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聆聽史作檉
二十多年來，對許多從事於哲學、藝術，或者僅僅是出乎一種難以割捨的期待而對精神不離不棄的人，史作檉已成為一個象徵，一個證明。他逐漸在非主流地帶形成一個近乎祕密宗教的磁場，吸引了無數滿腦子無法解決的問題，不甘向社會投降的年輕人、藝術家、音樂家。這些人當中，有些人師從他二、三十年而義無反顧，更不時有陌生人引為知己，相見恨晚。然而更多人則半途而改道，並視之為一種自我邊緣化，封閉的系統，無法和今日變化甚劇的社會脈搏接壤，更缺乏一種直面社會，尖銳的批判精神。
由於背叛本來就是史作檉哲學中一必要的元素，而他本人更是自己「恩師」以及人類文明的大背叛者，弟子、朋友的離去和改變，對他來說，實在也或許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然而這樣持續的信仰以及背離的辨證卻造成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史作檉之永遠成為一個孤立的精神現象，一塊豐饒而寂寞的邊緣地帶，卻很難集眾力完成他耿耿於懷的哲學革命，更遲遲不能一呼四起，開始他召喚已久，民族的文藝復興。誠然，一個真正的哲學家足以對抗整個社會，足以成就個人輝煌的哲學革命，而追隨者永遠是將被遺忘，無足輕重的一群。然而在我們當中，這樣的事實卻造成了一個不能說是不致命的現狀。
由於學術界長期把他邊緣、非學術化，史氏著作（除了他早期流行一時，不乏少年激情的抒情式自白）往往得不到應得的正視，更無法在哲學的傳遞中十分重要的場所──大學，登堂入室，在學子手中傳遞。更嚴重的是，他為數甚夥，集一生精力以赴的著作無法在哲學界引起對話、辯難。結果是，很可能是我們現有的，當代唯一的中國哲學家面對著一種長久的，使人窘迫的沉默和漠視。如此的沉默對我們的文化其實形成了一種自我殺傷力，一種自我毀棄，而對史作檉個人而言，則無庸諱言，必然種下暗暗腐蝕著他的寂寞之情，也剝奪了他和不同學派的互動與刺激，以結豐盛的文化之果的可能。
在這裡，我們應排除一些極度世故、實際的原因，如史的非學院身分，學術圈的故步自封和對原創理論的懷疑，或者哲學本身在這個地方的真空狀態，以及我們日趨世俗化的文化性格。讓我們先假設，有一些內在的原因促成了史一方面極度「有名」，以一種近乎哲學怪人的身分而存在，一方面被學術界、文化界長期忽視的矛盾現象。很可能，史作檉本身形上系統的難度，其高度原創性和與其他學派全無關聯以致於缺乏切入點，以及更重要的，他生活和寫作風格的向內性促成了這樣的現象。由於他的弟子在討論他的作品時多是推崇甚高而絕無批判意圖，甚至時有一種學步的風格出現，更加深了史作檉哲學與外界持不同情態度者的隔閡。而史氏作品本身的一貫性之中常見的重複，或者獨白的傾向，更使得缺乏耐心的讀者易於排斥而放棄。兼之以史作檉堅持的一種素樸，非學院話語的風格，以及哲學思維必然具有的在閱讀上的阻力，更使得人們得以振振有詞地把他排拒在院牆之外。一種常見的誤解是視之為一名在野的生命哲學家；天真有之，深度或現代性則缺缺。這和史作檉早期不能免於感傷，歎息的文學式作品自有其不可切的關聯。然而，如果我們堅持以一個哲學家的少作來詆毀他耗費了畢生力氣以成就的成果，將是一種十分不負責任，避重就輕的態度。
