場域與景觀：台灣文學傳播現象再探

壹、民族想像與大眾路線的交軌　　

1930年代台灣話文論爭與台語文學運動

一、緒論：民族‧大眾‧鄉土

發生於1930年代的鄉土文學／台灣話文論爭，隨著研究的日漸增加，以及戰後台語文學論述與實踐的強化，其過程及其論述內容已經獲得相當程度的澄清，但在解釋上則似乎尚未能清楚呈現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殖民地文學的複雜性。1954年廖毓文發表〈台灣文字改革運動史略〉1 一文，以大量引文方式回溯了當年起於1922到1933年間台灣文字改革運動的過程，使得戰後台灣文學界得以通過此一文獻，重新認知日治年代台灣新文化運動中出現的語文改革問題。在這篇文章中，廖毓文宏觀地從「台灣文字改革」的視角切入，認為台灣的文字改革運動乃是應台灣新文化運動發軔之後「對於普及的方法，要銳意的予以考慮」的時代要求而生。2 他將日治時期的文字改革運動分為「白話文運動」、「羅馬字運動」與「台灣話文運動」等三個內容，台灣話文運動下又細分為「台灣話保存運動」與「台灣話文運動」兩者。作為中國白話文的支持者，廖毓文持平地使用相當多的篇幅敘述台灣話文運動中贊同與反對者的各家論述，提供給後來的研究者對日治時期台灣文學及其語言主張的鳥瞰圖；但更重要的是，他指出了台灣文化作為日本「殖民地文化」的複雜性。

廖毓文並未具體分析台灣「殖民地文化」的複雜性如何，但是在短短十一年間台灣文學界出現以中國五四白話文學為藍本的主張（白話文運動）、以西方教會羅馬字為範本的主張（羅馬字運動），以及以漢字創造台灣話文的主張，若再加上1937年日本總督府廢除漢文之後展開的全面採用日文書寫，則殖民地台灣的語文狀態就相當複雜地徘徊於中國白話文、西方羅馬拼音文、台灣話文與殖民統治者限制的日本語文之間。採用什麼樣的文字，才能有效發展台灣文化？用什麼樣的語文來創作文學，才是最恰如其分的台灣文學？顯然已經使得殖民地台灣的知識分子因此陷入「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3 的弔詭困局之中。這使得這個階段的台灣文學界也因此不斷辯爭，白話文運動時期出現的「新舊文學之爭」、台灣話文運動時期出現的「台灣話文論爭」，乃至於蔡培火提倡的羅馬字運動之遭到冷漠以對，都具體說明了殖民地知識分子在文化認同上的徬徨猶疑。

這種文化認同的徬徨猶疑，之所以複雜，更深層地看，還與台灣知識分子面臨的身分認同有關，我曾從傳播與政治的面向分析此一困境：

一方面他們是日本殖民地下的被殖民者，在政治上屬於日本國民；一方面，他們仍懷有來自種族身分上的「祖國情結」，期盼著有一天能回到祖國的懷抱；但另一方面，他們又面對著台灣人民與社會共同遭遇的民族解放問題，而有著改革台灣社會、啟發民智，以爭取台灣自主的急切想法。這三種來自不同身分認同的困境，從而……構成了其後台灣新文學運動史上諸多論戰與爭辯的主軸。4

1930年代發生的台灣話文論爭，從身分／文化認同的深層結構看，更足以讓我們看到隱藏在使用何種語文之爭背後，台灣知識分子的民族想像，用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的話來說，這種民族想像都是被想像出來的「文化人造物」（cultural artifacts），是從各自獨立的歷史力量複雜的交會過程中，自發地萃取出來的結果，5 台灣話文運動中的爭論，因此也是一種民族想像認同的爭論：台灣人／中國人／日本人這三種民族想像介於其中，使得這場爭論絕不止於使用什麼語文才能有效傳播，或者應該採用何種文字才能表現台灣文學的特性，這樣表面的語詞之爭，有著打造一個全新的民族文學／文化的意涵在內，其中也蘊藏著通過行動，創造民族和維持民族生存的「民族文化」的嚴肅意義。

