櫻吹雪
東洋列島,新年伊始,一月份、二月份、三月份,每個月忙忙碌碌都有花期。一月梅花,二月桃花,三月櫻花。這花是一種比一種開得嬌軟,桃花已失去了梅花的挺拔,櫻花更沒有桃花的翹首,簡直弱不禁風,一陣風過,就飄下一大片。然而賞花的事卻是越鬧越紅火。櫻花從南到北,從沖繩島到北海道,步步進軍,日本人用個很形象的詞——「櫻前線」。那不夾帶綠葉的櫻紅,野莽莽的,讓人們恍惚身處的不是人間,而是某個不可把握的地方。那些櫻樹下的飄蕩著的不陰不陽的日本小調,搖曳著的怪裏怪氣的舞姿,那些天當房、地當桌的人們,那些頭髮梳得精亮的男人和塗著厚厚脂粉的女人,那些洶湧的賞櫻人潮,都讓我們在感覺不可思議的同時,又有著隱隱的惶惑。果然,一場大雨就使得這一切銷聲匿跡了,宛若造物主將世界翻了個面。
提起日本的花,我們首先想到的就是櫻花。但日本的國花並不是櫻花,而是菊花,然而櫻花卻是象徵大和魂的。日本文化裏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物哀」,就是對物之易逝的傷感,一如對只開十多天的櫻花。在中國,也有「轉蓬之概」、「憂生之嗟」,比如晉人。但晉人由「哀」而轉狂狷,日本人則是由「哀」而沉湎。「哀」不是達到「不哀」的手段,「哀」本身就是目的。這似乎更符合「哀」的本質了,當我們哀傷的時候,我們其實並不需要別人把我們拉出來,訴說,也只需要你傾聽,訴說本身就是目的。那種開導、勸導的企圖是令人討厭的。實際上,沉湎於「哀」,有一種「哀」的美,淒絕的美。日本畫家東山魁夷畫了不少樱花,最著名的一幅《花明り》,题作「明」,其實並不明,不是明艷,而是凄艷。
日語中有個美麗的詞,形容櫻花飄落——「櫻吹雪」。「美少女戰士」北川景子的一首歌,就叫《櫻吹雪》。據日本《廣辭苑》解釋,「櫻吹雪」就是櫻花的花瓣像雪花一樣紛亂飛舞。那年在東京上野公園,就看到了這種情景,夢幻一般,讓你分不清是雪紛紛從天上降落,還是花瓣紛紛飛上天離去;分不清是來,還是去;分不清是生,還是死。日本人把死看成是新旅程的開始,他們把死叫做「去天國」,我們中國雖然也有這種說法,但是我們是真的恐懼死的,不到萬不得已,是不走這條不歸路的。但是日本人似乎不。2004年 10月 12日,一天之內,日本就有兩起集體自殺案件。富有意味的是,其中一個就發生在琦玉縣以觀賞櫻花聞名的美之內公園。四男三女共七個年輕人,租了一輛車,車內放了四個炭爐,燒炭自盡。他們還把車窗用膠帶密封,還在車外蓋一大片藍色帆布,顯示死意堅定。在日本,自殺不是個別現象,東京以西的靜岡縣的熱海,就是「情死聖地」。更不用說大量的作家藝術家,他們以死的方式完成了自己一生的作品,三島由紀夫切腹,川端康成打開了瓦斯。川端是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的人生最絢爛時自殺的,有人用「人生最璀璨時,不忍見櫻花凋落、杜鵑悲鳴」來解釋死因。三島事件,看似因為「憂國」,但也難說沒有對自身生命的恐懼,不能忍受健美的身體終有老朽的一天,他要趁自己還沒有衰老,把精彩定格下來,讓其產生「刹那的永恆」。某種意義上說,與其日本人追求的是活得精彩,不如說追求死得漂亮。
從織田信長到三島由紀夫,到川端康成,太多的日本人像櫻花一樣在瞬間燦爛之後,慷慨赴死,以達永恆。燦爛,死亡;瞬間,永恆;乃至其中包含著的恥辱與光榮,這幾對意義完全相反的詞,在我們看來,無論如何也不能糅在一起,但在日本人的思維中統一了,在櫻花的品格中統一了。我甚至想,之所以不瞭解日本,是因為不瞭解櫻花。二戰期間,當盟軍艦隊遭遇日軍「神風特攻隊」自殺式撞擊,看著成群戰機櫻花般凋落,直墜在軍艦甲板上,他們怎麼也不能理解發生了什麼。是,發生了什麼了?在日本這民族身上發生了什麼?在日本人內心裏發生了什麼?這些彬彬有禮的日本人,這些愛花愛美的日本人,他們怎麼了?我們不明白日本文化有著兩面性:文雅而又暴躁,賞花落淚而又殺人不眨眼。
愛有期
日本女作家林真理子的小說《一年後》,講了一個奇特的愛情故事:女主人公惠理子失戀後,偶遇男子田村。但田村已有女友,他們就在田村女友去美國的一年期間,定下了愛情契約。她對田村說:僅僅是這一年,能和我戀愛嗎?
