躁動的帝國：從乾隆到鄧小平的中國與世界

「崛起的中國會往何處去？」
乾隆之後中國和世界互動的這250年，已給出答案。
顛覆國、共兩黨的中國近現代史，隆重問世。

　　英國《衛報》2012年度最佳歷史書，
　　作者文安立為美國歷史協會最高榮譽得主，漢學界深具洞見的傑出學者，

　　乾隆年間，中國曾處於全球外交的中心，國力鼎盛，海內外承平。20世紀改革開放至今，中國又站上一個新的頂峰。未來的中國它會何去何從？它重返盛世之路是暢行無阻亦或是窒礙難行？有國際關係和中國近現代史背景的文安立，他認為：中國在這從帝國轉變到現代國家的250年，其中多次的內部動亂與躁動的對外關係，已給出答案……

　　這段歷史要從乾隆談起。大清帝國的國力在18世紀達到鼎盛，乾隆14年(1750年)，大清帝國已經鞏固了全中國的統治，並把帝國的統治範圍擴張到中亞、西藏、以及東亞沿海從朝鮮到緬甸諸小國。滿洲皇帝和前人不一樣，對於帝國的對外關係訂出規範，在外交體系中，北京處於中心地位，本區域全都明確承認大清的霸主地位。

　　然而巔峰無以為繼。自乾隆後期，滿清的聲望便逐漸大受傷害。文安立指出：清朝的統治者已經失去交易、妥協的天分，變得愈來愈脫離清廷之外的世界。而此後的世界，就是這個以自己為中心的帝國艱難地尋求現代國家轉型的偉大歷程，直至今日仍然躁動不安。中國的近代史並非像國、共兩黨所簡化的那樣，是被動挨打的屈辱歷史，而是帝國更早地與資本主義現代性接觸的故事，也是帝國藉著和外部世界的互動而發生自身蛻變的歷史。作者指出，在尋求現代性的歷程中，如果暴力和破壞曾扮演重要角色，那麼來自內部的暴力和災難也遠比外部所施加的更為嚴重。

　　從乾隆到鄧小平，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就不斷地波動變化：日清戰爭、義和團起義、八國聯軍、中日戰爭、國共內戰、韓戰、冷戰等等，這些都使得帝國陷於各種外在和內在的不安之中，這不僅僅是處於羞辱和憎恨的情緒，也在於它被迫調整之前在世界外交事務中所確立的三個原則：正義、講究規則，以及中國中心論。

　　這250年的歷史是彼此有內在邏輯聯接的歷史：越南1978年攻打柬埔寨，鄧小平發動懲越作戰。鄧小平在北京，一定想到兩百年前乾隆朝的清越戰爭，以及乾隆皇帝未能贏取此役如何傷害到自己的歷史地位。1870年起的李鴻章，引領朝廷輸入西方技術，希望直到中國強大到足以自衛之前，能夠不陷入戰爭，而20世紀30年代的蔣介石也曾面臨此種抉擇。乃至於北京保護今日北朝鮮政權三代移交的心理，正可以和清朝作為朝鮮保護國之立場對抗日本互為對照。

　　有些熟諳歷史的評論家認為，亞洲、或至少是東亞，正在回到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其他國家都順服接受中國的權力象徵。這是中國追尋的目標，然而這可能達到嗎？即使250年前的情勢與今天的情勢有相似之處，文安立也不認為會是如此。他深刻地指出：「今天中國若試圖主宰及控制其鄰國，將面臨難以克服的障礙。因為今天的中國，是民族主義掛帥，而非普世主義當家。」作者強調：縱使中國試圖重新參與外部的世界，它因為發展而產生的諸多內部衝突，也使得它被拖回到與外界隔絕的泥淖中。作者還指出，當下的中國試圖重複著古代的朝貢體系或國與國單一外交關係，這在當今世界格局中顯得非常不合時宜。

　　250年來，中國已經變成蛻變成夾雜著帝國和現代性的混成社會。它的一部分向外看，尋找機會，一部分向內看，注意危險。本書預測了中國和外部世界的關系可能會如何發展。它會變得像融合了不同族群並控制了鄰國的美國嗎？還是會像英國或俄羅斯一樣放棄帝國的虛名？在當代國際關係與東亞歷史中，中國對我們來說最是最重要的國家，而《躁動的帝國》這本書將有助於你深入理解這個國家的近代與未來，以及它複雜的內在動力，如何與它的周邊（如北韓、日本、越南，還有台灣）發生關連。