1930年代台灣話文論爭的另一個複雜性則不只是文化認同，同時還攙雜著意識形態的鬥爭。日本學者松永正義指這個階段的鄉土文學論爭包括了「民族的契機」與「民眾的契機」的矛盾，6 是相當深刻的看法。「民眾的契機」，意味著台灣話文論爭的底層還具有階級性。這與台灣話文運動的推動者乃至論爭者多為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左翼知識分子有關，如最早提出台灣話文思考的黃石輝，就是當時「無產階級文化運動」重要刊物《伍人報》的地方委員，7 加上當時日本無產階級文學的影響，更使得整個台灣新文學運動受到「深而且鉅」的影響；8 此外，這也與當時台灣政治、文化乃至文學界的思想轉向有關，左翼知識分子在取得政治與文化運動主導權之後，轉向具有階級性的「大眾文化」實踐。9 文藝大眾化，因此成為台灣話文論爭中相當根本的基調；大眾路線，也因此進入台灣話文運動的論述中，成為階級路線具體落實的表徵。

右邊是民族文化的標舉，左邊是大眾文化的鼓吹─民族主義的想像和社會主義的主張從而以看似矛盾、實則相諧的意識形態，被「接合」（articulate）在1930年代「鄉土文學」的論述符號下。1930年8月16日黃石輝在《伍人報》發表〈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一文，從該刊9到11號連載三期，正式揭開了台灣白話文運動的序幕，也促發了其後兩場圍繞在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民族與大眾／民族性與階級性）路線周邊的論爭。

二、台灣想像：土地、人民、語言

黃石輝的「鄉土文學」論述，陳淑容在她的研究中，指其主張是「以勞苦群眾為對象，在內容上，描寫台灣的事物；在形式上，以台灣話文來書寫」；10 而其論述重點則有兩個層面，「一是民族的，一是階級的」。11 這個說法相當明確，也有見地，不過仍有深層分析的空間。我們不妨回到黃石輝當時的文本看。黃石輝的「鄉土文學」論述在民族主義的部分充滿了台灣想像，最為膾炙人口，且成為戰後台語文學論述建構基礎的一段話如下：

你是台灣人，你頭戴台灣天，腳踏台灣地，眼睛所看到的是台灣的狀況，耳孔所聽見的是台灣的消息，時間所歷的亦是台灣的經驗，嘴裡所說的亦是台灣的語言，所以你的那支如椽的健筆，生花的彩筆，亦應該去寫台灣的文學了。台灣的文學怎麼寫呢？便是用台灣話作文，用台灣話作詩，用台灣話作小說，用台灣話作歌曲，描寫台灣的事物。12

在這段論述中，作為「台灣人」想像共同體的「台灣」是論述核心價值所在，前述安德森的民族主義論述，就強調這樣的想像共同體促成了民族的出現，黃石輝的論述中顯然刻意以「台灣」來區辨於日本、中國之外，以「台灣文學」的書寫來區辨於當時的日本文學和中國文學之外，因此具有相當濃烈的台灣民族主義意識。其次，一如安德森的民族意識起源說，民族意識來自三種動力：一是生產體系和生產關係（資本主義），二是傳播科技（印刷品），三是人類語言宿命的多樣性，這三種動力，互為作用，形成印刷語言（print-languages），方才使得想像共同體成為可能。13 黃石輝倡議使用「台灣話作文」，來寫「台灣的文學」，就其意義來說，的確可以使台灣話成為「台灣文」（印刷語言），無形中創造了凝聚台灣想像的民族意識，而此一民族意識正是具體地落實在「台灣天」、「台灣地」、「台灣的狀況」、「台灣的消息」、「台灣的經驗」與「台灣的語言」之上，「台灣」的土地認同也因此具體可感。我們可以說，黃石輝的鄉土文學論述核心在「台灣想像」的創造：台灣（土地）是這個想像共同體的母體，台灣人（人民）、台灣話（語言）則是此一台灣想像的兩翼。

