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起源：公有制啟示錄

第一部　唉，都是公家的事兒，犯不著

一、好人學不壞，壞人學不好

尿床是一種病，但是六十年代初期的那幾年，中國尿床的小孩都沒有病，因為晚飯他們喝下的不是水煮的糧食，而是糧食煮的水。水在尿泡裡，非排掉不可。

晚間，我跟著兩個姐姐從村裡食堂打上全家的飯，端了回家，路上擱在地上喘氣，天上的星星掉進了鍋裡一般清晰可見，隨著稀湯湯水在鍋裡浮動。一九五八年把各家各戶的飯鍋砸爛了煉鋼鐵，村裡人背地裡罵那些個造孽的人不得好死，隨後的幾年村裡人餓得連罵聲都沒有了。等到上面一聲令下，各家各戶可以置辦一兩個大鍋，到食堂打上全家的飯端回家裡喝，大傢伙兒聽了歡天喜地，趕快把鍋買回來，爭先恐後地去食堂往家打飯，誰都沒有想起來當初砸鍋煉鐵的慘狀，如今又讓老百姓買鍋，是玩弄老百姓，愚弄老百姓，應該罵他娘個八輩祖宗才解恨！沒有人罵，大家只想把稀飯打到家裡喝，怎麼都比端了一碗稀湯湯水圍在食堂周圍「吸溜吸溜」地喝，要像過日子。

如同中國千千萬萬的小孩子，我晚上喝了稀湯湯，夜裡被尿憋醒了就起夜，沒有憋醒就尿床。一天夜裡，我被尿憋醒了，從炕上跳下地迷迷糊糊地找尿鍋撒尿。憋足的尿泡一點點鬆動起來，睡意隨著尿撒掉了一半。我睡眼朦朧的眼睛的餘光，發現暗淡的煤油燈下父親和母親一動不動地守著一籮頭玉茭穗，雕像一般。我揉了揉眼睛，赤裸裸地站著，打量著那一籮頭玉茭穗，籮頭的旁邊分明是父親和母親，但是他們誰都沒有說話。山村深秋的夜裡，涼嗖嗖的夜氣襲來，我不由得渾身哆嗦一下，父親和母親還是沒有吭聲。我以為是做夢，回到了炕上，躺下。然而，過了一會兒，傳來了母親的聲音：

「他看清楚了嗎？」

「不知道。」

「他看出來我們在幹什麼嗎？」

「不知道。」

「他要是問起來怎麼對答他呢？」

「不知道。」

父親和母親沙拉沙拉地把玉米穗收拾妥當，母親又問：

「這些玉米殼兒怎麼辦？」

父親作答：

「我擓到牛屋去餵牲口。」

牛屋就是村裡的飼養院。自打土地歸公，父親就一直給隊裡餵牲口。我原本跟父親一起去牛屋睡覺，只因在鬧肚子，留在家裡喝和肚水。

過了一會兒，傳來了父親開街門的動靜。然後，一切安靜下來，我聽見母親窸窸窣窣地上了炕，睡下了。等到母親發出輕微的鼾聲，我卻一點睡意也沒有了。屋子裡黑洞洞的，伸手不見五指，我把所見所聞想了又想，得出了一個可怕的結論：偷來的玉米穗，滿滿一籮頭！可是，可是，真是父親從公家的地裡偷來的？我視若天大地大的父親會偷東西嗎？那麼……我不敢再往下想，卻又忍不住往下想，很多假設一個接一個閃現，又一個接一個熄滅。我翻了一個身又翻一個身，身上這裡癢一下那裡癢一下，好像滿炕的跳蚤、臭蟲和蝨子都在咬我，一直折騰得外面滴答滴答地響起下雨的聲音，我才迷迷糊糊地又睡過去了。

