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政權的開場、中場與收場（上）開場

社會觀感不佳，自我感覺良好

人在世上，即無法避免「被別人看」和「自己看自己」。前者是「社會觀感」，後者是「自我感覺」，這兩者建構出了社會的價值秩序。

古典時代有權有勢統治階層，很清楚的知道，他們「自我感覺」的標準如果落後於「社會觀感」的標準，那麼就等於他們毫無優越性可言。他們會被人民蔑視，甚至還會鼓舞出革命造反的衝動，也正因此，強化「自我感覺」這部分的標準，遂成了古代統治階層的必修功課。古代中國要求「君子自重」、要「無愧於心，無負於民」，西方自騎士時代起，即講究「自尊」、「自重」、「榮譽」，期勉自己有一天見上帝也能無愧的抬起頭來。古代的這些努力，目的就是要超越由於有權有勢有錢而造成的「自我感覺」過度膨脹，以及因此而造成的自我沉淪。壓抑「自我感覺良好」，是價值上的謙卑，它是一切謙卑的基礎。這種人不會每天照鏡子看自己的肚臍眼，愈看愈喜歡；這種人在任事時也格外會竭智盡慮，替別人和小老百姓考慮問題；這種人也絕對不會因為自己精於算計，霑了利益而自鳴得意。

不過，近代思想家米爾斯（C. Wright Mills）早已指出過，有權有勢有錢的精英份子，他們乃是「道德感與權勢成反比關係」的一群人。他們有權勢，也比我們小老百姓聰明，因此總是能在綿密的法律之網裡鑽進鑽出，霑盡各種利益，當他們照鏡子時也會得意的笑出聲來。有權有勢的人，由於趨之者眾，大家爭著替他們擦脂抹粉，久而久之，他們也自然而然的養成「自我感覺良好」的習慣，而「自我感覺」與「社會觀感」之間的差距也就愈拉愈大。

最近這幾年，台灣這種「自我感覺良好」但「社會觀感不佳」的事情已多得不可勝數，我們已有好多個富商巨賈，雖然事業破產，賴債不還，但因為鑽漏洞藏錢有術，照樣過著富豪級的生活，也依然三妻四妾把辣妹如故。奇怪的是這種人居然毫無慚愧的意思；台灣有太多達官貴人，做出「社會觀感不佳」的言行或政策，但仍「自我感覺良好」，認為自己沒錯，兀自在那裡鬼扯硬拗。

這種「社會觀感不佳」但卻「自我感覺良好」的事，現在這個政府似乎更加的變本加厲，他們有太多事情都「社會觀感不佳」，但因丟不掉「自我感覺良好」的習性，遂試圖將這一切都說成是「媒體關係做得不夠」──這實在是「權力傲慢」最極端的一種型態，任何事情他們都沒錯，而是媒體的無知或是惡意所致。他們完全不了解，「社會觀感不佳」乃是人群自然形成的判斷，它不會隨媒體而移轉。以為「做好媒體關係」就可以改變社會觀感，那是真太瞧不起媒體和社會了！

阿扁司法有罪無罪尚未定讞，日前他承認自己犯了「社會文化罪」。他企圖用「社會文化罪」來規避「司法罪」，這點已無需多言，但何謂「社會文化罪」？凡任何人企圖利用文化價值與法律之間的漏洞而牟求不當之利者，即犯了「社會文化罪」。在價值位階上，這其實是一種更大的罪，因為他們以自己的聰明和狡詐，敗壞了社會！在我的價值標準裡，有權有勢有錢的人，所做的一切「社會觀感不佳」但卻「自我感覺良好」的行為，都犯了某種程度的「社會文化罪」！

當代主要學者，哈佛教育學院教授莎拉．勞倫斯萊弗（Sara Lowrence-Lightfoot）稍早前在所著的《尊重》一書裡，有專章談《自尊》，她即指出，人的行為「社會觀感不佳」但卻「自我感覺良好」，乃是一種價值的斷裂，它也顯示了人們「自尊」的喪失。當人失去了「自尊」這個道德命令，我們即不能期望他對自己或社會國家有任何責任心。缺乏「自尊」的有權有勢的人，他們會關心自己的權力、選票、財富，但不會有承認錯誤的勇氣。她有這樣的警句：「有自尊的人，對自己的錯誤才有勇氣面對，對他自己和別人始有責任心，才會解除掉對任何事的不關心，並為人群相處建立真正的新關係。有自尊，才會有一切；沒有自尊，他只會把自己鎖在自我感覺裡。」



