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今年八月下旬,《中國時報》資深記者李金生先生,由《青年日報》記者楊威廉先生陪同蒞臨新市里,針對「金門特約茶室」議題專訪於我。訪問稿並分別於九月九日及十七日,在《中國時報.都會新聞版》以全版之篇幅刊出。坦白說,這段「過去」的歷史能蒙受《中時》的青睞,並由資深記者李金生先生執筆作深度報導,復又在全國性的版面刊出,他們對這段歷史的重視可見一斑。身為當年業務承辦人,以及《金門特約茶室》乙書的作者,的確與有榮焉。然而,當我看到〈為了蓬萊米少將惡整少校〉這個斗大而聳動的標題時,將軍那副色迷迷的嘴臉,隨即浮現在我腦海裡,讓我原本平靜的心湖,猶如波濤洶湧的大海,內心的激昂不言可喻。這段報導除了根據我的口述外,亦參考拙著《金門特約茶室》書中的附錄──〈沉迷侍應生美色的某將軍〉,也就是〈將軍與蓬萊米〉的濃縮版書寫而成。
不可否認地,〈將軍與蓬萊米〉是我一篇極其重要的短篇小說,但在結集成書時並沒有把它歸類好,以致不能凸顯這篇作品的時空背景與既有價值。即使多年後的此時,每當想起這件事,仍然讓我感到懊悔,甚至經常地思索要如何來彌補這樁憾事。於是經過再三地考慮和斟酌,我決定以它為書名,把爾時將軍醜陋的面目與德性,原原本本地呈現在鄉親與讀者們的面前,讓他們重新看看軍管時期,某些高官不欲人知的醜行醜態。並同時把之前兩篇以特約茶室為背景的作品〈再見海南島 海南島再見〉與〈老毛〉,另加上一篇以白色恐怖為題材的近作〈人民公共客車〉,讓它們聚集在一起,成為一本單獨的小說集。縱令它們發表的時間前後相隔十餘年,但能把它們做一個妥善的歸類,對一位正與時間競走的筆耕者來說,其紀念意義遠勝實質價值。
時光匆匆,在轉瞬的剎那間,無情的光陰已讓我從朝氣蓬勃的青年,變成即將回歸塵土的老年。回顧之前書寫這幾篇小說時,內心的確有太多的感慨。但隨著歲月的更迭、年華的老去,卻也激起我青年時期諸多的回憶,始有〈再見海南島 海南島再見〉這篇小說的誕生。當讀者們讀完這篇小說,勢必能領會到情為何物,以及情的可貴。但情感的衍生確乎相當微妙,非僅要兩情相悅,更要以誠相待,始能持之以恆。這不啻是亙古不變的定律,也與地域、年齡或職業沒有絕對的關聯。故此,當這篇小說在《金門日報.浯江副刊》刊載時,曾獲得許多意想不到的回響和鼓勵。即便時隔多年,仍舊讓我銘記在心。
眾所皆知,在戒嚴軍管時期,金門長年駐守著數萬大軍,金防部直屬的金城、明德、武揚、經武四大營區,以及太武守備區與擎天峰,更有數十顆明亮耀眼的星星在閃爍,他們美其名叫「將軍」。即便多數是身經百戰、戰功彪炳、學養俱佳的將領,但亦有少數不學無術,僅懂得逢迎拍馬求官之道的軍中敗類。如果沒有親眼目睹他們囂張跋扈的醜態,我們始終認為高官有高人一等的品格和學養。可是當他們醜陋的嘴臉暴露在我們眼前時,卻也讓我們大失所望,原來將軍亦不過爾爾。甚至我筆下那位沉迷侍應生美色的將軍,其品德和操守,簡直比大字不識一個的老粗還不如。
回想當年,政戰部所有官兵幾乎都看好留學德國、學養俱佳的王副主任會晉升少將。可是元旦到台北授階的竟是此君,除了跌破眾人的眼鏡,也讓我們徹底地瞭解到卑劣而令人不敢苟同的官場文化,與此時鬧得沸沸揚揚卻查無「事證」的賣官案又有何差別?但是,吉人自有天相,惡人則會遭受天譴。翌年,王副主任除了晉升少將,並調至國安單位擔任要職,其仕途可謂如日中天;而此君不久即被解甲,其原由並非屆齡退伍,而是與酒和女人脫不了干係。縱使我無意揭露將軍醜陋的面目,亦不該把長官的醜行醜態記錄在文學作品裡。然而,爾時所發生的種種事事則歷歷在目,每逢想起,無不在我心中激盪。那時,一提起將軍的尊姓大名或綽號,幾乎無人不知、沒人不曉。唯一不知其醜行者,或許只有他自己。因為他非僅目中無人,亦從不正眼看人,故而也就疏於照照鏡子,看看自己那副不可一世的德性,以及人人欲誅之的豬哥相!
