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南方朔
近年來，我的學術興趣主要是在領導學（study of leadership），特別是在壞領導的形成、政府無能的原因、領導者責任感的消失，以及軟性暴君的出現等問題。這都是西方學術界注意的新課題，但因台灣學術界近年來已愈來愈不用功，因此對這方面的發展往往無所悉。
正是因為對西方學術界近年來的研究尚有所知，因此在馬英九二○○八年當選第一任起，我就已驚覺到他之成為領導人絕對不是台灣的福氣，而是台灣噩運的開始。故而當他就任起，我對馬政權就批評甚力。在我批評馬政權之初，馬還有聲望，他的累積性弊病尚未完全表面化，當時很多朋友對我的批評不以為然，認為我對他有偏見。但隨著台灣情勢的惡化，愈來愈多人對當初挺馬已開始後悔，尤其是二○一三年年中後，馬的民調支持度跌到九．三％，許多朋友才承認我的領先批評馬政權的確是一種先見。我無意在此自吹自擂，只是要在此表示一個知識份子就是要博學多識，當有了理論基礎，自然就能預見許多事情，才能做出有預見性的批評。
可是，「不幸而言中」，卻也是件悲哀的事，它顯示政府和領導者的弊病，我們都是已發現到了並作了預警性的批評，但這些批評就像狗吠火車一樣，完全沒有發揮作用。言論及批評的自由必須對一個「有反應」的政府才會有意義。但現在的政府，特別是台灣的馬政府，早已成了一個麻木無動於衷的政府，不論外人如何批評，它都活在封閉性的自我感覺良好的世界裡。統治者的麻木無感，乃是一個國家最大的悲哀，而這種悲哀已在台灣出現！
我從二○○九年起，就對馬政府作出負面的評價，二○一二年大選時，我甚至公開撰文挺蔡英文而不挺馬，我的這種態度，形諸白紙黑字，相信我的批評今天已成了台灣社會的主流意見。對此我自認的確是走在時代的前面。而我那麼早就看破馬政府的手腳，並不是有任何陳見，而都是有知識上、學術上的理由。我願在這裡將近年來我對當代學術的一些閱讀心得稍加整理，向各方就教，也說明我的批評之依據。
（一）現在隨著媒體的發達，從馬政府開始，已進入了只會作秀，不會做事，不思考問題的虛擬表演政治取代務實責任政治的新階段。
近代西方政治學家早已注意到，從一九六○年代的末期開始，由於電視普及，傳統的政治行為已發生了巨變。從前的政治必須務實地做事，利用業績來爭取人民的認可，但進入電視時代後，由於人們都是透過電視畫面來「感覺」政治，因此電視的發達已改變了人們的認知模式，不是看人所做的，而是看人在電視上所說的。透過電視講一些切合時尚而又易懂的輕鬆話題，最可以建造形象，讓人接受。這種膚淺的「表演政治」己取代了傳統的「務實政治」，成了新的主流趨勢。這種現象，在近代西方的媒體理論裡早已有過深入的討論。做事情太勞累且辛苦，做秀則輕鬆而收益大，這也是聰明奸巧的政治人物自然而然會向「表演政治」靠近的原因。
電視媒體的發達，除了改變政治人物的行為模式外，也同時改變了政治模式，那就是當權的人進入了「天天都是在選舉」的忙碌階段。當權的人每天忙著趕行程，到處曝光，要讓選民每天都看到他，用作秀作得很「忙」這個假象來取代冒充做事做得很「忙」這個應有的標準。
政治領導性的人物，他的真正本業，乃是運用他的身分權力，替國家的大政方針掌舵，特別是在這個變化快速的時代，他更應針對未來的情勢預先提出政策，即使從最消極角度而言，領導性的人物也是官僚體系上發條的最大動力。如果領導級人物每天都在管事，官僚體系就不敢太馬虎，官僚體系就會自動上發條，螺絲會自動拴緊。如果一個政治系統的當政者只知作秀不做事，短期或許無事，但整個官僚體系長期缺乏督飭，它的發條就會愈來愈鬆，螺絲也愈來愈不緊，系統性的管理就會癱瘓，弊病也會層出不窮。馬政府只會作秀，不會做事，他可以應付第一個任期，從第二個任期開始，台灣的千瘡百孔即一個個相繼裂開。台灣從二○一二年起，各種系統性的弊病即告出現，每個案件都不是個案與例外。它都是領導者只知道作秀，而不做事和不管事所致。
