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聽疼痛：為痛苦尋找話語、慈悲與寬慰

名人推薦：推薦人

1.詹廖明義，台中大里仁愛醫院總顧問暨疼痛科主治醫師/台灣疼痛治療網建構者

2.王浩威，精神科醫師作家

3.周志建，敘事治療心理諮商師

4.熊秉荃，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媒體推薦：◎從「不可說」到「可說」，故事開啟了我的病痛經驗。痛，像一個探照燈，讓我重新照見自己——這是一個多麼痛的領悟啊！如今回頭凝視，我不禁懷疑，是我治療了「坐骨神經痛」，還是「坐骨神經痛」治療了我？這本「聆聽疼痛」的好書恰好是我自身經驗的寫照，寫得既真實又貼切，真心推薦給「痛」過的你。——周志建（心理諮商博士...

前言

尼奧普托列墨斯：

那個突然向你襲來，讓你又哭又叫的東西是什麼？

菲羅克特特斯：

它很可怕，言語難以表達。因此憐憫我吧。

——蘇福克里斯，《菲羅克特特斯》

疼痛是很難表達的，語言和疼痛似乎就如電流的正負極一樣相距遙遠。雖然語言可以捕捉各式各樣的經驗，但是疼痛卻讓語言無能為力，我們嘗試尋找貼切的話語，但卻往往一無所獲。最後，我們只好使勁地擰著手，讓自己蜷縮在沈默之中。在疼痛這個議題上最發人深省的思想家伊蓮‧史蓋瑞（Elaine Scarry）就認為，最能夠完美傳達這個經驗的意象，是孟克（Edvard Munch）的畫作《吶喊》。孟克的人物用雙手從兩側擠壓著自己的頭，嘴巴張得碩大，一副要將痛苦吶喊出來的樣子。然而，他卻什麼聲音都發不出來。沒有一個人——不僅船夫沒有，背向離去的那兩個人沒有，連觀看這幅畫的人們也沒有——聽見他的吶喊。

這不是誇大其詞。早在我開始接受醫療訓練，第一次看到病人與醫師之間的尷尬互動時，我就發現了這個事實。但是一直要到多年之後，自己成了病人時，我才真正體會到孟克所看見的是多麼令人害怕的事情。在結束住院實習後沒多久，我被診斷出罹患了一種罕見而且致命的血液疾病。在身體症狀（單眼間歇性疼痛，人也越來越疲累）和心理症狀（對於當時已經發生和可能再發生的一切所感到的憤怒和害怕）的雙重夾殺之下，我根本無法好好想事情。在醫師的診間裡，我說話結結巴巴的，就像個笨蛋一樣。儘管如此，相較於我在醫院進行骨髓移植時的狀況，口齒不清就算不上什麼了。在最劇烈的時候，疼痛真的是掐住了我的聲帶，讓我覺得自己像是孟克筆下被消音的受難者：我想掏心掏肺地大吼，但是一點聲音都出不來。

不管是腸胃道潰瘍引發的癱瘓性疼痛，還是較輕微一點，由眼球血栓所引發的疼痛，表達疼痛似乎是件不可能的事情。病人，甚至包括自己成為病人的醫師，痛起來一樣會像舌頭打結一般地說不出話。我們猶豫著不知該從何說起——該怎麼描述這麼直接、同時卻又難以捉摸的感受呢。而當我們真的試著說出來時，我們相信沒有人可以真的瞭解，特別是在檢驗台那端，穿著白袍的那個人。

醫學界也意識到這個問題，因此多年來試著幫助病人說出他們的疼痛。這之間最大的進展，首推誕生於1970年代的麥基爾疼痛問卷（McGill Pain Questionnaire）。這份問卷提供了一系列描述疼痛的語彙，讓病人可以從中選擇，表達出他們的感覺。但是，可能是因為解釋起來太困難，也可能是因為填問卷要花太多時間，目前除了少數的疼痛專科診所之外，醫療人員已經很少在使用這份問卷。而且，即使原作者的用意良好，醫病雙方或許還是感到不滿意：醫師們覺得隱喻式的語言用起來很彆扭，而病人則覺得列出來的那些根本還不夠用。