村裡有兩個飯場，東頭一個，西頭一個。自打成立了人民公社，村裡辦起食堂，村裡的飯場圍在食堂周圍，便只有一個了。兩個月前食堂不再對個人而對家戶開放，東西兩個飯場才又興起來了。飯場上的飯開始是一摸一樣的，都是從食堂的大鍋邊打進各家的鍋裡，各家端回家中，每個人再從家中的鍋裡舀上，端到飯場來喝，吸溜吸溜，此起彼伏。不過沒過多久，變魔術似的，飯場上的飯食發生了一些變化，有的人碗裡多了野菜，有的人碗裡多了豆葉，還有人索性不怎麼上飯場了。辦食堂前，父親會端上飯碗到西頭飯場去；食堂散掉，他碗裡的稀飯不經喝，走不到西頭就喝完了，所以多在東頭的飯場上。西頭的飯場大，人們坐在老槐樹下的石頭上，黑壓壓一片，上面有什麼精神、鄰村有什麼動靜、食堂什麼時候散夥，都是話題。如同東頭的大槐樹比較小，東頭的飯場也比較小，只有五六家人在場。話題的範圍也小一些：這樣清湯寡水肚饑腹餓的日子什麼時候是個頭；誰家的老人餓倒在床多少日子了，誰家大人的腿也腫起來了；誰家的小孩餓得在地上抓土吃……

父親是個喜歡蹲飯場的人，喝完第一碗總是懶得去盛第二碗，只要我在飯場，他就會衝我伸伸碗，叫我去給他盛。這點事兒由兒子來做，是顯耀自己的孩子長大了，能給大人盛碗飯了。有人要是趁機奉承幾句，父親聽了心下喜歡，會說：

「多會兒能給我掙碗飯吃，那才叫本事！」

我把飯碗端回來遞給父親時，卻別有用心，大聲問道：

「東傘村那個賊漢還活著嗎？」

父親接過碗，吸溜了一口，愣愣地看了我一眼，說：

「早死了！」

我回到我坐的地方，端起我的飯碗，又問：

「他真的是讓他哥哥把眼弄瞎的嗎？」

「那還有錯？我都給你講了八遍了，你還問！」母親插進話來，像是要阻止我再問這個問題。

「方圓幾十里裡都知道這事兒，」當中院大爺接話說。「那是個慣偷，一天不偷東西都睡不著。他家人把他捆起來打了他多少次都不改，後來商議好，把他的眼用石灰煞瞎了。他出村偷東西不行了，就夜裡摸進村子裡不論誰家的院子，偷一樣不論什麼東西，第二天再送回去。我見過他，生得跟白面書生一般，有模有樣，老遠聽見你走過來，嘿嘿衝你笑，兩隻眼睛一翻一翻的，眼珠上的灰皮一骨碌一骨碌的。」

我更小的時候一直以為當中院大爺和父親是兄弟倆，因為每年大年初一父親都要催促我去給當中院大爺大奶拜年，跪下磕頭後他們會給我壓歲錢。當中院大奶幾乎每天晚上都要來串門，家長里短的，好像在商量第二天兩家都吃什麼，能不能互補點什麼。第二天，大奶往往會端來些好吃的。他們家就一個兒子，我叫哥，對我極好；我家姊妹六七個，卻只有我一個男孩，因此大奶端來的好吃的，多少我都能吃上點兒。村裡成立了食堂，這樣的串門少了；即便來了，也只是唉長氣短的，抱怨日子沒法過，窮日子久了，什麼壞事都可能發生。兩家人都擔心兩個男孩會餓出什麼毛病，尤其當中院大爺家，因為我的哥哥比我大八九歲，快成小夥子了，餓得天天喊著要回河南去，因為那裡有吃有喝。漸漸地，我才聽明白，我的這位哥哥是要來的，背景還頗複雜；由此我也明白了，我們不是一家人，只是有些特殊的原因，兩家走得很近，非同一般。當中院大爺對我這樣一個小孩子的話當真，不厭其煩地回答了一大通話，是關心我的成長，教育我學好。

