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集 半途而廢
赤壁之戰對於曹操是當頭一棒,從此他的勢力不再到達南方。但曹操不是一個輕易言敗的人。所謂「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也絕非自吹自擂。赤壁戰敗,只不過把他從飄飄然的驕傲情緒中拉回現實,該做的事情他還會做,而且會更加抓緊時間。那麼,赤壁之戰後,曹操做了些什麼呢?
赤壁之戰後,曹操在軍事上主要做了三件事情,那就是破馬、韓,征孫權,伐張魯。這三件事,成敗不一,但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都沒有把事情做到底,或者窮寇不追,或者無功而返,或者得而復失,可謂「半途而廢」。因此,我們就很想知道這是為什麼。
先說第一件事。
建安十六年(西元二一一年),曹操決定西征馬超和韓遂。這是赤壁之戰後曹操第一次大規模用兵。按理說,在經過了兩年多 的整頓和積蓄後,曹操應該再次揮師南下,征討孫權和劉備,以除心腹之患,以雪赤壁之恨,為什麼要西征呢?張作耀先生的《曹操傳》講了三個原因。第一,孫劉聯盟已成氣候,一時半會瓦解不了;第二,馬超、韓遂擁兵中原,遲早必除;第三,孫權有同馬、韓聯合的傾向,只是因為周瑜病逝才沒能實施。據《三國志‧周瑜傳》,周瑜提出奪蜀(劉璋)、並張(張魯)、聯馬(馬超)的建議,是在建安十五年的十二月。弄清楚了這一點,我們就不難明白曹操為什麼會在建安十六年一開春,就準備對馬超和韓遂動手了。
但討伐馬超、韓遂並不容易。因為他們都是曹操表薦的朝廷命官,又並無謀反跡象。莫名其妙地驟然征討他們,師出無名,說不過去。於是曹操就使用了一個陰謀詭計。據《三國志‧武帝紀》,這年三月,曹操命司隸校尉鐘繇西征張魯,命征西護軍夏侯淵出河東與鐘繇會師共進。我們知道,當時馬超、韓遂的主要兵力在關中,張魯的主要兵力在漢中。攻擊張魯,必經馬超、韓遂的防地。所以此令一出,反對的人很多(比如治書侍御史衛覬、倉曹屬高柔)。他們認為,馬超、韓遂之流,都是些胸無大志的武夫,不過苟安一時而已。張魯遠在深山,道路不通。朝廷勞師遠征,只怕張魯沒滅掉,反倒驚動了馬超、韓遂,那就麻煩了。曹操聽了這些意見,肚子裡好笑,因為他要的就是逼反馬、韓。
不過這事《三國志‧衛覬傳》裴松之注引《魏書》另有說法。《魏書》說出這主意的人是鐘繇,原因是他認為馬超、韓遂這些人「外雖懷附,內未可信」,應該藉口討伐張魯來強迫馬超等送人質(脅取質任)。曹操讓荀彧去問衛覬(音季),衛覬反對。但曹操認為既然是鐘繇「自典其任」,那就隨他好了。結果關西果然大叛,曹操只好親自帶兵前去平叛,死了幾萬人才平息下來,於是曹操「悔不從覬議」。
這當然也是一種說法。但我以為,以曹操之善用權謀,怕不會是輕信了鐘繇吧!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就認為所謂「明討張魯,暗伐馬、韓」,乃是曹操的主意,而且是「伐虢取虞」之計,目的是逼反馬超、韓遂,再發兵討伐(以速其反,然後加兵)。這個我們也就不討論了。反正鐘繇的軍隊一動,馬超、韓遂等關西十部,果然全都反了。他們合眾十萬,屯據潼關,準備和曹操拚個魚死網破。
這下子曹操可以名正言順地打他們了。當年七月,曹操在做了一系列戰略部署之後,以五十七歲的高齡,不辭鞍馬之勞,親臨前線。據《三國志‧武帝紀》裴松之注引《魏書》,當時有人提醒曹操,說關西兵慣用長矛,厲害得很,要注意呢!曹操卻輕鬆地說,無礙!戰爭的主動權在我不在賊。他們的長矛雖然厲害,我卻可以讓他刺殺不了,諸位就好好看吧!
