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尺竿頭退一步──棄官經商的商人
他們本是大貴的官員,卻棄官不做,投身商海。百尺竿頭退一步的背後,隱藏著怎樣不為人知的秘密?在士農工商官本位為主導的封建社會,放棄仕的身分而甘願成為社會的邊緣人,個中原因何在?是否暗藏玄機?讓我們在這徐徐展開的歷史書卷上,去找尋屬他們的人生傳奇。
儒商第一人子貢
子貢(前五二零—前四五六年),複姓端木,名賜,出生在具有重商傳統的衛國。他家境並不富裕,隱居於閉塞不通的小巷子,因還讀點書,算是一個窮書生。拜在孔門後,到衛國做官,後棄官從商,在莒國和魯國之間買賣貨物,因有超前的經商頭腦,善於應對所在經商地方諸國家的高級官員,最終取得中國歷史「富比士富豪榜」的頭名。他的經商智慧不僅得到孔子的稱讚,連「史學之父」司馬遷也極力肯定他的成績。他到底深藏著什麼法寶,他如何經商,如何從容的與官員交流,讓我們一起來揭開這個歷史的謎團吧。
在我國古代,如果有人自稱從事的是「陶朱事業,端木生涯」,那麼毫無疑問,此人必定是個商人,或者說是經商者。這裡的「陶朱」指的是春秋時幫助越王勾踐滅掉吳國的范蠡(見本書《變色龍范蠡》篇),而「端木」則是與其同時代的孔門弟子子貢。子貢巧於辭令,辦事通達,是傑出的社會活動家、外交家和商業家,是孔子的傑出弟子,為「孔門十哲」之一。
有源之水
據端木氏宗譜介紹,子貢原名端木子,姓端木,名賜,字子貢,春秋衛國黎(今河南省浚縣)人,生於周景王二十五年(前五二零年),卒於周貞定王十三年(前四五六年)。其天性至孝,資稟穎異,精通儒家理論,乃孔子弟子中之佼佼者。(插圖1:子貢像)
子貢生活的時代,介於春秋戰國之間。這個時候是我國歷史上社會轉型期最深刻,社會變化最劇烈的時代。這個時候,鐵製農具開始廣泛應用,農田大量開墾,耕作技術大大提高,各國由於增強國力的需要,開始大興水利。這一切使得井田制逐漸開始瓦解,土地私有制逐漸開始確立,促進了生產的發展,工業、冶鐵業、製鹽業也大大發展起來。隨之而來的是剩餘產品的增多,商品交換開始活躍。於是,越來越多的商人駕馬驅車,奔走於列國的通都大邑之間,進行著人類最早的「國際」貿易。社會上湧現出了許多富比王侯的商賈,子貢正是這類人中最典型的代表。
子貢年輕時就一直從事商賈活動。其父端木巨也是一位商人,子貢很小的時候就耳濡目染,諳熟經營之道。但事情並不如此簡單,懂得一些簡單的經營方法並不能確保一個人善於貨殖,他還必須具有非凡的經營才能和可以用來經營的資本,經商是需要資本的,二十幾歲的子貢,不可能有什麼積蓄,定要靠家庭的資助。也正因為如此,這兩方面皆俱的子貢才會從古代眾多商人中脫穎而出,成為當今世人稱讚的儒商第一人。(插圖2:齊國刀幣)風華正茂子貢師從孔子後也沒有停止過經商。孔子曾將他和顏回相比較:「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說顏回的學問倒差不多了,可常常窮的沒有辦法。子貢不安本分囤積投機,猜測行情,竟每每成功。
太史公司馬遷在《史記》的《仲尼弟子列傳》和《貨殖列傳》中兩次寫了子貢的經商事蹟。《仲尼弟子列傳》只是略寫:「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家累千金,卒終於齊。」《貨殖列傳》則是詳寫:子貢從孔子那裡學成歸來,就到衛國做官,後來又在曹、魯兩國之間經商。在孔子著名的七十多個弟子中,子貢最富有。而孔子另一個弟子原憲,連糟糠都吃不飽,隱居在窮地方。子貢一出門,就駕著四匹馬拉的大車子,帶上精美的布帛去諸侯國聘問獻納。凡他到的地方,國君無不與他對面行禮,這些行為使孔子名聲傳播到天下各國。這就是所謂得到權勢與財力,會使人聲譽更加響亮的道理吧。由於子貢在經商上大獲成功和對孔子名聲的極力傳揚,所以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以相當的筆墨對這位商業鉅子予以表彰,對他在經濟發展上和對儒家文化傳播的貢獻上所起的巨大作用予以肯定。
但無論是孔子還是太史公都沒有進一步分析子貢經商巨富的深層原因,也許他們看到了,卻沒有明說。現代人在分析原因時往往簡單地認為:子貢的經商之道在於遵循樸素的經濟價值規律,掌握好市場的供求關係,賤買貴賣。難道子貢經商的成功就僅僅如此容易嗎?很多人以為古代的人並不精明,所以稍微精明的人而又稍微懂點經營之道就可以滿載財富而歸。實際上,這樣的想法是很不可取的,古人的智慧在某些方面遠遠超越了現代人。
