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敗者的觀點：德軍將領談希特勒與二戰時德國的興衰

媒體推薦：李德哈特讓這些被俘的德國將軍變得健談，從而成就了這部簡潔、易讀、絕對迷人的佳作！書中一些德國將領的開誠佈公令人耳目—新！

──亞馬遜網站評論（Amazon.com）

初版序言

收錄克洛克（John Wilson Croker）的通信與日記的文集記述著這麼一個故事。克洛克和威靈頓公爵在旅途中為了曾經以猜測每座山的那一邊的地形來消磨時光。威靈頓屢屢猜中，克羅克大感驚訝，公爵答道：「你知道為什麼嗎？為了猜測山另一邊的情況，我付出了一生的精力。」

威靈頓公爵「山的那一邊」這句話後來被延用到軍事上，也就是擁有更為寬廣的感知能力，從而知道「山的那一邊」正在發生什麼事情，了解對手究竟在想些什麼。這是將官在推斷時應當具備的想像力，也成了情報功能的代名詞。

二戰結束後，我有幸到「山的那一邊」去探險，為英國外交部政治情報組（PID）做的某些工作，使我在一段不短的時間內可以和德軍將領接觸。多次的交談後，我適時收集戰事的證據，否則這些證據將隨著記憶的衰退而湮滅，或因事後的顧慮而變色。

研究德軍將領，傾聽他們的陳述，有助於加深對二戰的理解，這些將領並不都如人們印象中那種典型的普魯士軍人。倫德斯特庶幾近之，然而他謙恭有禮，舉止得體，且富幽默感，這顛覆了世人對他們的印象。倫德斯特身陷囹圄從不怨天尤人，對種種嚴酷的待遇泰然處之，不失軍人的尊嚴，使大多數與他接觸過的英國軍人肅然起敬，而虐待戰俘未必能讓勝利者臉上增光。青壯的德軍將領憑藉納粹的寵信才身居高位，他們盛氣凌人，狂暴粗野，與倫德斯特形成鮮明的對比。然而絕大多數德國軍人與上述兩類不同，前者並不那麼頤指氣使咄咄逼人，他們本應出現在銀行經理或工程師的會議桌前的。

他們實質上是專注於軍事專業的技術專才，對專業領域以外的事情知之甚少。所以不難看出希特勒是如何蒙蔽他們、操控他們，將他們當成便利的工具以售其奸。

瞭解一些戰前的軍事狀況有助於我們釐清他們的證言，這不僅可以省時間，也能消除那些在戰爭行將結束時曾廣泛流傳的誤解。那些誤解認為，如同一九一八之前，德軍參謀本部對於侵略戰爭負有關鍵性責任，紐倫堡大審也多少受到這種觀點的影響。德國有軍人參與反抗運動，長期以來一直密謀要推翻希特勒，但由於上述偏見，使得英美政府未能對他們做出即時而有效的協助。對於那些能夠客觀了解在兩次大戰之間的德國軍隊的人來說，要指說德國參謀本部具備影響力的這種陳舊觀念是不合時宜的。但傳言依然為人們所信，幻覺又是如此地冥頑難消。其不幸的後果便是延遲了希特勒的倒臺，本來戰爭可能在提前幾個月甚至早幾年就結束。歐洲直到戰後才開始了解因此誤解所產生的惡果。

增修版序言

本書的初版是根據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間，我與被俘虜沒有多久的德軍將領對談時收集的資料撰寫而成的。自那以後，我又收集了大量新的素材，其中很多的內容是來自其他我在一九四五年之前尚未有機會接觸到德軍將領。同時，我也查閱相關的檔案資料，以對新素材進行查核。這個版本就是修訂和增加新內容的成果。

本書第二和第三部分，相關歷史證詞是德軍將領的親自口述，因此擴充和修訂了初版大部分的內容，並新增三個章節。第一部分是筆者對戰事和人物的概述，沒作多少修訂，只是新增一章獨立討論古德林。雖然一九四○年時的古德林，並非舉足輕重的幹部，當他卻是德軍旗開得勝的關鍵人物。

儘管已對拙著進行了充分地修正，但筆者仍不敢言自己是在「撰寫歷史」。撰寫二戰史的時機尚未成熟，只有在資料更為齊全的條件下才可能做到這一點。拙著旨在以清晰易讀的形式，為民眾提供二戰史上一些不可或缺的重要讀本。要撰寫如此大規模戰爭的歷史，對另一方的材料收集非常重要。如果只是從「山的這一邊」來看待這場戰爭，不僅眼光會受到侷限，歷史真相也難免會受到歪曲。

當我數年前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戰歷史時，就有著深刻的教訓。僅就戰事而言，若對敵方的意圖、決策、資源和戰略漠然無知，那麼你對任何戰役或作戰的描述必然失真。所以二戰一結束，我馬上抓緊時機，藉由親自訊問德軍將領的機會，到「山的那一邊」去調查，因為此時他們對戰事的記憶尚比較清晰，對戰爭的印象也還沒受到戰後各種見聞和思潮的影響。

