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耕二十年 施正鋒
思想啟蒙及文字鍛鍊
我從小喜歡塗塗寫寫，老師也蠻容忍的，好像也代表過學校去外面參加比賽。台灣人不會捲舌，無法字正腔圓，不過，動筆努力還是可以超越先天的結構性劣勢。高中聯考作文竟然掛零，低分掠過考上台中一中。回想當時的作文題目，依稀是要我們評論「客廳即工廠」政策，不喜歡歌功頌德，大概得罪了閱卷先生；日後當老師，對於有自己想法的學生，我會嘗試著去理解、甚至於欣賞。
高一的導師彭紫雲教國文(苗栗公館客家人，戰前日本青山學院畢業，二○一○年仙逝），恰好是父親早先二十多年前的先生。忘了是高幾的國文老師，要我們多唸《中央日報》的社論；然而，那些文字充滿教條，終於打斷我讀文科的念頭。誰會知道，現在除了接受稿約，竟然還當上報社的主筆寫社論。其實，中學時，還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地吸引著我，也就是父親不知從哪裡拿來的非國民黨人士所出版的刊物，包括黃順興等人；另外，數學老師黃呈明(彰化線西人）要我們趕快去買《台灣政論》，埋下有為者亦若是的種子，印證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所說的，現代的印刷術快速傳播民族意識，讓那些素未謀面的人可以凝聚成一種具有福禍與共的「民族」(nation），也就是「民族主義」(nationalism），以及「民族運動」(nationalist movement）。
大學沒考上醫科，陰錯陽差進入台大農業經濟學系，誓願把基本的經濟學原理以及經濟發展讀好，其他的能應付就應付；由於沒有聯考的束縛，因而有很多的時間想東想西，尤其是不時跑到位於南海路的美國新聞處去挖寶。嚮往自由的靈魂，碰上黨外雜誌百花齊放，剛好有另類的思想驅騁空間。參與了「大學論壇社」的外圍，認識了一些「搞怪」的異議分子，包括蘇煥智、劉一德和蘇瑞雲等等；想念那些沒有在政壇的兄弟，不知身在何處。
擁抱鄉土文學，正是黨外雜誌百花齊放之際。當時，只要風聞《自立晚報》「不小心」報導說哪一本被查禁了，立即跑到大學口的報攤去搶購；久而久之，跟老闆娘都有默契了，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根本不用開口。當然，查禁的單位也懂得不能殺雞取卵的道理，雜誌才可能永續經營，他們才有業績。對我來說，那都是省下自助餐的錢，吃飯不太敢點肉、更不用說魚，因此，結婚前的照片都是瘦巴巴的，彷彿是鄉下來的營養不良小孩，或是腸胃不好。
在這時期，恰好經歷「中」美斷交、中壢事件以及美麗島事件，步調快到無法想像。大學四年住在僑生宿舍，本地生不想住、教官也懶得管。一家烤肉、三家香，不管是《美麗島》或是《八十年代》，香港來的舍友雖然不以為然，卻會不時前來借閱，甚至於激烈辯論；他們的論點不外是只要有富裕經濟以及自由法治就好，為何要多事追求民主及獨立？比較特別的是，位於樓梯口的閱報室訂了幾份香港報紙，儘管是審核過的，尺度明顯比國內報禁解除前的媒體還來得開放；過了半夜，就只有我跟狗，我也屬狗，看來看去是一群狗，不過，還是有一些啟發。近年來，看到他們反彈中國的洗腦教育，倒是後來居上；反觀我們自己人習慣中國國民黨所灌輸的那一套，只能說這是一群「心滿意足的奴隸」。
真正有很強的驅策力動筆，是許信良在《長橋》雜誌寫了一篇文章，他把被巴基斯坦軍事政府吊死的總理布托描寫為殉道者，這跟我在Time、或是Newsweek所獲得的訊息大相逕庭，因此寫了一篇「布托─一個迫害反對黨的政客」(一九七九）來加以反駁。在畢業之前，又寫了「海格外交政策的困惑」、「薩爾瓦多國防軍謀殺了修女」以及「恒河下游的兒女──孟加拉」，刊在《縱橫月刊》和《政治家》。在草木皆兵之際，最大的問題是能投稿的地方不多。