　　如何讓歷史在重演時，不是令人感到啼笑皆非的鬧劇？中國躁動不安的狀態，從哪裡來？又去向何方？本書將帶給我們無數的例證與啟發。

作者簡介

文安立 Odd Arne Westad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國際歷史學教授，他曾以訪問學人的身分在北京大學、香港大學、劍橋大學與紐約大學等校講學。著有十餘本書，包括《決定性交會：中國內戰1946-1950》、《緩和的衰落：卡特時代下的美國-蘇維埃關係》，並以《全球冷戰》一書獲得美國歷史協會(AHA)最高榮譽班克洛夫特獎(Bancroft Prize)，作者現居英國劍橋。

譯者簡介

林添貴

　　國立台灣大學畢業，歷任企業高階主管及新聞媒體資深編輯人。現任逢甲大學兼任助理教授。譯作極豐，將近七十本，包括《惡兆：中國經濟降溫之後》、《蔣經國傳》、《裕仁天皇》、《季辛吉大外交》（合譯）、《轉向：從尼克森到柯林頓美中關係揭密》、《買通白宮》、《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雅爾達：改變世界命運的八日秘會》等。

緒論Preface

　　二十一世紀開始之際，中國正愈加朝全球事務的中心移動。身為全球人口最多、面積也名列前茅的國家，即使它在歷史上也曾有罕見地衰弱、分裂或貧窮的時期，但中國仍一向受到各方矚目。今天，許多中國人和外國人相信中國已走出相當無力的時期，集聚了不尋常的國際力量。經常有人預測，二十年之內它將超越美國，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中國社會科學院預估，屆時中國將是世界科技重鎮，它將消除其十五億多人口的貧窮，並提升他們的壽命期至八十歲。（註1）同時，但也有人，尤其是鄰近國家，深怕中國將加強軍事力量以逼迫他人服從它的意志。

　　然而，即使中國經濟在過去三十年飛升，從歷史上可顯示出，中國要通向未來可能不會像若干專家認為的那麼平順。共產黨統治時期，以及中國更深層的歷史（在帝國與專制統治者之下數百年的傑出發展）都留下了極深的歷史裂隙，未來的領導人必須小心謹慎才能達成他們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目標。在今天狂熱追求進步的表面底下，有些暗流和斷層可能把中國帶離非常不同於我們目前追求的方向。這些其他道路對中國及世界而言或許是正面，或許是負面，誰也不敢斷言。但是鑒於中國在國際事務上已經取得的重要地位，我們姑且不談不利的那一面。

　　這些因素有些要歸結到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些則與它無關。中國和許多鄰國的關係、它和美國的關係，乃至於中國人民的信念和世界觀、中國組織其國家和社會事務的方式，以及它的經濟和資源需求，在在都攸關我們了解它的軌跡。但是，中國和世界的邊界線本身並非一直都清晰可見。在內與外之間的交會處，存在著一些中國心理地圖上最為重要的部分：即國界、僑居外國人口、種族、貿易和思想交流等。談到大國時，當你湊近一瞧，其邊界線往往模糊不清。當內與外的分界線淡化，剩下的中國就是跨國的、甚至全球性質的中國。

　　如果說邊境的分界線是模糊的，那么時間的劃分恐怕更加模糊。往日鮮明地鐫刻在中國的精神地圖上，決定了它今天絕大多數的作法。因此歷史對中國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其影響遠比我所知的其他文明來得更直接。今天，這些東西很少是機械式的——中國人未必會拿過去的事件和目前的事件做鮮明的對比。例如，在當今世代，很少有中國人在省思目前國際局勢時，會去想到戰國時期（西元前四七五年至二二一年）的事件。但是他們有關正義、行為準則、看待中國與世界的關係這一類觀念，卻是在好幾百年前就已形成。雖然我們不可能依據這個過去預測中國的未來，但我們卻必須了解它們，以在看待將來時才至少有些指引。[…]在思考中國外交政策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時，千萬記住正義、規則和中心意識這三個重要概念。

