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儒袍雨驟
本來,人類歷史會在時間中蹣跚其步。但突發的偶然卻往往驚擾歷史的進程。
超越自身的歷史需要勇氣。
超越置身其中的民族的愚妄需要加倍的勇氣。
而超越了自身與民族並將其保持下去,則需要非凡的勇氣。
無疑,忽必烈是一位偉人,但他還沒有達到「非凡」 的地步。
無論是他做為蒙古帝國的大帝,還是作為大元的皇帝。
從蒙古草原分娩出的黃金家族, 從他們呀呀學語的幼年起,學習的就是如何選擇水草豐美的草地和怎樣去放牧自己的牲畜。此外, 彎弓射箭、圍獵野獸, 襲掠敵人的營盤、據為己有, 也是他們的必修課之一。無疑,所有的這些他們都技藝精湛。
直到成吉思汗在斡難河畔樹九旄纛的時候,知識分子, 專門以治理他人為職業的人, 對黃金家族來說, 還是件新鮮的不可理解的話題。游牧並不需要這種白吃之人。但到成吉思汗到達花剌子模帝國的首都時,成吉思汗已能容忍大鬍子耶律楚材以「治天下匠」自居的狂言了。
窩闊台時期,近侍別迭認為漢人無補於國要求「悉空其人, 以為牧地。」 耶律楚材爭辯說, 他可以每年從漢地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匹、粟四十萬石。窩闊台半信半疑, 請他試驗。於是,耶律楚材奏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稅使, 一年後窩闊台果然親眼見到了猶如變魔術出來的錢糧, 驚疑不止, 問:「你從沒有離開我的身邊, 怎麼搞到這麼多錢穀?像你這樣的異人, 漢地還有沒有?」 耶律楚材十分謙虛: 「那裡的人都比我強。臣不才, 才被金國皇帝留在燕京, 所以才到了合罕的身邊。」嚐到中原剝削制度甜頭的窩闊台當天就封耶律楚材為中書令, 讓他搜刮漢家儒士, 整治錢穀。因此從窩闊台時期,蒙古帝國已經認識到用漢族知識分子去搜括漢地財富是條有前景的路。
慎重起用賣身投靠自己的原金國轄域的漢人世族武裝來維持漢地的秩序, 對諳熟兵法的蒙古帝國而言,比起用漢儒來說則容易接受得多。早在木華黎經略金國時, 蒙古帝國就開始大肆招降漢人軍將, 由這些漢人武裝來維持漢地的秩序,以彌補蒙古的軍力不足。質樸但不失精明的蒙古人在這條必然之路上走得十分輕捷。
任何一個從北方俯衝下來的游牧少數民族, 意欲在中原站穩腳跟, 都必須依靠漢人的勢力。蒙金戰爭中, 在金國的疲憊與蒙古的強勁兵鋒縫隙間, 漢人豪傑武裝由鼠而虎, 迅速崛起, 擁兵持戈者多如牛毛。後經過窩闊台的梳理,投附蒙古的軍閥被封七個萬戶,藉這些所謂「世侯」來統治漢地。這些「世侯」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內專擅生殺禍福聚斂封植之權,成為一股不容小覷的漢人軍閥勢力。兵精但人少的蒙古帝國對這些軍閥也愈加借重。
忽必烈正是在漢地世侯林立的歷史背景下, 進駐漠南漢地的。他最早接觸漢人當始自端平三年(一二三六年)窩闊台的封土分民, 他母親的封地是真定路。唆魯禾帖尼很有遠見地利用漢人來管理這塊封地,並將一些漢人知識分子和世侯子弟招至漠南,為自己服務。真定世侯董氏三兄弟董文炳、董文忠、董文用就是這樣陸續到達忽必烈身邊的。