政府的老三套：撇責任、扮無辜、裝可愛

上星期，立法院首次精彩的對話，立委就拿房價問題質詢財長李述德，他的答覆是房價飆漲你們去罵炒房客啊！為什麼要指責政府，偉大李部長的答覆，其實已具體而微的將當今政府那種撇責任、扮無辜、裝可愛的本質盡現無遺！其中透露出許多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近代學術有許多學科都在墮落沉淪，墮落得最多的即為政治學。古典的政治學關心民主人權，但也從不荒廢政治領導的掌舵角色，柏拉圖的《共和國》裡就稱領導者為舵手。後來英文的「政府」、「總督」及「州長」這個字即是拉丁字「舵手」的衍生字，它顯示出古典政治學是把國家領導人及政府的角色置於首要的地位，因而政府的責任感也當然成了政治哲學裡的核心價值。十九世紀美國著名建築師轉寫政治哲學的克蘭穆即指出一個國家若領導者缺乏責任心，這個國家就會出現「平庸的報應」。

但這種關心領導及責任感的政治學傳統，在一九四○及六○年代後卻完全變了樣，一九四○年代許多國家都出現造成歷史災難的領導人，於是政治學在被驚嚇之餘，從此再也不敢談領導，彷彿談領導就是在鼓吹人治甚至是在為強人政治張目，因為不談領導問題，政治學遂開始墮落。當政治學墮落，它連帶的當然也造成了現實政治上的墮落，加上一九六○年代後全球進入媒體時代，於是政治的風景也就跟著大變，這種大變顯露在幾方面：

一，政治學不談領導，於是領導學這個學術分枝遂由政治移往企管學，隨著它在企管這個領域的慢慢發展，到了近年來它已回頭撈向政治學。

二，政治領袖變得沒有責任心，只知道媒體作秀，於是「表演政治」（performing politics）日益當道，擅長表演而拙於治理，遇到關鍵就撇責任、扮無辜這種現象遂告出現。人人都知道，房價的飆漲乃是賦稅政策、金融及所得政策的產物，去年耶魯大學教授席勒（R obert J. Shiller）在《次貸解答》一書裡，研究百年來美國房價史，房屋建造成本的變動，認為百年來美國房價都以極緩的速度上漲，只有二○○○年後像坐了火箭一樣一飛沖天，這即是金融政策所致。台灣房價飆漲亦然，這怎麼可能用扮無辜、裝可愛來搪塞。

三，當一個政府缺乏了責任心與擔當，它就自然而然養成一種自我保護機制，它就讓社會裡的「交戰元素」（Warring element）自己打成一團，或者它就隱身暗處展開操弄，或者坐待兩邊打出一個結果，才來撿收成果，這種領導因畏首畏尾，重大問題已不會有自己的立場，美國學者，研究出名經濟學的柯文（Tyler Cowen）早已指出，媒體民主會造成鄉愿式人物的抬頭，扮無辜、裝可愛這種品質會大盛。除此之外，它還有一種撇責任的機制，那就是把「公共問題私人化」，例如政府有責任替老百姓營造出差堪滿意的生存環境，而它不在這方面承擔起責任，反而會說「你失業是你的競爭力不足」，「國民自己要提升個人競爭力」等等說詞。這就是典型的把「公共問題私人化」，在一個「所有問題都被私人化」的社會，政府儼然已不必負任何責任，我們還要這樣的政府幹什麼？

