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介
王幼華的本色原型與他的精神史
沒有蓓蕾時期,王幼華甫登文壇就是一朵盛開的惡之華。
七、八十年代,時年二十餘歲的王幼華以充滿蠻力的快筆與企圖心,開始了他的憤怒書寫。學界曾根據王幼華不同階段、不同題材,給予了不同的流派名號。他兼寫三教九流呆兒癡漢各色小人物,被視為人道取向的現實主義作家、社會病理學家;台灣文壇風靡現代主義之際,他小說中頻頻出現狂徒、瘋子、超人、附魔者,被視為具有寓言特質的現代派作家;他以述代論的長篇力作《廣澤地》、《土地與靈魂》等探討原住民認同與尋根的文學,則被視為具有人類學視野的鄉土文學作家。然而,王幼華小說中有太多精神現象,彷彿是位腦波過於活躍的失眠者,暗夜未盡之際,以恣臆狂躁的話語,摹寫離奇的心理潛流與人格異變,其中告白、囈語與詛咒的敘事特質,造就了他獨樹一幟的「臆想體」風格。又他在《野靈魂.惡筆記》、《蚌病成珠》等劄記論述中,興味盎然的探討有關創傷、躁狂、自毀、逐惡等精神症狀對作家的影響,發現非常的生理與心智狀態,每每成為作家獨特風格的催媒,因而不無得意地自稱:「我有一種高貴的精神病」、「我有一個非理性的瘋狂基地」……。無論文壇風向如何,無論小說上層文本呈現的意識形態與流派歸屬如何,閱讀王幼華筆下情節詭異、處處潛伏著人性騷亂的「臆想體」小說,不妨拋開流派定位,以最有趣最貼近的方式,來玩味他二、三十年來自覺或不自覺流露的本色原型與他的精神史。
從精神分析學派的論點來看,小說起源於「家庭傳奇」。作者說來說去其實都是編造身世故事,都是藉著寫作來舒解成長過程中的困窘與創傷。推而論之,小說基型只有兩種:一種是棄兒情結的浪漫文學,棄兒懷疑自己是撿來的孩子,一心希望更換好家庭,回到富貴風光的親生父母身邊。棄兒對社會認識不夠且拙於應對,只好創造一個與現實無關的夢幻世界,成為具有浪漫風格的作家。另一種是私生子情結的寫實文學,私生子想消滅父親(權威)取而代之,他一面投入人群,一面對主流社會痛加抨擊,成為富有寫實精神的作家。以「家庭傳奇」的角度來檢視《東魚國夢華錄》,選輯中林林總總的人物,最出挑的顯然是那位一如《倩女幽魂》聲勢奪人的姥姥型「媽媽」,媽媽舉動誇張、姿態高傲,脹痛的乳房可以擠出好幾碗乳汁分給鄰居小孩和小狗吃,讓「我」成為同儕間的傳奇與笑柄,而「我」卻成癮般又恨又歡地含著那顆暗青色的乳頭直到十歲。此外,小說中諸如母親將「命格奇特不可褻瀆的白癡兒」鎖入大鐵籠、又如母子搶喝死人傷口汩汩流出的血水、又如「我」以血手為母屍穿上不鏽鋼罩衫等等怪異已極的發想與意象,很難說不是母子癥結的異化。相形之下,臉色蒼白身子細長腳步虛浮的老爸,常常只是影子性的存在,濃妝大彩的母親與淡若幻影的父親,以強/弱、濃/淡的對比,表現出「我」與父、母的心理距離及情感關係,也揭露了王幼華在精神分析上所呈現的本色原型。接近原始大母神的惡靈媽媽,點燃了作者王幼華生理心理所有的激情,他以葷素不忌的題材、霸氣外露的筆調,輝煌野性的張揚,摹繪出惡之華的逼人火舌,火種顯然來自於母子間深刻的依賴與尖銳的厭斥。
有「東方的文化惡魔」之稱的魯迅,曾發表〈摩羅詩力說〉一文推崇惡魔派文學,以「吃人禮教」、「人血饅頭」、「黑暗閘門」等血腥的文學圖像,開啟了中國小說黑色現實主義路線。王幼華步武魯迅的文風,將血腥與醜陋納入書寫美學,追求一種惡魔的美。這種寫醜的美學,其一表現在對美醜的感應上:美是虛幻的,是偶然光影產生的幻像,是荷爾蒙作用的幻覺;醜陋則是具體實存的,像是泌出黑黃色奶水的腫脹乳房、流膿的生殖器、人吃的乾腦子、黑紫腫脹的吊陰功等異形化的身體。其二表現在男歡女愛的取材上:二、三十年來王幼華的小說,竟無一篇敘說愛情,只有赤裸裸的性:拉下褲子張開腿,躺在教室桌子上的女工、被鎖鍊綁成大字形展示的光裸女人、比腰下東西大小的性狂歡等等,作者還不忘譏誚說:「每個旅行的男人,胯下總是飽脹一袋精液」、「女人的陰道,讓和尚廟更輝煌」。其三表現在墮落史觀上:每個人都是時、空壓迫下的受創體,每個人的個性、人格乃至身體都會發生異變,越變越疑懼、怔忡、陰暗乃至瘋狂,光怪陸離的異變,看來荒誕,卻透露著生命內裏的黑暗與複雜,異變既是王幼華的敘述主題也是結構母題,故事中的主人翁:一非禮讚人性的利他者、二非卑微的被害者、三非合群的善良人,像尼采一樣,王幼華的小說是寫給強者看的,一切柔弱、自苦和忍耐者都應該被消滅和淘汰。不敢正視慘酷現實的人,就只有在生命大缺陷與人生大黑暗前,落荒而逃。