不過，由於黃石輝的左翼身分，他對「台灣人」的想像顯然有階級上的傾重，那就是源自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觀點。黃石輝強調的鄉土文學要使用台灣話的另一個理由，非關民族主義，而是要「以勞苦的廣大群眾為對象」：

你是要寫會感動激發廣大群眾的文藝嗎？你是要廣大群眾的心理發生和你同樣的感覺嗎？……不管你是支配階級的代辯者，還是勞苦群眾的領導者，你總須以勞苦的廣大群眾為對象去做文藝。14

這裡很清楚地可以看到，黃石輝的「大眾文學」觀具有強烈的無產階級意識，在黃石輝的論述中，相對於殖民地國日本的語言、祖國的白話文，都具有階級性，是「支配階級」的語言，不是無產階級「勞苦大眾」的語言，台灣勞苦大眾說的台灣話才是。這是以階級意識為基礎的意識形態鬥爭，黃石輝顯然有意以台灣無產階級（勞苦大眾）使用的語言，建立一個如同霍爾（Stuart Hall）所說具有「反抗的集體形式」和「集群自覺」的新形式15（以大眾為對象的鄉土文學），來與當時由知識分子使用支配階級語言寫成的日本話文學、中國白話文學抗衡；而其目的之一，當然是與資產階級進行決定性的意識形態鬥爭。

黃石輝的鄉土文學論述到這裡出現了「一是民族的，一是階級的」雙重面貌，同時也出現相互矛盾的意識形態縫隙：鄉土文學如果只為台灣普羅階級而倡，則全世界的普羅階級如何分享？如果鄉土文學是台灣民族主義的，那也就牴觸了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無國界論述了。與黃石輝同為馬克思主義信徒的賴明弘就提出這樣的質疑，16 黃石輝的答覆很乾脆，他認為無產階級的要求就是要過一個完全的「人」的生活，以台灣的客觀情勢，提倡普羅文學必須「超階級」，「斷然不是限定在某一階級的工作」。17 儘管「超階級」語焉不詳，黃石輝的主張進一步釐清了：以台灣話為勞苦大眾寫作台灣文學，是要把民族主義擺在優先位置，而把階級的社會主義擺於第二順位，來使台灣的勞苦大眾過人的生活。

要建設台灣人的台灣話文學，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解決語言落實為文字的問題。台灣話要作為文學語言或具備傳播功能的「印刷語言」，就必須打造一套語文規則。對此，1930年黃石輝具體提出「鄉土文學」建設三原則：

（一） 用台灣話寫成各種文藝。（1）要排除用台灣話說不來的或台灣用不著的語言，如「打馬屁」要改用「扶生泡」；要增加台灣特有的土語，如「我們」，台灣有時用「咱」、有時用「阮」，要分別清楚。

（二） 增讀台灣音。無論什麼字，有必要時便讀土音。

（三） 描寫台灣的事物。使文學家們趨向於寫實的路上跑。18

其後黃石輝又在《台灣新聞》發表〈再談鄉土文學〉一文，全文分「一、鄉土文學的功用，二、描寫問題，三、文字的問題，四、言語的整理，五、讀音的問題，六、基礎問題，七、結論」等七節，重申他提倡「鄉土文學」的用意。在結論的部分，黃石輝進而主張「糾合同志，組織鄉土文學研究會」。19 台灣話文的語文規則到此有了一個初步的輪廓。

台灣話文運動的另一位戰將郭秋生，也在《台灣新聞》連載發表長達二萬餘字的〈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20 全文分四節，一論文字成立的過程，二論言語和文字的關係，三論言文乖離的史的現象，四論特殊環境的台灣人。在這篇論述中，郭秋生基於反對日本殖民統治當局「同化主義」的立場，認為不管日文或中文〔文言文及白話文〕都「不是言文一致」，因此必須建設「台灣語的文字化」的台灣話文；他主張以漢字為工具創造台灣話文。針對台灣話如何落實為文字，則提出語文處理的五原則，21 為台灣話如何入文提出建議。