許多盟軍將領都已經出版戰時回憶錄，德軍將領最終無疑也會這麼做。德軍將領因戰後長期的身陷囹圄，自由受到種種限制，他們回憶錄的出版肯定會有所延遲，有些至今尚未問世。就史料的出版而言，這無疑是一大缺憾。從另一方面看，自傳的作者往往將自身利益和一己名聲看得比歷史的真實性更重。任何國家的政治家和將領在有利於自己的時機和方式編纂回憶錄時，往往對本身的行為會刻意掩護，對歷史的曲解莫此為甚。所以最好能及時對當事人進行查證，並將他們的陳述與有關資料反覆核實，這樣才能更好地還原真實的歷史。

我對被俘德軍將領詢問各種不同的問題，盡可能客觀地將他們的回答收集起來，刪繁就簡，取其精華編纂成書。如果要把那些原始材料全部納入，不僅卷帙浩瀚，也讓讀者感到頭緒紛繁，因為在探索真相的時候，要擊穿「防線」，最好的辦法就是經常改變切入的方式。任何一個有經驗的審訊人員都知道，以時斷時續、聲東擊西的審訊方式，最易問出不為人知的事實真相。平心而論，在遇到棘手的問題時，這個方法屢試不爽。部份證言能夠經由繳獲的檔案文件證實他們所言不假，也因此揭露不少歷史真相，讓我得以修正之前的一些刻板看法。

德軍將領個人的誠信和所提供的證詞準確性因人而異，這種現象並不意外。但就我個人的經歷而言，在談及軍事問題時（亦是本書探究的主題），德軍將領要比其他人更為客觀。儘管他們的結論往往如啤酒上的泡沫那樣淺薄，但之中許多人對事實的精準度卻非常地在意。一九四四年參與密謀推翻希特勒的一些德軍將領，就是因為執著於精準和詳細記錄的習慣而暴光，最後賠上了性命。如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看，這種執著卻具有非常高的價值。

與此同時，我盡可能對從每一個將領對話中收集到資料做多方的查核。本書有關他們的陳述，大部分內容都經過反覆查驗。如果有另一方的說法不同於我所收集到的部份，書中均會另作說明。

德軍將領自然有意為他們參與希特勒侵略行為找出種種藉口，當然也並非全無理由。在這一點上，我要比紐倫堡大審時的公訴人更瞭解戰前的情況。我著手戰後研究時，也非常清楚他們那些先入之見的錯謬所在。

作為一個軍事記者，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我一直十分關注歐洲事態的演變，尤其是德國方面的種種態勢。對我來說，與他們保持直接或間接的聯繫並不是一件難事，因為我的軍事著作在德國也有不少讀者，有些德軍要員曾親自把我的著作譯成德語。

大多數閱覽過敝人戰前作品的讀者都知道，我曾就納粹的威脅發出過警示，並堅決反對「綏靖」政策。早在希特勒掌權之前，我就曾指出種種不祥之兆。那時我也十分清楚，與德皇時代相比，德軍參謀本部對希特勒的影響微乎其微，對於希特勒的侵略計畫，參謀本部的角色與其說是慫恿，我更傾向於是抑制。

這一事實能夠從繳獲的檔案證實。戈培爾的日記也使這一點更為明瞭，他在日記中大肆詆毀德軍將領，指責他們一直以來與希特勒和納粹信念作對。

一方面，盟軍要求德國要無條件投降；另一方面，希特勒對軍隊卻仍具有相當的蠱惑能力，加上暴君的警察和情報系統的嚴密控制。而作為愛國者，德軍將領又急於保全自己的國家，這使他們處於兩難的困境。對此，現在應該可以有更深刻的理解。我在書中對他們的「盲目」有所批評，但是我也不得不懷疑，在同樣的情況下，要推翻這樣一個政權，其他國家的將領能否做得更好？

儘管德軍將領屈從於希特勒，但他們在部隊盡力保持軍人的尊嚴，與納粹的觀念時常發生衝突，能做到這一點堪稱難能可貴，許多盟軍的戰俘也曾為此作證。戰爭期間，我曾走訪法國、比利時和荷蘭，經常有些堅定的反納粹份子向我表明，大致上那些佔領任務為主的正規軍舉止不但與親衛隊有別，甚至比前來解放自己的盟軍部隊表現得更好。如此口碑應當歸功於某些德軍將領的舉止，尤其是倫德斯特。

德軍將領理當受到指責的，應該是他們對納粹的胡作非為置若罔聞。即使那是盡些將領們不願做的壞事，雖然也有一些例外，但大部分人還是缺乏勇氣挺身去表達抗議。然而，若不是將官對希特勒的狂暴意圖巧妙地不予以執行，或至少七折八扣，希特勒那些野蠻的命令將導致更嚴重的暴行，淪陷國家將蒙受更深重的苦難。

反抗惡行的道德勇氣並非是任何軍隊都具有的共通性。我曾遇到許多盟軍的將領，他們私下對盟軍非人道的轟炸表示遺憾，並說那是在恐嚇平民，但是我從未見有人膽敢就此公開或正式表示抗議。他們通常也對盟軍的「野蠻行為」視而不見，他們若提出抗議，其代價頂多不過是仕途受挫，而不會像德軍將領那樣有性命之虞。