「他偷東西是天生的毛病，不是學壞的！好人學不壞，壞人學不好。」父親說話的口氣不容置疑，隨後狠狠地吸溜了一口稀飯，眉頭皺得緊緊的，找補說：「多會兒能不再喝這鳥稀溜溜，稠稠的吃上一碗飯呢？」

「聽說秋後就散夥了。」有人搭話說。

「什麼散夥？」有人問。

「食堂。」

「誰說？」

「上面傳達下精神了。」哥哥說。

「左一個精神又一個精神，沒有一個精神是為老百姓的！」又有人說。

「食堂散夥，各家各戶過日子，也得有糧食吃啊！一個人一天四兩糧食，一隻老鼠也吃不飽！」父親說。

「集體食堂不逞這個能了，就把苦日子推給老百姓了！以後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了。」哥哥說。

「老百姓可不是八仙，等著受苦吧！」父親說。

飯場上你一句我一句，越扯越遠，甚至當初成立食堂時人們跟著上面的精神瞎嚷嚷，說什麼以後電燈電話，樓上樓下，大家都是一家，到頭來卻是睡醒了被窩裡撿了一條被子，自己蒙自己。人們什麼都說，可就是沒有我想聽的話。我只是想發現蛛絲馬跡，說明父親夜裡是去集體地裡偷東西了；不知道是我那時還不善於觀察，還是父親母親臉色就沒有變化，我竟然什麼也沒有看出來。

第一部　唉，都是公家的事兒，犯不著

一、好人學不壞，壞人學不好

尿床是一種病，但是六十年代初期的那幾年，中國尿床的小孩都沒有病，因為晚飯他們喝下的不是水煮的糧食，而是糧食煮的水。水在尿泡裡，非排掉不可。

晚間，我跟著兩個姐姐從村裡食堂打上全家的飯，端了回家，路上擱在地上喘氣，天上的星星掉進了鍋裡一般清晰可見，隨著稀湯湯水在鍋裡浮動。一九五八年把各家各戶的飯鍋砸爛了煉鋼鐵，村裡人背地裡罵那些個造孽的人不得好死，隨後的幾年村裡人餓得連罵聲都沒有了。等到上面一聲令下，各家各戶可以置辦一兩個大鍋，到食堂...

村祭

寫作這些人，不是因為我年屆花甲，人老了喜歡回憶往事，而是這些人始終活躍在我的腦海裡，陪伴我，激勵我，撫慰我。從一個小小山村走出來，與文字結緣，與英語結緣，這種概率大大小於過去的中舉人、中狀元；抑或在百萬分之一也未可知。正因如此，如果我不能寫一寫他們的艱辛和悲苦而無所作為，我會成為罪人。

大約過了五十歲，我總喜歡對我以為有頭腦、會寫作的朋友以及有些名氣的熟人反覆說：「這個體制下，我們的經歷是罕見的，獨特的，不要拿外國人的說法當法寶，更不要拿主流宣傳當準則，認真地把我們所見所聞所經歷的寫出來，如實寫出來，一定有不可代替的價值。」人輕言微，自然沒有人回應；說得多了，人家還會表示出客氣的不耐煩：你幹嗎不寫？大約從那個時候起，我就開始醞釀自己動筆寫點歷史了。有些文章運氣好，在一些雜誌發表了；大部分文章運氣不好，發表不了，好在電腦這個寶貝做了庇護所，都存了起來。