仔細地想想,將軍所作所為,以及他的品格和修養,確實不值得我們尊敬。可是,軍人素以服從為天職,即便我是聘員,亦不例外。無論將軍的人品有多麼地卑劣,或是動輒要屬下立正站好聽其訓話,個個莫不屈服於他的淫威而忍氣吞聲敢怒不敢言。儘管其惡行惡狀以及令人不齒的豬哥相上級長官已有耳聞,可是他依然我行我素、不思檢討,更不把長官的勸導當一回事。終究,歹路走多總會撞見鬼,當三杯黃湯下肚而忘了自己是誰、再次伸出令人不齒的鹹豬手時,終於踢到鐵板。其惡貫滿盈的下場,教人不勝唏噓。這不僅是他罪有應得,也是咎由自取,拍手稱慶的部屬簡直不可勝數,並非只有我一人。
可憐的將軍,在丟官又遭受解甲後,並沒有再次地蒙受命運之神的眷愛,甚至惡運連連、無日無之。最令他痛心疾首的或許是,之前蓬萊米傳染給他的梅毒,隨著官運的亨通,以及經常有拍馬屁的屬下進貢「狗鞭酒」之類的聖品讓他補身,因此毒素在他體內潛伏多年並沒有發作。而萬萬想不到,在丟官後情緒受到巨大影響的當下,梅素竟死灰復燃,毒素不斷地在他體內蔓延、擴散,甚至一發不可收拾,真是應了俗諺:「惡人自有惡人磨,蜈蚣碰見蚰蜓螺」。於是在病入膏肓的情境下,終於走上黃泉路。任誰也想不到,一個堂堂正正的革命軍人,一個蒙受黨國栽培的將軍,最後並非戰死在沙場,而是因酒和女人而亡。
不可否認地,台灣一些在風塵打滾的性工作者,多數已知道金門特約茶室的營業環境,以及來金謀生的管道。於是她們自願承受心靈與肉體的雙重苦難,冒著砲火的危險來到這座小島討生活。即便金城總室及各分室總共只有一百六十五個房間,但數十年來,在「迎新送舊」的情境下,少說亦有數千位從事性工作的侍應生,曾經來到這座島嶼為三軍將士們服務。首先,她們必須面對那些在這座島嶼等待反攻大陸的北貢兵,除了解決他們的性需求外,亦可減少駐軍與當地婦女衍生的感情糾紛;更可避免軍人因壓抑的性無處發洩、而以暴力強姦在地婦女的失控行為。儘管她們背井離鄉,冒著砲火的危險隻身來到這座小島嶼純然是以賺錢為目的。但若以祥和安定的社會層面而言,她們對這座島嶼的貢獻則不容小覷。至少可減少當地婦女無端地遭受非理性軍人的蹂躪和禍害,這是身為金門人必須體認的事實。
固然,軍人必須有健康的身心、強壯的體魄,才能夠「打倒俄寇,反共產;消滅朱毛,殺漢奸。」彼時早晚點名必唱的:「大哉中華,代出賢能,歷經變亂,均能復興,蔣公中正,今日救星,我們跟他前進!前進,復興!復興!」這首莊嚴神聖的〈領袖歌〉,其嘹喨的歌聲迄今仍然在我們耳際繚繞。可是帶領他們出來的「蔣公中正」已客死異鄉,再也不能成為他們的「今日救星」。在反攻大陸無望時,屆齡又要遭到解甲的命運,因此,多少老兵在夜深人靜時含淚低吟:「海風翻起了白浪,白雲瀰漫著山旁,層雲的後面就是我的家鄉……。」或是「我的家在大陸上,高山高流水長,一年四季不一樣,春日柳條長,夏日荷花香,秋來楓葉紅似火,寒冬飛雪過重陽……。」當他們懷抱的美夢破碎時,又有誰能瞭解到他們內心的苦痛,以及少小離家老大不能回的思鄉情愁?每每看到他們搖頭感嘆惘然無助的神情,以及無語問蒼天的悽愴心境,想不教人悽然淚下也難啊!