事實上戰爭並不像曹操所說的那麼輕鬆。當年閏八月,曹操北渡黃河的時候就差一點陣亡。據《三國志‧武帝紀》裴松之注引《曹瞞傳》和《資治通鑑》,當時曹操讓兵眾先過黃河,自己帶精兵百餘人在南岸斷後。剛要渡河,這時馬超率領步兵騎兵萬餘人殺了過來,曹操卻「猶據胡床不動」。許褚、張郃等人見事不妙,急扶曹操上船。河流湍急,船在北渡時卻向東漂流了四五里,馬超等一路追射,「矢下如雨」。將士們不知曹操在哪裡,人人恐懼。等到曹操過河相見,大家悲喜交加,涕淚縱橫。曹操卻哈哈大笑說,今天差點讓一個小賊給幹掉了。
不過到了九月,情況就大不一樣了。曹操的軍隊全部渡過了渭水,馬超等人已毫無章法可言。據《三國志‧賈詡傳》,當時馬超等人提出割地求和,並表示願意送子弟為人質。曹操徵求賈詡的意見,賈詡說可以假裝答應(偽許之)。曹操又問假裝答應以後怎麼辦,賈詡說「離之而已」。曹操馬上就明白了——用離間計。
這裡必須交代一下背景,就是馬超、韓遂這支叛軍,雖然號稱十路人馬,十萬大軍,其實不過烏合之眾。主帥之間,也離心離德。馬超是馬騰的兒子,馬騰和韓遂則關係複雜。他們原本是老朋友,繼而又反目為仇。後來經曹操居中調解,把馬騰調入朝廷,馬超才又和韓遂合夥。這就有空子可鑽,有文章可做。正好,韓遂提出要和曹操見面,曹操便很好地利用了這次機會。據《三國志‧武帝紀》,當時曹操和韓遂從各自軍營打馬出列,走到中間地帶,親親熱熱地談了多時(交馬語移時)。談什麼呢?據說是「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這並不奇怪。曹操和韓遂的父親是「同歲孝廉」,和韓遂則是「同時儕輩」,敘舊也很正常。而且,說到會心處,還「拊手歡笑」。等到韓遂回去後,馬超問他曹操都說了什麼時,韓遂的回答便是「無所言也」。當然「無所言也」,因為本來就沒說什麼。但馬超等人是不會相信的。這麼多時間談笑風生,眾目睽睽,有目共睹,怎麼會「無所言也」?
馬超起了疑心以後,曹操又再做文章。據《三國志‧武帝紀》裴松之注引《魏書》,以及《三國志‧許褚傳》、《三國志‧馬超傳》,第三天,曹操又和韓遂見了面。不過,這次有馬超在場,曹操的態度也和上次不一樣。他在現場設了「木行馬」,作為屏障,又讓許褚橫刀立馬跟在後面,明顯表示出對馬超的不信任。事實證明曹操的警惕是對的,因為馬超在這次見面時確有襲擊曹操的意圖,只是因為害怕許褚才不敢動手。
這次會面還有一件可圈可點之事。當曹操從從容容地來到陣前時,韓遂、馬超的屬將都在馬上向曹操拱手行禮。戰士們則爭前恐後來看曹操,擠成一團。曹操便笑著說,大家是想看曹操吧?告訴你們,他也是個普通人,並沒有四隻眼睛兩個嘴巴,只不過多了點智慧就是。韓遂、馬超的部下聽曹操這麼說,前前後後一看,才發現曹操已「列鐵騎五千為十重陳(陣),精光耀日」,一個個嚇得膽戰心驚。鬥志既喪,戰鬥力就打折扣了。
有了這些鋪墊,曹操就又使了一計。他給韓遂寫了一封信,故意圈圈點點,好像是韓遂改過的。曹操這封信是什麼內容,我們不知道,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張作耀先生指出的這幾點:一,曹操料定馬超必看;二,內容必定閃爍其詞,歧義甚多;三,一看就像是收信人改過的。結果,馬超果然看到了,而且果然起疑,不再相信韓遂。
我們知道,聯軍作戰,最怕的就是主帥不和。韓遂、馬超互相猜忌,軍心不穩,這個仗就打不贏了。曹操抓住時機,一仗就打得韓遂、馬超敗走涼州。勝利之後,曹操留夏侯淵守長安,自己則於次年即建安十七年(西元二一二年)回到了鄴城。後來,韓遂在建安二十年(西元二一五年),也就是曹操征張魯的那一年,被西平、金城諸將所殺;馬超則於建安十九年(西元二一四年),也就是劉備攻劉璋的那一年投奔了劉備。