金門當兵回來，白天在翻譯社上班，晚上又到中廣翻譯外電，拚命賺錢，希望能趕快存到第一年的學費出國。這時候，接觸到的國際資訊更多，特別是重大事件的背景分析，令人喜出望外。每天半夜回到家裡，繼續寫稿，偷偷在《生根》以及《台灣年代》等黨外雜誌發表文章，包括「亞美尼亞人的獨立運動」以及「庫德人──世界的孤兒」等等文章。不過，那時候已經開始體會到，必須更上一層樓，透過知識的吸收，以及專業訓練，才能超越自己，否則，只是在「整理」別人的想法；換句話說，除了「知道」東西，更必須有自主「分析」的能力。
白天的工作是翻譯藝術百科全書，除了要認識藝術的專有名詞，最重要的挑戰是有固定的篇幅，除了要求信雅達，還必須一對一，不能多、也不能少；不過，這是很好的訓練，以後碰到有字數的限制，就知道要如何裁剪，不要為難邀稿的朋友，讓對方覺得學者不講道理、文章落落長。另外，在中廣當編譯的磨練，也是難得的經驗；經過福州師傅一次又一次地修改，特別是口語化的要求，不能過於艱澀，要讓沒有看到文字的人也都能聽得懂。
平面媒體的邂逅
在留學美國七年間，雖然在同鄉的刊物《鄉訊》，以及同學會的《台灣學生》寫了不少東西，卻沒有在台僑的報紙真正寫過東西，只有一篇「咱第三代的前輩黃信介」被《台灣公論報》轉載。除了留學生與同鄉的關注差異，可能還與理工科與社會科學的專業要求不同，總是覺得論理的方式迥然不同，或許因此沒有很強的投稿動機。其實，到目前為止，我還是依然很少主動向報紙投書、而是應邀寫稿居多，臉皮比較薄吧！在這裡，我們收了兩篇被拒絕刊登的稿子，大概是被認為不夠「鹹」(聳動）。(編按：即『長仔不想被看扁』、『電火球決定不亮了』）
在一九九一年回國任教，次年才開始寫報紙的專論，那是在加入台灣教授協會後，由於隸屬法政組，被安排在《台灣時報》、《民眾日報》、《自立早報》以及《自由時報》寫「台教論壇」。台灣人讀社會科學的本來就不多，即便有也以法律居多；即使是政治學博士，基本上未必願意加入台教會，因此，被要求做雜務的機率當然比別人高很多，因而接觸很多一般學者不願意碰的議題。除了使命感以及好奇心，更重要的是不服輸，每次碰到新的課題，就很想做起碼的瞭解，並且問自己：如果是讓你做決策，應該要如何著手分析？
剛開頭的十年，被邀稿的機會其實不多，平均一年不過十篇左右，而且往往是燃眉救急。記得當時小孩還沒有上學、不識字，然而，當我拿著報紙興沖沖的想與他分享，說今天有爸爸的文章，這是「我ｅ名」；久而久之，他還沒看到報紙，遠遠地就會說：「施正鋒」。其實，當時的困境之一是自己的中文生疏許久，往往立即的反應是英文概念或詞彙，常常必須拿出《大陸簡明英漢字典》，由英文單字來查適切的漢字，真是痛苦萬分。當然，現在可以邊寫邊線上搜尋，方便多了。儘管如此，由於耳朵分不出ㄓㄔㄕ與ㄗㄘㄙ的差別，時常必須嘗試錯誤才找得到正確的字，因此，到目前為止，注音輸入還是有些障礙。
在這同時，台獨聯盟出錢辦《台灣評論》，雖然並未公開盟員身分，卻自然而然擔任主筆，算是練筆的好機會。後來，先後擔任文宣部主任以及發言人，不時撰寫聲明稿，而且往往是短時間內必須交差，而黃昭堂主席思慮周延，習慣退回再三修改，相當嚴格，甚於斥責又不是跟人家相罵，不要用那麼強的字眼；還好有預官步校「合理的要求是訓練、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練」的經驗，即使高深莫測，也是敬謹受教。
真正比較像是自由撰稿人(freelance writer），是開始接受《聯合報》邀稿之後，以台獨的立場回應中國的政策，或是以本土派的觀點觀察民進黨。一開始，由於台教會在林山田的帶領下發動「退報運動」，因此，只敢接受訪問。後來，李永熾老師鼓勵說，反正神父跟牧師傳道沒有甚麼幫助，不如趁機會打開台派的言論市場，從此放膽寫稿。雙方有共識，文章內容原則不動，而標題可以由編輯決定而花俏一點，只有一次「小鳥依人」被一個女編輯刪掉，因而好一陣子藉故推辭不寫。