結 論

研究戰時德國高層的記錄和作戰過程，我們將得出什麼結論呢？在戰爭政策和大戰略上的徹底失敗，同時也不乏戰略、戰術上的非凡之舉，儘管兩者並不完全相等，這個解釋具有雙重意義。老派的職業軍事領袖是在參謀本部體系下訓練出來的，他們精明強幹韌性十足，但缺乏天賦；能力極強，但還是有其侷限。他們指揮作戰循規蹈矩就如下棋，但不像歷史上大師級人物般具有藝術風範。他們看不慣有創新思想的同僚，如果那些新思維出自非正規軍事專業出身的人，就更易遭到他們的鄙視。同時，大多數老派軍人對軍事領域以外的事物所知有限。

對於新思維、新武器和新的人才，希特勒卻十分敏感，他能很快發現他們的價值。他比參謀本部更早了解裝甲部隊與機動作戰的潛在威力，他支持德國新式武器的宣導者古德林，這是二戰初期德軍旗開得勝的關鍵因素。在運籌帷幄和指揮作戰時，希特勒常常會犯一些小錯誤，但他確實不乏軍事天賦。他選拔的年輕將領往往具有類似的氣質——尤其是隆美爾，最受寵信的軍中「新貴」。這類人物稟賦非凡，思維如天馬行空，擅長出其不意、克敵制勝，實在難能可貴。他們給戰爭帶來新氣象，宣告統領軍隊達半個世紀以上的軍事謀略已經過時，傳統教條已不再適用於現代戰爭。希特勒的成功證明正統軍事教條的謬誤，這使他在與軍人的較量中佔據上風。對於德國軍事階層（military hierarchy），希特勒的態度是儘快加以利用，而不是加強團結。

事實證明，有時非專業軍人的直覺是正確的，有時職業軍人的精準運籌是正確的。從長遠看，後者的勝率更高。但是兩派人物的相互嫉妒、由觀點不同產生的激烈衝突所造成的致命後果，要比任何一方自身的錯誤更為嚴重。主要責任應歸咎於盤根錯節的軍事階層。導致這樣的結果勢所難免，因為戰爭不是傳經授道，也不是對立觀點的摻和。基於希特勒的決策和脾氣，在任何情況下要對他加以制約都不容易，但是軍方委曲求全的態度、希特勒屢次應驗的判斷，卻使他看起來更為高明，他也就能隨心所欲、肆無忌憚。雙方都沒能意識到各自的侷限性。

不管怎樣，二戰中德軍將領的專業素質畢竟是一流的。如果他們的視野更為開闊，思想更具深度，他們應能表現得更為出色。但，他們就不再是軍人，而是一名哲學家。

第十章 擴展裝甲部隊

希特勒的崛起改寫了歐洲地圖，速度之快，連拿破崙也難以望其項背。然而正是由於德軍裝甲部隊的崛起才使希特勒得以一度所向披靡。若無裝甲部隊，希特勒的夢想難以成真。裝甲部隊才是他制勝的王牌，其作用遠遠大於德國空軍和各國的叛國者。裝甲部隊速戰速決，橫掃千軍如卷席，非其他手段所能比擬。希特勒有遠見，支持發展裝甲部隊，然而他也沒能傾其全力支持裝甲部隊，並最終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

有關德國戰車的故事是由托馬將軍在一九四五年告訴我的，他也是德軍第一代裝甲指揮官中的佼佼者，其聲望僅次於古德林（當時古德林是美軍戰俘，本書初版問世後我才得到古德林的口述，現將他與托馬所述相應的部分用括號插入）。托馬為人強悍，卻也有和藹可親之處。他生性好戰，堂堂正正，尊重與其水準相當的對手，在一個戰車稱雄的時代，像他這樣富於激情的軍人是生得其時。如果在中世紀，他肯定是個快樂的騎士，躍馬橫矛在十字路口，為了榮譽向南來北往的過客挑戰。戰車的問世猶如上帝賜予他的禮物，使他可以重溫盔甲騎士的舊夢。

托馬向我講述自希特勒擺脫凡爾賽條約束縛後，德國裝甲部隊的發展概況。「多年來德國只能用道具來進行演練，當一九三四年德國擁有自己真正的裝甲部隊時，我們感到無比歡喜。此前我們只能在蘇聯的協調下，在紅軍的實驗基地進行一些實戰演習。該基地靠近喀山（Kazan），主要在那裡做裝甲戰術的研究。到一九三四年，我們在奧爾德魯夫（Ohrdruf）成立第一個由我指揮的裝甲營，名為『摩扥化車輛訓練指揮部』（Kraftfahr-Lehrkommando），是德國所有裝甲部隊的先驅。」

「後來又在佐森（Zossen）成立兩個裝甲營，我的部隊也擴充為由兩個營級單位組成的團。部隊的裝備是根據軍工廠的研發成果來逐步配備的，最早的是配備氣冷汽油引擎的克虜伯製一號戰車，它僅配備兩門機槍。第二年來了二號戰車，換成了水冷式引擎，配備二十公厘機槍。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八年，三號和四號戰車配發下來，這些戰車又大又好。與此同時，我們的編制也在改變。一九三五年，新成立兩個裝甲旅，每個旅下轄兩個新成立的裝甲師。德國裝甲部隊的軍官都遵循英國裝甲戰戰術觀念，尤其推崇你和富勒將軍的裝甲戰思想。 他們對英國最先成立裝甲旅的創見極感興趣。」英國裝甲旅成立於一九三一年，當時還處於試驗性質，指揮官是布羅德上校（Broad，後升為將軍），一九三四年裝甲旅成為永久性編制，當時旅長為霍巴特（後升為將軍）。

