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在這些文字被寫就時，世界才剛剛開始擺脫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長的經濟衰退。世界各地的千百萬人失去了他們的工作、他們的健康保險、他們的家園，但最重要的是，他們失去了對未來的希望。
我們的健康似乎並不比我們的財富對我們更有利。現代醫學，西方文明的驕傲，正在掙扎著應付以前認為已經滅絕的疾病。聯合國全球健康理事會（the Global Health Council）發表的一份報告稱，「一度被認為已得到控制的疾病，已重新做為主要的全球性威脅而出現。抗藥性的細菌、病毒和其他寄生蟲菌株的出現，讓人類在控制傳染病方面面臨著新的挑戰。疾病的多重感染為預防和治療感染製造了重重阻礙」。
地球，也不像以前那樣友善了。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的《蓋亞的復仇》（The Revenge of Gaia）、歐文．拉茲洛（Ervin Laszlo）的《混沌點》（The Chaos Point）和艾爾．高爾（Al Gore）的《不願面對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只是眾多有關地球氣候不斷惡化的警告式報導中的三個代表而已。
隨著全球變暖、兩極冰蓋融化、海平面上升等，已經造成了驚人的巨變和悲劇性的災難。斯蒂芬．法里斯（Stephan Faris）發表在《科學人雜誌》（Scientific American）的一份報告列出了已經受到氣候變化影響的一些地方。在蘇丹達佛（Darfur），由於長達10 年的乾旱，游牧部落和定居部落之間爆發了衝突，而後發展成為反對蘇丹政府忽視他們的叛亂。
隨後，這場危機蔓延到查德中非共和國。此外，在該報告中，太平洋島國基里巴斯已經宣佈其土地不再適宜居住和要求協助疏散人口。在2009年3 月24 日的一則新聞中，彼得．波法姆（Peter Popham），《獨立》（The Independent）雜誌的撰稿人之一，從另一個角度描述了氣候的困境：「全球變暖使高山冰川融化迅速，以致於義大利和瑞士政府已經決定重新劃訂它們的國家邊界線，以應對這一新的現實。」
氣候變化導致的一個更加悲慘的結果是饑餓，是由於一些地區長乾旱而其他地區洪水不斷氾濫造成的。據世界糧食計畫署（World Food Programme）的數據，全世界中有十多億人飽受經常性的饑餓，而且這個數量還在不斷增加。更糟糕的是，每年因饑餓和相關原因而死亡的人數超過九百萬，其中超過一半是兒童。這意味著，在今天這個人類歷史上技術最先進的時代，每6 秒鐘就有一個孩子僅僅因為缺乏食物和飲用水而死亡。
而我們的家庭，同樣存在著諸多問題。根據2006 年10 月由美國社區普查公佈的調查結果，離婚率的上升速度令人咋舌：和已婚夫婦相比，今天的美國有更多的未婚情侶。在人類歷史上，單親家庭第一次成為了常態，而雙親家庭則變成了例外。
許多科學家、政治家、非政府組織和聯合國有關機構警告說，人類正面臨著一個前所未有的、在全球範圍內發生災難的風險。無論是核戰爭、變異禽流感還是任何的一場大地震，都可能吞噬上百萬的人口，並把數十億人推進貧窮。
然而，危機始終貫穿於人類的整個歷史。我們人類並非第一次處於危機之中。14 世紀的黑死病大流行以及兩次世界大戰的危機都遠遠超過我們目前的困境。不過和以往危機不同的是，當前的危機以目前的人性的狀態為特徵。我們的社會已經向兩個表面上相互矛盾的極端方向發展—一方面是要求相互依賴的全球化，而另一方面人們卻又變得越來越自戀。而對於這些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的災難而言，無論是在經濟領域還是在其他更多的領域，都有解決的方案。
今天，全球化關心的問題遠遠不單單是經濟相互依存的問題。我們生活中的每個領域都在全球範圍內連接在一起：我們用來自娛自樂的電腦和電視機來自（主要但不完全）中國大陸、臺灣和韓國。我們開的車來自（同樣，僅為主要的）日本、歐洲國家和美國，我們穿的衣服來自印度和中國，我們冰箱中的食品則來自世界各地。