當時的輿論界視《聯合報》為保守派的報紙，而《中國時報》則似乎類屬於自由派。通常，《聯合報》遇到重大事件，在傍晚開完編輯會議後，就會立即來電邀稿、甚至於請人畫漫畫配合；如此禮遇，讓藍綠雙方支持者覺得無法理解。相對地，《中國時報》則會做比較長的規劃，譬如大選之際。在二○○五年初，《中國時報》開始邀請我寫「觀念平台」，每兩個禮拜一篇、三個月一個週期，可以說正式成為專欄作家，一直到淪陷為止。這段期間，自由自在寫了不少非政治的議題，算是快意人生。
本土陣營部分，在一九九五年底出現的《台灣民族晚報》，社長施建生熱情提供篇幅、長短不拘，彷彿是有一塊租借地，直到一九九九年夏天為止。兩千年大選期間，接受劭立中的邀請，使用英文在Taiwan News寫了幾篇專欄，嘗試過美式的幽默，順便把不方便明說的看法偷偷釋放出來。在二○○一年幫《台灣日報》寫過幾篇專論，至於《自由時報》，則除非經過安排，很少主動投稿，因為其有特別的政策偏好及政治傾向，也就是教育關懷及反三通，否則，被退稿的機率相當高；另外，由於字數要求越來越短小精悍，頂多只能短打，往往無法暢所欲言。不過，也有一篇長文「大前研一的五大邏輯謬誤、四大錯誤認知、三大用心惡毒」(二○○三）(編按：本書割愛，未收入）破例被接受，連兩個圖都登出來，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
主筆的日子
在二○○四年，《話題雜誌》邀我擔任主筆。在二○○七年夏天，蘇進強邀請我擔任《台灣時報》主筆，展開寫社論的生涯，差不多半個月一篇，劉志聰接任總主筆時亦然。沒有想到，當念理工的陳茂雄接手後，更加頻繁，有時將近每週一篇；當時在東華大學擔任原住民民族學院院長一職，時常在行政會議上接到電話，問說「正鋒兄，今那日甘(敢）有閒寫社論？」往往必須在會議結束後騎腳踏車，衝回原住民族學院的辦公室開機趕稿子；迄今，這已經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了。在二○一○年春天，他還邀我每個禮拜寫一篇專論，剛好補「觀念平台」的青黃不接；為了應付週一交稿，週末都在構思，我因此建議他每三個月一輪，免得壓力太大。
前副總統呂秀蓮在二○○九年創辦《玉山周報》，義不容辭擔任主筆，也是時常扮演救火隊的角色，特別是政治制度方面的建議。從劉志聰、王崑義到葉伯祥，都會來電邀稿，大概每個月寫一篇，甚至於到後期，幾乎每期都有文章，寫到連自己都覺得有點不好意思。雖說是周報，其實是比較像縮短週期的政論雜誌，因此，字數允許比較長一點、而且時間也比較充裕，可以做比較深入的討論，這是一般報紙無法享有的奢侈。
在二○一二年初，經過學生的建議，我開始加入臉書(ＦＢ）的行列，從此，多了一個分享理念的管道。在復活節前後，爆發「文林苑」事件，我發憤研讀美國的法院判例，把心得ＰＯ(上傳）到ＦＢ臉書，得到相當的迴響，原來，老百姓也是有想要瞭解公共議題的欲求，就看掌控輿論的菁英是否用心書寫。我後來發現，ＦＢ臉書除了有透過社交群來進行傳播的功能，最大的特色是以圖片的辨識為主，因此，必須考慮如何以圖來吸引朋友閱讀文章；不過，找圖的時間可能比寫文章還長，相當傷眼睛。
長輩誇我下筆很快，其實，這是被逼出來的。一開始寫專論，都是台教會的秘書處在排班，有時候，幾個月前就決定了；戰戰兢兢，希望能在政治分析中偷渡一些學理的知識。冷板凳坐久了，慢慢地有上場機會，即使是代打也要保握，想辦法讓自己從Ｂ軍變成Ａ軍，有點像是必須先在ＮＨＫ紅白歌合戰(歌唱大賽）參賽，才有機會在壓軸上演出。一般而言，寫稿的時間約六個小時(聯合報傍晚五時至十一時、台灣時報中午十二時至六時），有時候，對方會情商提早交稿，不過，至少也會有四個小時；偶而有不去不行的婚宴，可以預留版面，九點多趕回家，必須在兩個半小時完稿，這是一種自我挑戰。
