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解讀者言
研討魯迅,高頭講章尚矣,但文辭之美,尤堪玩味;棄如微末,至可惜也。此「一百句」萃取疏解,偏重文辭,不敢謂盡得原著之精神;照隅識小,或可當愚者之一得。
譬如〈「來了」〉一篇,批評中國無真實之主義,唯報導主義「來了」之叫嚷。叫嚷不斷,「來了」亦不斷,故最終來了的,唯有「來了」。此等立論,痛快何似,豈 「老吏斷獄」可比;然究其神髓,仰賴「文字遊戲」多矣;而文辭之美,兼收於思想啟 迪之外。
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云:「語言總在說出它自己。」日常言談隱含無量啟示,深察細味,善用此天然富藏,使奧妙之事暢快表出,文章家之能事,莫過於此。
蔡元培序《魯迅全集》,特以「用字之正確」概括其天才,每為論者所不解。其實「用字之正確」豈屬末技。魯迅論詩,主張「實利離盡,究理弗存」,自謂其文只是 「悲喜時的哭歌」,「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的真精神直追〈毛詩大 序〉和陸機〈文賦〉標舉的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然「嗟歎」、「詠歌」、「舞之」、 「蹈之」、「緣情而綺靡」者賴何?文辭而已。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謂文學「須言之有物」,「物」者,「思想感情」也。但光有「思想感情」可乎?章太炎批評宋以後作家「不懂小學」,「文辭也不能動人」,也 許把「小學」抬得太高,但以「動人」與否在乎「文辭」,見識卓絕。作家文辭荒蕪而 想以別種手段感動讀者,謬矣。文辭動人,哪怕墮落為幫忙幫閒,仍然可取——此點魯迅雜文〈從幫忙到扯淡〉論之頗詳。
但魯迅認為漢語本身不精密,須大量引進西方邏輯語法。〈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從〉以後的幾句聲明〉結語:「我敢將唾沫吐在生長在舊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裡,借 了新藝術的名而發揮其本來的舊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臉上」,就是一個實踐。三十五個漢字的「定語」包含多重轉折,並非同義重疊,這等造句法,「五四」至今,絕無僅有。 若論「歐化」,誠然「極端」,卻非「惡劣」。吾人讀之,不但不拗口,反覺錯落有 致,聲調鏗鏘。漢語學習域外語言之空間與彈性很大,然亦唯善學者,方能出奇制勝。
「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這是〈紀念劉和珍君〉所謂「出離憤怒」之後的曠古奇文,而因「神聖的憤火」(胡風語)的淬煉,愈見 燦爛。論其妙絕,已非單純「煉字」,亦不僅依託西文邏輯語法,而植根於中國文章 特有的排比、對偶、雙聲疊韻的悠久傳統,亦即周作人所謂「因了漢字而生的修辭手 段」。
民初,太炎弟子進入北京學界,中國文風,從此丕變。他們崇尚六朝文章,作白話文也特別講究藻采氣勢,與喜好唐宋古文的「桐城派」成對壘之勢。錢玄同痛罵「桐城 謬種,選學妖孽」,掊擊「桐城」是真,捐棄「選學」是假。周作人上世紀四○年代初作〈漢文學的傳統〉,繼續聲討「謬種」,對「妖孽」卻網開一面:「至於駢偶倒不妨 設法利用,因為白話文的語彙少欠豐富,句法也易陷於單調,從漢字的特質上去找出一 點裝飾性來,如能用得適合,或者能使營養不良的文章增點血色。」郭紹虞深得周氏用 心,二○年代,探索「中國文學與漢字之關係」,於雙聲疊韻,特多發明,五○年代初並提出「白話賦」的構想,念念不忘從漢文學傳統尋找新文學可資利用的資源。有此識 見者,代不乏人。白話文通過這一系的努力,向古文繼承遺產不少。
現代作家,善用排比對偶與雙聲疊韻者,無人能及魯迅。「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只是一個著例,全集中他自己所謂出於積習的「對子」,不勝枚 舉。《野草》諸文,幾乎全用嚴格對稱。但魯迅文辭,並不倚賴某一方面,雙聲、疊 韻、排比、駢偶之外,還有根基於《楚辭》、漢賦與「小學」的「煉字」,變化西語繁 複語法(李長之所謂善用「關聯詞」而使多重複句聯絡一氣),「向活人唇吻學習」的 新鮮潑辣的口語——中西古今,熔鑄配合,韻散雅俗,存乎一心,隨物賦形,盈科以進,收放張弛之間,常予人新鮮刺激,可以針勞,可以藥倦,作者讀者之心遂綸結一 體,不覺其隔。文辭至此,曲盡其妙矣。