　　中國現代外交關係史始於清朝（一六四四年至一九一二年）。清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強盛的朝代。到了一七五○年，它已粉碎在其北方邊境所有小國家的政治與軍事獨立，把它們併入日益擴大的中國版圖。它根據中國的條件以及中國的優越感，規範它和其他鄰國（北起俄羅斯帝國、南迄東南亞以及喜馬拉雅山區各王國）的關係。到了十八世紀中葉，大清帝國已在東亞建立一個唯我獨尊的世界。

　　大清帝國令人難以置信的故事要上溯到十七世紀初。當時關外一批豪強開始佔領屬於明朝（自西元一三六八年起開始統治中國）的部分領土。侵略者宣示的目標是征服全國，恢復在失德的明朝皇帝統治下已然淪喪的儒家禮教。征服者大軍的領導人來自一個通古斯族部落，過去名稱女真，現在自稱滿洲。他們勢力往南擴張，許多蒙古人、朝鮮人和漢人，以及東北的小部落紛紛前來歸順。一六三六年，滿洲人建國，國號清。一六四四年，清軍攻克中國首都北京，開始綏靖全國。明朝最後一個王族一六六二年兵敗，在緬甸被擒、處決。

　　清朝公布的目標是要依據儒家經書所訂的古代智慧治理。他們宣稱明朝失敗是因為統治者鬆懈、軟弱，一連好幾代失去方向感。現在，滿洲人，雖是外族入主中原，卻是要重振中國的偉大。但是和高唱傳統與價值的許多政治領導人一樣，清朝皇帝的話隱瞞了一個事實：他們想依自身形象重新打造中國，使它成為偉大的多文化國家。他們的組織相當現代，不同於原先存在的東西，強調協調運用經濟、技術和意識型態資源。他們依靠軍隊打天下，其軍隊與鄂圖曼帝國、俄羅斯帝國或甚至奧匈帝國的部隊的相似之處，還大過與明朝部隊的相似之處。他們依賴快速移動的騎兵、火器和大砲，以及綿密的後勤作業。他們的意圖是建立一個超級大國，讓所有不同族裔和信仰背景的人都找到順服聽命的位置。（註6）

　　儘管意識型態和軍事力量強大，若非康熙和乾隆兩位聖明天子長期在位，清朝或許也不會那麼成功。康熙一六六一年登基，一七二二年才駕崩。他的孫子乾隆則由一七三六年至一七九六年，足足在位六十年。（註7）祖孫兩人統治中國超過一百二十年，把大清的統治鞏固到活在一六五○年代的人所無法想像的地步。他們也把個人特質貫注進他們創造的帝國中。康熙機智、活潑，對外在世界充滿好奇心，但強力保護他的權力以及滿人的權力。乾隆則有教養、勤奮，但是沒有他祖父聰明，因此在民政及政治事務的理論上相較有些空疏。但是兩人都了解他們統治的人民以及周遭世界，熟諳駕馭一個複雜的區域所需要的外交和軍事工具。

　　到了乾隆十四年（一七五○年），大清帝國已經鞏固了全中國的統治，並把帝國政府擴張到中亞、西藏和蒙古。滿洲皇帝和前人不一樣，對於帝國的對外關係訂出規範，使本區域從朝鮮到緬甸諸小國全都明確承認中國和大清的霸主地位。國內方面，帝國承平，經濟相當擴張，農業尤其發達（同時中國也有相當大的製造業，其中又以瓷器和絲織品出口最有名）。水利和交通都有良好的開發，市場開始興起，所交易的商品涵蓋了從土地到工具都有。它是一個愈來愈專業化的社會，個人和家族之間的書面契約和協議扮演重要的角色。（註8）

　　國家的影響在各行各業都可感受到，有點像大革命之前的法國絕對王權君主，大清希望控制臣民每一方面的生活、以及規範那些他們未能直接控制的人。和歐洲君王一樣，大清在許多方面也有敗績，但是他們建立的意識型態模式倒是由國家堅守直到二十世紀清室傾覆為止。國家的無所不在和帝國擴張大夢有密切關係。乾隆相信清朝的統治應該澤被四方，文化先進到足以理解中國原則的人都應該運用它們。這種普世主義超越其他一切，在十八世紀末期驅動帝國在其邊疆進行耗費不貲的軍事遠征。因為用兵邊疆的舉措，於是最終在十九世紀初造成國庫空虛。