此時，史作檉訪談錄問世。這般大規模，完整的呈現則確屬第一次。訪問者按照史作檉著作的年代追究其哲學的形成和與之平行的，個人的歷史。對於熟悉史作檉思想的人，這本書是一次他思想發展的自述，其中脈絡更加清晰，也再次印證了他生命的軌跡。對於不熟悉其思想的人，這本書構畫了一個哲學家的思想精髓，史作檉幾個重要階段的思考以一種傳神的，直逼其人的方式呈現眼前。能夠把一個哲學體系龐大的哲學家生涯如此耐心地爬梳，訪問者除了必須先熟讀了史的著作，更須有一種難得的熱情。我們能獲得這樣完整而坦誠的訪問錄，著者王英銘功不可沒。而參與談話的石朝穎、孔金坤乃是史多年的入室弟子、忘年之交，他們不僅對史作檉哲學的闡釋和推介不遺餘力，近年也逐漸分出自己的哲學體系，現正在成熟，發展中。
透過史作檉對自己絕無憐憫的陳述，一個哲學家的生涯逐漸展現。伴隨之的，是他直露無諱的對中西方文化劣勝的直陳，對已故「大師」沒有保留的批判，以及對傳統本身愛恨交加，難以俱陳的情感。在書中最動人的時刻，史作檉以一個不斷努力向天逼近的人的形象來到我們面前，並且告訴我們，我們的古人確曾達到那輝煌，值得我們愛慕的高度。毫無疑問，這是一本誠實地展現一個中國當代哲學家思路及內在世界的重要紀錄。然而和史多年來所忍受的漠視、曲解一樣，這本書（除了在少數人的圈子或是單獨散落的個體那裡）並沒有得到迴響。或許，我們的民族失去自信已久，以至於不敢相信在我們當中竟然會有一個真正的思想家出現？或許，我們的墮落是如此完全，以至於失去了對真偽的判斷力？或許（這是最致命的問題），我們這個民族已進入了哲學的真空時代？還是說（這要讓他的許多弟子們傷心失望），史作檉果然只是一個異數，一個長期，草莽的哲學自戀者？而這許多長年不改初衷師從他的成年人（包括我自己在內）只是一群拒絕接受現實的精神潔癖者？或者終極而言，一個哲學家的絕對的孤絕乃是不可逃避，必然的命運？對我來說，這些嚴峻的問題必須如此嚴峻，才能解答以上許多使人深自疑惑的文化現象，以及這再度的沉默。
根據我多年的經驗，聆聽史作檉的聲音（尤其是他在電話裡的聲音）是一種特許，他的聲音時常穿透重重現實的障礙，穿透浮在表面的生活，直逼他存在的本體，連同他生命的溫度、他思索的困境與所得的安慰一併慎重地交付到我的耳輪。或許，並非慎重所能形容；那是一種耗費心力的印證，同時印證著說者與聆聽者的生命和尋索。由於我熟悉這樣的聲音以及它不變的重量和悲願，我時常要把它加在他所寫的文字上，尤其是當他的書寫有時不免無法直抵心靈的時候。我說這些的意思是，一個人的聲音，尤其是一個努力生活的人的聲音，本身具有的分量有時不是冰冷的文字所能替代。而對於一個在精神上全然是中國式的哲學家來說，他作為一個人，他的日常生活的態度，更透過他的聲音不可誤讀地傳來。
有這樣的瞭解後，我們閱讀這本彌足珍貴的訪談錄時，或許能避開文字的誤區，而讓說者直接進入。這需要耐心；更重要的，這需要信心，對說者的信心。而信心，我們知道，來自信任和瞭解。正是由於我深知許多專業知識分子對史作檉的排斥和不信賴，可以預期，他們將同樣輕易地排斥這本書。而不幸的，在許多地方，由於疏於剪裁，由於文字和口語的差異性，更由於過於同質的對談，以及說話者對他人負面的批評，嚴苛的讀者很可能將對這聽不見聲音的對話產生抗拒。而我想強調的是，聽不見聲音，我們很難直透話語後面的人說話的真實情感。而這樣的真實情感，只要有足夠的耐心（其實不需要太多），必然可以在書中無數的片斷中觸到。
當這個訪問錄逐步展開，史作檉作為一個哲學家的近乎「鄉巴佬」似的絕無取巧，受難者似的思索方式，他作為一個人的悲劇式的生活，他對本體要求絕對的逼近，將真切地印證自己，並驅逐了任何對史的疑惑。而至於其哲學本身，雖然篇幅有限，史對中國哲學具有革命性的洞視，只要是在自己的閱讀中不吝於思索的人，應可牽引出許多近乎爆炸性的思考空間。史作檉多年來試圖超越區域性，直抵人類文明底蘊的思考方向，他對整體文明（尤其是文字以後的文明）走向的批判，更呼應著我們各自對文明的質疑，並把它帶到存在的高度，成為形上美學問題。