這毋寧是個殘酷的故事。這小說後來被搬上了銀幕,片名改成了《東京萬壽菊》。萬壽菊,是一種有很特別香味的菊花,但它只有一年的生命期。在這一年裏,開花,結果,然後凋謝,就像那場愛情。導演市川准闡述說:其實並不是每一場愛情都能天長地久的。確實,像萬壽菊那樣短暫地開放,然後迅速枯萎的愛情,在現代的社會隨處可見。
枯萎了沒問題,如果尚未枯萎,那怎麼辦?甚至愛還可能會越來越濃烈。人畢竟不是物,物租了一年,該歸還就歸還,人不行,人是有感情的。常聽一些人說不敢養狗,害怕養出感情來了,捨棄不掉。人是不能控制自己感情的,要控制自己的感情,無異於揪著自己的頭髮要飛起來。那麼,怎麼能控制這愛只能到一年為止?
我常想,人最可怕的是想到從此以後再也不能做什麼了。其實末日突然降臨,並不可怕,在你還沒感受到苦難的時候,苦難已經結束了。所以那些突然被奪去生命的人,還應該是幸運的,被車撞死,被突然飛來的東西砸死。相比之下,跳樓就比較殘酷了,從落下到著地,總有段時間。這一段時間怎麼辦?類似于「淩遲」,劊子手殺「二七烈士」林祥謙,一刀一刀切他的肉;曹禺《原野》裏的仇虎復仇,是把仇人的孫子殺了,讓仇人活著,活受煎熬。所以麻醉死亡是人道的,讓意識消失;所以拿槍自殺的人就對準自己的太陽穴,一扣扳機。我青春期時,老焦慮自己將來怎樣死,我總是必死的,可生命就像吹大了的氣球,要讓它消失,只能把它壓爆。為什麼會有氣球這比喻?因為我曾做過一個夢,夢中的自己就是一個氣球,它被吹得滿當當的,眼看要爆炸,我不知該怎麼辦。當然我可以解開紮口的線繩,但是我就是解不開,人是不可能解得開自己的結的,只能任它膨脹。它幾乎透明了,馬上要爆炸了,但是它還沒有爆炸,它只是用爆炸吊著我,漫長地等待爆炸,不可自拔地走向爆炸。可怕的不是它要爆炸,而是它走向爆炸的過程。
這不是《一年後》裏的事情,是另一個故事。他和她,三年前認識並且相愛。他們的期限是三年。三年之後,她必須離開他去她丈夫所在的城市,這是不可改變的。在這三年裏,他似乎忘記了這個事實,他覺得她就是他的,只有她去她丈夫那裏探親時,他才明白她不是他的,不能忍受。他不能忍受她和她丈夫在一起,不能忍受她丈夫姦污她,但是她丈夫有權利對她這樣,他是她的丈夫,那也不叫姦污,叫「同房」,甚至叫「做愛」。每次她去她丈夫那裏,殘酷的現實都會頓然擺在他面前,他都會痛苦不堪,像間歇性精神病發作,直到她回來,一切暫且平息。假像掩蓋了真相,她還會不會再走,姑且不管了,反正過一天算一天。但是現在,她要徹底離去了,徹底和她丈夫生活在一起了!已經定了離開的時間,餘下的每一天都得數著過了。過一天,就走向死亡一天,他清晰地看著死亡在一步步走近,他簡直崩潰——倒不如,把它給掐了!
據說古巴革命後,被判處死刑者可以有個最後的願望,許多人選擇了向行刑隊發出「開槍」的命令。既然不能把握生,那就把握死。迎向死亡,未嘗不是一種明智。當然最好是最初就死,不讓愛情發生。現代人有句話:不要愛,只要取暖。女主人公最後跟田村告別,她說,這一年過得真好!