（二）多元民主的社會，領導者己不敢做任何決定，只會向有錢有勢者靠攏，使社會的不公平日益擴大。
近代英美學者早在一九七○年代就已有了好幾個學派，專門研究政府無能及失能的原因，綜合各家的學說，可以分為：
A.現代已進入民主多元、眾聲喧嘩的時代，除非一個國家的領導人自己有很強的定見，幾乎任何問題一出現，均必然意見紛紜。這種情況已形成了政治人物不做重大決定，凡事能拖就拖的習性，以免可能判斷錯誤，太早做決定而惹火燒身。遇事只會拖延的政府習性即告出現，像台灣的年金改革即是標準的案例。
B.當代英美學者早已研究過所謂「多元民主」的真相與假象。「多元民主」雖然說是每個人都有表達意見的權利，但各種人的表達卻有大小強弱之分，強的人群如富人、大企業、政黨的基本盤群眾擁有最大的表達權力，他們的利益會在統治者的考慮範圍之內；其他弱勢者雖然有表達的「權利」，但卻沒有表達的「權力」，這意思是說，弱勢者儘管可以表達意見甚至抗議，但它卻完全沒有任何效用，這也是說，在「多元主義」之外下，反而造成了「壓迫的合理化與常態化」。西方學者早已指出，「多元民主」只是「眾聲喧嘩」，和政府遇事就拖的習慣，而拖到最後一定是最有實力的群體獲得利益。美國復旦大學教授柯亨（Jeffrey, E. Cohen）在《廿四小時皆新聞的時代之總統職位》一書中早已指出，在這個「多元民主」的時代，總統遇事就拖延，最後必然向最大的壓力群眾妥協。這已成了一種普世現象，它只會造成社會的差距日益擴大。馬政府任內的台灣弱勢者儘管不斷發聲，但從未受到理會，可以說即是個明顯的例証。
C.近代西方學者對政府的無能、政府責任感的失落等問題早已作過有系統的研究。學者發現，由於現代政府日益龐大且複雜，已出現「太多人挑水反而沒水喝」的困境。現代政府很容易因為體制龐大而相互推諉責任，最後沒有人主動去做重大的工作，造成集體的平庸化。其次則是現代政府太會隱匿各種訊息，任何事情不到正式引爆，事前外人均無法知悉，資訊靠著自由流動而形成的預警功能已不再存在。最後是各種病徵幾乎都一直累積，最後整體一次性的出現。今天的台灣，就是馬政府過去幾年來無能的常態化和全面化所造成的積弊一次性地全面引爆所致。
（三）其次，我再回來說一個與台灣命脈有關的經濟問題。
從一九八○年代後期開始，世界進入經濟全球化的階段。除了通俗的市場型經濟學家高唱開放論之外，真正專業型的經濟學家則早已注意到各國肆應之道。例如普林斯頓大學名譽教授吉爾品（Robert Gilpin）早在《廿一世紀全球資本主義之挑戰》一書裡，強調各國應有「自主性」始足以應付這個全球化時代的新挑戰；另外兩名學者普拉卡薛（Aseem Prakash）及哈特（Jeffrey B. Hert）則在《全球化與治理》論文集指出，在這個全球化時代，政府的制定政策之能力，調整贏家和輸家的內政能力，都需要重新再來，該書稱之為「再發明政府」（Reinventing government），意思是說政府的能力已須大幅強化。近年來，在全球化時代，乘勢崛起的國家如新加坡、南韓、北歐四小國，都能政府大有為從事產業結構的重整和升級、吸引外資、創造高品質就業，所以國家遂能欣欣向榮，國際競爭力也持續攀高。
但馬政府的經濟政策卻是完全失敗，以致於造成今天台灣的每下愈況。而我在許多批評中已尖銳的指出馬政府的無知無識，其犖犖大者有如下數端：
