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青鞋印我痕――學也無涯思
壹、古人智慧
南宋一代文人楊萬里(1127-1206)〈庚子正月五日曉過大皋渡〉一詩云:「霧外江山看不真,只憑雞犬認前村;渡船滿板霜如雪,印我青鞋第一痕。」楊萬里是紹興24(1154)年的進士,曾任太常丞兼吏部右侍郎、吏部員外郎,因反對鐵錢行於江南諸郡而辭官歸里。淳熙7(1180)年庚子新年間,楊萬里在一個大霧茫茫的清晨時刻過大皋渡,心有所感地寫下這首傳唱數百載的詩文。大皋渡位於江西省中部偏南,為吉安市所轄的泰和縣境內,因縣北八十里有大皋渡城,蓋以大皋渡名。其實,楊萬里還另一首膾炙人口的詩〈桂源鋪〉:「萬山不許一溪行,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這兩首都有他極高的人生智慧。
在前路難辨的水路中,只憑雞犬相聞,一路逶迤前進,在已經積滿厚雪的船板上無意中印踏出青鞋痕。想必當時渡船定如過江之鯽,船上多賢之士不免踏雪尋蹤,然當楊萬里從自己的渡船上印出第一痕之後,步步似乎都有了方向。「青鞋印痕」看清自己的腳步,與船家同在霧中摸索,寒晨雞犬相聞中知道又經一村了。
貳、三位老師
從無常的定律言,命運不該是天注定。齠齔之年,親族命算謂我將當「和尚」。年幼時對什麼是「和尚」我一無所知,也不放心上。對宗教也沒什麼特別偏好,高中輟學後,開始感受人生的「苦」。及從嘉義北上重考,進入世界新聞專科學校(今世新大學前身),一本〈心經〉開啟入佛因緣。
世新是一個學風極度自由的學府,因「臺大哲學系事件」而被臺大解聘的王曉波老師,當時就在世新任教,開設哲學概論課程。王老師第一堂課的第一句話「教授就是會叫的野獸」,至今音猶在耳。世新自由的學風,深深影響了我的學與思。
畢業服役後,1985 年末至1986 年間即服務於佛教雜誌、出版業,之間雖仍摸索佛法,然始終未有確定目標與方向。1989 年9 月,原佛教雜誌社負責人赴美進修,於是將雜誌交予我,繼而專心於佛教文化的經營。在編採的過程中,與佛教文化交涉日深,結識的佛門善知識倍增。
1990 年在為日後重拾課業的準備中,先於文化大學夜間部選修黃慶明老師的理則學(邏輯學),他也是涉及「臺大哲學系事件」的相關老師之一。而透過邏輯學的學分,雖然對於佛教哲學研究有所助益,但始終無緣進入哲學學門。由於投身臺灣佛寺與人物的採訪工作,深覺無論從義理或歷史研究,近代日本佛學研究皆是世界重鎮,何況日本曾殖民臺灣半世紀,意識到日文可能會是將來研究的工具。1992 年以一整年的時間在永漢日語學習,從五十音一直上到高級班結業。1993 年夏,在楊白衣夫人楊林寶璧的引薦下,插班進入京都佛教大學(通信教育),校方准從大三讀起,但考量自己的日文尚不足應付,於是選擇從東洋史專攻二年級開始。
佛教大學的通信教育,有些類似臺灣的空中大學,每年必須於暑假至少一個月在校上課、考試,稱之為schooling,其餘時間在家研修學校規定的課程及撰寫報告。原本需讀三年,但由於家庭與工作忙得分身乏術,於第三年開學後即辦退學。但在京都兩年的兩個夏天,因接觸日本近代佛教的海外布教過程資料,進一步引發後來研究臺灣殖民時期佛教的因緣。其中在日文的教授、解說,楊師母是我的恩師。楊師母畢業殖民時期的北二女,日文造詣深厚,1957 年曾在新竹一同寺女眾佛學院旁聽一年,法名「如實」,後下嫁楊白衣老師,為楊老師從事中日文佛學著作翻譯工作。這三位老師對我日後在佛教的研究工作上啟蒙不少。