我寫完一個人物，腦子便如同卸去一部分重負。自己閱讀寫出來的人物，每一遍都讓我唏噓不已。請別人看，他們很虔誠地告訴我：「唉，是啊，中國農村這樣的事情太多了。」我還在等待進一步評說，而他們的樣子告訴我：這就是我們的讀後感。我詫異，大惑不解：莫非我寫的東西真的不能令人有所感觸？細想之下，我掂量出了「中國農村這樣的事情太多了」的分量。因為「太多了」，世人習以為常，把很不正常的東西視為常態了，也就是魯迅先生筆下的老栓頭拿饅頭蘸人血而求治病了。麻木當然是很可悲的。怎麼再讓那些非常態的事實讓讀者感覺它們的非常態、感覺它們的可怕、感覺它們的沉重呢？既然寫實，誇張和渲染都不可取，怎麼修改都效果有限。這是我寫作的卡殼兒之處。多次嘗試，我找到了一種方法：把隨感性的雜文與那些紀實文字放在一起，讀來自覺效果比較好，形式也獨特，於是，便按「解讀」形式糅合在一起了。

前三十餘年來，中國的事情一直都是兩張皮：上面為所欲為地施行一套，下面艱難困苦地自行一套；上面的一套純粹人為，下面的一套純粹自救；上面的一套越喧囂，下面的一套越啞音；上面的一套越強勢，下面的一套越慘澹。我儘量把這兩種形態往一起拉，儘量讓讀者看到兩者背道而馳的原因、結果、恐怖和危險的所在。

我筆下的「父老鄉親」一直認為上面的一套是「吃飽撐的」大道理，我因此曾經一度認為他們的觀點很落後，很愚昧，很可憐，到了我年過半百，才意識到他們的認識遠遠高出我的認識。畢竟，我是所謂新體制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一直被洗腦，被填鴨，要擺脫被肆意擺佈的囧境，是很難的，有時甚至是痛苦的。而他們的生存環境一直在惡化，他們一直在惡化的環境裡苦苦掙扎，他們就看得更清楚、更準確。然而，卻又因為他們不屈不撓的苦苦掙扎，上面的大人物才能吃飽撐住，沒完沒了地折騰他們，形成了幾十年的惡性循環。這實在是人類從來沒有過的悲劇。而我，只是試圖把這樣的悲劇寫出一點來，讓人類歷史上多那麼小小的一筆，記住過去，引以為戒。

今年是辛亥革命的百年祭，官方和網上的媒體倒也熱鬧，可惜只是熱鬧而已，少有慧眼識得出，先輩們前赴後繼追求的科學、民主和自由，在我們這個古國裡，至今還是抽象的名詞，哪家都有自己的解釋，哪家都有自己的道理。而在我看來，在中國，科學就是工業革命的成果，民主就是商業活動，自由就是買賣商品。所有的東西都是舶來品，關鍵只是一方要把過剩產品輸送給另一方，賺取利益，富國強民；一方是利用開關與閉關與另一方對峙，自家先爭論不休，打打鬧鬧，上綱上線，開關是賣國也是愛國，閉關是愛國也是賣國，問題的核心只是誰坐了江山，誰說話算數。苦的還只是老百姓，一百年過去了，古國掩開了一點點門縫，他們便以百倍的熱情和幹勁兒，讓十五億人解決了吃飯的問題──一個天大的問題，而依靠的還是科學。至於民主和自由，沒有私有制，一切都談不上，因為「民主和自由」這樣的概念，是私有制的意識形態。這是我在「解讀」部分重點闡述的。

魯迅先生說：「無破壞即無新建設，大致是對的；但有破壞卻未必即有新建設」。哪裡只是「未必」的程度？而是徹澈底底地破壞後，一點新的東西都沒有建立起來。比如我們那個偏僻的小小山村，牌樓沒了，石閣沒了，三官廟沒了，一棵老槐樹沒了，另一棵老槐樹也沒了，那樣的地理文化養育出來的父老鄉親也都沒了；連多少沾染過那樣的地理文化的兒時的「發小」們（案：「發小」即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都成了老人，也在一個接一個地沒了。人文環境不止沒有新建設，連這樣新建設的概念是什麼，怕是還沒有產生；不，永遠都不會產生。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我的一個同鄉送了一本《陵川縣地名錄》，棗紅色封面，十六開，精裝，然印製粗糙，照我藏書的標準，應在淘汰之列，而我悉心留下來，並鄭重地放在了常備書架上，是因為我在書裡找到了我們小小山村的定義：