進駐漢地的忽必烈為掠取人望與培植自己勢力,藉機將蒙古人萌芽的聰明給與有力的助長。於是,他身邊滾雪球般出現一個龐大的漢人智囊團, 並將漢人「世侯」軍閥也置於藩府的巢下。
針對窩闊台以來的「漢地不治」情況,忽必烈用漢法治漢地,試了三個地點以後,其成效與忽必烈的信心我們已經在以前目睹過。對忽必烈邀結漢人的良苦居心我們也似有所聞,中統建元就是忽必烈與漢儒親暱所結的碩果。
草原出身的忽必烈讓草原諸王迷惑不解, 他為什麼一頭栽進漢人的亡國之音裡?也許我們站在二十世紀去預言忽必烈是為了奪取蒙古帝國汗位, 十分合乎邏輯,但這會被忽必烈嗤笑與憤怒,儘管有不少人已朝這方面努力並且十分勇敢。
但有一點我們可以大膽地流之筆端, 忽必烈卓見到漢地不治的原因正是由於用草原的法則去強施於漢地。其力圖改良以達長治久安, 則是鐵的事實。所以,我們不需要用誇張手法就可以說明忽必烈已朝著超越自身與超越黃金家族的草原性方面努力, 並且有斐然之績。
由此,我們再去理解中統建元也許會更全面些。
忽必烈是有思想、有見地的統治者。當歷史將他推到漢地,推到文明程度較高的人群中後,他濡染了中國的帝王思想,並隨時間的推移,帝王思想在其頭腦中開始紮根。蒙哥的猝死,使他豁然開朗, 借重漢人謀士的計策和漢人軍閥的軍隊去爭奪蒙古汗位,便順理成章。
因此中統建元前後, 忽必烈對漢人十分倚重。首先我們看中統元年的宰相名單,左丞相是禡禡, 平章政事為王文統、趙璧,右丞廉希憲,左丞張文謙,參知政事張啟元。禡禡我們不清楚他的族屬, 廉希憲是漢化極深的畏吾兒人,其餘全是漢人。接著看同年的地方機構十路宣撫司長官:京路宣撫使賽典赤、李德輝, 副使徐世隆; 益都濟南等路宣撫使宋子貞,副使王磐,河南路宣撫使史天澤;北京等路宣撫使楊果, 副使趙炳;平陽太原路宣撫使張德輝,副使謝瑄; 真定路宣撫使孛魯海牙、劉肅;東平路宣撫使姚樞,副使張肅;大名彰德等路宣撫使張文謙,副使游顯;西京路宣撫使粘合南合,副使崔臣濟;京兆等路宣撫使廉希憲。十九位地方官員中除孛魯海牙、粘合南合、賽典赤、廉希憲四人外,其餘十五人都是漢人。以上諸位漢人,除史天澤還肩挑軍閥之名,其餘均是以知識分子身分效力於忽必烈的。這批人賣力地為忽必烈爭奪地盤,對穩固忽必烈在漢地的統治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忽必烈敢於將大權交付漢人,也說明了忽必烈對他們寄予了充分的信任。
對漢族軍閥,忽必烈也同樣倚重。當阿里不哥徵兵招馬於和林,忽必烈也在漢地徵調軍隊。拱衛燕京的基本上是漢軍,關隴一帶漢軍也是一支勁旅,與蒙軍共同防禦渾都海。交戰之後,張柔、史天澤等七個萬戶率軍追隨忽必烈大戰阿里不哥鐵騎,卓有戰功。
忽必烈不懂漢語,不能與漢儒直接交談,也不能閱讀漢文典籍。但他超越語言障礙,去體會漢意,並將之為己所用,已十分了不起。總括中統建元前後,忽必烈和漢人的合作是令人滿意的,雙方都有一種愉快感。
附會漢法,以儒家治術統御中原,以中統建元為標誌, 表明漢法的魅力, 漢人的精神已附著於忽必烈了。以漢法治漢地從而成為忽必烈施政思想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揮之不去,驅而不散。