由於訪問是以史多年來的著作為座標，他重要著作的動機和基本精神都被涵蓋。根據史自己的敘述，真正觸及時間及歷史是他生涯的轉捩點。從青年時期的形上學和方法論到中年以後的哲學人類學，他逐漸逼進對時間的瞭解。而對中國傳統哲學和近代宗師的失望更使他獨自開闢出其美學系統，往前朔源，直返堯舜、八卦、易卜及黑陶、彩陶，即文字以前的中國文化源流。史氏系統的困難與獨創在於他所進入的是幾乎全無文字依據的地域，更遠非中國經學所曾涵蓋。如此的哲學探險需要過人的膽識和畢生的努力，而訪問向我們展現的正是史如何一步步孤獨地走到今天的境地。
史作檉在五十歲以後轉向哲學人類學的一系列著作《哲學人類學序說》，《社會人類學序說》，以及他完成不久的《中國哲學之精神溯源》，清楚地向我們展現了一個成熟哲學家面對中國傳統犀利，另辟闢蹊奚徑的思考。
任何對史作檉的哲學成就有疑問的人在讀完《中國哲學之精神溯源》之後將慨然發現，無論是對中國文化性格的信念或是對我們自身作為百孔千瘡，疲病交加的現代中國人重尋定點的可能性，都得到了使人欣然釋然，並全無自欺的肯定。同時，我們對史作檉四十年來面對自己和歷史的思考，對中國文化根源的尋索，也獲得了貼切的體認。浩浩的《哲學人類學序說》和數冊《社會人類學》裡精密的對八卦、禮樂、彩陶具有西方哲學方法論的推論，把中國哲學導入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思辯性，也把這些源頭給予了完整的整理。唯有在史的系統裡，我們獲得了對中國神話和史前史的哲學性解釋，並脫離缺乏新意的，泛道德的梏桎。對所有對我們的傳統充滿愛慕、好奇，然而時常是不免失望的人來說，史作檉以一種永遠年輕，勇敢的心靈無限逼近我們擁有的遺產，同時給予它哲學思維的密度和一種現在已瀕臨絕種的，對中國古典精神的絕對信念。
當在西潮的衝擊下，儒道孔墨的思考方式不再能滿足我們對真實的詮釋，也無法帶領我們穿透古代，達到更新，具批判性的理解，我們實在無法滿足於新儒家的自封自滿，更無法滿足於紛紛謝世的當代宗師對經典即或是才氣縱橫的破譯。從每個方向來說，我們都急需一個全新的地平線，一種全新的文化契機。十九世紀以來，我們學習西方已經很久了，並勢必要持續入這一嶄新的世紀。對於這個時常是空手而歸的民族，史作檉呈現了一個特異的典範。同時對中西文化的美德和缺陷有深刻的瞭解，史所選擇的是一條獨一無二，並且寬廣無限，深入整體人類文明的道路。如果為了他的獨一無二他必須付出被漠視的代價，這只能說明我們陷入的狹隘和自閉無比深重。
在訪問中我們馬上可以發現的是史對西方典藉的鑽研。並不如此明顯的，可能是他對二十世紀學術的掌握與合節。對於當今習於以理（論）殺人的本地學術界，對當代時髦理論的無知往往構成萬死之罪，而史的備受冷漠實在和這樣的風氣有關。然而不同於以挾理論、學派自重的學者，史實實在在對當代西方顯學發展的脈絡有整體的掌握；是在這個意義下，他所從事的探討正是二十世紀人類對文明反省不可或缺的中國一支。沒有這樣的瞭解，我們無法對他的作品達到公正的判斷和定位。
舉凡對文明基礎性的批判，對文字的反思和解放，對哲學人類學直溯原始的鑽研與對人的重新定位，都是和整個現代的思考方向緊扣的。而史氏常以自豪的，實是他能超越拼音文字思考邏輯的限制，以一種象形文字文明獨具的圖形思考能力直抵文字以外，以前的空間，即圖形與聲音。或許正是在這裡，史作檉進入了他哲學系統最重要，最具挑戰性，同時也時最容易被誤解的地域。確實，我們漸漸發現，為什麼他的追隨者多為藝術家，其實和他哲學的美學性格有不可分的關係。