「晏理」該村坐落於一個狀如雁窩的小山窪內，古稱雁窩裡。後以其「雁」與「晏」、「裡」與「理」音近，演變為晏理。有居民一百六十八人，耕地三百六十七畝。

這是我第一次看見用鉛字界定我出生的小山村，這些字看起來別有一種親切感和神祕感。從我們村子的定義可以看出，它是一個古老的村子。只是說它名字叫「晏理」，是因為「坐落於一個狀如雁窩的小山窪內」，由雁窩演化而來，我則表示懷疑。從村子的地理演變來看，我們祖先選址的理由，應該是當初的山腳下黃土層豐厚，可以刨土為窯，暫時有個立錐之地；而後開荒種地；而後掘土和泥脫坯，修築房子；而後掘土和泥脫磚、燒磚，修造更好的房子；而後隨著村民繁衍，村子人口增多，村盤變大，漸成形狀，成為一個自然村落。即使今天仔細勘察這個小山村，依然能看出這樣一種發展模式。這是人的本能釋放出來的能量。

當然，與我生活的時代相比，進入二十一世紀，村子還是發生了變化：電通了，自來水通了，水泥路通了；近十年來，村子周圍的山頭長出了鬱鬱蔥蔥的可喜的松樹，樹幹都有椽子那麼粗了。我問「發小」們：

「如今沒有人偷這些樹去修房子了？」

「不是沒人偷，是偷了沒有用了。」

「怎麼講？」

「如今修房都用水泥了，誰還用木頭？」

如此說來，一切變化都還是因了工業革命的成果，而我們因為要不要這些能儘快改善人民生存環境的科學技術，爭論了一百年還是沒有爭論清楚。想要是一套說法，不想要又是一套說法，結症到底在哪裡，如今再沒有像我的父輩們那樣認真的發問了。人們只是在跟，跟，跟，跟到哪裡是個頭，村民顧不上管那麼多了。老的在等待更老，年輕的一代都一往直前地往鎮裡、縣裡以及更遠的城市湧去，村裡的房子人去屋空，延綿祖祖輩輩的人氣怕是一去不復返了。

借寫引子之際，寫下這些文字，是為村祭。

村祭

寫作這些人，不是因為我年屆花甲，人老了喜歡回憶往事，而是這些人始終活躍在我的腦海裡，陪伴我，激勵我，撫慰我。從一個小小山村走出來，與文字結緣，與英語結緣，這種概率大大小於過去的中舉人、中狀元；抑或在百萬分之一也未可知。正因如此，如果我不能寫一寫他們的艱辛和悲苦而無所作為，我會成為罪人。

大約過了五十歲，我總喜歡對我以為有頭腦、會寫作的朋友以及有些名氣的熟人反覆說：「這個體制下，我們的經歷是罕見的，獨特的，不要拿外國人的說法當法寶，更不要拿主流宣傳當準則，認真地把我們所見所聞所經歷...

村祭

寫作這些人，不是因為我年屆花甲，人老了喜歡回憶往事，而是這些人始終活躍在我的腦海裡，陪伴我，激勵我，撫慰我。從一個小小山村走出來，與文字結緣，與英語結緣，這種概率大大小於過去的中舉人、中狀元；抑或在百萬分之一也未可知。正因如此，如果我不能寫一寫他們的艱辛和悲苦而無所作為，我會成為罪人。

大約過了五十歲，我總喜歡對我以為有頭腦、會寫作的朋友以及有些名氣的熟人反覆說：「這個體制下，我們的經歷是罕見的，獨特的，不要拿外國人的說法當法寶，更不要拿主流宣傳當準則，認真地把我們所見所聞所經歷的寫出來，如實寫出來，一定有不可代替的價值。」人輕言微，自然沒有人回應；說得多了，人家還會表示出客氣的不耐煩：你幹嗎不寫？大約從那個時候起，我就開始醞釀自己動筆寫點歷史了。有些文章運氣好，在一些雜誌發表了；大部分文章運氣不好，發表不了，好在電腦這個寶貝做了庇護所，都存了起來。

