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新版）
常書鴻先生《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一書新版即將與讀者見面的前夕，友人們希望我能介紹一點關於這本書形成的過程。我腦海中浮現出我與先生共同生活、學習、工作四十八年一幕一幕的往事，心潮起伏，但又不知從何談起。我非常笨拙，就簡略談一點吧！
在與先生共同生活近半個世紀的日子裡，我深深感到先生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他是一位經歷了清朝、民國到新中國的三朝人物。在中國戊戌以來翻天覆地的歷史洪流中，他像一塊頑石，由黃河源頭隨著這條母親河浪濤翻騰、衝擊、滾跌以及河水的撫慰，而形成了一塊奇石，一個奇石式的人物。
先生一生，堪稱戲劇性的一生，充滿了矛盾，經歷了極度困難和坎坷。他的生活經歷，他走的路，往往形成兩個極端。他出生在一個滿族享受皇餉的駐防杭州的小軍官──世襲雲騎尉的封建家庭，但他卻漂洋過海到法國追求西洋教育；他崇拜西方美術，在法國勤奮學習，獲得得過金質、銀質獎，被評選為法國美術家協會超選會員，肖像畫協會會員，在法國過著安逸舒適的畫家生活，但他卻在見到伯希和《敦煌圖錄》和吉美博物館的敦煌絹畫以後毅然回到祖國，到敦煌從事祖國藝術瑰寶──敦煌藝術的保護與研究，終身不移；他生長在山青水秀，號稱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西子湖畔，但他卻一頭紮進荒漠戈壁，在這人跡衡少的敦煌莫高窟，一耽就是半個世紀；他是一個熱情洋溢、感情豐富的人，但同時又是一個對認定要做的事非常自信，鍥而不捨，保持了「杭鐵頭」特性的人。在敦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事業中，堪稱是一位工作狂式的敦煌癡人。他不抽煙不喝酒，從來不貪圖清閒安逸，除到國外出訪有些遊覽安排外，在國內他從不遊山玩水。一九五一年，我們住在天安門內西朝房，開了住房的門即可隨便進出中山公園，但他從不去逛。「文革」前出差到北京，我們總是住在故宮，好幾次就住在故宮禦膳房午門內東側小屋子，進出午門卻從來未去過景山公園，至今我還不知道景山公署內是一種什麼景象。
一九八二年，先生和我遷居北京。他人在京城，心在敦煌。家中掛了好幾個鈴鐺，微風一吹，叮叮噹噹，他感到自己又像是回到了敦煌，九層樓的鐵馬叮噹，時時呼喚著他。直到一九九四年春節，當文化部和國家文物局的領導來家探望先生時，他還表達了要繼續敦煌研究的心願。當晚，他伏案疾書，寫了一封致江澤民主席的信。信中說：
東京一晤經年有餘，自感深蒙黨和人民厚愛。余致力敦煌文物五十年，尚覺未竟之事倍矣，然贏弱之軀力有不逮。
憶及當年受周總理「敦煌工作一輩子做不完，要世世代代做下去」之重托，現吾妻承仙、小兒嘉煌均有志繼承我的事業，……吾心稍安。
先生的心裡，裝的只有敦煌。他病重期間，全身浮腫，呼吸困難，低燒不退，但他對病痛隻字不提，話題只有一個，那就是敦煌。他忘記了自己的九十高齡和病重之軀，還在時時關心著敦煌藝術的保護和研究，憧憬著敦煌美好的未來。對於他來講，敦煌就是生命，敦煌就是一切。他是在對敦煌和敦煌藝術的深切懷戀中，離開我們，離開人世的。
先生魂系敦煌。
關於先生寫回憶錄的由來，還要從一九七五年談起。是年底，先生和我應蘭州中川機場邀請，為機場創作一幅長六米、高三米的油畫《劉家峽》，又名《激流頌》。這時正好《人民中國》主編康大川同志向先生約稿。先生就把他「文革」中寫的十多萬字的自題為《而今邁步從頭越》的檢討材料搬到中川機場，白天作畫，晚上整理材料，於是寫成題為《敦煌的風鈴──三十六年敦煌話滄桑》一文，後在《人民中國》上連載七期。
一九七九年，在全國政協出版社工作的賀捷生同志（賀龍長女）向先生約稿。她說，過去政協出版的文史資料很有特色，但戊戌以來的文化人包括不進去，因而決定出版《語言化史料叢刊》。第一輯刊登歐陽予倩、白玉霜、常書鴻、程硯秋等六人的傳記性文章。該輯出版後，讀者反應良好，據說常書鴻寫的那篇尤其受歡迎。
一九八一年，《人民日報》在日本的發行人秋岡家榮先生，翻譯了常書鴻的自傳本作品《鐵馬叮噹》，由日本學研社出版。
日本國際文化教育交流財團石阪紀念演講，自一九七八年起，每年邀請世界上一位科學文化界知名人士做演講。一九八三年，常書鴻先生是第六位演講者。先生作了題為《我與敦煌》和《敦煌藝術》的講演。在日本留學的兒子嘉煌根據先生的講演錄音整理後，題名《我與敦煌──四十年面壁荒沙裡》，由日本SIMVL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二年，在母校浙江大學路甬祥校長（現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等領導的熱情支持和鼓勵下，先生開始在上述已有傳記性文字的基礎上，重新整理文稿。以後幾次因病住院，他就把材料帶到醫院，一面接受治療，一面抱病撰寫回憶錄。在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李硯祖博士幫助下，終於完成文稿整理工作，並在先生九十誕辰之際，於一九九四年四月由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
《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初版時，先生考慮到書稿編得倉促，決定先少印一點；印出來的書，也主要用於向國內外各界親朋好友贈送，並未面向社會發行。有鑑於此，朋友們建議，把這部書稍作修訂，在一九九九年十一月浙江省博物館「常書鴻美術館」揭幕前再印一次，以滿足讀者的需要，同時也是對先生的一種紀念。就在這件事情醞釀的過程中，西北師範大學正式成立敦煌藝術學院，下設「常書鴻敦煌藝術工作室」，並把整理、研究常書鴻著作，弘揚敦煌藝術優良傳統納入工作計畫。我想，杭州是先生的故鄉，浙江大學是先生的母校，他的回憶錄初版本在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是先生的榮幸。
但同時，敦煌又是先生為之奮鬥了半個世紀的地方，也是先生的故鄉，而且摯愛至深；先生五六十年代曾在原蘭州藝術學院任院長兼教授，該院美術系當時設有「常書鴻畫室」；一九六二年蘭州藝術學院撤銷，美術系重又劃歸西北師範大學。所以西北師範大學可以說也是先生的母校。現在先生的回憶錄要出新版，在甘肅出，也在情理之中；先生在天有靈，定會為之欣慰的。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經過有關方面的協商，決定新版《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放在甘肅出版。這個決定得到了西北師範大學和甘肅文化出版社領導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浙江大學出版社的理解和同意。西北師範大學敦煌藝術學院「常書鴻敦煌藝術工作室」和絲綢之路雜誌社的同志們，還承擔了書稿的文字修訂、編排和印刷出版中的許多具體工作。在這裡，我謹向以上有關領導、朋友和同志們表示深深的謝意。
李承仙
1999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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