本不必寫此書。因為立意率真，故事中關涉師友、親族的地方難免不有冒犯或不敬之處，尚望與此書有關之師友、親族諒之。如能根據事實，予以校正，則更所感禱。

民國二十年十二月十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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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十九年十二月三日至五日，中華學藝社在南京中央大學開年會，我以社員資格出席，最初只想去聽聽各專家的宏論，絕不想說話。那知報到的時候，秘書主任馬宗榮先生說預備會議決定第一日開會時派我為社員演說員之一。我當時既無預備，又不曾攜帶書籍，臨時得不到題目，只得將我平日的教育意見略為講述。不料下台之後，蒙許多社友讚許，夜間公宴席中，更有約為個人談話表示贊同者多人─姓名現在不盡記得，只有鄭天民及費鴻年兩先生所給我的印象特別深─而當時的主席...

舒新城和他的回憶錄／蔡登山
敘
付印小記

第一篇　學生生活
第二篇　教師生活
第三篇　教育著述生活

幾件禮物
寫完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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