我問他是否如通常所報道的那樣，德國的裝甲戰術還受到戴高樂將軍

（de Gaulle）那本有名的著作的影響。 他的回答是：「不，當時那本書還沒受到多大的注意，我們認為裡面的主張有點不夠真實。它缺乏足夠的戰術指導，過於虛幻，不切實際。而且這本書問世之前，英國人已經闡明裝甲作戰的可行性。」（古德林說：「托馬的敘述是正確的。我是在一九三七年才讀到戴高樂將軍的《未來的軍隊》的德譯本，那時德國的裝甲部隊早已建軍，戴高樂的書對德國裝甲部隊的發展沒有什麼影響。我讀那本書也是出於興趣和好奇，想知道法國人是否接受戴高樂的觀點，可幸的是他們並沒有。」）

托馬繼續說：「你可能會感到吃驚，就像在英國，裝甲部隊的發展在德國也遭到高階將領的抵制。這些老傢伙唯恐裝甲部隊迅速發展，因為他們對裝甲戰術一竅不通，對這種新式武器非常反感。他們抱著懷疑和謹慎的態度，若不是他們的這種態度，德軍裝甲部隊將發展得更快更好。」

西班牙內戰爆發時，托馬受命帶領一個德軍裝甲營到那裡。「當時看來西班牙似乎可以成為『歐洲的練兵場』。西班牙內戰時，我負責指揮德國在西班牙的地面部隊。媒體誇大了德軍的人數，其實在那裡的德軍隊來沒超過六○○人。」（未包含空軍和文職人員）「德軍的任務是訓練佛朗哥的裝甲部隊，同時也可以積累實戰經驗。」雖然德國陸軍高層反對直接干涉，但面對實戰機會，對於托馬這樣的軍人是不會滿足於顧問的角色。八月，瓦里蒙特將軍（Warlimont）以德國軍事特使身份前往西班牙輔佐佛朗哥將軍，他說「托馬自始至終是德國地面部隊在西班牙內戰中所有軍事行動的靈魂和核心」。

托馬說：「我們對佛朗哥的援助主要是武器裝備，如飛機和戰車。開始時他們只有一些陳舊的武器。九月，第一批德國戰車到達西班牙。十月，又再送去一大批，全都是一號戰車。」

蘇聯戰車早在七月底就抵達西班牙敵方陣營，他們的戰車武器裝備更好，我們的戰車僅配備機槍。我開出重賞，每俘獲一輛蘇聯戰車就獎勵五○○比塞塔（西班牙貨幣），我當然樂意將俘獲得戰車為我軍所用。沼澤地使給部隊的行動帶來諸多不便，你聽了肯定會有興趣，我的對手正是科涅夫（Koniev）元帥。

我精心挑選赴西班牙的人選，這些精幹的德國軍人可以訓練大批的西班牙裝甲兵。西班牙人學得快，忘得也快。到一九三八年，我手下已有四個裝甲營，三個連組成一個營，一個連配備十五輛戰車。有四個連配備蘇製戰車。我還有三十個反裝甲連，每連配備六門三十七公厘戰防砲。就像所有的老派將領一樣，佛朗哥將軍也曾想把這些戰車分派到各個步兵師，我一直堅持與他對抗，努力將戰車集中起來使用，這照就了佛朗哥日後的成功。

西班牙內戰結束後，我於一九三九年六月回國，將自己的經驗和教訓整理成文。不久我被派去指揮在奧地利的裝甲團。原本我的命令是要去指揮一個裝甲旅，有感於自己長期在國外，希望上層可以先委派給我一個裝甲團，以熟悉國內的狀況。布勞齊區將軍同意我的請求。臨近波蘭作戰的八月份，我前去第二裝甲師接管的一個裝甲旅。

第二裝甲師歸利斯特將軍（Wilhelm List）的十四軍團，駐紮在喀爾巴阡山脈的另一邊，位於德軍南翼的盡頭。我受命向亞布倫卡走廊（Jablunka Pass）推進，經建議以摩托化旅置於該地而以本旅實施側翼行動，穿過茂密的森林及山脊，到達山谷中的一個村莊，發現村裡的人都上教堂去了。當他們看到戰車出現在教堂門口時別提有多吃驚了。此役我未損一輛戰車，卻將敵陣地擊毀，一夜之間前進五十英里。

波蘭戰役之後，我進入參謀本部，接任機械化部隊督察官。機械化部隊包括裝甲部隊、摩托化部隊、當時僅存的一個騎兵師和機踏車部隊。在波蘭戰役，我們有六個裝甲師、四個輕型師（light division）。每個裝甲師下有由兩個團組成的裝甲旅，每個團則由兩個營組成，一個團戰力約有一二五輛戰車。經過數天的戰鬥後，各團根據經驗計算平均戰鬥力應減去四分之一的戰車，因為有些戰車需要維修。