醫療人員最常使用的，反而是以簡單的表情圖樣排列出來的表情疼痛量表（Faces Pain Scale）：這個量表完全不使用描述性語彙，只把焦點放在疼痛的一個向度：它的劇烈程度。伊蓮‧史蓋瑞說得好，她說疼痛會讓我們退化到「一種前語言的狀態，一種人在還沒學會說話之前的哭泣與吶喊。」事實上，不管在診所還是在急診室裡，早就沒有人在說自己的疼痛了，我們就是用手指一下表情圖樣，然後把疼痛的感覺吞進肚子裡。

但是不要以為這只是一般人的問題，即使是具有語言天賦的大詩人、大作家，也發現語言很難捕捉疼痛的感受。女詩人艾蜜莉‧狄金生（Emily Dickinson）曾經寫道，疼痛「有某種空白的元素。」而詩人奧登（W. H. Auden）在〈外科病房〉（Surgical Ward）裡描述的病人，他們活在繃帶的層層包覆之下，再也無法與人以言語溝通：「我們的真理用宣說，他們的是壓抑著不呻吟。」即使是文筆最抒情的散文作家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也不例外，她在1925年夏天的流感發作中，發現了自己的詞窮。於是她翻箱倒櫃，想從以前的名家作品中找到一些蛛絲馬跡。她驚訝地發現，生命中這麼平常的部分，居然被描寫得這麼少。她因此認定，文學關切的是人的心靈，而不是身體每天上演的戲碼。一說到疼痛，語言就變得匱乏：「試著讓一個受苦者描述他的頭疼，語言馬上就乾涸了。」

因此，疼痛的難以表達，是我們的起始點。從這個起始點出發，這本書設定了兩個目標：發現疼痛難以表達的原因，以及找到克服它們的方法。語言為什麼會變得乾涸？而我們又該怎麼讓它重新開始流淌？藉由回答這些問題，我希望幫助那些受苦者恢復他們的聲音，讓疼痛產生豐富的話語。

讓疼痛沈默的後果是令人難以接受的。曾經有人估計，每五個美國人中，就有一個為慢性疼痛所苦，而這個驚人的數目，還不包括為急性身體疼痛或諸如憂鬱症等心理疾病所苦的其他數百萬人。如果想要寬慰他們的疼痛——在某個時間點，那也會是我們的疼痛——我們首先必須聽得到才成。在最實際的層面，醫療專業人員必須聽得到疼痛。醫師除了仰賴聽診器和血液檢測，也相當仰賴病人的故事，也就是說，他/她可以把症狀描述得多好。研究顯示，病人描述得越詳盡，醫師越能查明疼痛的來源，給予適當的治療。但是說到疼痛，多數病人都和我當時一樣，怎麼也說不清楚，而醫師往往無法正確地引導病人說話，或者連這麼做的時間和耐心都沒有。結果是，醫病雙方都很快地感到挫折，只好各退一步，一個指指量表上的傷心臉孔，一個寫寫無傷大雅的處方。更糟糕的是，疼痛可能就這麼被忽略了，這其實很常發生，只是醫療專業人員不太願意承認罷了。

然而，這並不代表只要照顧身體的疼痛、治療癌症或開立正確的止痛劑就可以了。任何一種疼痛都會造成我們和家人朋友之間的隔閡。不管是我的妻子、我的父母、還是我的姊妹，沒有人可以體會我在器官移植時的感受，而找不到話表達，只會讓我倍感孤獨。這種孤獨感也是讓疼痛沈默的後果，不過這顯然超越了醫療的範圍。即使醫學已經證明，癌症、關節炎或憂鬱症的痛苦很難根治，但語言還是提供了協助的可能性。透過感受的交流（communicate的英文源自於拉丁文的communicare，有「同享」的意思），語言可以打破隔閡，創造出一種同在感，藉以寬慰我們的痛苦，而這是化療或精神藥物做不到的。因此，重要的是我們——醫師、照護者、病人，還有這個社會裡的所有成員——必須一起努力，在我們的集體語彙之中，為疼痛這個普遍經驗保留一席之地。