當今台灣的政治，重建政府的責任心和擔當感已成了最重要的急務。一個永遠躲在暗處，只會撇責任、扮無辜、裝可愛，讓老百姓自己打罵不休，或者藉著「公共問題私人化」的運作模式，讓自己和一切責任都保持距離的政府，很快就會被老百姓看破手腳而加以放棄。近年來，台灣社會的無力感日深，用英美的話來說，台灣社會可以說已處於一種「精疲力竭」（Exhaustion）的心理狀態，大家都希望台灣社會往政府更有責任心與擔當感的方向去轉型，但人們轉型之聲雖高喊了許久，但統治者們撇責任、裝無辜、扮可愛的習性卻還是一成不變，於是精疲力竭之感遂油然而生。而了解社會心理變化的都知道，精疲力竭的人心通常都是大改變的前兆，但願統治者們能體會老百姓精疲力竭的心聲！



政治再大，也不能比良心還大！

九一九高雄大淹水後，有藍色名嘴宣稱這是對高雄的懲罰。「一○二一」宜蘭大淹水後，台中有個女學生在網上張貼文章，宣稱「綠色執政，淹水保證，哈哈哈哈，宜蘭應淹死多一點」。她的短文上網後，招致反彈，警察也登門勸告，她又聲稱「警察都被綠色所控制」。看了這種事情，實在讓人痛心。高雄和宜蘭雖是綠色執政，但高雄人和宜蘭人難道不是我們的同胞？同胞有難，幸而沒淹水的，正該幫助不幸被水淹的，豈可幸災樂禍，一至於此，政治再大，也不能大到將起碼的良心和同胞關懷也噬掉！

上述這種把政治看得比良心還大的，用當代政治學理論的說法，已可算是一種「仇恨政治」（Hate politics），它指的有些社會的某些人，會把政治的範疇，諸如膚色偏好、政黨偏好、階級身分偏好等無限放大，並因而展開種種黨同伐異的言論和動作，讓這種偏好所造成的狹隘心態吞噬掉了社會賴以存在的根本感情及良心準則。這就是用恨取代了愛。西方近代政治上，若有任何人在「仇恨政治」上做文章，整個議會就會自動視之為公敵，因為他們已警覺到，這種政治乃是在撒播邪惡的種籽，是在替「仇恨罪行」（Hate crimes）做著準備，因此，仇恨政治在本質上乃是「反人道的政治」。

根據美國當代研究仇恨問題的權威專家學者，東北大學教授傑克．列文（Jack. Levin）及麥克戴維特（Jack McDevitt）在《仇恨罪行論》一書中所述，恨別人經常是一種自我保衛機制的過度心理，當一種人自認受到威脅，最有可能找到這種那種理由來保衛自己。

正因為「仇恨政治」幾乎無所不在，公民社會的自我防衛遂變得攸關重要。那就是社會需制止有人企圖利用媒體的縫隙，夾帶著「仇恨政治」因素的意見；除了公民的自覺外，法律體系藉著法律公正的行使，讓可能引起紛爭的問題公平有效的解決，也是關鍵。

而不容諱言，近年來的台灣，政黨的惡鬥已對我們的社會做了極大的扭曲，特別是媒體的政治化，對這個問題用這一套標準，對別一個問題，則用另一套標準。不只標準不同，評斷及分析事務也經常不按常理去做合乎比例的討論，有時小題大做，有時則大題也不做，媒體其實已成了台灣「仇恨政治」的亂源之一。

就以最近的形勢而論，由於至關重要的五都選舉將至，加以最近水災頻繁，媒體遂都在水災政治上大做不符比例的文章。事實上人們都知道，這些五十年級和百年級的超大豪雨，無論降到那，那裡都必然大淹水。但我們談水災，卻已變成不談治水而談藍綠，在這種談問題的底下，的確不明言的有著幸災樂禍，大做鬥爭文章的政治用心在後面；台中那個中學生在網上的文章，其實已非她個人的問題，它是具體而微的折射了某些人的心態。我不願用「其心可誅」這種難聽的話，但仍要說，政治再大，不能大過良心；藍綠的確很重要，但再怎麼重要，也沒有比同胞的感情重要。台灣的政黨在盛衰興亡，但代代台灣人卻會長存，我們不能為了政治而將最重要的同胞情摧毀掉！