日本人的表情
很早就聽說小津安二郎的電影,這兩天才看到。先是《秋刀魚之味》,感覺並不好,生硬。也許跟大家的感覺大相徑庭。首先是色彩生硬,早期的彩色片,技術還不足以處理色彩的問題;還有表演上的生硬,好像是話劇,演員們好像總對著話筒念臺詞,至少是意識到要說給觀眾聽吧,總之是表演的感覺,不是真實的形態。
是不是當時演藝上的局限?但看幾乎同時期的黑澤明的電影,裏面的人物表演卻是很活絡的,給我們展現了有血有肉的日本人。但是小津電影中常用的演員,比如笠智眾,也是很好的演員。或者原因出在小津身上?據說小津是把演員當木偶一樣牽制的,這種牽制就像專制治國,具有極大的危險性,如果導演感覺失誤,那麼則無可避免地砸掉了。似乎小津的感覺並不對,並沒有給我們生動的日本人形象。那麼日本人應該是怎樣的形象呢?我們很容易想到「武士道」,暴力,好鬥,拼命,或者像高倉健那樣,話不多,從不笑,男子漢是男子漢,但也夠給人威壓的。早年看電影《生死戀》,兩車相撞,一語不和,車上人就下車打了起來。這似乎跟野蠻殘暴的日本鬼子很吻合。但是到日本後,發現日本人其實是很溫和的,他們幾乎不打架。吵架也很少,他們奉行「不爭論」原則,以至於見中國人爭論(有時候只是在討論,也許是語氣沖吧),或者是動手動腳開玩笑,他們都慌忙勸道:「不要吵架,不要打架!」有一次,我親眼看到兩輛車相撞,雙方各自下來,不是打架,也沒有理論,一開口就達成共識:妥善私了。和和氣氣。當然之所以這麼做,也是為了避免叫員警的麻煩,彼此節約時間和精力。但這也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之上的,如不理性,就只能惡語相向,拳腳相加了。
我本來應該明白的,現實和藝術的趣味是不一樣的。現實追求的是脫出現實,比如「江山如畫」,如果「江山」只是「江山」,是談不上「美」的,要像「畫」一樣才是「美」。而有意思的卻是,「畫」卻是相反,要竭力脫出「畫」,讓「畫」接近「江山」,「畫如江山」,甚至於竭力表現自然世界的殘缺,來實現藝術的「美」。比如畫樹,是一定要畫些枯葉的,而園林師修整樹木,則竭力要把殘枝敗葉去掉。當年看侯孝賢的《咖啡時光》(說是向小津安二郎致敬的電影),主人公被安置在東京的アパ—ト(公寓),這種房子我住了好幾年,破破爛爛,但導演卻對之情有獨鍾,以它為背景,而且在影片中確實也美極了,即便是我也不得不承認其美,當然其中也有因為懷舊而產生的美感。黑泽明也很能营造這種美的,而小津却不想把生活「文藝化」,他恪守着生活本身。
仔細想想,小津鏡頭下的日本,倒是真實的日本。只不過我自己離開日本太久,不自覺把日本「文藝化」了。剛回國時,整個人還浸在日本的氛圍中,對國內百般的不適應。但要說中國與日本有什麼不同,也說不出子丑寅卯來。日本是說不清道不明的存在,好像鮮活的樹葉。但時間久了,水分沒了,剩下乾巴巴的葉片,甚至成了標本,它成了本質,被概念化了。於是腦子裏也就有了日本應該有的面貌了,而其實很多時候卻是從傳媒中接受的,或者是被點撥的。概念化的東西十分便於講述、傳播和接受。回頭想來,其實日本人的表情,就是小津電影中的人那樣。日本人極其講究「禮」,講究「禮」,就不能沒有一套禮儀。無論是《秋刀魚之味》還是《東京物語》裏,都體現了這種禮儀:舉止端莊,點頭鞠躬,乃至不喜形於色;說話謙和,節制,乃至謹小慎微。即使是家人之間,也是如此:父母到子女家,要說「打擾了」;父母在子女家吃了飯,要說「感謝招待」;子女對父母,也客套得像對客人;笠智眾表演的角色,最常掛在嘴上的口頭語是「そうが」(是這樣啊!)。套用老托爾斯泰的話,規矩的面目總是相似的,不規矩的面目則各有各的不同。不規矩的面目是生動活潑的,歪話臭話,總比正經話來得有趣,「黃段子」總是充滿了創造力。而規矩的面目,就一個詞:呆板。