這本書分為兩個部份。第一個部份探討了疼痛和它對人的影響，指出疼痛如何引發危機，逼著我們往內走，造成一種孤立無援的個人經驗，在我們和外在世界之間築起了一道高牆。與此同時，疼痛也讓我們無法將這樣的經驗與他人交流，藉以打破這道高牆的阻隔。儘管疼痛的存在（presence）讓人無處可逃，但它也有一種難以捉摸的不在感（quality of an absence），不僅缺乏描述語彙（亦即，語言的不在），而且也難以思索（概念的不在）。

只要找到疼痛引發危機的原因，我們就有可能找到解決的方法。在本書的第二個部份，我們會認識到，當我們面對難以捉摸的事物時，只有一條路可走：隱喻（metaphor）。隱喻就是用「已知」來說明「未知」，讓語言的「在」取代事物難以捉摸的「不在」，藉以照亮生命中那些難以通透的幽黯面向。這不僅適用於諸如疼痛之類的私人經驗，也適用於我們對上帝的信仰，甚至適用於科學上解釋客觀世界如何運作的各式新穎理論。在這些例子裡，隱喻不是用來裝扮語言的修辭裝置，而是想像力在為我們開拓一個共享世界時，不可或缺的強大資源。

從「隱喻」這個回應疼痛的一般性原則，我們將逐步指認出更為特定的回應方式。我會提出三種回應疼痛的隱喻策略，它們分別使用了三項我們熟悉的事物：武器、鏡子和X光。到目前為止，最常被運用的策略是伊蓮‧史蓋瑞所謂的「肇因式語言」（language of agency）。在這個策略裡，受苦者想像有一個肇因在體內移動，並且對身體造成傷害。當病人用「戳痛」或「刺痛」來形容疼痛時，就是使用了這一類的隱喻。第二種策略，是把疼痛投射到其他對象，包括周圍的人或非人物體，例如動物或樹木等。投射式隱喻（projection metaphors）可以讓受苦者藉由外界事物的驗證而更明白他們的疼痛。在第三種策略裡，人們藉由語言創造出身體內部的影像，我們將稱之為解剖式隱喻（anatomic metaphors）。我們可以這麼說，受苦者是以想像來穿透身體的皮囊，在體內為他們的感受找到某種根源。這些隱喻策略的共通之處在於，它們都有一種以「外在的、直接可感的事物」來取代「內在的、無法通達的事物」的欲望。

經過我們的抽絲剝繭，有一件事情變得愈來愈明顯，那就是「疼痛」這個生命的磨難，其實也給了我們一個非比尋常的機會，促使我們在極端的時刻，以極端的方式回應和表達出我們自己。透過隱喻來鍛造出新的想法和語彙，使得我們這些平常人也成了創作者，與孟克、狄更生和吳爾芙等藝術家沒有太大的差別。反過來說，在這樣的時刻裡與我們同在的那些人，就成了某種語言誕生之際的見證者。

這本書除了取材自真正病人所說的話，也包括文學作品中所描述的疼痛。真實人物的話語因為是「真人真事」，因此特別具有說服力，但是對於豐富疼痛的話語而言，優異作家所想像出來的故事，也有許多可供借鏡之處，因為在某種意義上，文學建構出來的人文世界（或者任何的藝術形式，例如孟克和芙烈達‧卡蘿的畫作），可能比現實還要來得「真實」。在那些危機的時刻裡，我們只能從單一視角看事情，而且事件稍縱即逝，幾乎沒有機會做什麼有意義的回應。藝術作品則提供了一種餘裕，讓我們可以從各種不同的視角，在不慌不忙的情況下看事情。它讓我們可以真的看見並且思考，從而把事情的真實面貌表現得更全面、也更精確。

第二個使用文學描述的理由，是因為表達疼痛原本就很困難。正是在語言匱乏之際——例如，當我們陷入熱戀，或是發現自己在難以言喻的美麗或疼痛當中——我們轉而向偉大的藝術家尋求協助。事實上，在那些危機的時刻裡，我們多數人都沒有辦法用清楚的表達來回應，即使我們很想這麼做。因此，為什麼我們不從那些既有表達天賦、又精益求精的人身上學習呢？