「一○二一」宜蘭大淹水剛結束，善後及將來更重要的國土規劃，治水防洪及花蓮人回家的路，這些問題都有待眾志成城，全民努力去解決。但就在此刻，我們的藍綠洪水鬥爭卻仍方興未艾，那個台中女學生的網上文章，居然把政治的好惡搞成了歡樂，這格外使人痛心兼感慨。

話談到這裡，心中突然浮現出當代美國大詩人勞勃．羅威爾（Rob ert Lowell）的詩句：

政治提高了人

而人不能把政治也提高！

經過好幾代人努力，今天台灣已有民主政治及表達自由，這是「政治提高了人」，但民主的我們竟然有人要宜蘭人「多淹死一點」，「梅姬再淹一次高雄」，有這樣的低等惡質政治，他們被淹沒掉的，其實是更重要的良心啊！

社會觀感不佳，自我感覺良好

人在世上，即無法避免「被別人看」和「自己看自己」。前者是「社會觀感」，後者是「自我感覺」，這兩者建構出了社會的價值秩序。

古典時代有權有勢統治階層，很清楚的知道，他們「自我感覺」的標準如果落後於「社會觀感」的標準，那麼就等於他們毫無優越性可言。他們會被人民蔑視，甚至還會鼓舞出革命造反的衝動，也正因此，強化「自我感覺」這部分的標準，遂成了古代統治階層的必修功課。古代中國要求「君子自重」、要「無愧於心，無負於民」，西方自騎士時代起，即講究「自尊」、「自重」、「榮譽」，期...

南方朔 自序

近年來，我的學術興趣主要是在領導學（study of leadership），特別是在壞領導的形成、政府無能的原因、領導者責任感的消失，以及軟性暴君的出現等問題。這都是西方學術界注意的新課題，但因台灣學術界近年來已愈來愈不用功，因此對這方面的發展往往無所悉。

正是因為對西方學術界近年來的研究尚有所知，因此在馬英九二○○八年當選第一任起，我就已驚覺到他之成為領導人絕對不是台灣的福氣，而是台灣噩運的開始。故而當他就任起，我對馬政權就批評甚力。在我批評馬政權之初，馬還有聲望，他的累積性弊病尚未完全表面化，當時很多朋友對我的批評不以為然，認為我對他有偏見。但隨著台灣情勢的惡化，愈來愈多人對當初挺馬已開始後悔，尤其是二○一三年年中後，馬的民調支持度跌到九．三％，許多朋友才承認我的領先批評馬政權的確是一種先見。我無意在此自吹自擂，只是要在此表示一個知識份子就是要博學多識，當有了理論基礎，自然就能預見許多事情，才能做出有預見性的批評。

可是，「不幸而言中」，卻也是件悲哀的事，它顯示政府和領導者的弊病，我們都是已發現到了並作了預警性的批評，但這些批評就像狗吠火車一樣，完全沒有發揮作用。言論及批評的自由必須對一個「有反應」的政府才會有意義。但現在的政府，特別是台灣的馬政府，早已成了一個麻木無動於衷的政府，不論外人如何批評，它都活在封閉性的自我感覺良好的世界裡。統治者的麻木無感，乃是一個國家最大的悲哀，而這種悲哀已在台灣出現！

我從二○○九年起，就對馬政府作出負面的評價，二○一二年大選時，我甚至公開撰文挺蔡英文而不挺馬，我的這種態度，形諸白紙黑字，相信我的批評今天已成了台灣社會的主流意見。對此我自認的確是走在時代的前面。而我那麼早就看破馬政府的手腳，並不是有任何陳見，而都是有知識上、學術上的理由。我願在這裡將近年來我對當代學術的一些閱讀心得稍加整理，向各方就教，也說明我的批評之依據。

（一） 現在隨著媒體的發達，從馬政府開始，已進入了只會作秀，不會做事，不思考問題的虛擬表演政治取代務實責任政治的新階段。

近代西方政治學家早已注意到，從一九六○年代的末期開始，由於電視普及，傳統的政治行為已發生了巨變。從前的政治必須務實地做事，利用業績來爭取人民的認可，但進入電視時代後，由於人們都是透過電視畫面來「感覺」政治，因此電視的發達已改變了人們的認知模式，不是看人所做的，而是看人在電視上所說的。透過電視講一些切合時尚而又易懂的輕鬆話題，最可以建造形象，讓人接受。這種膚淺的「表演政治」己取代了傳統的「務實政治」，成了新的主流趨勢。這種現象，在近代西方的媒體理論裡早已有過深入的討論。做事情太勞累且辛苦，做秀則輕鬆而收益大，這也是聰明奸巧的政治人物自然而然會向「表演政治」靠近的原因。