確切地說,忽必烈從淳祐二年(一二四二年)起追跡漢人治術,到中統建元,跨出了飛躍性的一步。如果我們比照一下忽必烈早年「思大有為於天下」的理想,那麼,我們是否可以說,他實現了自己的一半理想,並隨之也超越了其自身。
但我們對忽必烈採擷漢法務必要持謹慎的態度。有一件小事足以遏制我們對忽必烈狂熱地個人崇拜。淳祐十二年(一二五二年),張德輝和元好問去謁見忽必烈, 請求他做「儒教大宗師」,忽必烈毫無懼色,欣然接受這頂令孔孟之後的歷代碩儒也為之汗顏的桂冠。據我們所知,忽必烈不會說漢語,對漢字也似乎不通,甚至對儒學內部紛呈的流派,互相攻訐的原因至死也沒弄清過,但他竟敢毫不膽怯地給自己罩上「宗師」的靈光,這不得不使我們再次去揣摸忽必烈急切尋找治術,攏絡人才、掠取人望以致飢不擇食的焦渴心情。僅僅從這一點,難道我們對忽必烈的實用主義,還能不遺餘力,罔視事實去盡情謳歌嗎?儘管有許許多多的先哲以及還將湧現的漢家文人依然視忽必烈為儒家的聖哲帝王。
事實上,忽必烈從未拋棄祖父成吉思汗的英雄主義,蒙古黃金家族征服人類的自豪。他脈管裡奔騰不息的蒙古人的血,決定了他不能也不可能與祖輩、父輩這些榜樣決裂。他依然將蒙古人創造的偉業置於自己敬仰之列,甚至模仿先輩將列祖列宗的事業推向新的高峰。功蓋黃金家族也許是他「大有為於天下」 的另一半含義。
與成吉思汗所不同的,僅僅是歷史逼使忽必烈, 不得不去損益祖父的成法才有可能達到或超過他心目中的「大有為」。因此,他的著力點不在於抨擊祖父們的「文治多闕」,而在於他需要補文綴治, 從而將黃金家族的征服事業推向完美, 推向長治久安,推向具有人情味、易為征服地人民接受的地步。
另一方面,歷史的慣性使忽必烈必需不渝地,起碼是口頭上要遵循成吉思汗的舊制以證明自己的合法性。因此,在蒙古諸王面前,他也極盡謙恭,折節去籠絡以塔察兒為領袖的東道諸王。對個別西道諸王及征大理、南宋時的蒙古將領,他也刻意糾聚,締造忠於自己的強大蒙古軍隊。從根本上來說,這才是忽必烈心目中的根。事實上,他只有依賴這些諸王和蒙古軍隊將領,才能求得成吉思汗的原諒、草原諸王的認可。在開平召開的忽里臺正是這些諸王擁戴的。
從景定元年(一二六○年)即汗位至景定五年(一二六四年)政敵阿里不哥投降, 整個中統年間(一二六○年至一二六四年)忽必烈所追求的就是得到其他諸王的承認。他絲毫沒有理由去和蒙古帝國決裂。著眼於蒙古貴族利益過去是,將來也是忽必烈施政思想的基礎。
因此,忽必烈的「大有為於天下」可一剖為二, 一方面是以繼承先祖的蒙古大汗事業為抱負,以為黃金家族蒙古貴族謀利益為己任; 一方面變通祖制,擷採漢法, 治理漢地, 秉承中原歷代王朝的大一統思想,拓土開疆。
成吉思汗用兵鋒鐵蹄,暴力殘殺秋風掃落葉般清除了身邊諸國之後, 他留給繼承者的只是在草原游牧文明與農耕定居文明之間搖擺的兩元治術。捨此,則不可能調和這二者間的矛盾,否則,要麼草原人淹沒在汪洋大海般的農耕人民中間,要麼農耕地區被闢為牧場,將歷史的車輪倒轉。
精明的忽必烈, 以金世宗為楷模, 不自覺地跳起搖擺舞,乃歷史使然。對草原諸王,或者也可以包括成吉思汗的在天之靈:質問、怒責忽必烈純屬枉然;而漢儒碩士,向忽必烈投諸滿腔激情,企圖「以夏變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