然而，取材自文學作品還是有它的缺點，那就是不具實用性。我們可能要問，狄更生和吳爾芙的語言，對於一般的市井小民有什麼用呢？他們那些非凡無比、但卻曲高和寡的隱喻——喬伊斯以火車穿越山洞時的間歇轟隆聲響來描述耳內的疼痛，或是托爾斯泰把小說人物的疼痛投射到俄羅斯曠野的樹木——到底能派上什麼用場？真實的人生中是不會這麼說話的，如果真有人這麼說了，那麼他的醫師十之八九會找精神科來會診。然而重點並不在於模仿那些偉大藝術家的話語，倒不如說，在話語的可能範圍內，他們的描述反映了某種理想狀態。我們只需從他們那裡取得話語的可能樣態和形式，而不必真的像托爾斯泰或喬伊斯那樣說話。

我在這本書中談論疼痛的方式，可能會讓人以為它是被清楚界定的實體，雖然實情與此相距甚遠。正如阿爾封斯‧都德（Alphonse Daudet）這位十九世紀的小說家（他本身也是個病人）在回憶錄《傷痛之地》（In the Land of Pain）中所寫的：

關於疼痛，其實沒有一般性的理論。每一個病人都會有自己的設想，而且疼痛的性質也變化多端，就如同歌者的聲音，會隨著音樂廳的音響效果而變化。

都德，這位三期梅毒的患者，正確地指出在「疼痛」這個名字之下，其實包含了各式各樣的經驗，有急性疼痛和慢性疼痛，身體疼痛和心理傷痛，也有上述疼痛的不同組合（例如，身體疼痛造成的心理傷痛）。人們對疼痛的體驗各有不同，即使是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情況下對疼痛的體驗也不盡相同（依照『音響效果』或脈絡而有所不同）。我們也知道，不同文化的人賦予疼痛不同的意義，而在某些狀況下，疼痛甚至可能被視為正面的經驗。

然而，即使有這些差異，我認為疼痛在根本上有一個相同的結構。以最簡單的界定方式來說，疼痛是一種耗盡心力的內在經驗，除了它自身之外，每一件事情都面臨被摧殘殆盡的威脅——家庭、朋友、語言、世界、思維，最後是一個人的自我。疼痛發作時，就如同孟克筆下的受苦者從畫布向我們吶喊，除了疼痛之外什麼都不存在。如果用這個方式理解，即使疼痛的劇烈程度和特性可能不一樣，但本質上並沒有差異。舉例來說，慢性疼痛的病人會發展出一些方式，來應付日復一日的疼痛，直到疼痛的發作再次損耗心力，頓時讓他們的應付機制和其他的一切，都跟著灰飛煙滅。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憂鬱症或悲傷之類的心理傷痛。帶狀皰疹的疼痛和偏頭痛的疼痛雖然有不一樣的質地，但如果從疼痛取消世界和自我（world- and self-negating）的可能性來說，兩者之間是沒有差別的。有些時候，心理傷痛事實上可能比身體傷痛更讓人痛苦，這也就是為什麼威廉‧史泰隆（William Styron）的《看得見的黑暗》（Darkness Visible）及瓊‧蒂蒂安（Joan Didion）的《奇想之年》（The Year of Magical Thinking），和都德及其他受身體病苦的人的作品一樣，都與本書的主題相關。

此外，儘管疼痛的難以表達是個實際的問題，也有一些實用的意涵——每個人在某些時刻都會體驗到疼痛，而且需要協助把疼痛傳達給醫師和家人——但是它也涉及了一些更為複雜的問題。疼痛是一種典型的私人經驗，它在我們和他人之間劃出了一道鴻溝。我們真的有辦法把這麼主觀的經驗傳達給另一個人嗎？別人真的有辦法瞭解我們的感受嗎？或者，孤立無援原本就是這個處境下難以改變的事實？不過，如果疼痛真的可以交流，那麼應該要採用什麼形式？既然語言只有在與人共享時才有意義，它又怎麼在這麼私密和個人的領域裡獲得力量呢？

