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新文學廣告與作家佚文
在新文學發展的三十餘年間,許多文學期刊和書籍上出現了大量的書刊宣傳廣告,它們是書局、出版社為了促銷而刊載的宣傳文本。新文學作品能順利的到達讀者,新文學廣告在其中發揮出了獨特的仲介作用。由於文學期刊、書籍與出版社特殊的關係,一般會在本社出版的各種雜誌和書籍上刊登大量的文學廣告。雜誌上的廣告,大抵放在裡封、底封以及前後的襯頁;書籍上的廣告,大抵放在底封的襯頁。新文學史上的一些重要刊物,如二○年代的《小說月報》、《語絲》、《新月》,三○年代的《現代》、《文學》、《七月》,四○年代的《文藝復興》、《文藝陣地》等刊物都刊載了大量的新文學廣告。一些新文學書籍上也刊載了部分書刊廣告,如「文藝連叢」、「未名叢刊」、「烏合叢書」等的廣告就附於原書之後。「良友文學叢書」的廣告刊載在書底封的襯頁上。此外,一些發行量大的報紙如《申報》、《大公報》、《新華日報》等也適時刊載了許多書店的圖書廣告。可以說,新文學從產生始,就伴隨著新文學廣告的出現,它見證了新文學發展的歷史。
新文學史上許多著名的新文學作家如魯迅、巴金、葉聖陶、徐志摩、施蟄存、胡風、老舍、卞之琳、葉靈鳳、黎烈文等又是著名的編輯家,在編輯生涯中,為了推薦文壇新人,推動新文學作品的銷售等,他們親自參與了新文學廣告的製作,撰寫了大量的文學廣告。作家寫廣告使文學廣告既充滿了現代文人的智慧,又蘊含著濃郁的文化底蘊。從內容上看,它們貯存有新文學生產、銷售、傳播等方面的大量歷史資訊,隱含有大量作品的修改和版本變遷的史料,揭示了許多文學期刊的創辦、發行過程的內幕,留下了文學運動、文藝鬥爭的痕跡,呈現了作家或編輯之間關係……等等。就文本而言,其版式設計新穎,匠心獨具。其廣告詞有許多是精美的文章,不乏凝練、靈動、幽默和詩意,理應成為現代廣告詞寫作的經典範本。這些提供了新文學作家生存狀況、作品的創作和接受情況和當時新文學出版界、期刊界現狀的文字都是作家們精心構思的傑作,是他們文學創作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和史料價值。
但遺憾的是,後人在編輯這些作家的全集或文集時,這些廣告文字很少收入,已成了不受重視的佚文。以魯迅為例,魯迅在一生的文學生涯中撰寫了大量的文學廣告,但現在《魯迅全集》(二○○五年版)中收錄能確定為魯迅所寫的文學廣告僅四十餘則。可以肯定,在長達三十餘年的文學(其中編輯的文學刊物數十種)生涯中,魯迅為自己、為他人寫的文學廣告遠遠不止這個數,現在收錄的僅是他所寫文學廣告的一小部分。而如能大量收集並考證出魯迅所寫的文學廣告,不但是對魯迅作品的補充,豐富魯迅的文學活動,也是考察魯迅作為一位傑出的文學編輯家的實證材料。如考證出魯迅所擬《蕭伯納在上海》一書的文學廣告已被最新版《魯迅全集》收錄。讀了這則廣告,對當時的上海文壇可見一斑。又如有學者在〈談談魯迅時期的《莽原》廣告〉 中通過合理的考證和推斷,發掘出魯迅所寫多篇廣告文字,而這些文字未收入最新版《魯迅全集》。但是,對魯迅廣告文字的考證還遠不夠,還有很多沒有歸屬的廣告文字需要加以辨認。