電視媒體的發達，除了改變政治人物的行為模式外，也同時改變了政治模式，那就是當權的人進入了「天天都是在選舉」的忙碌階段。當權的人每天忙著趕行程，到處曝光，要讓選民每天都看到他，用作秀作得很「忙」這個假象來取代冒充做事做得很「忙」這個應有的標準。

政治領導性的人物，他的真正本業，乃是運用他的身分權力，替國家的大政方針掌舵，特別是在這個變化快速的時代，他更應針對未來的情勢預先提出政策，即使從最消極角度而言，領導性的人物也是官僚體系上發條的最大動力。如果領導級人物每天都在管事，官僚體系就不敢太馬虎，官僚體系就會自動上發條，螺絲會自動拴緊。如果一個政治系統的當政者只知作秀不做事，短期或許無事，但整個官僚體系長期缺乏督飭，它的發條就會愈來愈鬆，螺絲也愈來愈不緊，系統性的管理就會癱瘓，弊病也會層出不窮。馬政府只會作秀，不會做事，他可以應付第一個任期，從第二個任期開始，台灣的千瘡百孔即一個個相繼裂開。台灣從二○一二年起，各種系統性的弊病即告出現，每個案件都不是個案與例外。它都是領導者只知道作秀，而不做事和不管事所致。

（二） 多元民主的社會，領導者己不敢做任何決定，只會向有錢有勢者靠攏，使社會的不公平日益擴大。

近代英美學者早在一九七○年代就已有了好幾個學派，專門研究政府無能及失能的原因，綜合各家的學說，可以分為：

A. 現代已進入民主多元、眾聲喧嘩的時代，除非一個國家的領導人自己有很強的定見，幾乎任何問題一出現，均必然意見紛紜。這種情況已形成了政治人物不做重大決定，凡事能拖就拖的習性，以免可能判斷錯誤，太早做決定而惹火燒身。遇事只會拖延的政府習性即告出現，像台灣的年金改革即是標準的案例。

B. 當代英美學者早已研究過所謂「多元民主」的真相與假象。「多元民主」雖然說是每個人都有表達意見的權利，但各種人的表達卻有大小強弱之分，強的人群如富人、大企業、政黨的基本盤群眾擁有最大的表達權力，他們的利益會在統治者的考慮範圍之內；其他弱勢者雖然有表達的「權利」，但卻沒有表達的「權力」，這意思是說，弱勢者儘管可以表達意見甚至抗議，但它卻完全沒有任何效用，這也是說，在「多元主義」之外下，反而造成了「壓迫的合理化與常態化」。西方學者早已指出，「多元民主」只是「眾聲喧嘩」，和政府遇事就拖的習慣，而拖到最後一定是最有實力的群體獲得利益。美國復旦大學教授柯亨（Jeffrey, E. Cohen）在《廿四小時皆新聞的時代之總統職位》一書中早已指出，在這個「多元民主」的時代，總統遇事就拖延，最後必然向最大的壓力群眾妥協。這已成了一種普世現象，它只會造成社會的差距日益擴大。馬政府任內的台灣弱勢者儘管不斷發聲，但從未受到理會，可以說即是個明顯的例証。

C. 近代西方學者對政府的無能、政府責任感的失落等問題早已作過有系統的研究。學者發現，由於現代政府日益龐大且複雜，已出現「太多人挑水反而沒水喝」的困境。現代政府很容易因為體制龐大而相互推諉責任，最後沒有人主動去做重大的工作，造成集體的平庸化。其次則是現代政府太會隱匿各種訊息，任何事情不到正式引爆，事前外人均無法知悉，資訊靠著自由流動而形成的預警功能已不再存在。最後是各種病徵幾乎都一直累積，最後整體一次性的出現。今天的台灣，就是馬政府過去幾年來無能的常態化和全面化所造成的積弊一次性地全面引爆所致。