我寫完一個人物，腦子便如同卸去一部分重負。自己閱讀寫出來的人物，每一遍都讓我唏噓不已。請別人看，他們很虔誠地告訴我：「唉，是啊，中國農村這樣的事情太多了。」我還在等待進一步評說，而他們的樣子告訴我：這就是我們的讀後感。我詫異，大惑不解：莫非我寫的東西真的不能令人有所感觸？細想之下，我掂量出了「中國農村這樣的事情太多了」的分量。因為「太多了」，世人習以為常，把很不正常的東西視為常態了，也就是魯迅先生筆下的老栓頭拿饅頭蘸人血而求治病了。麻木當然是很可悲的。怎麼再讓那些非常態的事實讓讀者感覺它們的非常態、感覺它們的可怕、感覺它們的沉重呢？既然寫實，誇張和渲染都不可取，怎麼修改都效果有限。這是我寫作的卡殼兒之處。多次嘗試，我找到了一種方法：把隨感性的雜文與那些紀實文字放在一起，讀來自覺效果比較好，形式也獨特，於是，便按「解讀」形式糅合在一起了。

前三十餘年來，中國的事情一直都是兩張皮：上面為所欲為地施行一套，下面艱難困苦地自行一套；上面的一套純粹人為，下面的一套純粹自救；上面的一套越喧囂，下面的一套越啞音；上面的一套越強勢，下面的一套越慘澹。我儘量把這兩種形態往一起拉，儘量讓讀者看到兩者背道而馳的原因、結果、恐怖和危險的所在。

我筆下的「父老鄉親」一直認為上面的一套是「吃飽撐的」大道理，我因此曾經一度認為他們的觀點很落後，很愚昧，很可憐，到了我年過半百，才意識到他們的認識遠遠高出我的認識。畢竟，我是所謂新體制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一直被洗腦，被填鴨，要擺脫被肆意擺佈的囧境，是很難的，有時甚至是痛苦的。而他們的生存環境一直在惡化，他們一直在惡化的環境裡苦苦掙扎，他們就看得更清楚、更準確。然而，卻又因為他們不屈不撓的苦苦掙扎，上面的大人物才能吃飽撐住，沒完沒了地折騰他們，形成了幾十年的惡性循環。這實在是人類從來沒有過的悲劇。而我，只是試圖把這樣的悲劇寫出一點來，讓人類歷史上多那麼小小的一筆，記住過去，引以為戒。

今年是辛亥革命的百年祭，官方和網上的媒體倒也熱鬧，可惜只是熱鬧而已，少有慧眼識得出，先輩們前赴後繼追求的科學、民主和自由，在我們這個古國裡，至今還是抽象的名詞，哪家都有自己的解釋，哪家都有自己的道理。而在我看來，在中國，科學就是工業革命的成果，民主就是商業活動，自由就是買賣商品。所有的東西都是舶來品，關鍵只是一方要把過剩產品輸送給另一方，賺取利益，富國強民；一方是利用開關與閉關與另一方對峙，自家先爭論不休，打打鬧鬧，上綱上線，開關是賣國也是愛國，閉關是愛國也是賣國，問題的核心只是誰坐了江山，誰說話算數。苦的還只是老百姓，一百年過去了，古國掩開了一點點門縫，他們便以百倍的熱情和幹勁兒，讓十五億人解決了吃飯的問題──一個天大的問題，而依靠的還是科學。至於民主和自由，沒有私有制，一切都談不上，因為「民主和自由」這樣的概念，是私有制的意識形態。這是我在「解讀」部分重點闡述的。