其實，不管是一個月、一個禮拜、還是一天前，結果差不多，差別在於文字的斟酌，往往改到最後是四平八穩，缺乏原汁原味。到目前為止，最為好友津津樂道者，是在微醺的狀態下，未加任何修飾就ｅ出去的文章。早期，老婆還會幫我再讀一遍，看是否會過於簡約跳躍；現在，兩人晚上還是忙，一個在書房、一個在客廳用手提電腦，已經沒有家庭警總審查。當然，有時候在第二天的早餐桌上，還是會被批評寫得太深奧、塞的東西太多。
我有自我要求的標準，也就是起碼的正確描述外，必須有切入的分析框架來幫助思考，以求合理的解釋及預測；當然，絕對不能拾人牙慧，更不允許事後諸葛亮，因為，那是對自己專業的不尊重。其實，早期的記者很厲害，除了報導、還擅長內幕解析，譬如朱玲惠、朱浦青以及已過世的樊嘉傑，我瞠乎其後，只能從理論著手，看是否能提供基礎的概念及架構，來達成社會教育的目的。換句話說，我個人的看法如何並不太重要，在乎的是讀者是否能學到思考的方式，在下一回就可以自己嘗試看看、卻又能做有系統的分析，沒有必要仰賴菁英的詮釋。
對我自己來說，最滿足的地方是能說服記者或政治人物接受我的觀點；如果看到引發的媒體討論順著我的調子、甚至於用字淺辭大同小異，也可以讓人虛榮地高興一整天。坦白說，政治分析比較簡單，至於進一步的政策建議或是制度設計，因為大家各有盤算，很難立竿見影，必須長時間不斷陳述，才有可能曉以大義、循循善誘。另外，事過境遷，能證明自己的先見之明，也可以自豪當年的訓練是紮實的，以及學以致用的努力是有成果的，作為知識分子，這樣的社會責任就夠了。《讀賣新聞》在二○一二年大選之前要我預先推測，如果不同的人當選總統，將會有何種內外挑戰及走向，這又是新的嘗試。
「預言」與「預測」的區別
我在一九九一年回國到淡江大學，教政治學、公共政策、國際關係等等。當時，學校的招牌是未來學，院長要我代表院去學校開會，負責所謂的「政治未來」。我一直沒有很大的意願，因為我的專長之一是「比較外交政策」(Comparative Foreign Policy），老師警告我們不是算命的，不會未卜先知，我一直謹記在心。
當時，由於國際關係或區域研究的學者未能預測蘇聯解體，對於整個削術界的打擊很大，特別是所謂的「克林姆林宮學」(Kremlinology）專家。記得剛到學校沒多久，在校車上，同仁跟我分享一個故事：一位戰略專家上電視分析中東情勢，信誓旦旦美國絕對不會打伊拉克，結果，老布希在第二天就出兵了。
這裡，牽涉到的是學者的專業責任。就科學的過程而言，當一個事件(event）變成公共議題(issue）之後，接下來的工作不外乎正確的描述、合理的解釋以及有效的建議，如果以醫療過程來看，就是問診、病理、藥理(或治療）三大項。當然，如果行有餘力可以做預測(forecast），具體而言，就是根據先前的觀察和歸納，嘗試建構一個將重要變數納入的模型，然後，假設某些變數變動的情況下，會有幾種可能的發展。
我們一般比較熟悉的是氣象預測，經濟學家往往會有相當複雜的計量模型。政治學的預測模型比較難，主要是牽涉到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瞬息萬變，有效掌握比較困難，特別是個性；當然，口是心非、打死不認，也是常見的反應，更不用說，當事人很可能並不清楚自己行為的意義。儘管如此，比較外交政策還是有些初步的概念架構幫我們分析，尤其是在心理學家的幫助下，理解決策者的特色，包括個性、興趣、理念、訓練，以及角色等等因素。
我們必須指出，預測並不等於預言(prediction），也就是說，我們是科學家、而非算命仙。差別在於後者鐵口直斷，至於問他為甚麼，答案千篇一律是天機不可洩漏；而前者則必須有一個理論支持的分析架構，指出因果分析，然後考察變動的因素，再綜合推測可能的影響。