那麼子貢致富的主要原因是什麼呢?我們先來梳理一下子貢的政治關係。
首先,子貢的家世淵源。端木氏源出黃帝。其先祖是黃帝的後裔鬻熊,周人,曾經是周文王和周武王的謀師。子貢的曾祖父端木廣單被衛國聘為客卿,自此端木家族遷居到了衛國。父親端木巨又輔佐衛靈公,因「匡君澤民」被稱作「衛之賢大夫」。此外,子貢的妻子勾嬛更不是一般的人。她是越國國王允常的女兒,其母后因考慮她的安全起見,便輾轉將勾嬛交給自己的姐姐衛靈公夫人南子照看。直到和子貢完婚,才走出衛國宮門。這就是說子貢本身就是帝王之後,有著貴族的血統。家中累世又有政府官員,自己的妻子也是一位公主,可以說子貢與政治的聯繫是相當緊密的。
其次,子貢自身的政治身分。子貢先後在衛國、魯國擔任信陽令、朝中大夫等要職,而且幹得很出色,都有很好的政績。
最能說明子貢的政治身分當然就數他的外交活動: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魯哀公六年(前四八九年),孔子及弟子在陳絕糧時,子貢一路直奔楚國,巧舌說服楚昭王興師迎孔子,孔子等人才擺脫饑困。(插圖5:楚帛書畫)
魯哀公七年(前四八八年),吳國企圖稱霸,興師北上向魯國徵百牢(牛、羊、豬各一百),魯哀公迎吳人伯嚭,而吳人伯嚭非要見季康子,借機羞辱季康子,樹立自己的威風。季康子怕受辱,見笑於諸侯,建議即派子貢去應付。子貢這次受聘出使,沒有受辱,維護了季康子和魯國的尊嚴。
魯哀公十一年(前四八四年),吳伐齊得勝後,吳王賜給魯國叔孫氏甲、劍等物,一時間叔孫氏不知所措,隨行的子貢隨即出來應酬,圓滿結束了這一外交場面。
魯哀公十二年(前四八三年),吳國人會見魯、衛等國國君,將衛侯扣留。子貢說服吳國太宰,將衛侯釋放。(插圖6:吳王闔閭墓入口所在處)
魯哀公十五年(前四八零年),齊魯媾和,經子貢斡旋,齊國歸還它以前強占魯國之地。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齊國田常欲作亂於齊,就想先出兵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公孫龍)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孔子知人善任,認為只有子貢才有解救魯國危難的能力。子貢受命,先到齊國,果然說服田常,使之放棄伐魯而伐吳。子貢又到吳國,說服吳國救魯伐齊。但吳王怕伐齊時越國在背後攻吳。於是子貢又到越國,說服越國軍隊隨吳伐齊。之後,子貢又到晉國說明吳國戰勝齊國後必然加兵於晉,讓晉國必須作好戰爭準備。後來,吳國出兵伐齊,大敗齊軍。晉國又出兵大敗吳軍。越王趁吳軍在北方大敗,從背後伐吳,終於把吳國滅掉而北上爭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子貢在外交活動中之所以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不僅僅因為他能言善辯,更重要的是他對春秋各諸侯國的國情相當瞭解,也熟知各國當權者和重要官員的性格,更深知各諸侯國之間的利害關係。所以在外交活動中才能夠透澈地分析矛盾,機智地利用矛盾,動之以利害,曉之以禮義,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勝利。
子貢頻繁地出使各國,並沒有耽誤自己的商品經營。從中還發現了一個商業秘密,那就是商業競爭和政治權利之間存在相當的依賴關係。因此,子貢在與各國君王和權臣貴族交往的過程中,總是巧妙地發展與他們的友好關係,敏銳地注視時局變化,把商道鋪得越來越寬。
據馬金章《子貢傳》裡的演繹:子貢以經營珠寶為主,他知道貴族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喜歡收藏稀世珠寶,以此來顯示自己的身分地位。而珠寶又是沒有固定價格的,它的售價,可以因買主身分的不同而不同。同一件珠寶,賣給大夫可能只要十兩黃金,而賣給諸侯就可能以百兩的價格成交。同樣,這些貴族買主也很看重銷售者的身分地位,子貢這樣的名儒富商,他們特別願意結交,因為他們不僅需要他的貨物,還尊重他的學識,甚至把購買他的貨物當作結識他、向他請教問題的藉口,買賣行為只是達到另一重要目的的橋梁。