更有甚者，世界上觀看好萊塢電影和學習英語的人數以百萬計。事實上，在全球約14 億使用英語的人中，只有4.5 億人以英語為母語。《亞洲時報》（Asia Times ）作家因陀羅耆特．巴蘇（Indrajit Basu）在2006 年9 月15 日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以英語做為母語」正在失去它的影響》。
2009 年3 月8 日，美聯銀行集團（Wachovia Corp）的經濟學家馬克．維特納（Mark Vitner）介紹了世界全球化的形勢。他在微軟全國有線廣播電視新聞（MSNBC）上淺顯地描述了信貸市場的相互聯繫：「這就像試圖把打散的雞蛋還原，不會那麼容易。我甚至不知道這是否可以做到。」
但是，全球化的相關問題不僅在於它使我們相互聯繫；雖然它使得我們相互依賴，但並非這些相互聯繫使得人類繁榮，而是它導致了持續的拉鋸戰爭。如果世界突然轉向使用風能和太陽能，那石油資源豐富的國家會發生什麼呢？如果中國停止購買美元，那美國會發生什麼呢？日本、印度、美國和韓國，如果沒有用以購買商品的美元，那中國會發生什麼呢？如果西方遊客停止旅遊，那靠西方人的享樂主義而養家糊口的全球數以百萬計的人口又將如何呢？ CNN 記者法利德．紮卡利亞（Fareed Zakaria）在2009 年8 月1 日《新聞週刊》的一篇題為《走出去的錢包：世界需要美國人花錢》的文章裡，有力地說明了這種尷尬：「如果經濟之神告訴我，能得到一個有關全球經濟命運的問題的答案……我會問，『美國消費者什麼時候能又重新開始消費？』事實上，我們已經成為一個地球村，我們的生存完全互相依存。」
然而，相互依存只是今天複雜現狀的一部分。就在我們已經越來越全球化的同時，我們也變得越來越以自我為中心，做為心理學家，吉恩．M．特溫吉（Jean M. Twenge）和凱斯．坎貝爾（Keith Campbell）形容它為「越來越自戀」。在他們頗有見地的書《自戀流行病：生活在權利的時代》（The Narcissism Epidemic:Living in the Age of Entitlement）中，特溫吉和坎貝爾稱之為「在我們的文化裡，自戀無情地上漲」，並闡述了它引起的問題。
他們解釋說，「美國正在飽受自戀疫情的痛苦。……自戀人格特質和肥胖上升得一樣快……」更糟糕的是，它們還在繼續，「自戀率的上升正在加快，和幾十年前相比，21 世紀之初更是如此。到2006 年，四分之一的大學生符合自戀特質的大多數衡量標準。今天，正如歌手利特爾．傑姬（Little Jackie）所說的那樣，許多人認為「就是這樣，全世界都應該圍繞著我運行」。在韋伯斯特（Webster）的辭典中，自戀被定義為「自我主義」，坦白地說，這意味著我們已經成為可怕的自私鬼。
因此，我們的問題是雙重的：一方面，我們相互依存；而另一方面，我們正變得越來越自戀和彼此疏遠。我們正在努力創造的生活方式是在兩個根本無法相交的方向上發展：相互依存和相互疏遠。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可以在網路社交網站花無數個小時和「虛擬朋友」聊天，但對自己家裡的親人卻冷若冰霜的原因。
如果我們只是相互依存，那我們可以團結起來，相互支援，以愉悅身心；如果我們只是自私，那我們會分裂開來，過自己的生活。但是，如果我們同時相互依存而又自私自利，那麼，無論哪種方法都解決不了問題。
而這在本質上正是危機的根源：我們的相互依存關係需要我們一起努力，但是我們的自我中心卻使我們疏遠、欺騙和利用對方。結果，我們如此努力建立的合作系統被瓦解，然後危機爆發了。
因此，這本書的目的是雙重的：（1）一方面，即闡明我們相互依存的起因，另一方面，也闡明我們的自我中心的根源是什麼；（2）提出了一個為了我們的自身利益而將這兩個看似相互衝突的特性結合在一起的可行的解決方案。為了實現第一個目標，我將從我所學到的卡巴拉的智慧對自然的結構、創造和宇宙的演變歷史，特別是對人的本性做出解釋。
