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耀杰兄又有新書即將付梓，囑我作一小序，遲疑許久，方才動筆。
原因很簡單，這些年來，耀杰的研究範圍很廣，許多課題於我而言，比較陌生，這本有關民國女性人物的書稿，其中一些人物，讀完之後，才有一定的瞭解。最初還覺得耀杰為何要寫這類看起來頗有點「八卦」的文字，並起了一個帶顏色的書名——《紅粉民國》。不久前，騰訊組織一幫人在海南定安開會，我與耀杰同居一室，細問下，才知道這是耀杰為北京《環球人物》雜誌開設「民國紅粉」專欄的文章匯總。這類題材，雖是舊人舊事，但經過耀杰的一番嚴謹考證和敘述，讀起來，仍感鮮活、立體，耀杰文史文章的魅力往往就在這裡。
本書中的一些民國女性傳奇人物，多與政學兩界的家事、國事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她們的內心掙扎、自我覺醒、社會參與、情感困局，乃至沉浮命運，多少可以折射出一個時代的詭異和變遷。在我看來，該書對近代以降女性話題與女權運動的研究，尤其是對弱勢女性個體生命的歷史再現，儘管同樣受到時代環境的影響，卻無不暗含研究者的價值傾向，也就是說，在傳統的中國男性「父權當道」的視角中，如何解讀近代女性走出家庭、爭取權利的多元面貌，以及她們豐富的內心世界，乃至長期以來自身性別與社會的緊張關係，倘若缺少「理性思辨層面上的真偽是非」，忽視每個時代的延續和斷裂，難免與史實產生巨大的落差。
在當下一些極具戲劇性筆法的歷史述說中，近代女性的「解放」是與革命、政黨、國家等主流話語聯繫在一起的，之前正統儒教「賢妻良母」道德格局被打破，她們中的一些人成為積極參與政治或社會活動的另類女性。但以今天的思考看，不啻于消解了一代女性在現實中的被動處境與真實困惑，其中最性感、最生動的一面被抹去了，某些人物最終淪為一個「政治符號」而已。因為誰都知道，近代中國除國民革命外，還有共產主義革命，二者一度合流，那些高舉反軍閥、反帝國主義的大旗「揮刀斬棘」的女性傳奇，曾經喧騰一時。尤其是追隨共產革命的一些女性人物，「革命」與「戀愛」如影隨形，私領域的情感在歷次革命風暴之下，成為某種「理想」的標榜。但事實上，當她們把自己的人生交出去之後，「自我」便在「集體意識」中逐漸消融，導致她們的「生命傳奇」滿是政治刻痕，甚至於傷痕累累。書中的陶希聖之女陶琴薰、張申府女伴劉清揚基本上是這樣的悲劇性人物，「娜拉」最終未能變成「革命的天使」，她們「就像在風雨中走失的一隻孤雁，誤入藕花深處，幾聲哀鳴，濺起幾多離愁……」
胡適曾經指出，一九二三年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分水嶺，此前大抵上是重個人主義，此後則進入集體主義。胡適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日記中這樣寫道，「無論為民族主義運動，或共產革命運動，皆屬於這個反個人主義的傾向。」耀杰研究歷史人物和事件，一直有自己的價值鏈條和譜系，他所認同的是胡適先生一以貫之的價值理念，即「以人為本」的自由、平等、民主、憲政的多層級、多元化的自由主義價值譜系。這一價值傾向，若落實到耀杰本人的治學中，對?事物件進行充分解讀或評價就有了一個明確的參照系，一如他自己所言，「只有在這樣的一個價值鏈條和價值譜系面前經得住歷史檢驗的歷史人物，才有可能成為推動歷史進步的健康力量，而不再是歷史敘述中的反面教材。」
耀杰比較注重文獻的運用和新史料的挖掘，這也是傅斯年提倡的史學觀念。對耀杰來說，完全是在於「深入考察該人物的歷史局限性和人性陰暗面」，「澄清還原已經被嚴重污染扭曲歷史事實」，相對於一般的歷史述說，則更具理性和思辨色彩，甚至得出的某些結論，與以往也有所不同。如他在書中對隆裕太后的歷史評價，對著名女作家冰心的客觀分析和史料指證，前者審時度勢，為了天下平安，以其果斷的決策，頒佈《清帝遜位詔書》，一舉打破中國社會南北雙方分裂敵對的政制僵局，成為「中國版的光榮革命」的終極決定者；後者左右逢源，「是一個從來不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的聰明女性」，尤其晚年選擇性記憶，對個人歷史採取「遮蔽隱瞞的態度」，無不「構成了一種事實上的反諷解構」……而這些，並非誅心之論，都是他基於對史料和文獻之解讀的客觀認識和價值判斷。所以，從閱讀的意義上來講，這本《紅粉民國》不乏精彩之處，許多篇什深入獨到，可圈可點。
耀杰是一位多產的、擅長運用史料的文史學者，我和他結識，最初就是從尋找史料開始的。在民國史研究方面，耀杰有著自己的路徑，最明顯的一點，就是努力在擺脫意識形態對歷史真相的羈絆和束縛。在耀杰看來，那些既有的價值混亂、以訛傳訛的歷史敘述，本質上受到某一派別話語權的影響，或許是出於無奈，或許是有意為之，但事實上造成的「唯我獨尊、唯我正確」的單邊敘述，不僅遮蔽和篡改多少歷史真相，也給今人重新認識那一段歷史帶來不小的障礙。
二○一一年年初，共識網在武漢舉辦「辛亥百年：變與不變」研討會，散會之後，清楚地記得，那一天是一月十一日，我與耀杰坐在漢口某賓館咖啡廳聊天，特別地安靜，只有我們兩個人，這是我們多年來少有的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談，我第一次深入到耀杰的內心世界，他對我說起青少年時代在河南鄉下缺衣少食的不堪經歷，包括之前祖父的「非正常的死亡」，以及後來在京城遭遇到的權力打壓，原來耀杰是有「舊恨新仇」的人，而且，從不諱言這一點，較之他的平穩文字，耀杰在某些時候言語上的「偏激」就可理解了。
耀杰讀研究生的專業是戲劇史，研究民國歷史和人物，應當是後來的事情。在中國傳統的戲臺上，曾經上演的大都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而耀杰的筆下，無論專著或單篇文字，他寫過袁世凱，寫過孫文，寫過宋教仁，也寫過黃興和陳其美，都是近代史上「帝王將相」式的風頭人物；耀杰還寫過袁克文、辜鴻銘、田漢、曹禺、路翎這一類文人，儘管他們的道路選擇不同，命運也不一樣，都或可歸入「文人才子」的類別。這樣看來，他筆下只缺「佳人」；這本《紅粉民國》中的女性人物，非名媛，即佳人，正好彌補這一「缺憾」。耀杰在不經意間把「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都寫到，說起來，是一種巧合，實際上，與他的治學視野有關。
作為耀杰的閱讀者之一，我對其文章是有偏愛的，便有了以上的序。雖是一孔之見，不過，耀杰「居高聲自遠」，這本書無論是誰作序，都會受到方家、讀者的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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