（三） 其次，我再回來說一個與台灣命脈有關的經濟問題。

從一九八○年代後期開始，世界進入經濟全球化的階段。除了通俗的市場型經濟學家高唱開放論之外，真正專業型的經濟學家則早已注意到各國肆應之道。例如普林斯頓大學名譽教授吉爾品（Robert Gilpin）早在《廿一世紀全球資本主義之挑戰》一書裡，強調各國應有「自主性」始足以應付這個全球化時代的新挑戰；另外兩名學者普拉卡薛（Aseem Prakash）及哈特（Jeffrey B. Hert）則在《全球化與治理》論文集指出，在這個全球化時代，政府的制定政策之能力，調整贏家和輸家的內政能力，都需要重新再來，該書稱之為「再發明政府」（Reinventing government），意思是說政府的能力已須大幅強化。近年來，在全球化時代，乘勢崛起的國家如新加坡、南韓、北歐四小國，都能政府大有為從事產業結構的重整和升級、吸引外資、創造高品質就業，所以國家遂能欣欣向榮，國際競爭力也持續攀高。

但馬政府的經濟政策卻是完全失敗，以致於造成今天台灣的每下愈況。而我在許多批評中已尖銳的指出馬政府的無知無識，其犖犖大者有如下數端：

A. 馬政府上台後只會講意義曖昧但好聽的，「兩岸合作去賺全世界的錢」這種口號，但這個好聽的口號到底是台灣賺錢？或是中國賺錢？卻完全沒有清楚的操作上的定義，因此落實到最後，它其實只是台商的經濟學，而不是台灣的經濟學。馬政府任內，台商加快了產業、技術、資金和人力以及就業機會的移出。台灣的產業空洞化和就業的空洞化已成了不可逆的趨勢。二○一三年十月份，台灣出口中的台灣接單、海外（主要是中國）生產的比重高達五二．九％，就是台灣經濟空洞化的證據。這已顯示出馬政府只會口號治國，把台商的賺錢學當成了台灣的國家經濟學，遂使得台灣成為附庸於中國的依賴體，依賴而不發展，只是被掏空。這乃是馬政府誤國之大罪。正因為台灣經濟全部都錯了，縱使加上「台灣接單，海外生產」，台灣的出口競爭力也一直在衰退。更何況政府無能，無力去調控社會，才造成政府的稅入一直減少，社會的貧富差距一直在擴大了。

B. 近年來，亞洲領導人裡，新加坡的李光耀無疑乃是對中國沒有敵意的一方，因此他祝福中國能持續進步發展，但他對中國雖無敵意，並不表示向中國一面倒，而是「保持不信任的友好」。李光耀憂慮中國獨大，別國將成為它的藩屬，因此新加坡和中國經濟就有警戒線：新加坡主張美國和印度留在亞洲制衡中國；新加坡也致力於本身的產業調整，對中國和台灣爭取投資和人力。這乃是新加坡競爭力得以提高、新加坡在東南亞成為有力發言者，新加坡的香格里拉論壇成為亞洲共同安全論壇的主因。新加坡是個有自主性的國家，而馬政府統治的台灣恰好正是新加坡的反面。

（四） 馬英九當選連任之初，我就根據美國人文基金會傑佛遜講座教授麥唐納（Forrest McDonald）在所著《美國的總統職位：一部智性的歷史》中的觀點，在一個民主連選連任的國家，第二任領導人通常不是國家的賜福，反而是「第二任的咀咒」。第二任通常是一意孤行，妄自尊大的政治。當時我即已指出馬的第二任將會任意妄行，將台灣帶往殘破之路，而今已證明我的論斷已的確成真。