1931年8月29日、9月6日，郭秋生又以〈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為題，在《台灣新民報》發表看法。22 他肯定黃石輝組織研究會、編讀本、辭典的提議，但他認為基礎的打建「要找文盲層這所素地」，所以應從歌謠與民歌整理做起。郭秋生更值得注意的論述是關於「本格的建設」的觀點，他針對當時反對台灣話文的「文學青年」質疑「台灣話幼稚，不堪作文寫詩」、「台灣話缺少圓滑，粗糙得很，而且太不雅」的論點，23 提出反駁，強調「吾輩的提案新字，不是觀瀾失海的，反而是認明海，更站定岸，所以始終立在台灣人的地位」；他呼籲認為台灣話幼稚的文學青年「創造啦！創造較優秀的台灣話啦！創造會做文學利器的台灣話啦」：

是文言也好、白話也好、日本話也好、國際話也好，苟能有用於台灣，能提高台灣話的、一切攝入台灣人的肚腸裡消化做優雅的台灣話啦，就是現在的台灣話，也隨處可發現攝取的成分。24

「認明海，更站定岸，所以始終立在台灣人的地位」，郭秋生的台灣話文建設論觸及的乃是日治時期以來台語文學書寫的核心議題，這是台灣話文論爭中相當難得的見解，也就是以「現在的台灣話」不排斥所有在這塊土地上被台灣人使用的各種語言，「一切攝入台灣人的肚腸裡消化做優雅的台灣話」，來形成具有主體性的台灣文學。25

1930年代的台灣話文運動最大的意義，除了標舉「台灣人」民族想像之外，就是強調此一「台灣話」的大眾路線。民族想像與大眾路線的分進合擊，對象相當清楚，民族想像針對殖民統治的日本，大眾路線則針對存在於舊社會中的舊中國文化、存在於殖民社會中的新日本文化，其目的最終則在建立具有台灣主體文化認同的台灣文學。用黃石輝在論爭期間答辯主張使用中國白話文的廖毓文26 的話來說：

台灣是一個別有天地，在政治的關係上，不能用中國話來支配；在民族的關係上，不能用日本的普通話來支配，所以主張適應台灣的實際生活，建設台灣獨立的文化。27

到這裡，台灣主體意識清楚呈現，以台灣想像共同體的台灣文學主張，乃是1930年代台灣話文運動的主軸，應已無庸置疑。林瑞明認為這是台灣新文學運動發展過程中，「進一步在內容和形式上都要求更大自主性之表現，亦即對台灣本體之正視，不以附屬中國白話文的表達方式為限」；28 呂興昌說這個運動「無論是政治抑民族，攏蔔佮中國參日本劃清界線」，建立真正合身於台灣的獨立文化／文學，29 應屬持平且根據歷史事實所下的結論。30

壹、民族想像與大眾路線的交軌　　

1930年代台灣話文論爭與台語文學運動

一、緒論：民族‧大眾‧鄉土

發生於1930年代的鄉土文學／台灣話文論爭，隨著研究的日漸增加，以及戰後台語文學論述與實踐的強化，其過程及其論述內容已經獲得相當程度的澄清，但在解釋上則似乎尚未能清楚呈現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殖民地文學的複雜性。1954年廖毓文發表〈台灣文字改革運動史略〉1 一文，以大量引文方式回溯了當年起於1922到1933年間台灣文字改革運動的過程，使得戰後台灣文學界得以通過此一文獻，重新認知日治年代台灣新文化運動中出現的語文改革問題。...