托馬解釋他所謂的戰鬥力僅包括在連級（或中隊）實際參戰的戰車數量，如果包括用於偵察用的輕型戰車，總數應為一六○輛。

輕型師還處於實驗階段，其戰鬥力也各不相同。但其編制基本上是下轄兩個機動步兵團（每個團由三個營組成）和一個裝甲營，此外與裝甲師一樣，輕型師也還有一個裝甲偵察營和一個機踏車營，以及一個砲兵團。

波蘭會戰後，我們就終止了這種實驗，輕型師全部改編為裝甲師。到一九四○年發動西線攻勢時，我們已經有十個裝備齊全的裝甲師。至那時中型戰車的比例也有所增加，即便如此，還是有不少輕型戰車。

托馬透露一個令人吃驚的事實，他說進攻時，德國總共才有二四○○輛戰車，而非法國所報導的有六千輛。托馬沒把偵察用輕型戰車的數量納入計算，他說那不過是一些「沙丁魚罐頭」。「法國戰車的品質比我們的好，數量也勝過德國，但他們速度太慢。正是依靠出其不意的速度，我們才戰勝了法國。」（古德林說：「法國戰車在裝甲、火砲和數量上都超過德國，但在速度、無線電通信和指揮能力上不如我們。在重要的戰場集中所有的裝甲部隊，速戰速決以及發揮各級軍官的主動性，這正是我們在一九四○年致勝的主要因素。」曼陶菲爾評論道：「在平時，我們都低估戰車在戰場上速度的重要性。戰車速度的快慢，比裝甲鋼板的厚度更為重要。」）

討論到各種型號的戰車及其素質時，托馬說，如果要讓他在「厚裝甲」和「速度快」之間作選擇，他肯定會選擇後者。也就是說他更看重速度，他從實戰經驗中得出結論，速度才是最重要的。他認為最理想的裝甲團應由三分之二的速度較快的大型戰車和三分之一速度極快的輕型戰車組成。

談到一九四○年的攻勢，托馬說：「全體裝甲部隊軍官，都希望由古德林負責指揮裝甲部隊突破阿登的戰鬥。克萊斯特卻不像古德林那樣對裝甲作戰有深刻的理解，他過去曾是反對發展戰車的主要人物之一。任命一個對裝甲作戰持懷疑態度（即便之後態度有所轉變）的人為裝甲作戰的最高指揮官，這就是德國陸軍當時典型的行事方式。無獨有偶，在你們英國情況也如出一轍。人們認為古德林個性太強，而只有希特勒擁有最後決定權，是他批准克萊斯特的任命。但最後還是讓古德林來負責突破，他就按照在一九三七年陸軍機動演習時所做的，把當時的狀況轉化為實戰。突破敵軍防線後，古德林率領軍隊直撲英吉利海峽。他全力以赴，以『不顧一切』的姿態乘勝追擊。這種具決定性的突破方式，使法國沒有時間集結兵力。」

「德國陸軍經常有人說古德林脾氣暴躁，就像一頭好鬥的公牛，我不同意這種說法。 一九四一年我在東線的斯摩棱斯克（Smolensk）於古德林麾下服役時曾與他打過交道，當時敵方的防守十分頑強，在那樣困難的格局下，古德林並沒有蠻幹，而是心細如發以智取勝。」

我問托馬，在二戰初期德軍裝甲部隊所向披靡的主要原因是什麼。他列舉了五個主要因素：

一、在轟炸機的配合下，集中兵力攻其一點，突破深入。

二、乘勝前進，夜間急行。常能做到出其不意、深入敵後。

三、充分利用敵方反裝甲火力的不足和我方的空中優勢。

四、裝甲師備有的汽油足夠戰車長驅一五○至二○○公里。如果先頭部隊急需汽油，就用飛機空投油箱。

五、戰車備有足夠三天的口糧，團級再備有另三天的口糧，師級再攜帶另三日份。

托馬舉了一些裝甲部隊長途奔襲的戰例。他說波蘭戰役德軍花了七天時間從波蘭南部的上西里西亞推進到華沙，包括作戰，日均行程約三十英里。在法蘭西會戰第二階段，從馬恩河（Marne）到里昂（Lyon）的推進速度也是如此。一九四一年俄羅斯會戰，從洛斯勞爾（Rosslawl）到基輔以東，二十天內日均行程十五英里。期間從格魯考夫（Glukov）到奧廖爾（Orel）的突襲，三天內每天要跑四十英里。最高紀錄是一天行軍六十英里。（古德林曾給我說明他的裝甲兵團入侵俄羅斯的行軍路線，部隊前進速度甚至比托馬所說的還要快。擔任古德林先鋒的一個裝甲師第一天就奔襲五十英里。從前線到明斯克（Minsk）有二一○英里，他們花了六天時間就到達目的地。其中有一天就行軍五十英里。）

托馬強調裝甲部隊指揮官身臨一線的重要性，要「身處在你的戰車之中」，要像過去的騎兵將領那樣在「在馬鞍上發號施令」。「指揮官要深入戰場來制定戰術，他必須親臨現場，行政事務可以交給參謀。」