基本上，科學預測是建立在合理的命題(proposition），也就是在何種條件下，可能會有怎麼樣的發展，而非憑空杜撰的臆測(conjecture）。當然，有經驗的學者不會只是吊書袋，或是光把相關因素列出清單就好，而是要進一步找出這些因素的相對重要性(potency），以及可能發揮運作的情境條件(contingency）。就這一方面而言，我發現比較外交政策的訓練與經濟學有相通之處。
就先前大家熱烈討論的民進黨人頭黨員，除了制度設計的思考，要如何解釋背後的政治結構因素？在戰略三角的態勢下，邏輯上有多種發展的可能，而最簡單的盤算是兩邊加起來大於第三邊，這是當年美國與中國建交的想法，季辛吉並沒有更複雜的理論。也就是說，為了避免見樹不見林，當然要做合理的解釋。政治結盟是有默契的，政客不會昭告天下、也不會正式簽約。要判斷我的分析是否合理，就看民進黨全國代表大會，只要維持以全民調辦理初選，我推測的短期目標就是正確的，其他，還有中長期目標，敬請檢驗。
政治人物的干擾
人都有立場，以及價值觀，這是避免不了的。然而，我也很珍惜自己的專業信譽，特別是從事政治分析之際，事後一定會再確認，如果有差錯，必須檢討哪一個環節出了問題；當然，絕不允許盲人摸象或是後見之明。其實，各行有各行的規矩，儘管要求不同，卻還是有相對的客觀標準。
許多年前，我被某團體要求做政治情勢分析，在政治老前輩之前班門弄斧，最大的挑戰是有不少政治運作是密室進行，只能做合理的假設，再根據可能變動的部分去推論。報告結束，眾人紛紛發問，主要是討論前提假設，或是論理是否合宜。不過，有一位學法律的長輩質疑，很多事情都還沒有發生，怎麼可以做這樣的假設？律師的責任講求證據，目的在於罪行認定的攻防，有多少證據講多少話，頂多是選擇性呈現。這是法律系畢業的職業性反應，卻未必適用在一般的行為分析。
然而，政治學的功能不同，除了要解釋已經發生的行為，還要做政策建議。更重要的是，對於社會科學家而言，我們的政治觀察透過媒體的報導，會進一步左右輿論，這時候，政治人物考量得失之後，極可能會調整既定的行為。如果政客因此改弦更張，再來沾沾自喜挑戰我們的預測不準確，只能說，那是自欺欺人，因為，我們至少達到嚇阻的效應了。
以外交政策而言，除了採取行動，還有可能決定不為所動（decide not to act）、緩兵之計（no decision），或是猶豫不決（hesitation）；問題是，在沒有具體的行為時，很難判斷是哪一種動機，這時候，就看觀察家的經驗及能耐了。拿到國際場域來看，外交本來就是爾虞我詐的，而軍事上也有欺敵戰術，一般的說法是聽其言、觀其行；然而，當對方出兵的時候才猛然大悟，這時，後悔已經來不及了。以希特勒為例，為了全力攻打法國，先跟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等到攻下巴黎，沒有半句廢話，馬上出兵打史達林格勒，史達林啞巴吃黃蓮，只能自認判斷錯誤，可以要求日耳曼人因為食言而肥而道歉嗎？
順便揭露一個密辛。我在二○○四年秋天於《聯合報》寫了一篇「陸委會的整併，蔡英文為甚麼反對？一人決策？制高點決策」（編按：本書改題為『蔡英文安什麼心』），一大早，到淡水就接到電話，質疑為何要在「匪報」修理她？接著是，這些她都還沒有做，憑甚麼做這樣的推測？其實，動機論是很無聊的，因為我的立論很簡單，純粹是從憲政原理的總統職權切入：
蔡英文認為，一人決策是危險的，如果是指總統的話，他／她至少還有民意基礎做後盾，難道，部會首長一人定案就會比較英明？其實，以美國來看，總統好比是腳踏車的中心軸承，而部會有如不可或缺的輻射形支條，也就是說，總統的決策一定要根據相關部會提出的政策規劃，不可能只是由總統府的幕僚來做準備工作。