與《魯迅全集》中的廣告數量相比,《茅盾全集》、《老舍全集》、《巴金全集》、《郁達夫文集》等中收有作家的廣告文字就更少了,而這些作家在文學生涯中,也寫了大量的文學廣告。作為新文學史上著名的編輯家,他們的廣告文字不僅是對其編輯身分的最好證明,也是大大豐富作家們文學活動的原始文獻。而這方面的文字材料卻往往被忽視,實在是個缺憾。如三○年代編撰的《中國新文學大系》,為了推廣宣傳,主編趙家璧邀請了參加編選工作的十位作家為它寫了〈編選感想〉(加上蔡元培先生,共十一位),全部影印了作家的手跡,這些手跡印在大系樣本和單張宣傳廣告上。可是,事隔四十多年才被作為重要的佚文發現,至今還有部分作家的《編選感想》沒有收入他們的作品集中(《魯迅全集》、《茅盾全集》、《郁達夫文集》、《知堂書話》、《阿英文集》已收入,《蔡元培全集》、《鄭振鐸文集》、《胡適文集》、《鄭伯奇文集》、《洪深文集》、《朱自清全集》還沒有收入)。所以,許多新文學作家所撰寫的眾多文學廣告同樣需要考證和輯錄。
對於新文學作家所寫廣告的輯錄和考證,就目前所能見到的成果實在是屈指可數。《葉氏父子圖書廣告集》(上海三聯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可能是唯一的圖書廣告個人專集。但是,此書收集的葉氏父子的書刊廣告也只是他們所寫廣告的一部分,還有許多沒被收錄。李濟深編著的《巴金與文化生活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二○○三年版)中,以附錄的形式僅摘錄了巴金創作的十九篇廣告。張永勝的〈雞尾酒時代的記錄者──《現代》雜誌〉(上海人民出版社,二○○三年版)以專章的形式考察了《現代》上的書刊廣告,但卻沒有指出每則廣告為誰所寫。范用編的《愛看書的廣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二○○四年版)收錄了大量的書刊廣告,也列出了許多作家寫作的廣告,如魯迅、葉聖陶、胡風等,但對許多廣告的寫作者,仍然沒有加以說明。此外,張擇賢的《書之五葉──民國版本識見錄》(上海遠東出版社,二○○五年版)中簡略地提到了魯迅、巴金、葉聖陶等人的廣告文字。也有一些編輯家和書評家如趙家璧、錢伯城、歐陽文彬、王建輝等注意到了新文學作家撰寫的廣告的價值。但是,對新文學廣告的收集、整理、研究還並不為大多數現代文學研究者所重視,他們在閱讀新文學期刊的時候並沒有對新文學廣告加以有意識的收集。由此,對新文學作家文學廣告的考辯和輯錄也鮮有研究成果。至今,許多新文學作家的廣告文字仍然沒有收入他們的作品集中,對他們編輯身分等方面的考察與研究無疑缺失了許多有價值的原始文獻。
當然,不可否認,要全面地對新文學廣告進行考證和輯錄是一項艱巨的工程。正如樊駿先生所說:「……有關文學作品的廣告等,也都理應在文學史料中佔有一席位置,它們散佈的範圍很廣,有用的內容又大多相當零碎,宛如在大海中撈針,不易搜羅,更容易為人們所忽視。」 要仔細辨別每則廣告由誰所寫更是難上加難,許多新文學作家和編輯早已作古,而且他們對文學廣告的創作僅僅是作為「副業」來看待的,很多是現寫現刊,沒留下文字的記載。更為殘酷的是這些廣告文字正隨著老期刊雜誌的銷蝕腐爛而逐漸消失(我們一般的研究者只能讀到一些影印期刊,而這些影印期刊中許多廣告頁就沒有被影印)。但是,這些都不是文學研究者籍以推脫的藉口,關鍵的是我們對待文學研究的態度,史料收集和考辯確實是一件費力不討好的事,以至許多碩士、博士研究生都不願選擇這一方向,但這又是文學研究的基礎。任何在現代文學研究領域取得成就的學者,無不是從史料的收集與整理起步的。對作家作品力求收錄齊全,不僅是對作家本人負責,也是全面研究該作家的基礎性工作,這是任何一位文學研究者的義不容辭的文化責任。因此,收集、整理、辨認、輯錄作家的文學廣告是一項緊迫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