針對俄羅斯會戰開始前德國對裝甲部隊的重組，托馬明確地表示這是一步極大的敗著。「從每個裝甲師的兩個戰車團中抽調一個出來，以便編組新的裝甲師，讓裝甲師的總數達到二十個之多。我不同意這個做法，向希特勒表示自己的異議，因為希特勒對技術問題是比較關注的。」托馬認為重新編組的最終結果將削弱德軍的戰鬥力，因為那只增加參謀人員，還得配備相應的支援戰力，而裝甲部隊的攻擊力卻沒有因此而提升。「但是我沒能說服希特勒，他熱衷於裝甲師數量上的壯大，帳面上的「壯大」滿足了他的妄想。（古德林認為：「托馬對俄羅斯會戰開始前重組的批評是完全正確的，裝甲師的戰力取決於戰車。我完全同意他的觀點，我也贊成曼陶菲爾的一些觀點，他是德軍中最有進取心的裝甲作戰將領之一。」）

希特勒沒有插手波蘭會役，但公眾對於「希式謀略」的大肆吹捧，以及法蘭西會戰後，對這種吹捧的變本加厲使希特勒的腦袋大為膨脹。他對戰略、戰術略知一二，但對如何具體實施卻一竅不通。希特勒他常會有一些好點子，但他往往像岩石一樣頑固不化，結果那些好點子在落實時也多半功虧一簣。

二十個裝甲師聽起來壯大了很多，但其實戰車數量並沒有增加。我們可投入作戰的戰車是二四三四輛，而不是俄國人所說的一萬二千輛。此時中型戰車佔三分之二，而在波蘭時，輕型戰車佔三分之二。

在談到俄羅斯會戰時，托馬說當時德軍裝甲部隊發明了一種非常有效的戰術。「裝甲師在夜晚突破紅軍的防線，然後埋伏在防線後方的森林裡。紅軍很快就會派兵來重新佔據陣地。隔天早上，德軍步兵就向這些防線尚未鞏固的陣地發起攻擊，而埋伏在那裡的裝甲部隊則從背面向守軍猛攻。」

在一九四二年作戰時，又編成四個新的裝甲師，一部分是由已經失效的騎兵師抽編。另有其他三個步兵師予以摩托化，加入在一九四一年戰役時，已經有的十個摩托化步兵師。「但是在二十個裝甲師中僅有十個獲得武器裝備的升級。在希特勒一聲令下，德國提升對U型潛艇的製造數量，反而忽略提高戰車的產量。」

托馬對德軍高階將領和希特勒嚴加抨擊，指責他們沒能充分了解到裝甲部隊的重要性，沒能及時擴展裝甲部隊的規模和提升它的素質。

我們的力量足以打敗波蘭和法國，卻沒法征服俄羅斯。那裡幅員遼闊，道路難行。裝甲師的戰車本該增加一倍，而且摩托化步兵的機動性也有所欠缺。

我軍裝甲師最初的模式十分理想——兩個戰車團和一個摩托化步兵團，但後者應以裝甲履帶車裝載，儘管那需要更多的汽油。對俄作戰初期，運載步兵的卡車還能及時抵達戰場，他們通常被運到離前線四分之一英里外的地方下車參戰。但是當紅軍投入更多的飛機後，我們的步兵就難以及時抵達戰場。運兵車隊經不起飛機的轟炸，在很遠的地方步兵就得下車步行到戰場。只有乘履帶裝甲車的步兵才能符合機動作戰的需求，及時投入戰鬥。

更糟的是這些笨拙的卡車常常陷於泥沼，法國的地形最適宜裝甲部隊作戰，而俄羅斯的地形最糟，它幅員遼闊，到處是沼澤和沙地。有些地方的沙子有兩三英尺深。一下大雨，沙地就會變得泥濘。

托馬還說：「相較而言，非洲簡直是裝甲師的天堂。那些曾參與侵蘇作戰的部隊一到非洲就會感到行動自如。所以如果把北非戰役的經驗應用到不同的國度就會鑄成大錯。對你們而言，未來的難題還是俄羅斯，非洲沙漠不成問題。」這就是托馬有話直說的個性。

托馬指出對俄會戰的另一個重大錯誤，就是裝甲部隊和空軍缺乏配合。「結果使我們在許多地方功虧一簣。原因是傘兵隸屬於空軍，而高層對於往哪裡配置傘兵往往意見不一，尤其戈林老是要攪局。還有德軍的自走砲也不行，這種武器本來極有威力，但我們的自走砲都是些臨時拼裝而成的，底盤太笨重。」

一九四二年秋，托馬在艾拉敏被俘，所以他無法就二戰後續時期的戰況提供見解。曼陶菲爾被譽為那段時期的裝甲作戰驍將，他的論斷在整體上可以證實托馬所言不虛，當然在某些方面也有補充。曼陶菲爾對我說的部分需要非常大的篇幅才能全部納入，但對於非專業的讀者，有幾個重點是值得多了解的。「戰車就是要快。我認為這是戰時對戰車設計所獲得的最重要教訓。以豹式戰車作為標準繼續發展才是正確的，我們把虎式謔稱為『大篷車』，雖然虎式在攻突破防線時算得上是不錯的工具，但速度實在太慢，在法國還算差強人意，到幅員遼闊的俄羅斯，它就成了一種累贅。」