A.馬政府上台後只會講意義曖昧但好聽的，「兩岸合作去賺全世界的錢」這種口號，但這個好聽的口號到底是台灣賺錢？或是中國賺錢？卻完全沒有清楚的操作上的定義，因此落實到最後，它其實只是台商的經濟學，而不是台灣的經濟學。馬政府任內，台商加快了產業、技術、資金和人力以及就業機會的移出。台灣的產業空洞化和就業的空洞化已成了不可逆的趨勢。二○一三年十月份，台灣出口中的台灣接單、海外（主要是中國）生產的比重高達五二．九％，就是台灣經濟空洞化的證據。這已顯示出馬政府只會口號治國，把台商的賺錢學當成了台灣的國家經濟學，遂使得台灣成為附庸於中國的依賴體，依賴而不發展，只是被掏空。這乃是馬政府誤國之大罪。正因為台灣經濟全部都錯了，縱使加上「台灣接單，海外生產」，台灣的出口競爭力也一直在衰退。更何況政府無能，無力去調控社會，才造成政府的稅入一直減少，社會的貧富差距一直在擴大了。
B.近年來，亞洲領導人裡，新加坡的李光耀無疑乃是對中國沒有敵意的一方，因此他祝福中國能持續進步發展，但他對中國雖無敵意，並不表示向中國一面倒，而是「保持不信任的友好」。李光耀憂慮中國獨大，別國將成為它的藩屬，因此新加坡和中國經濟就有警戒線：新加坡主張美國和印度留在亞洲制衡中國；新加坡也致力於本身的產業調整，對中國和台灣爭取投資和人力。這乃是新加坡競爭力得以提高、新加坡在東南亞成為有力發言者，新加坡的香格里拉論壇成為亞洲共同安全論壇的主因。新加坡是個有自主性的國家，而馬政府統治的台灣恰好正是新加坡的反面。
（四）馬英九當選連任之初，我就根據美國人文基金會傑佛遜講座教授麥唐納（Forrest McDonald）在所著《美國的總統職位：一部智性的歷史》中的觀點，在一個民主連選連任的國家，第二任領導人通常不是國家的賜福，反而是「第二任的咀咒」。第二任通常是一意孤行，妄自尊大的政治。當時我即已指出馬的第二任將會任意妄行，將台灣帶往殘破之路，而今已證明我的論斷已的確成真。
A.馬在第二個任期，一開始就以「歷史地位」為名而任意亂為，從油電雙漲、證所稅、核四公投到服貿協議，也都一意孤行，對民意完全不予理會。這種事情在任何民主國家都未曾見，實在相當於專制的王政復辟。
B.馬已出現一種極端的行為模式，他自恃擁有政權和立法院多數而任意妄為，因為他掌控了官僚體系，官吏們當然不敢違逆，他控了黨機器，立法委員對他也不敢忤逆，他以黨紀的命令治國，等於是綁架脅迫了整個黨國機器，他可以濫用司法檢調體系，可以濫權修改黨章為自己修改黨章延長黨主席任期。他到了後來已墜入了「濫權－恐懼－更濫權」的惡性循環圈，台灣的官僚體系更加無能、民主倒退、國事更非，整個台灣已開始大退化。
C.我很早就將馬英九和明代亡國皇帝崇楨相比，他自己任意妄為，把國家搞到垮，但卻不會自我檢點，反而認為是「諸臣誤我」。崇楨的故事，用現代理論來說，乃是馬英九已形成了一種「卸責式的謾罵文化」（Blame Culture），他把台灣搞壞的責任隨便的推給別人，然後對別人整肅謾罵惡鬥。例如他將台灣混亂退化的原因推給立法院，並對立法院長王金平展開惡鬥。根據台灣媒體的報導，馬的謠言隊伍就在眷村散佈耳語，宣稱正是因為王金平是台獨，他和民進黨勾結，就是要馬英九沒有政積，這才有利於他的奪權。如此違背事實的惡毒謊言，虧他也真的敢講。造謠說謊，王公平並不是第一個。就以我本人為例，由於我可說是最早批評馬的知識份子，國民黨的多嘴和謠言部隊，很早就在兩岸三地散放對我的謠言，他們說我是求官不成，才對馬不滿。馬的名嘴和謠言隊伍，對所有的知識份子都充滿惡意，他們不知道知識份子就是有「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風骨，別說求官不成，就是馬求我當官，我還嫌骯髒，不屑一顧。馬上台後，求我當監察委員，吳伯雄請我當風記委員，劉兆玄請我當行政院顧問，蕭萬長請我當國策顧問，我一律敬謝不敏。南方朔清白一世，完全不想被馬政權的髒手弄得不乾淨！