自從大陸撤退迄今,多少老兵的屍首深埋在異鄉的土地上,成為無主的孤魂野鬼,這不僅是大時代的悲歌,也是那些有家歸不得的老兵心中永遠不能撫平的傷痛。即使公部門曾結合民間善心人士力量,聘請高僧為他們舉辦水陸法會,但是否真能撫慰他們的亡魂?或是讓他們的魂魄回歸故里?誰也不得而知。試想:他們一生忠黨愛國,隨著國軍部隊南征北討,而後撤退到這座離家最近的小島上,等待反攻大陸的號角響起,好衝鋒陷陣、收復河山回家去。無奈一等數十年不能如願,他們內心的苦痛非三言兩語可道盡,甚至大部分均已隨著年華的的老去而凋零。我們不得不為在這塊土地上殉難的老兵,流下一滴滴悲傷的淚水。
即使〈老毛〉這篇小說並非是全部老兵的寫照,然其有家歸不得的心境則是一致的。或許較幸運的是他退伍後,在偶然的機緣下與侍應生古秋美結成連理,而後定居在這座小島上,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不管古秋美之前生下的孩子是那位恩客播下的種子,但老毛始終把他視為已出,孩子長大後亦懂得反哺,也因此而死後他的香煙有人來延續,神主牌有人來奉祀。類此,似乎也是少數在異鄉覓得終身伴侶的老兵,內心最感安慰的地方。但這種例子與撤退來台的數十萬老兵相較,仍然相形見絀。
金門地區自民國四十五年六月起,即實施戰地政務試驗,直到民國八十一年十一月始告終止,前後長達三十六年又五個月之久。其間不少鄉親因不知戒嚴軍管的利害關係而一時失察,或說錯話,或寫錯字,或誤觸法網,竟被金門防衛司令部依「戒嚴時期懲治叛亂條例」移送軍法究辦。讓人不可思議的案例是:某鄉親在候車時因一時無聊,用撿來的粉筆在金城客運公司經營的「公共客車」前端寫上「人民」兩字,成了「人民公共客車」。原本只是基於好玩的心理,但卻被有心人士密報,認為「人民」兩字是共匪的「慣用語」,且明目張膽地在公共場所書寫,有「為匪宣傳」的意圖。於是情治單位拿著雞毛當令箭,不分青紅皂白立即予以逮捕,並由武裝士兵押解到「金防部南門新生隊」偵訊、刑求。復押至警衛營羈押百餘日,過著暗無天日非人道生活,再以「叛亂」罪名移送軍法審判。
雖然軍事檢察官偵訊後,依據「戰時陸海空軍審判簡易規程」及「懲治叛亂條例」以「叛亂罪」把他提起公訴,但世間畢竟還有公理的存在,在軍事法庭審判官明察秋毫的審理下,認為「被告並無為匪工作之事證,與首開法條不合,應予諭知無罪,以昭平允」。然而,縱使還給他清白,但其受創的身心與戕害的人格尊嚴則難以彌補。在戒嚴軍管時期以及戰地政務體制下,類似如此的「政治冤獄」不知凡幾,這非僅是受難者的悲哀,也是島民的不幸。可是時至今日,又有那位在朝為官的浯島俊傑或中央民代,膽敢站出來替他們說幾句公道話,或是替他們爭取一點補償來撫慰他們創傷的心靈?
儘管政府訂定「戒嚴時期人民冤獄賠償法」,可是在爾時那個「想抓就抓」、「想打就打」、「想刑就刑」、「想放就放」的威權時代,單行法剝奪了島民應享的權利,高官的一句話就是命令,誰膽敢不服從?試想,又有什麼文件可留存下來當證物呢?因此在舉證困難的情由下,受難者想依法申請賠償談何容易,說它是緣木求魚一點也不為過。故而,它也是促使我根據那份判決書,書寫〈人民公共客車〉這篇小說來記錄這段歷史的原委。如此,不但能讓後代子孫瞭解到戒嚴軍管時期的恐怖,亦可讓他們感受到三十餘年的戰地政務試驗期間,島民身心所遭遇到的苦楚和災殃。
重新審視這幾篇作品,縱使仍有待加強與改進的空間,可是當初創作時的那份心境,迄今仍然在我心頭蕩漾。因此,我必須保留之前創作時的那份質樸,不想更動文中的任何一個章節或詞句。設若爾時沒有在金防部政戰部承辦過福利業務,沒有接觸到那些為十萬大軍服務的侍應生;沒有到過海南島的天涯海角,沒有親眼目睹將軍醜陋的面目;沒有老毛和古秋美這對露水夫妻,沒有看過中華民國四十五年度潭判字第七○號那份判決書,豈能憑空想像出這幾篇作品的人物和故事?故而,我認為這幾篇作品必有它的可讀性與時代性。儘管小說可以虛構,但卻不能與時空背景及常情常理相違背,倘能有如此的體認,即便是虛構的故事,讀來也會有一種真實感。現下把它們聚集在一起,成為一本名符其實的小說集,復以全新的面貌來呈現,似乎並無悖謬之處,亦無矇騙讀者的意圖。
整理好這本書,老家楓香林區的楓葉已由翠綠變成紅色。轉眼,又是落葉飄零的時節,亦是自己人生歲月日暮途遠的黯淡時分。然而,無論是人生七十古來稀,或是人生七十才開始,於我都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即便人生七十近在眼前,但對我而言則備感遙遠,是否能幸運地抵達終點仍是未知數,豈敢輕言人生七十才開始。因此,我必須把握當下的每一個時光,趁著太陽尚未西下時刻,運用上天賦予我的智慧和毅力,在這塊歷經苦難的土地上努力耕耘。不管種下的果樹往後能採擷到多少果實,不管來日是否能感受到收獲時的喜悅,對我來說已毫無意義可言。我依然會堅持當年投身文學的初衷,以一顆誠摯而熾熱的文學心,與這塊歷盡滄桑的土地相偎倚。縱使在文學領域裡,我書寫與傳承的只是個人的心靈特質,以及對島鄉人、事、物的關注。可是我仍然深信,當四十餘年的筆耕生涯劃下句點,當生命遭受歲月的腐蝕而歸零時,我的作品依舊能在這塊生我育我的土地上流傳,故而,我又有何遺憾可言?屆時勢將含笑地走向另一個美麗的新世界,展開我神遊安樂國的另一段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