導言

2001年10月，我的第一本學術論集《書寫與拼圖：台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由台北麥田出版公司列入王德威教授主編的「麥田人文」書系推出。這本論著採取「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向度，以文學社會學理論和批判理論為基礎，試圖詮釋並解析1970至90年代的台灣文學傳播現象，並論述現象底層的台灣社會的結構變遷、歷史脈絡與文化內蘊。

作為中年因職場變化而轉入學界的新兵，當時我已在學院教書，同時在政治大學新聞系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程的傳播理論提供給了我詮釋現象的刀柄與磨石；過去的媒體實務與文學創作經驗，則讓我能在西方的理論之外，參照媒體與文學實務涵容所學，而企圖建立一個取樣於台灣本土的文學傳播模式。我將研究核心聚焦於台灣文學的傳播，努力結合社會學、傳播學的相關理論與概念，希望從當時台灣複雜的社會紋理之中探究台灣文學的傳播行為與現象如何產生？又與台灣的歷史、文化、社會乃至政治有何關聯？意義何在？換句話說，作為文本的台灣文學，如何透過傳播過程，在縱切面與歷史／文化，在橫切面與社會／政治進行辯證性的對話？

這本論著出版後獲得學界相當的回應，出書後約一年就再刷，並獲此一領域之後續研究之引用，對一個學界新兵來說毋寧是莫大的鼓勵──然而由於政大新聞系博士學程考核嚴謹，我的博士論文計畫又以雷震與《自由中國》為研究對象，屬於政治傳播和新聞史領域；加上報社關門而使我不得不轉換生涯，須為稻糧謀，也無餘力全心於台灣文學傳播現象之後續研究，只能以時間換取空間，在博論之外偷取間隙緩慢書寫。

2003年5月，我以〈意識形態‧媒介與權力：《自由中國》與五○年代台灣政治變遷之研究〉獲得博士學位，時已四十八歲。從文學傳播到政治傳播、從副刊史到新聞史，路漫漫而脩遠，我終於如願進入台灣文學研究所任教，而得以延續未竟的台灣文學傳播研究之路，儘管此一論域仍嫌冷清，且在邊境，我也甘之如飴，繼續此一學術志業的追尋。

《場域與景觀：台灣文學傳播現象再探》這本論集就是十年苦鬥的論述成果。作為《書寫與拼圖》的後續研究，本書力圖在既有的論述上，深化台灣文學傳播的歷史刻痕、社會脈動和網路數位的匯流；也在既有的批判理論基礎上，努力增益當代西方文化研究的不同向度，根據研究議題所需，酌採後現代、後殖民、新史學、敘事學、文化地理學……的理論視域，探看1990年代之後的台灣文學傳播現象。

比較而言，《書寫與拼圖》觀照的大約集中在台灣文學與社會變遷的辯證關係，特別是意識形態與文化霸權的分析與詮解，映現了尚未完全開放的台灣社會與台灣文學的緊張關係，也剖析了台灣文學媒介與傳播現象喑啞難言的語境；而這本《場域與景觀：台灣文學傳播現象再探》則採取較寬闊的、較冷靜的，同時也較深刻的視域，試圖再現當代台灣文學傳播的歷史景深、社會切面和網路流動，並且提供給讀者與研究者一個台灣文學場域和傳播景觀的參考架構。