基本上，史所鉤畫的是另外一種生存方式，另外一種表達的可能，而那要皆以貼近生命原初的創造力為本。我們開始瞭解史的曲高和寡其來有自。也就是說，人們對離開文字，進入與自然、自己的直接面對感到不安，或者更正確的，無法想像，而那卻是他終生尋求，保存的。我們終於發現了史被拒的根源，那是由於他企圖通過更廣大的，被文明閹割以前的天，以及一個無限廣大的人（「一人一宇宙」，即人可以和天地一樣大，因為我們包含生命的全部所有），來達到和他人的接觸並獲取生存的意義。
這種把人放置到生命極限的邀請，對大多數深陷在錯亂的生活裡的人們來說是不可企及，甚至殘忍的。然而史正是以哲學的方式，對我們陷入全面混亂的生活提出了一種最為根本的反轉，以及救贖。在這裡，他所被誤解的與社會的疏離、缺乏批判性應該被一掃而空。以我所瞭解的史作檉，他對臺灣社會的認識和視境決非書齋裡的學者可以企及；事實上，他乃是以整個身體去感知他所身處的，這個性格十分剛烈的地方，而其哲學中種種悲願莫不和這塊土地，和我們的民族，更重要的，和每個個體所默默承受的災難有千絲萬縷的關
聯。
以上種種，其實都可以為專心的讀者發現。在這本書裡，史作檉，就像每一次的談話一般，如實地呈現了自己，有時甚至超越了世俗所能承受。一個哲學自我的成長確實可以是充滿了困頓、掙扎，不足為外人道的。然而如果他果然成長，並把自己如同祭品一般奉獻出來，我們卻出於種種原因拒收，把背轉過去仿佛仿彿他並不存在，這將是一件使人遺憾的事。在書裡，對話的嚴重失衡所呈現的一種缺乏真正對話的感覺，事實上已經暴露了史作檉作為哲學家的孤獨，而他的訪問錄出版之後的長久的沉默，更把這孤獨帶到了絕對的境地。如果我在前面所問的嚴酷的問題在仔細閱讀全書後已得到如釋重負，否決的回答；如果我們發現有另外一種貼近生命，貼近人群的方式，那是一種沒有回轉，並且必須付出更高代價的方式；更重要的，如果我們無法承認我們所身處的，我們所為自己創造出來的乃是一個全然世俗的，哲學的死所，那麼，勢必，我們必須開始對史作檉做出批評與解讀，以驅逐那出於種種文化疾病而生出來的，不義的沉默。我們應該開始閱讀史作檉，如果僅僅因為他已做了一個人，一個努力生活的人，所能做到的；如果僅僅因為他身為一名當代哲學家所做的，和我們民族以及人類在二十一世紀將繼續面對的困境有至關重要的聯結。結束本文以前，讓我引述史作檉和我曾有過的對話的片斷，以為存證。
「在剝除了所有的理論之後，所剩下的就是作者願力的大小了。」
「你如何定義這願力？甚麼是這個『願』？ 」
「那也就無非是一種生存，一種肉身的生存力量。」
「那麼，文字無非是一種肉體的延伸了？」
「正是一種向外的延伸。但必須是以肉身的存在為基礎。文字和生命之間必須有足夠的聯繫。生命本身要夠大。」
「文字其實也因此是界乎生命與死亡之間 —」
「正是如此。」
「為什麼他們會如此背叛你？」
「不過那可能也是出於一種必然。重要的是，用比較好的方式去瞭解別人，試著去把他人包括進來。要知道，其實並不存在著對立。我們不應輕易判斷別人，把他們放在自己的反面。根本上，他人和我們一樣，在這個社會裡，在生存的場域，我們都在受難。」
前香港大學教授 童若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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