最近一年多，馬政權的無能混亂已日趨深化與擴大，因此最近我已重讀美國思想家米爾斯（C. Wright Mills），以及英國思想家彌爾（J. S. Mill），以及近代學者杭丁頓（Samuel P.Huntington）等人所說的「政治退化」理論。米爾斯認為「權力與道德成反比」，任何政治人物當權力愈大，必然愈會做不道德之事。彌爾等人也指出，當一個國家的人民缺少了警覺，政府必然無能，最後會體制日益混亂，更加無法系統整合。台灣在馬政府任內，事實上正經歷著近代各國已很少見到的「政治大退化」的過程。今天台灣幾乎是每日一爆，政治狀況不斷，經濟日益敗壞，社會也日益混亂。有毒食品、偽劣商品、環境危機，奸官之後就是各種大奸商一個個崛起。台灣由國不成國，已更加惡化到社會不成社會。
因此我認為台灣的學術界，言論界已必須對「政治退化」、「經濟退化」、「社會退化」這些問題特別提高警覺了。一個國家統治者濫權無能，人們不能只是看它鬧笑話，在網路上發洩一下就會改善的。人們一定要更積極的採取行動，才可能救亡圖存。馬政權還有兩年，未來的兩年台灣必然會更加的不堪聞問，現在我只是寫到它的過去和現在，它的未來必定是更恐怖的局面。我真正擔心的，乃是兩年後，台灣的年青世代將會慘到什麼程度！
導讀
新書新聞稿
「在馬英九二○○八年當選第一任起，我就已驚覺到他之成為領導人絕對不是台灣的福氣，而是台灣噩運的開始。」著名文化評論家南方朔如是說。
究竟為了什麼，一個當時形象清新、萬民擁戴的政壇新希望馬英九，竟在當選後無所做為，更在連任後，每下愈況，民調甚至低於貪污的阿扁。馬政權，何以落到這般地步？
「民間最用功的學者」，著名文化評論家南方朔，多年來以知識份子的良知關心天下事，遍讀中國古書及西方近代研究，於報章雜誌發表個人評論，以期能改善國家弊病、社會亂象。自馬政府上台以來，最早看出馬政府缺失的，當屬南方朔無疑。當時，南方朔的許多朋友認為他對馬英九有偏見，豈料，事實證明，他當時的批評的確是種真知卓見。
隨著社會接連爆出種種食安問題、偽劣商品、環境危機，政府的因應慢半拍，民心不安，南方朔的批評也愈見火力，然而，這一切有如「狗吠火車」，「台灣的馬政府，早已成了一個麻木無動於衷的政府，不論外人如何批評，它都活在封閉性的自我感覺良好的世界裡。統治者的麻木無感，乃是一個國家最大的悲哀，而這種悲哀已在台灣出現！」南方朔說。
做為一個「嗜讀如命」的民間學者，南方朔對國家現況的憂心，也體現於他的閱讀方向。西方領導學中有關壞領導的形成、政府無能的原因、領導者責任感的消失，以及軟性暴君的出現、政治退化等問題，都是他近年來研究的重點。「我認為，台灣的學術界、言論界已必須對『政治退化』、『經濟退化』、『社會退化』這些問題特別提高警覺了。一個國家，統治者濫權無能，人們不能只是看他鬧笑話，在網路上發洩一下就會改善的。人們一定要更積極的採取行動，才可能救亡圖存。馬政權還有兩年，未來的兩年，台灣必然會更加的不堪聞問，現在我只是寫到它的過去和現在，它的未來必定是更不堪的局面。」
《馬政權的開場、中場與收場》分為上中下三冊，由風雲時代出版社出版，將南方朔對時事的針砭之語廣泛收錄，上冊從扁政權末期氛圍至馬政府諸般親痛仇快的作法，中冊由馬政權警訊頻傳至現今社會亂象，下冊則將於二○一六年大選結束後當月出版，以記錄馬政權的結局，並印證南方朔的見解。
從扁政府到馬政府，南方朔從支持到失望。他不畏權勢，不求名利，只望上位者能聽見一個民間學者的沉痛呼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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