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在《文學中的城市》(The city in the Literature)中,理查.利罕(Richard Lehan)將城市視為「都市生活加之於文學形式和文學形式加之於都市生活的持續不斷的雙重建構」 。這樣的概念用在十七年社會主義城市及其文學之上也是同樣有效的。作為不同於資本主義的城市類型,社會主義城市所體現的「另一種現代性」並不為人所熟知,但其文學(或文化)想像在與城市的互動過程中所體現的文化政治卻包含著更為複雜的內涵。而本論文通過解讀「社會主義文學」的「城市視角」,也意在揭示這種中國現代性的秘密。在此,張英進教授的名著《中國現代文學與電影中的城市》具有方法論的啟示意義。如其所言,「本書研究的不是『城市文學』本身(那是一種具體的文學),而是『文學中的城市』,即文學與電影文本中想像的城市。」 因此,其研究的重心不是城市文學,而是「文學中的城市」:不是城市如何影響了文學,而是文學如何通過對城市的「構形」成為現代中國一個重要的文化生產形式。在這個過程中,「作者有意繞開文學中的城市再現的真實性及其與現實城市的關係這一難題,而是強調文學與電影作為一種話語方式如何象徵性地構築『真實的』或『想像性』的城市生活,如何使城市成了一個問題」 。在這本書中,「構形」成為解讀文學中城市的核心辭彙,它指文學藝術對城市書寫或敘事的結構方式──不僅包括作品中所呈現的城市形象,更指作者敘述城市時運用的感覺體驗和話語修辭「策略」。這毋寧說是一種「以城市為方法」的文學∕文化研究方式。在此意義上,探討文本創作的意義便在於去追問「城市是如何通過想像性的描寫和敘述而被『製作』成為一部可讀的作品」 。張英進的研究在張鴻聲教授那裡得到了回應,張鴻聲也認為,傳統的城市文學研究,強調的是城市之於作家的經驗性,而忽視了文學的「文本性」。城市文學之於城市,絕非只有「反映」、「再現」一種單純的關係,而可能是一種超出經驗與「寫實」的複雜互動關聯 。因此,城市的歷史形態與城市文學文本之間構成了極其複雜的對應關係,這一切則以對城市的不同表述體現出來。而城市敘述也絕不以城市題材為限,它可以存在於各種題材之中。所以,鑑於城市文學研究自身逐漸以「城市性表述」涵蓋了「文學再現城市」,從概念上來說,「文學中的城市」要比「城市文學」能夠揭示更多城市對文學的作用與兩者的複雜關聯。而從方法論的角度來說,後者更接近文化研究 。因此就本文而言,論文也試圖以「文學中的城市」為方法探討十七年文學與社會主義文化的複雜秘密。
本論文除導論和結語之外,將分五個章節來討論十七年文學中的城市表述,從而一窺「社會主義文化」及現代性的矛盾問題。
其中第一章通過討論「進城」及其文學表述的問題來呈現城鄉格局中的「社會主義城市」的意義。主要以小說《我們夫婦之間》及相關作品為線索,通過論述「墮落幹部」的進城故事展開「革命之後」的「進城」衝突與改造焦慮的問題。由此得以呈現「從鄉村到城市」這個中國革命的基本命題,以及社會主義革命遭遇城市「市民社會」的理論難題;另外,「農民進城」與城市想像一節則主要探討農村題材小說中的城市敘述問題,通過「進城的鄉下人」視野來呈現城市在社會主義文學中的意義。它通過鄉村倫理的堅守、浪漫主義的城市批判,及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選擇這三者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在「驅魔」資本主義城市和建構社會主義城市的過程中「構形」城市的意義,並由此彰顯彼時的意識形態症候。
第二章「城市改造的文學敘述」主要通過中國共產黨進城和城市改造的文學表述,來討論解放及社會主義文化的積極意義。主要以「改造龍鬚溝」、「改造妓女」及建設「工人新村」等三個個案,分別闡釋中國共產黨的城市改造及其文學敘述的現代意義。如果說作為一部城市改造的「寓言」,「龍鬚溝」的故事將城市環境治理與一個國家萬世太平的隱喻聯繫在了一起,那麼「50年代的妓女改造」運動則更為鮮明地呈現出「城市文明病」的「療救」與「衛生現代性」的建構所蘊含的辯證關係,而「工人新村」的敘述則更為鮮明地突出了城市工人階級的解放議題。