而為了實現第二個目標，我會將20 世紀偉大的卡巴拉學家耶胡達．阿斯拉格（Yehuda Ashlag）以及其他偉大的卡巴拉學家的觀點，和當代的科學家和其他學科的學者的建議結合起來。
在卡巴拉的智慧中，我發現了一個我認為是解決目前的全球性問題的可行方法，同時我也為我有機會來展示這一方法而心存感激。它是我的希望，請允許我這樣說，透過卡巴拉的概念，我們可以拯救我們自己，也能拯救這個藍色的星球。
序
我想，所有孩子都會經歷一個喜歡問「深奧」問題的時期。我曾問過「我們從哪裡來的？」、「人死了會去哪裡？」等問題。其中，我還問過，「生命的目的是什麼？」或許是因為父母都是博士的原因，我總覺得自己天生喜歡探究科學上的答案。可能因為我一直喜歡探究科學的奧秘，自己找到的答案總是更加廣泛，更加自然。
我選擇的科學領域是控制論，確切地說，是醫學生物控制論，這曾是我的研究項目和研究工具。在那個時候，控制論是一門革新的新生科學，使得研究者可以探索複雜的系統，並找出控制它們的機理。我曾對於人體和它的控制系統感到特別的興趣。透過控制論，我曾致力於解讀人類自身存在的秘密：身體和寄居其中的靈魂（我認為是這樣的）。
但是我的願望受挫了。確實，科學教會了我很多有關生命的東西，更確切地說，告訴了我新生命的開始和它維持的方式。但是，它並沒有帶給我、驅動我的科學研究更重要和更根本的問題的答案：生命是什麼？生命又是為了什麼？
解讀生命的渴望使我孜孜不倦地去研究任何自己可以得到的資料和線索。我在科學、哲學，甚至是宗教方面繼續著自己的研究，直到自己得到大量多餘的新知識和對生命的理解為止。但是，就和我起初有關控制論的經歷一樣，所有的這些似乎都不足以解答我對於生命的意義和目的這個最深層的疑惑。
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得到了自己長久以來探索的答案。我偶然碰到了它，後來發現這是一門叫做「卡巴拉」的科學。回顧以往，我發現自己所有的探究都並非多餘和可惜。在我探究「卡巴拉」的道路上，科學、哲學和宗教都是必要的「中途站」，儘管我從未真正停在其中的任何一個點上。在自己對於生命的意義和人類存在的目的的理解上，它們都做出了自己那一部分的貢獻，而且它們每一個都恰到好處地構成了由卡巴拉幫助我建立起來的完整的世界觀的一個部分。
另外，我發現了人類存在的意義和當今世界所面臨的各種全球危機之間的聯繫。透過卡巴拉，我認知到了這些危機是無可避免的，也讓我認知到了它們在和平與繁榮中必然得以解決，認知到了在如何解決這些危機方面我們的自由選擇是什麼—透過協同合作；而更主要地則是透過對我們的團結一體和互相依賴性的意識的覺醒。而且更重要地是，我發現古老的卡巴拉有關人類關係的理念為建立一個促進這種友善關係的可行性社會提供了一個平臺。
現有的全球危機是事先註定的這一觀點並不是我自己獨有的。而且危機是一個通往一個所有人最狂野的夢想都不可能夢想到的現實的跳板，這個觀點也同樣不是我的發明。這兩個概念都存在了幾千年，只是最近才得以浮現出來，因為這是第一次一個必須的雙重條件得到滿足：人們已經足夠地絕望到了急切渴望得到一個答案的地步，並且能對之進行足夠清楚的解答的方式已經具備。至於我自己在昭示這些概念中所扮演的角色，我想我是一位呈獻者和促進者。但是，我對這些觀點絕對沒有所有權。
正如我希望在接下來的章節中將要展現的那樣，當代科學和現代思維現在有可能滿足那個雙重條件，從而揭開這個在卡巴拉科學中的古老的秘密。如果不是量子物理敢於挑戰牛頓的對現實的認知世界觀，我們就不會認為類似「現實的統一性」等概念是值得考慮的。而且，如果不是哲學虔誠地培養了自由的思想觀念，我們也將無法分享思想和互相學習。
因此，雖然我將要介紹的是卡巴拉式的概念，我將同時表明，其中許多理念與現代科學並行。我希望，在多元主義的精神裡，人們將會用一種開放的思想和心態來迎接它們。而且，如果我能喚起哪怕只是一個同齡人的沉思，就像他們在我之內一樣，我也覺得自己的這些努力完全得到回報了。
麥可．萊特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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