這些都是攸關緊要的問題，而我也會在書中討論諸如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戈德曼（Nelson Goodman）等哲學家的作品，他們都有多年和這些問題搏鬥的歷史。我會試著用最簡單的話來解釋他們的概念，讓這本書盡可能的平易近人。

毫無疑問的，我設定的是一個理想的目標。然而，儘管我相信疼痛可以被語言表達，但是認定語言的交流總是行得通，卻是非常不切實際的。在最劇烈的時候，疼痛真的會耗盡它自己之外的所有一切。我在醫學院和研究所的階段，開始思考疼痛的問題，因為當時身體無恙，所以理所當然的，我只做一些抽象性的思考。不過，當我的疼痛教育開始要轉向實際，因為我不得不進行骨髓移植時，我天真的為這個機會感到雀躍不已。為了確保在兩個月的住院時間裡，不會錯過任何記錄疼痛的機會，我帶了紙、筆、電腦，甚至錄音機，以防我可能會因為太過衰弱而無法寫字。然而，儘管我有這麼遠大周詳的計畫，當疼痛終於開始襲擊時，即使嗎啡穩定注入我的血管，我還是像孟克畫作裡的受苦者，瘖啞無聲。我只想鑽到洞穴裡，閉上眼睛，直到疼痛，或是我，消失為止。

我無話可說。事實是，當一個人在劇烈疼痛時，他是無話可說的。在那樣的時刻裡，我們完全孤立、與世隔絕。只有在事後——幾個小時、幾天、幾週，某些例子甚至是幾年之後——語言才重新變得可能。都德在他最憤世嫉俗的時刻，對於用話語描述疼痛感受有沒有用，出現很大的質疑：「話語的出現，總是在事過境遷、塵埃落定之後。它們所指涉的不過是記憶，因此話語即便不是無力回天，也是虛偽不實。」

儘管我同意都德的看法，疼痛會將語言摧殘殆盡，但我不相信疼痛也消滅了說話的欲望。我也不相信事過境遷的話語總是無力回天或虛偽不實。相反地，這些話語是非常重要的。疼痛不會總是這麼劇烈，它往往是一波接著一波，而我們對於疼痛的覺察和回應也是如此。或許在疼痛高漲的時候，語言變得不太可能，但是當疼痛稍微低盪時，它會鬆開手，讓我們稍做喘歇。在那樣的時刻裡，受苦者迫切地想要逃離瘖啞無聲、孤立無援的洞穴，重新回到那個與他人共享的世界裡。蒂蒂安在先生過世九個月後感受到這樣的欲望，因此開始寫作《奇想之年》。都德，即便有所保留，也以最動人的話語描述自己的疼痛。其他許多人也是如此，他們覺得自己必須要以任何他們想得到的方式，來填補疼痛所鑿開的空洞，不管是透過寫作，在支持團體裡向其他的病人吐露真言，還是在網路聊天室與人交流。在那樣的時刻裡，語言，這個我們最自在的表達方式，真的能夠療傷止痛，成為一種有能力寬慰痛苦的治療。

前言

尼奧普托列墨斯：

那個突然向你襲來，讓你又哭又叫的東西是什麼？

菲羅克特特斯：

它很可怕，言語難以表達。因此憐憫我吧。

——蘇福克里斯，《菲羅克特特斯》

疼痛是很難表達的，語言和疼痛似乎就如電流的正負極一樣相距遙遠。雖然語言可以捕捉各式各樣的經驗，但是疼痛卻讓語言無能為力，我們嘗試尋找貼切的話語，但卻往往一無所獲。最後，我們只好使勁地擰著手，讓自己蜷縮在沈默之中。在疼痛這個議題上最發人深省的思想家伊蓮‧史蓋瑞（Elaine Scarry）就認為，最能夠完美傳達這個經驗的意象，是孟克（Edvard Munch）的畫作《...