魯迅先生說：「無破壞即無新建設，大致是對的；但有破壞卻未必即有新建設」。哪裡只是「未必」的程度？而是徹澈底底地破壞後，一點新的東西都沒有建立起來。比如我們那個偏僻的小小山村，牌樓沒了，石閣沒了，三官廟沒了，一棵老槐樹沒了，另一棵老槐樹也沒了，那樣的地理文化養育出來的父老鄉親也都沒了；連多少沾染過那樣的地理文化的兒時的「發小」們（案：「發小」即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都成了老人，也在一個接一個地沒了。人文環境不止沒有新建設，連這樣新建設的概念是什麼，怕是還沒有產生；不，永遠都不會產生。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我的一個同鄉送了一本《陵川縣地名錄》，棗紅色封面，十六開，精裝，然印製粗糙，照我藏書的標準，應在淘汰之列，而我悉心留下來，並鄭重地放在了常備書架上，是因為我在書裡找到了我們小小山村的定義：

「晏理」該村坐落於一個狀如雁窩的小山窪內，古稱雁窩裡。後以其「雁」與「晏」、「裡」與「理」音近，演變為晏理。有居民一百六十八人，耕地三百六十七畝。

這是我第一次看見用鉛字界定我出生的小山村，這些字看起來別有一種親切感和神祕感。從我們村子的定義可以看出，它是一個古老的村子。只是說它名字叫「晏理」，是因為「坐落於一個狀如雁窩的小山窪內」，由雁窩演化而來，我則表示懷疑。從村子的地理演變來看，我們祖先選址的理由，應該是當初的山腳下黃土層豐厚，可以刨土為窯，暫時有個立錐之地；而後開荒種地；而後掘土和泥脫坯，修築房子；而後掘土和泥脫磚、燒磚，修造更好的房子；而後隨著村民繁衍，村子人口增多，村盤變大，漸成形狀，成為一個自然村落。即使今天仔細勘察這個小山村，依然能看出這樣一種發展模式。這是人的本能釋放出來的能量。

當然，與我生活的時代相比，進入二十一世紀，村子還是發生了變化：電通了，自來水通了，水泥路通了；近十年來，村子周圍的山頭長出了鬱鬱蔥蔥的可喜的松樹，樹幹都有椽子那麼粗了。我問「發小」們：

「如今沒有人偷這些樹去修房子了？」
「不是沒人偷，是偷了沒有用了。」
「怎麼講？」
「如今修房都用水泥了，誰還用木頭？」

如此說來，一切變化都還是因了工業革命的成果，而我們因為要不要這些能儘快改善人民生存環境的科學技術，爭論了一百年還是沒有爭論清楚。想要是一套說法，不想要又是一套說法，結症到底在哪裡，如今再沒有像我的父輩們那樣認真的發問了。人們只是在跟，跟，跟，跟到哪裡是個頭，村民顧不上管那麼多了。老的在等待更老，年輕的一代都一往直前地往鎮裡、縣裡以及更遠的城市湧去，村裡的房子人去屋空，延綿祖祖輩輩的人氣怕是一去不復返了。

借寫引子之際，寫下這些文字，是為村祭。

村祭

寫作這些人，不是因為我年屆花甲，人老了喜歡回憶往事，而是這些人始終活躍在我的腦海裡，陪伴我，激勵我，撫慰我。從一個小小山村走出來，與文字結緣，與英語結緣，這種概率大大小於過去的中舉人、中狀元；抑或在百萬分之一也未可知。正因如此，如果我不能寫一寫他們的艱辛和悲苦而無所作為，我會成為罪人。

大約過了五十歲，我總喜歡對我以為有頭腦、會寫作的朋友以及有些名氣的熟人反覆說：「這個體制下，我們的經歷是罕見的，獨特的，不要拿外國人的說法當法寶，更不要拿主流宣傳當準則，認真地把我們所見所聞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