魯迅,我嘗終日與人而論之,不如須臾讀其文章也。魯迅文章,我嘗終日而讀之,不如把握其思想感情也。魯迅之思想感情,我嘗終日而玩索體貼之,不如涵泳記誦其格 外鏗鏘精悍之警策句段也。研讀魯迅,章句之儒不可哂。何哉?蓋魯迅文學之精髓,泰半在其煉字之用心,造句之奇崛,音節色澤變化之自然而豐饒,以至寫情狀物之絕少滯礙也。
郜元寶
人立而後凡事舉
是故將生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
——《墳•文化偏至論》,一九○七
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五歲的「清國留學生」周樹人在日本仙台醫學專科學校讀了兩年,就決定退學,告別一直照顧他的「藤野先生」,回到初抵扶桑時學日語的東京。此後直到一九○九年回國,雖然繼續拿著清政府官費,卻再沒進任何學校(他後來自稱「退學生」),基本以自學方式研究文藝,偶爾參與反清的政治運動。
清政府一邊痛哭流涕賠人家銀子,一邊拿銀子送青年人出洋,為自己培養了一大批掘墓人,這是滿朝文武都沒想到的。今天公費留學生大概不能隨便換專業,也不會長達八年,這種自由卻給了「清國留學生」,儘管政府也派員監督,究竟權威有限,甚至還得「享受」一些過激學生的拳腳。周樹人後來回憶留日生活,覺得比在中華民國還要舒服呢。
「抗戰」八年,周樹人留學日本也八年,冥冥中似有某種巧合。他活了五十五歲,七分之一在日本度過,且正值青春期,卻很少寫文章談日本。他固然把日本當視窗看世界的風景,但看風景的人不能偶爾研究一下窗子嗎?他弟弟周作人不就動輒談日本嗎?文學家周樹人只塑造了「藤野先生」一個日本人,總有點蹊蹺。中國現當代文學一百年也只有「藤野先生」撐著,算是切實捕捉到一個日本人形象,很奇怪不是?
「棄醫從文」更奇怪。今天如果哪位留學生這麼幹,腦子肯定進水,那時卻平常。胡適先學農,後改學文哲;徐志摩本來學金融,卻成了詩人;洪深學燒瓷工程,卻改為戲劇;郭沫若、郁達夫、張資平、成仿吾都在日本改行從文——對了,二○年代末在巴黎入共黨,回國後出任共黨的高級幹部、參加過長征、一九五八年做了山東大學校長的成仿吾,留學日本時專業是「造兵科」,製造槍炮子彈的,在一九二八年「革命文學論爭」中,他做為創造社頭號批評家,揚言要用「十萬兩無煙火藥」將魯迅等「有閒」階級作家從「北京的烏煙瘴氣」中給炸出來,可見跛者不忘其履。這些人改做文學,細說起來都各有理由。周樹人的理由是什麼呢?
從一九一八年發表〈狂人日記〉到一九二二年,周樹人以「魯迅」為筆名一共發表了十五篇短篇小說,把它們結集為《呐喊》出版時,他寫序回憶當初在仙台看過一部幻燈片,講日本兵殺中國人而別的中國人麻木旁觀,他大受刺激,覺得改變國民的精神比醫治他們的肉體更重要,於是棄醫從文。
這確實是很好的理由,但留學生活後期(一九○七—一九○八)撰寫的〈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破惡聲論〉等長篇文言論文表明,「棄醫」也許是「幻燈事件」(還包括〈藤野先生〉中「漏題事件」)所逼,「從文」卻是經過精密研究後做出的審慎抉擇。
〈文化偏至論〉一句話概括了這時期魯迅思想轉變的軌跡:
「是故將生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
所謂「立人」,和晚清維新人士嚴復、梁啟超等啟民智、鼓民氣、增民力、新民德的主張基本相同,但魯迅對「人」的理解,對如何「立人」的「道術」的設計,更具現代性。他認為「人」不是國家富強的工具,而是目的。任何時候人的因素都是第一位,追求國家富強應充分尊重人的本質。但人之為人的本質不在多數,而在個體,不在肉體物質的營求(包括醫治身體疾病),而在精神靈明的涵養。「生存兩間,角逐列國」,必須從尊重個性和精神這兩方面來「立人」。
請注意他的兩個基本觀點:其一,中國問題關鍵在人,「人立而後凡事舉」;人立起來,其他一切都好辦。其二,要「立人」,須弄文學,沒有什麼比文學更尊重精神與個性了。所以早年魯迅的思想,是從尊重個性與精神的人道主義走向唯文學是尚的文學主義。
魯迅本名「樟壽」,一八九八年考入在南京的江南水師學堂,更名「樹人」。「樹人」、「立人」,似有某種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