參、初履學涯
從1986 年至1995 年的十年新聞編採過程中,累積了許多資料,田野調查的體驗,進一步引發臺灣佛教史研究興趣。佛教相關學術研究會亦如雨後春筍,常在採訪過程中聆聽了學人的研究發表,然部分對於臺灣佛教的歷史討論,與我在田野的見聞,乃至所蒐集的史料並不完全吻合,於是便思考撰文回應一些問題。於茲走進了學術研究的領域渾然不知。
1996 年夏,現代佛教學會舉辦首屆「臺灣佛教研討會」,會長為楊惠南老師,承其錯愛,於會中發表個人學涯第一篇調查研究論文:〈戰後臺灣佛寺的轉型與發展──以南投地區佛寺齋堂為例〉,論文背景正是配合當時調查南投地區佛寺與人物的歷史研究。此後與現代佛教學會關係日深,諸多啟蒙者如藍吉富、楊惠南、蔣義斌、林光明、蕭麗華、恆清法師等老師,更因為這樣的因緣還忝任兩屆現代佛教學會蕭麗華、賴賢宗會長的秘書。從而每年幾乎都發表一至兩篇取材於田調的臺灣佛教史相關研究。
2000 年元月,為印順法師的祝壽學術研究會上,在陳一標老師的鼓勵下,於翌年報考玄奘大學宗教研究所第一屆在職碩士專班。諸多宗教領域的視野開拓,如開設《大唐西域記》的黃運喜老師、《宗教社會學》的鄭弘岳老師等等,豐富了宗教學的素養。2004 年1 月口試通過,決心朝歷史學研究邁進。2005 年報考廈門大學與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僥倖同獲錄取,因地緣關係遂捨廈大而就成大。
成大一向以臺灣史與明史享譽學界,五年的成大研究生生涯,明代佛教史陳玉女、明代海洋史鄭永常、臺灣宗教文化與日文陳梅卿、日本文化史顧盼等諸位老師給予醍醐灌頂般的指導,是學術生涯的重要轉折。
肆、做好一件事
投身佛教學術研究是人生意外之旅,雖最終與「和尚」無緣,亦不信宿命,但冥冥之中似與佛教深緣難解。已故的世新學長李國修(1955~2013)因為父親的一句「人,一輩子能做好一件事,就功德圓滿了」,深重地影響他的一生。資質駑鈍如我,相信勤能補拙,每當吟味前人充滿大智慧之語,時心有所感。惕勵自己這一輩子也能做好一件事。
臺灣佛教的研究,因歷史很短,看似容易,其實不然。明鄭清代以降,方志對佛教的記載十分有限,出現的僧侶雖多,但乏生平背景,更遑論宗派思想,這樣的佛教面貌很難清晰。研究者所能做的亦十分有限。在此不利的條件之下,結合田野調查乃必要之舉。
僧侶的活動場域,除一般所熟知的佛寺外,民間宮廟絕不能忽略。無論是媽祖廟或是關帝廟,甚至城隍廟,清代以來都不乏僧侶住持。這從近年來越來越多被發現的祖堂牌位得到佳證。祖堂牌位往往有歷代住持名號,或所屬宗派別,單獨的牌位背後,常常有該僧人的生卒年,甚至牌位下會鑽洞紙藏僧侶生平資料,這大都是方志不曾記載的,皆是拼湊臺灣佛教的第一手資料,如果不作田野,將一無所獲。
祖堂牌位固不可小覷,而跑田野時又往往可以獲得第一手資料,如手抄本、善本經書等等,到日本殖民時代,甚至有許多珍貴照片,這些都是研究佛教、齋教流傳、演變的文獻。