以1990年代之後的台灣的文學傳播現象來看，表面上台灣文學已取得論述權，且已趨向多元化、全球化發展；但實質上台灣文學的傳播仍然有發聲匪易、處處受挫的現象（如副刊的減縮、文學出版的掙扎、學術傳承的艱困等），兼以政治上雖已無意識形態的宰制，但統獨爭議與國族認同仍然存在，致使多元化、全球化也只流於表象──表象來自深層結構，其中最牢固的自然和這個社會在歷史長流中累之積之的集體記憶有關。集體記憶結構了一個社會，並且也結構了它所生產的文學，從而形成一個堅固的文化結構，對當代台灣文學的傳播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因此，本書卷一以「與歷史協商：文學史論與本土論述」為主題，希望從五個角度討論台灣文學傳播現象的深層結構。第壹章〈民族想像與大眾路線的交軌〉分析1930年代台灣話文論爭與台語文學運動的成因、底蘊；以及當時台灣作家面對殖民帝國的語文與現代性，為尋求自主性的語境而相互辯難的集體焦慮。民族想像與大眾路線介乎其中，迄今仍餘音未了。第貳章〈一個自主的人〉則以左翼作家楊逵為樣本，論述他如何在日本殖民統治下進行相對於帝國國家機器的社會主義實踐與文學書寫。這是台灣新文學的傳統之一，形構了迄今仍一脈相襲的台灣本土文學與寫實主義文學論述。第叁章〈再現南投「意義地圖」〉以人文地理學的向度析論日治以降南投新文學發展的典模，一方面解析地方文學與台灣新文學運動的關聯，另一方面則透過「地方」所凝聚的地方感和作家典範的昭示，論述地方文學景觀的深層意涵。第肆章〈「現代」與「現實」的辯證〉以台灣本土詩社《笠》詩刊為例，追溯其社群組合以及本土論述形成的曲折過程，並解析這個台灣本土文學社群如何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進行現代主義和寫實主義的雙軸延伸。第伍章〈場域‧權力與遊戲〉則藉由場域理論探討台灣文學出版圈如何重塑文學經典，分析其中的權力施為和遊戲規則，可以從中掌握台灣文學傳播的實際運作與歷史條件。這五個角度，當然不是台灣文學傳播在歷史景深之前的全部，但都對當前的台灣文學傳播現象有著深厚且決定性的影響。

相對於歷史景深的剖析，本書卷二「與社會對話：報導文學與散文論述」則從文類切入，集中於對報導文學和批判性散文的討論。從文學類型來看，報導文學可說是與社會對話關係最為密切的文類，它在台灣新文學發展過程中發展坎坷，兩度中輟，都與其同情弱勢、發掘陰暗、抵抗金權，以致不為統治者所喜有關。本卷第壹章〈擊向左外野〉分析楊逵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宣揚「報告文學」的理論，兼及他的書寫與實踐。第貳章〈台灣報導文學的虛構敘事規約〉則藉由敘事學理論探看當代台灣報導文學如何報導台灣社會的問題，處理社會群體共同關心的議題。第參章〈台灣報導文學書寫策略分析〉則進而切入作家文本，探看他們採取何種書寫策略和社會進行對話。第肆章〈猛撞醬缸的虫兒〉以報導文學家、雜文家柏楊的雜文書寫為樣本，分析他的書寫意圖，以及他為人熟知的「醬缸」概念所隱含的文化批判意涵。第伍章〈高職國文現代文學選文的社會想像〉則以最具文學傳播效果的教科書選文為對象，討論職業學校國文選文與學生職業生涯的關係。這五章都關聯著台灣文學和台灣社會之間的對話，從文學傳播的角度看，同時也是台灣文學與社會在集體想像上最具共同感的部分。

最後，本書卷三「與網路匯流：網路文學與數位論述」則跨出實體空間，探討網路媒介和數位匯流的當代課題。第壹章〈超文本‧跨媒介與全球化〉嘗試討論面對網路科技衝擊，台灣文學傳播如何在全球化語境中尋求新的可能。第貳章〈尋找書寫新部落〉、第叁章〈文本協商〉兩章則聚焦於台灣作家的「部落格」書寫現象，試圖從實際文本和傳播路徑歸納一個可以參酌的傳播模式。第肆章〈逾越／愉悅〉以後現代和資訊社會理論為基礎，探看網路中的「超文本」（結合並跨越文字、圖像、聲音與程式語言的文本）如何在資訊氾濫的網路中進行文學傳播與文本越位。最後的第伍章〈台灣文學與資料庫之運用〉則以網路中的台灣文學資料庫內容進行分析，提出對文學資料庫建置的觀察與建議。