A. 馬在第二個任期，一開始就以「歷史地位」為名而任意亂為，從油電雙漲、證所稅、核四公投到服貿協議，也都一意孤行，對民意完全不予理會。這種事情在任何民主國家都未曾見，實在相當於專制的王政復辟。

B. 馬已出現一種極端的行為模式，他自恃擁有政權和立法院多數而任意妄為，因為他掌控了官僚體系，官吏們當然不敢違逆，他控了黨機器，立法委員對他也不敢忤逆，他以黨紀的命令治國，等於是綁架脅迫了整個黨國機器，他可以濫用司法檢調體系，可以濫權修改黨章為自己修改黨章延長黨主席任期。他到了後來已墜入了「濫權－恐懼－更濫權」的惡性循環圈，台灣的官僚體系更加無能、民主倒退、國事更非，整個台灣已開始大退化。

C. 我很早就將馬英九和明代亡國皇帝崇楨相比，他自己任意妄為，把國家搞到垮，但卻不會自我檢點，反而認為是「諸臣誤我」。崇楨的故事，用現代理論來說，乃是馬英九已形成了一種「卸責式的謾罵文化」（Blame Culture），他把台灣搞壞的責任隨便的推給別人，然後對別人整肅謾罵惡鬥。例如他將台灣混亂退化的原因推給立法院，並對立法院長王金平展開惡鬥。根據台灣媒體的報導，馬的謠言隊伍就在眷村散佈耳語，宣稱正是因為王金平是台獨，他和民進黨勾結，就是要馬英九沒有政積，這才有利於他的奪權。如此違背事實的惡毒謊言，虧他也真的敢講。造謠說謊，王公平並不是第一個。就以我本人為例，由於我可說是最早批評馬的知識份子，國民黨的多嘴和謠言部隊，很早就在兩岸三地散放對我的謠言，他們說我是求官不成，才對馬不滿。馬的名嘴和謠言隊伍，對所有的知識份子都充滿惡意，他們不知道知識份子就是有「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風骨，別說求官不成，就是馬求我當官，我還嫌骯髒，不屑一顧。馬上台後，求我當監察委員，吳伯雄請我當風記委員，劉兆玄請我當行政院顧問，蕭萬長請我當國策顧問，我一律敬謝不敏。南方朔清白一世，完全不想被馬政權的髒手弄得不乾淨！

最近一年多，馬政權的無能混亂已日趨深化與擴大，因此最近我已重讀美國思想家米爾斯（C. Wright Mills），以及英國思想家彌爾（J. S. Mill），以及近代學者杭丁頓（Samuel P.Huntington）等人所說的「政治退化」理論。米爾斯認為「權力與道德成反比」，任何政治人物當權力愈大，必然愈會做不道德之事。彌爾等人也指出，當一個國家的人民缺少了警覺，政府必然無能，最後會體制日益混亂，更加無法系統整合。台灣在馬政府任內，事實上正經歷著近代各國已很少見到的「政治大退化」的過程。今天台灣幾乎是每日一爆，政治狀況不斷，經濟日益敗壞，社會也日益混亂。有毒食品、偽劣商品、環境危機，奸官之後就是各種大奸商一個個崛起。台灣由國不成國，已更加惡化到社會不成社會。

因此我認為台灣的學術界，言論界已必須對「政治退化」、「經濟退化」、「社會退化」這些問題特別提高警覺了。一個國家統治者濫權無能，人們不能只是看它鬧笑話，在網路上發洩一下就會改善的。人們一定要更積極的採取行動，才可能救亡圖存。馬政權還有兩年，未來的兩年台灣必然會更加的不堪聞問，現在我只是寫到它的過去和現在，它的未來必定是更恐怖的局面。我真正擔心的，乃是兩年後，台灣的年青世代將會慘到什麼程度！

南方朔 自序

近年來，我的學術興趣主要是在領導學（study of leadership），特別是在壞領導的形成、政府無能的原因、領導者責任感的消失，以及軟性暴君的出現等問題。這都是西方學術界注意的新課題，但因台灣學術界近年來已愈來愈不用功，因此對這方面的發展往往無所悉。

正是因為對西方學術界近年來的研究尚有所知，因此在馬英九二○○八年當選第一任起，我就已驚覺到他之成為領導人絕對不是台灣的福氣，而是台灣噩運的開始。故而當他就任起，我對馬政權就批評甚力。在我批評馬政權之初，馬還有聲望，他的累積性弊病尚未完全表面化，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