（譯者序）

作為一個臨床心理工作者，我深知聆聽的困難。

有些人對於心理治療不瞭解，以平常的「聊天」來想像晤談室中的談話，不免覺得「聽人說話」還能謀生，真是個輕鬆的好差事。的確，對於臨床心理工作者而言，「聽人說話」是最基本的訓練，同時也是最核心的工作；然而，以「聊天」來想像心理治療中的談話，除了是對心理治療的誤解，也是對「聆聽」在苦難療癒過程中的根本性，沒有足夠清楚的認識。

我們平常與人聊天，往往「說」多過於「聽」，即使說，也不往心裡去，多屬於「閒談」，總是說些無關緊要的事情，聊聊明星八卦，談談別人家的閒事，不太會觸及自己真正的狀態。況且，「說多過於聽」只是其一，真正的問題還是在於聽的方式。我們平常聽人說話，總是「繞著自己打轉」：別人說的話引起我們興趣了，我們就豎起耳朵聽，甚至還急著插話；別人說的事情讓我們想起自己的類似經驗，我們就覺得心有戚戚焉，以為「懂得」對方的處境。然而仔細想想，我們自以為是的「懂得」，其實取決於對方的經驗與我們相似的程度。換句話說，在聽人說話時，我們總是以「自己」為尺度來丈量別人的經驗；與自己的經驗相似的，我們就「懂得」，與自己的經驗相去太遠的，我們就覺得「不懂」，甚至覺得荒謬不合理。平常的聊天或許不打緊，但如果對方正在經受著身心的痛楚，這種「以我為準」的聽話方式，往往會讓受苦者在既有的苦痛之外，還得感受某種「不被看見」的煎熬。

真正的聆聽——聽到對方的獨特性，而不是相似性——是困難的，特別是面對正在受苦的人。快樂有一種外向的特性，可以發散生命的歡愉，傳染給身旁的人。痛苦就不一樣了，不管是身體的疼痛還是心理的傷痛，都是內向、深切屬於自己的。因此，一個受苦的人，他的存在就像是黑洞、一個內向的漩渦，不僅自己身陷幽暗，也讓周遭的人感受到一種惘惘的威脅，怕被捲入其中。因此，在受苦的人身邊，單單陪伴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雖然對方的痛苦召喚著我們必須有所作為，但我們不僅必須面對自己的無力感（他/她到底是怎麼了？我該怎麼做才能讓他/她覺得好過一點？），也必須面對眼前可能將我們捲入其中的未知黑暗（他/她接下來會怎麼樣？我可以這樣陪他/她多久？）。

受苦經驗的內向性和屬己性——這痛苦是我的，除了我自己，沒有人能夠代為領受——讓受苦者從原本「活在世界裡」的投入狀態，轉而遁入一個旁人無從參與的內在荒原。身旁的人或許近在咫尺，但對受苦者來說，那是隔著高牆的兩個世界。因此，面對眼前受苦的人，聆聽的最根本意涵或許並不在於他/她說了什麼，或是我們聽到了什麼，而是一種堅持不放棄的面容相對（我在這裡，我看見你/妳了，我願意聽你/妳說話）。

這種在苦難之前「堅持不放棄的面容相對」，是聆聽受苦者話語的倫理基礎，也應當是各種醫療作為的本心，然而令人不禁嘆息的是，它卻屬於現代醫學中正在快速失落的人文精神。西方醫學在當代所取得的快速進展，與技術性思維的主導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藉由把研究與臨床工作的焦點，從無法明確界定的照護工作（care），轉移到可以明確觀察、測量、界定的疾病及其治療（cure），西方醫學得以在短時間內脫胎換骨，成為一個綿密結合產官學網路的龐大體系。不僅如此，近幾十年來以管理思維為主導的醫療體系改造，更是讓各種成效指標成為左右臨床醫療判斷及作為的重要依據。在目前普遍由技術思維與管理思維主導的醫療現場，病人的「人」弔詭地成了配角，而「病」反而竄升為主角。更讓人擔憂的是，這種反客為主的醫療思維，也逐漸左右了一般人在面對病痛時（不管是自己還是他人的病痛）的思維與態度。