　　歷史學家直到今天仍說大清中國褊狹、內觀。但是當時在區域內和康熙、乾隆對抗的人，絕對不會說他們是內觀。清朝持續對外擴張，除了康熙在一六八三年征服台灣之外，他們重心擺在陸上邊境。到了一七五○年，乾隆的外交事務大體上以三個區域為主：中亞方面，重點是擴張；亞洲海岸，重點是貿易和朝貢；俄羅斯，重點是外交。所有這些陣線的政策都經協調到讓大清皇帝有時間全力統治中國，同時消滅邊界上那些北京認為有能力威脅其統治的敵人。清朝本身以武力奪取中國，它要防止任何新的競爭者依樣畫葫蘆。[…]

　　一七五○年的清朝在亞洲的地位已經登峰造極。乾隆皇帝喜歡誇耀帝國不畏外敵入侵，農業供應亦已自給自足。它和亞洲大陸國家互動的形式由北京決定，雖然皇廷不能越俎代庖，替其他國家決定政策，但透過外交、教育或文化，它經常對他們有決定性的影響力。大清首都被公認是東亞區域的中心，吸引各方人士前來，而關於思想、品味和流行的重要判斷則由北京散發出去。甚且，它的菁英堅信大清政治制度是治理帝國唯一的合理方式，可做為亞洲、乃至全世國各國的楷模。

　　北京西北郊的圓明園完成於一七五○年，是清廷國力鼎盛、威震寰宇的偉大象徵。乾隆御批興建這座林園，以展示他的美學知識和帝國威力。圓明園面積是北京市區皇室居住的紫禁城的五倍大，有意攬天下之勝於一園，有如十八世紀的世界博覽會。圓明園內亭台樓閣林立，有來自不同朝代的中式建物，以及來自中國內地、朝鮮和東南亞的建築和園景。但是最讓中國遊客驚艷的是在園後方的建築物，它由來自米蘭的畫家、建築師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 ）設計成義大利巴洛克風格。主建物取名「晏海堂」，俯瞰中央噴泉，皇帝蒐藏的歐洲藝術品，包括他最喜愛的法國鐘，都放置在這裡。

　　直到一八六○年（第二次）鴉片戰爭英軍侵入北京，大肆掠奪與破壞之前，圓明園象徵大清的驕矜自負和其首都的中心地位。一百二十年之後，我以學生身份首次來到這個中國首都時，圓明園舊址除了入口處散布一些反帝國主義招牌（「打倒帝國主義及其走狗！」） ，以及幾塊窮農民的菜園之外，空空盪盪。對我而言，這是下午散步的好地方，也是避開眾多閒人會女朋友的幽靜地點。但是有些本地人不肯進去，因為裡頭有太多寧可忘掉的歷史幽魂。

　　寫作本書的念頭起於二○○六年有一天我在圓明園舊址散步之時。我在圓明園舊址對面的北京大學開課，講授中國與世界關係。一動筆之後，這本書花了相當長時間才完成（該讀的材料浩瀚如海，而且更慘的是，由於二○○○年代各方對中國的興趣大增，似乎每六個月材料就倍增。推動我堅持不懈的原因是：我需要提供給我的學生及其他讀者關於中國對外關係方面的修正主義的知識）不僅要談到衝突與民族主義，也要強調文化轉變及中西合璧的認同；要同等對待傳教士和外交官、生意人和革命家、工人和老闆。傳統有關中國國際事務的歷史，直到近幾年，大多集中在各種形式的國與國之關係。雖然討論政府如何發展外交政策並沒有不好，但是這樣的敘事不能讓我們了解國際與國內之間關係如何演進、或是不同群組的人如何互動的全貌。它們太狹隘地集中在國家的中心功能（行政管理、交通、戰爭）因此建立的建構與解構的印象，並不契合大多數人如何看待他們本身和國際或外國互動的情況。[…]

　　本書的中心是中國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蛻變的故事。現在已是中國人把生活和實踐轉化為全球現代化參與者的時候了。擁抱新事物的中國人（若有機會擁抱的話）人數一向遠超過不擁抱新事物的人。中國人出國旅行、唸書和定居，以便了解向他們敞開大門的新世界，從中汲取益處。從時間和重要性來講，他們和國際接觸的經驗非常像歐洲農民（例如我的祖父母們）進入資本主義市場的新世界。市場很嚴酷，同時又很興奮。它含有機會與危險、吸引力與驚恐，愈來愈讓地理上、心理上都遠離它的人也逃脫不了和它的關係。中國過去兩百五十年的國際史，就是它與資本主義現代化接觸的故事，也是中國人如何打造現代化、同時如何受現代化影響的故事。