不過，令她耿耿於懷的是下列政治判斷，彷彿洩露了不可告人的天機：
令人好奇的是，已經當過政務官的蔡英文，究竟只是單純的為舊日部屬爭取高級文官出路的保障，或者是總統府與行政院的仍然步調不一，又或者民進黨內部盍各言爾志，只是為了年底的選舉策略中的中國政策做定調的先聲，也就是新潮流的對中鴿派姿態，為全面接班打基礎呢？
或許是因為法學與政治學的專業訓練差異，彼此對於事後追究犯行、事先的政治情勢估計有不同的重視、或是純然是個人氣度的問題？總之，這是第一次碰到政治人物有這樣不可理喻的反應，可以說是嘆為觀止，因為不管是藍營或是老共，即使立場不同，至少表面上還要客客氣氣地講點道理，更何況是不應罪及妻孥！
政治學的訓練告訴我們，政治行為往往是隱諱的，必須抽絲剝繭、旁敲側擊，絕非人云亦云，更不能當政客的傳聲筒，那是丟臉的事。我們有義務把觀察到的分享給其他人，如果因為戳破政客苦心所包裝的美好形象，惱羞成怒要告誹謗，更是匪夷所思。坦白說，我們的民主迄今還停留在投票主義，選民要負很大的責任。一些人事不關己，一些人則崇拜英雄，四處拜神、找神、甚至於造神，看法不同的就打成異端，宛如中世紀歐洲的獵巫。
感謝與期待
在這二十年當中，總共寫了大約五一○篇篇，我先選了三○○篇左右，之後篩選到一七○篇，最後定稿成一四七篇。首先，我要感謝多年來安排我寫稿的朋友；我也要感謝我的讀者，尤其是打電話來的朋友。當然，更要謝謝翰蘆圖書出版公司的洪詩棠發行人，若非他的鼓勵，沒有想到會出版這本小品文集。最後，特別要感謝家人的寵愛及包容，這些都是犧牲家庭生活而來的。然妻孥也因為我而在工作崗位上、在學校裡受到特別的「待遇」，因此，這一本書應該要獻給你們。一個真正的民主社會，是建立在有獨立思考、自主判斷的選民，真誠期待那天早日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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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光的台灣：施正鋒20年短篇文選 作者：施正鋒 出版社：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3-11-07 語言：繁體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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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天光的台灣：施正鋒20年短篇文選
施正鋒教授是國內知名的政論家，也是很用心於學術的政治學者。本書收錄他從美國學成返台，這20年來的各項觀察，也是瞭解台彎從威權到民主的每個轉折事件的學者看法。
20年來，台灣變化劇烈，施正鋒教授不只是文字上的關懷，他更投身社會運動與人文議題，他內心的夢，總是期盼著臺灣這塊土地，從暗夜到天光。
施正鋒這本文集，文字短而深邃，直而不曲迴，是一位知識分子的社會良心之作。
作者簡介：
施正鋒
從台灣大學農業經濟系畢業後，赴美取得愛荷華州立大學政治學碩士、俄亥俄州立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返國後，任教淡江大學、東華大學，曾任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院長，現為東華大學民族發展暨社工學系教授。
施正鋒的文筆，不拐彎抹角，有話直說，他在為文分析時，經常流露很濃的愛深責切之心。本書是作者這二十年來短篇文章的精選，大致已涵蓋這二十年來台灣社會每一個轉折的軌跡，是台灣發展變化縮小版的評述紀錄。