《蚌病成珠》序文中,王幼華夫子自道:「作家在自覺或不自覺裏向世人揭露創傷,發抒感性,書寫的是自己其實也是眾生」,小說中的情境雖然揭露的是傳統文化與現實社會的病態與邪惡,卻也暴露了作者本人內心的憤懣和陰暗。揮舞著文字魔杖的王幼華,精神上是個「個人主義之至雄傑者」,卻以馬戲團獅子和馴獸師雙面應世;他向傳統挑戰,與社會對立,與人群衝突,又很世故,為人圓滑,不以他的世故和圓滑混世;他慣用誇張的反語,又不是完全沒有真實性;在這個英雄與野性已經消失的時代,他對任何神聖的事物,都表現出一種顛覆的慾望,卻又沒有忘情於舊學,是一個「為往聖繼絕學」的文人,正襟危坐讀劉勰、讀杜甫、讀陳肇興的長篇歌行;他是一個自我拔高的狂人、瘋子、一個受迫害狂,又是一個好學生,好老師,一個大孝子。他坦率的自剖,讀者反而視為小說的虛構特性,沒有把小說人物和他的自剖聯繫起來,他在解剖自我的時候,故意籠罩上一層霧似的藝術之紗。正言若反,反話正說,迂迴的態度真誠的話語,是「破譯」王幼華下層文本的通幽曲徑。
唯心主義集大成者黑格爾說:「有人以為,當他說人性本善這句話時,是說出了一種偉大的思想;但是他忘記了,當人們說人性本惡這句話時,是說出了一種更偉大的思想。」歷史上往往高估善良和仁慈的文化表相,善的文化一向是以合群性與整體性為標榜,反而導致頹廢化的後果,善良成為柔弱的代稱。中國文化以人性本善為基調,對惡的否定,使中國文化成為一種鄉愿與假面的文化、一種停滯的文化,強調文化的否定性與批判性,視惡為歷史發展的動力與能量,正是推崇魯迅為文化惡魔的著眼所在。「逢佛殺佛,逢祖殺祖」惡文化的思維模式,是一種自我覺醒之後的個人主義文化,是一種否定性與褻瀆性的文化,每一種新的進步都必然表現對某一神聖事物的褻瀆,表現對陳舊的、日漸衰亡的、習慣性的迎合的叛逆。褻瀆意識,剝開了僵硬虛偽的現實外殼,這使王幼華較一般社會寫實作家,更坦率地反映寫醜的意義:是對痛苦、罪惡以及一切可疑之物的面對面,是一種新生文化對舊文化的顛覆。
陳器文/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教授
自序
秋日夜宴荊棘園
我的小說創作由一九七八年發表的︿雨季過後﹀開始,直到今年已有三十五年了,此次輯錄的主要是短篇小說。收錄在這個集子中的,呈現了多年來創作的主要特色,也是個人認為重要的作品。歷年來閱讀我小說的讀者,常常談到知解與詮釋的困惑,事實上作品完成後我也面臨同樣的迷障,並不能完整說清楚創作時的動機和情境,顯然它已成為獨立存在的個體。這其間的歧義與縫隙,偶爾在評論者的論述中被解說、被發現出來,但大部分還是在誤讀與作者自我訴說的狀態裡。至於那些沒有發言的「隱藏讀者」,因為不可查知,就僅能期望「暫時相賞莫相違」了。
一般來說,人們在新書發表會、就職典禮、歡送會、喪禮、紀念會等,都會邀請重要貴賓參加,用意上既是宣告也是慎重。典禮中邀請適當的人上臺,說一說與主人的關係,推崇當事者的可敬表現,凸顯其人優點,減去枝節,使場面合宜而恰當。當然除非蓄意鬧場,不以為然者,通常不會出席。歷史上有兩場知名的聚會,這兩場都是在春光明媚時舉辦的,地點也選在花木繁茂,景色宜人之處。其一是王羲之的「蘭亭宴集」,另一是李白在「桃李園」的歡宴,聚會的參與者是親人和文友。這兩會之所以會流傳後世,是主人書法和文章的雋雅精妙,他們呈現了某些永恆的、難以超越的印記,令人低迴詠讚。我非名門貴冑,體無仙氣,這本作品集的出版,大約無法舉辦類似的宴會,也不請貴賓說些體面的話。不過,為了讓可敬的閱讀者,能較順利的進入我所構築的文學世界,在秋風冷肅、夕陽若血的某一夜晚,決定在荊棘滿地、枯樹蕭疏、烏鴉聒噪的「荊棘園」,宴請影響我創作的重要人物。經過一番斟酌,開列名單如下:釋迦牟尼、耶穌、孔子、杜甫、杜斯妥也夫斯基、梵谷、佛洛伊德、魯迅、黑澤明、卡繆、卓別林等(可能漏掉尼采)。
眾賢們接到我的邀請後,欣然的由四面八方陸續來到。他們不煩事主,各自帶來喜好的食物、菸和酒,自在入席。當晚賓客與主人,賓客與賓客之間,做了無窮盡的、不可思議的對話,激起了無數的機鋒,晃動了巨大的思辨波濤,成就了不欲人知的勝場。畢竟是個難得的聚會,眾賓客淋漓盡興之後,便各自怡然的離去。
荊棘園之會的殊勝,是難以記述、言詮的。畢竟再美好的盛宴, 總有人疲慮乏、燈熄酒盡的時候。看著空去的桌椅,不免感到激情之後的惆悵。幸好,他們的身影可以在我的作品中,若明若暗、糾纏不已的「 看見」,並不會就此寂然的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