清代臺灣佛教研究一般以為難脫閩粵佛教影響,但其他鄰近地區僧侶來臺的作用當不可忽視。如臺南開元寺首任住持志中和尚乃是來自江西,屬曹洞宗湛然圓澄(1561~1626)一系,又如大甲鎮瀾宮僧侶歷代祖師演字與普陀後寺一致,極可能是來自浙江普陀山法雨寺。凡此種種,絕不能理所當然地認為,臺灣移民主要來自閩粵,佛教必全然受閩粵影響,就像戰後大批大陸僧侶來臺,以江浙省籍為多,其影響較之閩粵更為深重一樣。
清代來臺僧侶系譜集中在贛、浙、閩、粵四省,如能釐清來臺僧人的身份背景,將可推進臺灣佛教的研究,除文獻的研究外,對該僧人的原鄉祖庭的田調將是必須的。最新例證,雲林北港朝天宮2012 年在福建仙遊找到當年帶著媽祖來臺的開山住持樹璧和尚(1664-1723)的墳位,俗名嚴瑞義的樹璧,出家仙遊龍紀寺,30 歲(1694)抵笨港創建北港朝天宮,46 歲回到故里。1 如果沒有朝天宮相關人士到仙遊從事調查,當不會發現樹璧和尚的相關史蹟。渡海來臺僧臺南開元寺首任住持志中行和的生平資料,透過田野調查或許有一天也將出土,屆時研究臺灣佛教又將向前一步。
個人學涯從新聞相關科系,轉入宗教學門,最後歸於歷史。始終未從一而終,時節變化與個人興趣的投射,是因緣相續的結果。雖然各學門的訓練都觸及,但畢竟難比一以貫之的學習。故在長期的佛教文化鑽研上幾乎是傾向於佛教史的研究,而方法學即集中於文獻與田調的比對應用,其中田調工作某個程度上又相似於新聞學的採訪報導,至少個人對這兩方的結合是極為自然。
臺灣佛教的研究,一方面是漢人移民歷史不過四百年,二方面自明鄭清代以降,佛教與其他宗教都不是方志所重視的,往往只有寺廟歷史背景,而1 蔡維斌,〈北港朝天宮傳說迎媽媽來台的和尚找到了〉,《聯合報》(2013年11月22日),A26。
僧侶住持僅聞其名,難得其生平資料,這在在都使臺灣佛教史,甚或宗教史難以入手,這也就是為什麼清代臺灣佛教始終沒有一部完整專書出版。
臺灣佛教的研究難以「宏觀」,歷史短、文獻乏是主因,故大部分都屬「微觀」研究。但宏觀有宏觀的好處,微觀亦有微觀之長,並無優劣軒輊可言。明鄭至日本殖民時期的臺灣是政治「邊陲」,亦是宗教「邊地」,加上佛教自晚明以來即呈衰微狀態,其不受重視,甚至受人鄙視。日本殖民之後,臺灣佛教被導入日本殖民佛教新觀念與新研究,初步提升了臺灣佛教研究品質。
歷史學式的佛教研究在臺灣恐怕非主流,投身其中者也不多,鑑往知來確是歷史研究的迷人之處,自己從最初的個別寺院、齋堂研究,過度至區域史、交涉史的研究,似乎是漸漸地點、線、面連成一氣。從清代經懺、香花僧受眾人鄙視的佛教,過度至殖民時期,及至戰後佛教漸成主流,這種極大變化的歷史,於未滿四百年漢人移民史上繽紛呈現,不可不謂「驚天動地」、「可歌可泣」。
投身於臺灣佛教的研究,沒有預設,談不上目的,卻成為生活的大部分,自己的工作是佛教文化出版,在大學、研究所開的課是佛教史學或佛教典籍專題,鎮日所思、所言、所行,無不與佛教有關,工作即生活,生活即工作。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誠哉是言。放心於生活,放心於學問。《莊子‧ 養生主》說:「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知識無邊無涯,故說學海無涯,生命有限,做好一件事,做到哪裡就哪裡,那裡就是圓滿。
闞正宗
2013 年12 月17 日於淡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