在評論蘇聯戰車時，曼陶菲爾說：「史達林式戰車的重量（在當時）是世界最重得，它履帶結實，裝甲堅硬。還有一個優點是個頭不高，比豹式戰車還要再矮個五十一公分。作為負責突破戰線的武器，它無疑是不錯的，但速度實在太慢。」

曼陶菲爾還談到德軍裝甲部隊有兩個原本可以規避的缺陷。

裝甲師的每一個單位，都應配備緊隨戰術梯隊的機動維修小組。我軍將維修小組安置在後方，那是一個嚴重的錯誤。維修小組保留於後方向前方作相當距離的推進，隨時待命。在戰術指揮官之下，以無線電保持聯繫。這樣，除了那些嚴重受損的戰車，其餘的故障都可以當夜修復，這是事關重要的，它能減少損耗，避免許多的傷亡與浪費。前線指揮官沒法等到戰車在後方修好後才行動，他們常常要完成力所難及的任務，因為作戰方案根據正常的戰車數量來制定的，及時的修復可以彌補戰車受損所可能無法達成戰果的結局。

裝甲師擁有自己的空中力量也是很重要的條件，空中力量包括一個偵察機中隊、一個戰術轟炸機中隊和一個飛行速度較慢，可供指揮官和參謀使用的通信機中隊，裝甲師師長本當經常在空中指揮作戰。蘇聯會戰之初，德國裝甲師配備有直屬空中小分隊。但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又被最高統帥部以加強中央控制的名義收回了，這又是另一個嚴重錯誤。我得強調，空中機隊與裝甲師的配合在平時就應當加強訓練。

彈藥、油料、糧秣和人員的空中運輸也非常重要。在未來的戰爭中，裝甲師的作戰範圍將更大，要有一天前進二○○英里的準備。戰前我讀過不少你寫的書籍的德譯本，我知道你相當關注空中力量在裝甲戰的作用。裝甲作戰與步兵作戰完全是兩回事，步兵不懂裝甲戰，這就是我們在戰爭中遇到的一大麻煩。

在談到戰車的設計和戰術時，曼陶菲爾認為車身較低的設計不至於目標暴露。但隨著車身而來的困難，是戰車底盤必須與地面保持相當高度，不然在超越障礙時可能會撞擊地面或岩石等物。「不過只要善於觀察地形，一些輕微的障礙是可以克服的，善於觀察是戰車駕駛兵必備的素質。」

曼陶菲爾以一九四四年五月在羅馬尼亞雅西（Jassy）附近的塔古弗魯莫斯（Targul Frumos）之戰為例，說明他的觀點。此戰使紅軍攻佔普洛什特（Ploiesti）油田的企圖首次遭挫，超過五○○輛紅軍戰車直撲曼陶菲爾指揮的大德意志裝甲擲彈兵師（Gross-Deutschland）。該裝甲師由一六○輛戰車組成，一部配備虎式，另二部配備豹式戰車，還有一部配備型號較舊的四號戰車。「這是我第一次與史達林式戰車交手，我們的虎式戰車在三千公尺向它們開砲，砲彈擊中它的外殼，卻被彈了出去，直到在一千五百公尺距離時才能穿透它的裝甲，這著實讓我大吃一驚。但是我充分利用地面掩護，靠靈活機動的戰術來戰勝紅軍強大的戰車。」甚至連外形相對較小的四號戰車也巧妙地繞到紅軍戰車的後面，從距離一千公尺的地方向它們開火，炸壞了不少體積龐大的史達林式。曼陶菲爾說，俄軍的攻勢停止後，戰場上留下約三五○輛被擊毀的史達林式，那些潰逃的敵軍戰車中也有不少是受到重創的。德軍僅損失十輛戰車，還有數量相當大的戰車也並非是毫髮無傷的。

雖然對德國而言這是一場防衛戰，但在由兩個步兵團精心選擇的防守區域內，德軍戰車團在充分應用機動進攻的戰術克敵制勝。曼陶菲爾德強調：「裝甲作戰以動制勝，不動則敗。」作為一個軍人，回憶起這次成功的戰例，他顯然難掩得意之情，他說：「看到這場作戰的過程真的會讓人感到賞心悅目。」

他還談到在現代戰爭中，為了贏得先機，確保在戰術上的主動，必須精心挑選裝甲兵人選。「滿足了這個條件之後，在設計戰車時則需對裝甲、火砲及速度三者中進行綜合的考量，尤其要對空襲、傘兵和火箭（編註：也就是現今的導引反裝甲飛彈）對戰車的威脅更是要重視。」

接著曼陶菲爾向我全面講述了他對裝甲戰的心得。「火力、裝甲、速度和越野能力，皆為裝甲作戰的要素。戰車設計如能成功地將這些互為矛盾的要素結合起來，那就是最好的戰車。就我而言，德國的豹式戰車是其中最能滿足我要求的戰車，如能將其輪廓設計得再低一點就更為理想了。我在戰場上學習到最重要的教訓就是，戰車所具備的速度是最為重要的。比起人們在戰前或戰時所認知的都還要重要，因為這是攸關生死的關鍵因素。戰車速度快就能迅速變化位置，就能躲避敵人致命的砲火。機動性能由此可以演化為『武器』，其作用通常不亞於火砲和裝甲。」