大衛・畢羅醫師對「疼痛」的重新思考，一方面當然是個人際遇，但從某個角度來看，它也是現代醫學在走入極端之後的深刻反省。作為一個科班出身的醫師，「疼痛」雖然原本就是他關切的議題，但也就僅止於此，沒有更多的體認與思考。然而，在他三十一歲完成住院醫師訓練的那一年，他卻得到一種罕見的血液疾病，只有透過骨髓移植才能延續生命。他原本還打算趁機進行客觀研究，但治療過程中的錐心之痛卻讓他不得不放下如此天真的設想。不過，在疼痛造就的孤絕無言中，他也深刻地體會到，把「疼痛」視為單純的生理現象，是現代醫學對「疼痛」這個人類普遍經驗的錯誤認識。這麼偏狹的視野，讓當代醫學看不見、因此也漠視位於疼痛經驗核心的倫理面向，以為只要止痛劑就可以處理、緩解疼痛的苦楚。

從醫師成為病人的意外之旅，讓大衛・畢羅醫師得以親身經歷疼痛所造就的倫理危機，而他對文學的喜好與造詣，更讓他對語言如何得以寬慰疼痛之苦，有極為精闢的認識與闡述。疼痛為什麼需要聆聽？首先，聆聽意味著有人看見了受苦者，而且在疼痛豎起的高牆之前堅持不放棄，正如前述，聆聽是一種對倫理危機的回應。然而更重要的是，聆聽是一種邀請，語言的邀請，邀請受苦者把原本難以表述、無言的痛苦，藉由文字的創造力量，化為可感、鮮活的隱喻。而且最奇妙的是，由於語言的公共性，它所造化生成的隱喻世界，讓原本私人的疼痛經驗，有了與他人交流的可能性：疼痛所造就的人我隔閡，就在疼痛語言的創生與聆聽中被超越了。

在實証醫學當道的今日，大衛・畢羅醫師對疼痛經驗的倫理性及語言的關注，可以說是一種人文精神的回歸，讓疼痛不再被狹隘地視為生理現象，而是還原到人的受苦經驗，以及在苦難中被他人療癒（而非治癒）的可能。這與近十年來醫學界重新關注「醫療人文」（medical humanities）的努力不謀而合。對我來說，翻譯這本書是一個苦樂參半的經驗。苦的部分是翻譯語言的掌握，這本書引用了大量的文學作品，不管是詩還是小說，在翻譯上都必須精確掌握語言的轉譯，才能夠把原文的韻味傳遞給讀者。樂的部分則是在翻譯過程中所帶來的思維啟發，以及讀者可能藉由閱讀本書所獲得的收獲。

感謝木馬文化願意出版這本難能可貴的好書，翻譯已成，僅把此書獻給所有在疼痛中受苦的人。

——本書譯者慈濟大學人類發展學系助理教授 彭榮邦

（譯者序）

作為一個臨床心理工作者，我深知聆聽的困難。

有些人對於心理治療不瞭解，以平常的「聊天」來想像晤談室中的談話，不免覺得「聽人說話」還能謀生，真是個輕鬆的好差事。的確，對於臨床心理工作者而言，「聽人說話」是最基本的訓練，同時也是最核心的工作；然而，以「聊天」來想像心理治療中的談話，除了是對心理治療的誤解，也是對「聆聽」在苦難療癒過程中的根本性，沒有足夠清楚的認識。

我們平常與人聊天，往往「說」多過於「聽」，即使說，也不往心裡去，多屬於「閒談」，總是說些無關緊要的事情，聊聊明星八卦，談談別...

譯者序——彭榮邦
前言
第一部份：危機

第一章、典型的私人經驗
第二章、疼痛的難以捉摸
第三章、疼痛的公共面向
第四章、人的無盡細語

第二部分：解決方案

第五章、隱喻與創造世界
第六章、武器
第七章、文學的肇因
第八章、鏡子
第九章、X光

後記

譯者序——彭榮邦
前言
第一部份：危機

第一章、典型的私人經驗
第二章、疼痛的難以捉摸
第三章、疼痛的公共面向
第四章、人的無盡細語

第二部分：解決方案

第五章、隱喻與創造世界
第六章、武器
第七章、文學的肇因
第八章、鏡子
第九章、X光

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