某日,魯國宮中舍人(掌管宮中內部事務的官吏)拜見子貢說:「國君讓新制一套『六器』(諸侯用以祭祀天地四方的禮器),需要蒼、黃、青、赤、白、玄六種顏色的玉。可宮中禮器坊沒有,請端木大人幫忙。」子貢立時答應下來,說:「製作禮器,本是聖事,又是君主所用,我明日差人送來美玉,請您鑒別。」(插圖4:春秋戰國玉人佩)舍人第二天很滿意得選購了玉料,並和子貢商定:今後,凡宮中製禮器、服飾所需珠玉,全有子貢提供。子貢算了一筆帳,國君禮服僅用珠玉就是一個不小的數目,單說國君禮服中五冕之一的袞冕:袞冕前後各十二旒 (指古代帝王禮帽前後懸垂的玉串),每旒十二玉,一頂袞冕就得二百八十八粒玉。另外四冕,儘管旒少一些,也得五百七十六粒玉。一個諸侯的五冕用玉合計就是八百六十四粒。這樣算來,一個諸侯國眾卿大夫禮服的用玉便是一個不小的數目。子貢決心經營宮廷禮服所用珠寶玉石。很快,子貢的珠寶玉石陸續壟斷了魯、衛、楚、吳、晉等諸侯國宮廷的禮器、禮服坊。
由此可見,子貢對列國的國際、國內政治、經濟和各國之間的利益關係的熟悉和合理的利用,使得自己往往能對當時的市場行情作出比較正確的預測和判斷,從而獲利不菲。
兼濟天下
《子貢傳》裡還有這麼一個故事:晉國派兵攻打衛國,晉軍占領了小半個頓丘城,頓丘城是衛國都帝丘的門戶,衛出公派重兵增援固守,兩軍對峙了近四十日,雙方都處於人缺糧餉,馬缺草料的困境。在進退兩難之際,衛君急派使者找到子貢,請求子貢到魯國求援兵,借糧草。子貢說:「魯國都城離頓丘路途遙遠,魯公即便同意派援兵,借糧草,恐怕也遠水解不了近渴。」使者無奈地說:「去年,衛國遭受澇災,大田無收,軍餉供應緊缺,如晉軍得到援軍或糧草,一日半日就會進犯到都城帝丘。端木大人,這怎麼辦呢?」子貢差人拿出千條印有「端木子貢」四字的麻袋和十面繡著「端木子貢」字樣的旗幡,對使者說:「你將這空麻袋和旗幡裝上車,快快回去。在離頓秋城不遠的地方,以沙代糧,派一千人,一袋一袋往頓丘運,另派一支人馬,攜帶幾袋真糧,故意讓晉軍截獲。或許就能使晉軍退兵。」使者回到衛國,按子貢計策行事,晉軍截獲了衛軍的糧車後,看到麻袋上「端木子貢」四字和遠處打著旗子的運送軍餉大隊,心裡一驚。開袋一看,裡面是黃燦燦的小米。他們認為,子貢運來的增援物資,必定十分充足,看來不可戀戰。晉軍一時軍心大亂,連夜棄城而逃。子貢兩千條麻袋和十面旗幡解救了頓丘城,消除了衛都的危險。
孔子曾經問子路、顏回和子貢的理想。子貢說:「我希望能遇上齊楚這樣的大國交戰。雙方的士兵都擺好了陣型,只等戰鼓一敲,便會激戰一場。就是這樣危機的時刻,我穿戴合禮,對雙方進行勸說,兩國馬上可停止戰爭,盡釋前嫌。」現在看來,子貢一直在為這個理想而奮鬥,他也真的做到了。(插圖3:子貢廬墓處)
子貢因政治的優勢而積累財富成為巨商,但並沒有成為自私的守財奴,他的心中充滿了對黎民百姓的關懷和同情,只要有機會,他便毫不吝嗇地抛撒自己的金錢,去幫助他所遇到的可憐的人們。《呂氏春秋‧察微》中寫道:「魯國之法,魯人為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取其金。」就是說子貢在諸侯國做買賣,看到有做苦工魯國籍奴隸。子貢就掏出錢替他們贖身,並給這些可憐的魯國人發了盤纏,讓他們回到自己的國家。按照當時魯國的法令,子貢可以到官府領取贖金。可是,子貢並沒有去領取贖金。這一行動使子貢的美名在魯國民眾中廣泛傳播開來。
子貢經商致富,是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促成的。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合理處理,對己身事業的影響起著積極的作用。在一切經營活動中,與人為善,正確處理人與人的關係,是商人成功與致富的公認秘訣。子貢無論是對衛國頓丘城的解圍和贖魯人於諸侯,無疑在客觀上樹立自己高尚偉大的形象,博取了相關諸侯國官員和百姓的好感,提高了知名度。再加上自己政治上的特殊身分和積極作為,所以上自人君,下至平民,都能得到其好處,從而也都稱頌其仁德。這樣以來,子貢成為巨商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在一個社會極度動盪的時代,子貢能夠洞察政治局面,使他的商業活動遊刃有餘,立於不敗之地。
子貢成為巨商後,沒有忘掉自己的孔門學者身分,他憑藉自己出使列國的機會和雄厚的財力,遊說列國,見機施惠,大力推廣儒家學說,揚播孔子的仁義道德,使孔子揚名天下,為宣傳孔學立下大功,因此也被後世冠以「中國第一儒商」的雅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