曼陶菲爾和托馬的觀點可謂是英雄所見略同，他們都強調跨國作戰時戰車的速度至關重要，且將其稱之為「機動變位」。拜爾林（Bayerlein）也對我表述過同樣的看法，他是年輕一代的裝甲驍將之一，他的裝甲作戰經驗異常豐富。在入侵法國和俄國時，他曾是古德林手下的一員大將。在非洲作戰最後階段，他出任隆美爾的參謀長。後來在諾曼第和阿登擔任裝甲教導師師長，在萊茵蘭（Rhineland）指揮裝甲兵團進行最後的抵抗。拜爾林將軍說：「在未來的戰車設計中，我認為機動性，包括速度和操控性是最重要的。其次是火力（射程和火砲的口徑），再來才是裝甲。『機動性至高無上』，它是未來戰爭的決定因素。移動、行動、出其不意，越快越好。」

在另一次交談中，曼陶菲爾對未來陸軍的編制表達他的看法。「現時的狀況表明，軍隊編制應該分為兩種等級。最佳的做法是就是由『精兵』來編成部隊，給予他們最好的裝備，充足的訓練資金和精選的人員，一個大國的軍隊中應當有三十個以上這樣的精銳師。當然，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給上百萬人的軍隊全部都配備精良的武器。與其維持數量龐大、裝備陳舊、訓練水準低落的部隊，不如建設一支主要作戰任務的精銳陸軍，為他們配備加強相應的空中支援、傘兵和導引武器。現行配屬於裝甲部隊的砲兵編制（編註：指一九四○年代），是機動作戰的一大缺陷，俯射能力是不可或缺的，只有自走砲才符合裝甲部隊的需要。但隨著技術的發達，火箭（編註：或更精確地說是導引武器）將更為有效地取代火砲。」

曼陶菲爾繼續說他贊成我過去著作中的觀點，即當前基本的軍事問題是亟待減少輔助之部隊和車輛與作戰部隊之間的比例，盡量增大攻擊部隊。

「但是先得讓最高統帥部的人學會機械化戰爭的全新語言，才有可能取得這樣的進展。

新的軍隊模式需要新型的戰略，而要讓人們接受這些觀念，重要的一點就在於要讓所有的新型部隊由一個有實權的幹部統一指揮。與此同時，為了加強精銳部隊的團隊精神，不僅要給它配備最好的裝備和訓練設施，還得讓它有獨特的制服，越帥氣的越好。

初版序言

收錄克洛克（John Wilson Croker）的通信與日記的文集記述著這麼一個故事。克洛克和威靈頓公爵在旅途中為了曾經以猜測每座山的那一邊的地形來消磨時光。威靈頓屢屢猜中，克羅克大感驚訝，公爵答道：「你知道為什麼嗎？為了猜測山另一邊的情況，我付出了一生的精力。」

威靈頓公爵「山的那一邊」這句話後來被延用到軍事上，也就是擁有更為寬廣的感知能力，從而知道「山的那一邊」正在發生什麼事情，了解對手究竟在想些什麼。這是將官在推斷時應當具備的想像力，也成了情報功能的代名詞。

二戰結束後，我有幸到「山的那一邊」去...

編序
初版序言
修訂版序言

第一部分 希特勒和他的將領
第一章 內部矛盾造成的分裂
第二章 塞克特重整德軍
第三章 布倫堡-福里區時期
第四章 布勞齊區-哈爾德時期
第五章 旗開得勝全靠古德林
第六章 烈陽下的軍人—隆美爾
第七章 時運不濟的將領
第八章 永遠的老兵—倫德斯特

第二部分 戰爭準備
第九章 希特勒掌權
第十章 擴展裝甲部隊

第三部分 德將觀點
第十一章 打垮法蘭西卻救了不列顛
第十二章 放走敦克爾克的敵軍
第十三章 海獅計畫的籌備與放棄
第十四章 從地中海到北非的失利
第十五章 巴巴羅沙行動
第十六章 攻克莫斯科無望
第十七章 攻打高加索和史達林格勒
第十八章 史達林格勒之後的東線戰場
第十九章 對紅軍的印象
第二十章 盟軍進攻義大利
第二十一章 諾曼第登陸
第二十二章 布魯門特提述刺殺希特勒
第二十三章 突出部之役—希特勒孤注一擲
第二十四章 曼陶菲爾評希特勒
結論

附錄、德國最高統帥部與將領簡歷

編序
初版序言
修訂版序言

第一部分 希特勒和他的將領
第一章 內部矛盾造成的分裂
第二章 塞克特重整德軍
第三章 布倫堡-福里區時期
第四章 布勞齊區-哈爾德時期
第五章 旗開得勝全靠古德林
第六章 烈陽下的軍人—隆美爾
第七章 時運不濟的將領
第八章 永遠的老兵—倫德斯特

第二部分 戰爭準備
第九章 希特勒掌權
第十章 擴展裝甲部隊

第三部分 德將觀點
第十一章 打垮法蘭西卻救了不列顛
第十二章 放走敦克爾克的敵軍
第十三章 海獅計畫的籌備與放棄
第十四章 從地中海到北非的失利
第十五章 巴巴羅沙行動
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