第三章「消費城市的空間變革」則主要通過1950、1960年代《在懸崖上》、《霓虹燈下的哨兵》等幾部代表性作品,討論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如何改造城市消費空間的問題。然而,無論是從「營業舞廳」到「機關舞會」,還是「街道」的美學變化,抑或是從「無軌電車」到「火車」的空間變革,城市消費空間在社會主義城市改造中始終陰魂不散,既成為後者貶抑的對象,又是其得以借重的寫作資源。
第四章「革命倫理與城市日常生活」主要討論意識形態的城市中日常生活的頑強記憶。這裡既涉及「消費城市」的遺跡,又關聯著市民日常生活。隨著戰爭的勝利,無產階級革命從農村來到城市。在此之中,意識形態的燭照固然使得昔日城市的資本主義繁華無處遁逃,但作為傳統藏汙納垢的所在,解放的城市在社會主義改造之後,並沒有一勞永逸地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聖地。相反,在革命宏大話語的裂隙中,城市「消費主義」的殘餘依然猖獗,它充滿誘惑的面孔「幽靈般」地呈現,給「革命之後」的城市日常生活帶來了莫大的焦慮。革命年代的「上海姑娘」形象,體現出意識形態表述與城市摩登記憶的複雜糾結,從而彰顯出摩登與革命的辯證關係。而在《上海的早晨》等社會主義改造的經典文本中,也出人意料地呈現著城市物質主義的敘述,這種無意識的「文本分裂」流露出的情感傾向引人關注。而作為「消費城市」的衍生物,《年青的一代》、《千萬不要忘記》等作品中城市日常生活的張揚和市民社會的消費記憶,也嚴重地干擾了意識形態的達成。
第五章則探討作為「消費城市」救贖方式的「生產城市」的文學建構過程。在此,「生產城市」的建構並非一句空洞的意識形態口號,而是實實在在的政治實踐,即它必須訴諸工業化的城市建設。作為曖昧城市的療救手段,從「消費的貶抑」到「機械的讚頌」,工業題材文學成為社會主義城市書寫的理想方式。在此之中,工業「風景」與工人階級的主體性得到了張揚。此外,儘管作為社會主義現代性的勞動本身突顯出極其非凡的意義,但「勞動的烏托邦」以其與資本主義共用的現代性(現代化),也出人意料地顯露出「異化勞動」的跡象。然而,在「生產的城市」的建構過程中,工業題材文學突顯出它的核心矛盾,即「激情」與「理性」的衝突,此處的「激情」作為一種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表達方式,成為療救資本主義科層制現代性的重要手段,當然,在「衝破規程」的背後,也隱藏著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爭辯和第三世界的現代性焦慮。
總之,論文通過考察「社會主義文學」與「城市」這個資本主義「場域」之間衝突、順應、分野的意識形態聚合過程,來探求一種「社會主義城市」的文學表達。儘管在這種表達背後,暗藏著「革命之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矛盾性和內在焦慮,但卻是從中分析中國社會主義遺產和教訓的絕佳視角。在這個意義上,解讀「社會主義文學」的「城市視角」,分析十七年文學中的城市表述,為分析1980年代中國社會轉型提供了解釋的依據。
需要指出的是,本論文的部分章節曾以單篇論文發表於《文藝爭鳴》、《當代電影》、《文藝理論與批評》、《河北師範大學學報》、《漢語言文學研究》等刊物,在此需向以上雜誌的網雙龍、徐輝、檀秋文、李雲雷、劉德興、武新軍等諸位老師表示由衷的感謝。本論文還有部分章節曾以會議論文在北京大學「眾聲喧嘩的中國文學──首屆兩岸三地博士生論壇」,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文學海外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博士生論壇,以及北方工業大學西山跨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在此也一併感謝以上諸校的會議主辦方。作為一部學位論文,本書的寫作參考並吸收了該論題最新的研究成果,凡引用他人成果之處皆做了注釋,以此向諸位學術前輩致敬,或許有些遺漏的,還請各位見諒,當然,其中的責任自然是由我承擔。期待諸位學術同行的批評指正!
徐 剛
2012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