但是呆板,並不等於傻;遵守禮儀,不等於人心不存在,只能表明,人心被規訓得很嚴實,你很忍耐。日本人確實是很忍耐的,小到人際關係,大到國家命運。比如二戰後被占領,日本人很知道自己是個「不正常國家」,但那是沒有辦法的,只能忍。兩次海灣戰爭和阿富汗反恐戰爭,日本或是出錢,或是出人,簡直成了「美國的提款機」,但還是忍著當了這個冤大頭,只求在這種忍之下,有朝一日能抬頭。其實,「明治維新」也是忍出來的。當年日本的國門也是被迫打開的,與中國一樣,只不過他們在無奈之下採取了與中國不一樣的態度。都說日本是個虛心學習的民族,但其實,沒有人願意承認自己是窩囊廢。原本堅定的「尊皇攘夷」分子、堪稱日本「義和團」式的人物伊藤博文,當他在上海和倫敦受到西方文明強烈衝擊的時候,內心一定複雜極了,抵抗,不甘,但他最後選擇了順應,把屈辱消化了。
日本人的消化能力常令全世界驚異。旅日作家劉迪曾經說過自己一個經歷,剛到日本時,他發現日本盒飯裏常有幾根麵條。「當時我很不解,為什麼米飯中還要加麵條,後來日本人告訴我說,那是為消化美國對日輸出的麵粉不得已採取的辦法。」作為基本以大米為主食的國家,二戰後美國曾一度給日本提供小麥作為援助,也從而向日本施壓,推銷自己的小麥。為了化解美國政府的壓力,日本政府採取了兩個方法:一方面為中小學「給食」提供麵包、麵條等,另一方面,派出大批飲食專家,通過電視、報紙雜誌等各種媒體廣泛宣傳麵食烹飪方法。
其實,這種承認現實的消化,是他們傳統精神的一部分。比如面對苦難的享虐,還有面對局限的接受,還可以將之發展成「美」。日本人認為「小即是美」,清少納言有句名言:「何も何も小さきものはみなうつくしい。」(無論什麼,凡是小的就是美的。)但是這「小即是美」的觀念,是必須有個確認者的,靠什麼來相信明明是「小」的卻是「美」的?靠心。為了緩解外界的擠壓,必須把心靈世界放得很大,所以日本人很喜歡「心」這個詞。在看不見摸不著的「心」中,「小」可能變成了「大」,苦難可以消化成了養料。
當然也總有難以消化的時候,比如《秋刀魚之味》中的少女道子,心儀的男性陰差陽錯失之交臂了,失望,痛苦,但還必須在父兄面前表現得很節制,於是就告辭了回到自己屋裏哭。但是如果是父親,德高望重,就不能這樣了,即使是死了妻子。《東京物語》中的老父親在妻子去世時,也躲開了眾人,但他並沒有哭。當他的兒媳找到他時,他只是站在海邊發呆,連悲愴的表情也沒有,他說:「漂亮的黎明啊!恐怕今天又會很熱。」生在島國的日本人,對世界有著與生俱來的宿命感,他們把哀心寄情于自然風景,這也是一種消化吧?
然而,既然是宿命的苦痛,長期壓抑下來,也終不是個辦法,那麼就將之分成受壓和泄壓兩個時段。比如公司職員,白天受壓,晚上就去酒吧泄壓,使得第二天再能去受壓,接受老闆的罵、客戶的挑剔,而可以面無慍怒。但有的時候面無慍怒是不夠的,禮貌也無法敷衍對方,必須要你表態,這時候就必須察言觀色,閃避談吐。有一種說法,日語的句式所以把謂語放在最後,就是出於察言觀色的考量的,比如你是否贊成某個意見,先說了「我」,再說「這個意見」,觀察對方的反應,然後再決定說「贊成」,或者臨時改成「不贊成」。
這麼表達的時候,那表情一定是複雜的。有人說日本人的表情就如同日本能劇裏的能面,兼有「悲哀與微笑兩種截然相反的表情」,那是一種曖昧的「大」表情。日本能面具據考證是來源於中國的儺面具,但精神實質卻是大不一樣的。所以我說過,中國離日本,要比離美國還要遠。這一點,當年被不可思議地轟炸了珍珠港的美國人,似乎也有類似感覺。也許是因為語言?語言不僅是表達思維的工具,還是思維方式。當然現在年輕的日本人也會講英語了,生活方式也很西方化了,面容表情也跟過去不一樣了。民族跟民族的距離在拉近,現代化的東京的面貌跟紐約似乎並沒有多大不同。畢竟地球變成了一個村,大家都這麼說。但這是不是也是「文藝化」的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