作者序
筆耕二十年 施正鋒
思想啟蒙及文字鍛鍊
我從小喜歡塗塗寫寫，老師也蠻容忍的，好像也代表過學校去外面參加比賽。台灣人不會捲舌，無法字正腔圓，不過，動筆努力還是可以超越先天的結構性劣勢。高中聯考作文竟然掛零，低分掠過考上台中一中。回想當時的作文題目，依稀是要我們評論「客廳即工廠」政策，不喜歡歌功頌德，大概得罪了閱卷先生；日後當老師，對於有自己想法的學生，我會嘗試著去理解、甚至於欣賞。
高一的導師彭紫雲教國文(苗栗公館客家人，戰前日本青山學院畢業，二○一○年仙逝），恰好是父親早先二十多年前的先生。忘了...
思想啟蒙及文字鍛鍊
我從小喜歡塗塗寫寫，老師也蠻容忍的，好像也代表過學校去外面參加比賽。台灣人不會捲舌，無法字正腔圓，不過，動筆努力還是可以超越先天的結構性劣勢。高中聯考作文竟然掛零，低分掠過考上台中一中。回想當時的作文題目，依稀是要我們評論「客廳即工廠」政策，不喜歡歌功頌德，大概得罪了閱卷先生；日後當老師，對於有自己想法的學生，我會嘗試著去理解、甚至於欣賞。
高一的導師彭紫雲教國文(苗栗公館客家人，戰前日本青山學院畢業，二○一○年仙逝），恰好是父親早先二十多年前的先生。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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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自序／筆耕二十年
一、天光時候：社會角落
001仲夏日的街頭午會
002天光與暗夜
003解嚴二十年
004卑微的犬儒也有感情
005街頭上的陽光
006鐵絲網的雷射光
007社運的落寞
008入夜的凱道
009傳道與說教
010暴力有三種
011黑污的民主白衣
012政客政黨政治
013推倒家園的國家機器怪手
014文林苑的國家暴力
015高雄港都的北中人
二、綠色草根：民進黨歡悵
016政黨的躊躇
017派系恐怖平衡
018黨主席的負荷
019黨綱的包裝行銷
020...
一、天光時候：社會角落
001仲夏日的街頭午會
002天光與暗夜
003解嚴二十年
004卑微的犬儒也有感情
005街頭上的陽光
006鐵絲網的雷射光
007社運的落寞
008入夜的凱道
009傳道與說教
010暴力有三種
011黑污的民主白衣
012政客政黨政治
013推倒家園的國家機器怪手
014文林苑的國家暴力
015高雄港都的北中人
二、綠色草根：民進黨歡悵
016政黨的躊躇
017派系恐怖平衡
018黨主席的負荷
019黨綱的包裝行銷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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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資料
- 作者： 施正鋒
- 出版社： 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3-11-07 ISBN/ISSN：9789865860257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42頁 開數：16開
- 類別： 中文書> 社會科學>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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