這本以三卷十五篇論述構成《場域與景觀：台灣文學傳播現象再探》，與前書《書寫與拼圖》相互貫串，有延續承襲的概念，也有推陳出新的論點。我希望透過本書強化前書論述不足、論點闕漏之處；也希望因為本書對於台灣文學傳播場域的再現、景觀的伸延，而得以提供後續研究者更多、更細、更密的討論與研究空間。

這本論著能夠在我即將進入花甲之年的前夕出版，必須感謝出版人、詩人初安民。年輕時我與他以詩論交，其後先後進入媒體，主編文學刊物，為台灣文學傳播盡義務，相濡以沫，不以為苦。我轉入學界之後，他仍堅守崗位，成為影響力巨大的出版人和文學媒介守門人。這本學術論著能由他主持的印刻文學出版，讓我有桃李春風一杯酒的酣暢，也有江湖夜雨十年燈的感念。

謝謝我的學生陳欣竺，她為本書初稿付出不少心力，逐篇整理校對我交給她的二十餘篇論文（初估約有三十多萬字），整理格式，細心耐煩，認真負責。也要感謝本書責任編輯鄭嫦娥、校對呂佳真，她們以高度的專業和細密、包容的敬業，指出原稿的粗疏、闕漏和問題，並且寬諒我的拖遲，讓我在最急迫的壓力下仍然感到愉悅。

導言

2001年10月，我的第一本學術論集《書寫與拼圖：台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由台北麥田出版公司列入王德威教授主編的「麥田人文」書系推出。這本論著採取「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向度，以文學社會學理論和批判理論為基礎，試圖詮釋並解析1970至90年代的台灣文學傳播現象，並論述現象底層的台灣社會的結構變遷、歷史脈絡與文化內蘊。

作為中年因職場變化而轉入學界的新兵，當時我已在學院教書，同時在政治大學新聞系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程的傳播理論提供給了我詮釋現象的刀柄與磨石；過去的媒體實務與文學創作經驗，則讓我能在...

導言

卷一 與歷史協商：文學史論與本土論述
壹、民族想像與大眾路線的交軌：1930 年代台灣話文論爭與台語文學運動
貳、一個自主的人：楊逵日治年代的社會實踐與文學書寫
參、再現南投「意義地圖」：日治以降南投新文學發展典模
肆、「現代」與「現實」的辯證：《笠》詩刊本土論述的雙軸延伸
伍、場域‧權力與遊戲：從舊書重印論台灣文學出版的經典再塑

卷二 與社會對話：報導文學與散文論述
壹、擊向左外野：日治時期楊逵的報告文學理論與實踐
貳、台灣報導文學的虛構敘事規約
參、台灣報導文學書寫策略分析
肆、猛撞醬缸的虫兒：柏楊雜文的文化批判意涵
伍、高職國文現代文學選文的社會想像：以東大版、龍騰版為例

卷三 與網路匯流：網路文學與數位論述
壹、超文本‧跨媒介與全球化：網路科技衝擊下的台灣文學傳播
貳、尋找書寫新部落：台灣作家「部落格」傳播模式初探
參、文本協商：台灣作家「部落格」傳播模式再探
肆、逾越／愉悅：資訊、文學傳播與文本越位
伍、台灣文學與資料庫之運用

論文出處
參考書目

導言

卷一 與歷史協商：文學史論與本土論述
壹、民族想像與大眾路線的交軌：1930 年代台灣話文論爭與台語文學運動
貳、一個自主的人：楊逵日治年代的社會實踐與文學書寫
參、再現南投「意義地圖」：日治以降南投新文學發展典模
肆、「現代」與「現實」的辯證：《笠》詩刊本土論述的雙軸延伸
伍、場域‧權力與遊戲：從舊書重印論台灣文學出版的經典再塑

卷二 與社會對話：報導文學與散文論述
壹、擊向左外野：日治時期楊逵的報告文學理論與實踐
貳、台灣報導文學的虛構敘事規約
參、台灣報導文學書寫策略分析
肆、猛撞醬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