　　破壞和暴力也在這個故事扮演重要角色。圓明園的歷史顯示，西方軍隊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期侵入中國，所到之處造成極大破壞。（註12）但是就破壞和暴力而言，真正的災難起自二十世紀中葉，日本人進攻中國掀起大戰，特別就中國農民來講，恐怖一直持續到一九七○年代中期。

　　就許多中國人而言，戰爭和毛澤東主義結合成為完美風暴（perfect storm）。戰爭證實外在世界仇恨中國，毛澤東的共產主義證實除了資本主義和外國影響，還有別的方法可以追求現代化。沒有前者，後者不會如此旺盛。但實際狀況是，中國在血腥的一九四○年代把路線定向現代史上最大的悲劇：毛澤東時代的大屠殺、恐怖和自招羞辱，在這段期間兩千萬人喪生，還有不計其數的更多人一生也毀了。這些大多是中國人對其他中國人犯下的罪行，其傷天害理的地步使得中國絕多數人依然寧可避而不談。這些犯罪的中國人受到共產黨想抄捷徑搞現代化的想法所牽引，而這種想法也在二十世紀的其他地方造成重大破壞。

　　當毛澤東主義在一九七○年代隨著毛澤東一起死亡之後，中國開始蜿蜒曲折走回國際資本主義現代化的道路，而這是過去一個世代其領導人繞道不走的路。中國有些歷史學家說，因為有毛派分子在過去數十年的大破壞，今天建設新中國的工作變得容易多了：毛澤東殺死了舊中國，卻在無意間留下一塊空白，得以寫下市場發展的律令。我可不敢如此肯定。一九七○年代的中國有許多不同的方向可以走——從柬埔寨式的種族屠殺，到類似台灣的民主發展。市場發展的可能性已經在那裡，不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大破壞所造就，而是早在共產黨企圖摧毀它們之前，中國早已有很長一段時候實驗市場整合。這些根源是本書故事的主幹，不只因為它們對現狀十分重要，也因為它們影響中國在十九、二十世紀的進程。

　　過去影響現在。今天的中國被其現代蛻變、及內外壓力造成的轉變所影響。因此歷史是了解今天中國的外交關係的最根本的基礎。在我們這個世代，有些人用中國多苦多難的過去當做它專制威權或偶爾在國際上販賣力量的藉口。其實不應該如此。中國血腥的二十世紀，其實中國人對自身造成的傷害遠大過列強造成的傷害、而且傷害還會持續長久一段時候。中國可以接下這段不光彩的過去，往兩個不同的方向擇一前進。一個選項是，它可以在國力大盛下，行徑愈來愈有侵略性，就像中國國勢衰弱時遭到列強侵凌，現在終於可以一報還一報。但是如此外顯的敵意很有可能是內部持續衰弱的跡象，一個和過去掙扎、卻走不出歷史困境的中國，因此隱含著不穩定。另一個選項是，中國依據它本身的價值和過去的教訓，與別的國家尋求合作。這樣的中國很可能是國內穩定，因為它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和平的政治改革，因此得到更大的正當性，有個更活潑的政府。唯有時間可以告訴我們中國將朝哪個方向走，但不論它往哪裡走，走過之處，歷史將留下痕跡。

　　有些中國人喜歡說中國的歷史治亂相乘：幾千年來，中國從光輝燦爛走到衰頹，然後又復興。他們相信今天我們正處於復興階段的開端：中國將在未來愈來愈成為中心、愈來愈強大。他們非常引以為傲，現在中國在許多領域都蒸蒸日上，走向世界強權大國。不論我們要從哪個角度看歷史，從十八世紀以來，即本書故事開始以來，已有一個根本改變：今天沒有人預期過去會回來，至少不會以從前同樣形式回來。現代的環境是望向未來大過回首過去；中國人也一樣如此，即使那些相信歷史發展循環論的人也不例外。中國與世界的未來關係或許形式上似乎恢復過去的樣貌，其實它的內容將不容置疑是全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