現在說第二件事——征孫權。
曹操破韓、馬,目的之一就是為了解除後顧之憂。關中既平,征討孫權便提到了議事日程。備戰期間,曹操曾讓阮瑀捉刀代筆,給孫權寫了一封軟硬兼施的長信,而且開出條件:一,如果能夠「內取子布,外擊劉備」,那麼,江東之任永遠歸你,還要加官晉爵。二,如果捨不得殺張昭,只殺劉備也行。孫權當然不吃這一套。為了抗擊曹操,早在建安十六年,也就是曹操征討韓遂、馬超的那一年,他就採納長史張紘的建議,將治所從京口(今江蘇省鎮江市)移到了秣陵(今江蘇省南京市),並改名建業。又採納呂蒙的建議,在濡須口建立了軍港。孫權態度如此,決戰在所難免。
於是,建安十七年(西元二一二年)十月,曹操率領大軍,號稱四十萬,征討孫權,建安十八年(西元二一三年)正月挺進濡須口。現在看來,曹操對這場戰爭的天時地利是估計不足的,因此剛一交戰就陷於被動,兩軍處於相持膠著狀態。據《三國志‧吳主傳》裴松之注引《吳歷》,當時孫權屢屢向曹軍挑戰,曹操卻「堅守不出」。於是孫權便親自乘了一條輕船(估計應該有一個船隊),從濡須口駛入曹軍水寨前。曹操一看,就知道是孫權來了,是孫權要親自來看看曹軍的陣勢(欲身見吾軍部伍也),便下令各軍嚴加戒備,箭弩「不得妄發」。孫權的船隊「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在曹營前大約走了五六里路,才返回。回去的時候還轉了個圈,對著曹軍擊鼓奏樂,「鼓吹」了一番。所有這些,曹操都看在眼裡,不由得喟然嘆息說:「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
不過《魏略》卻另有說法,說當時孫權來看曹營的時候,乘的不是輕船,是大船。曹操也沒有說「弓弩不得妄發」,而是下令射箭。結果萬箭齊發,都射在孫權的船上,船就向一邊傾斜。於是孫權下令調頭,讓船的另一面也受箭,使「箭均船平」,孫權也就回去了。這事後來被羅貫中移花接木,變成了赤壁之戰時諸葛亮「草船借箭」的原型。其實「草船借箭」在技術上並不可能,孫權此舉也不是「借箭」,這裡且不說它。
這兩件事,裴松之是並列地注在《吳主傳》的。這事不可能發生兩次,而學者多以《吳歷》所說為是。這個我們也搞不清。何況不管哪種說法是實,孫權的英雄氣概都躍然紙上。當然,《吳歷》所說,更有審美價值。想想看,孫權在輕船上看曹操,曹操在軍營裡看孫權,那是一種何等讓人心儀的場面。它甚至讓我想起了卞之琳的《斷章》:「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當然,戰爭不是藝術不是詩。孫權此行如果裝飾了曹操的夢,只怕也是噩夢。
據《三國志‧吳主傳》裴松之注引《吳歷》,孫權回去後給曹操寫了一封信,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又用另一張紙寫了八個字:「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操看了,很是感嘆了一番。的確,春雨綿綿,洪水將至,很不利於北方將士作戰。「足下不死,孤不得安」,也是實話。曹操點點頭,對諸將說:「孫權不欺孤!」於是下令撤軍,於當年四月回到鄴城。當然,後來曹操和孫權還有過幾次戰爭,這個我們以後有機會再說,現在先說第三件事。
第三件事——伐張魯,就比較簡單了。
曹操是在建安二十年(西元二一五年)三月率兵征討張魯的。這年曹操已六十一歲,卻還是親自出征,奔赴疆場。七月,曹軍來到陽平關(今陝西省勉縣西)。張魯聽說,準備投降,但他的弟弟張衛不同意,結果就打了一仗。這一仗打得很有戲劇性。據說,當時曹操發現陽平關並不像線人報告的那樣好打,就下令撤軍,撤走後又殺了個回馬槍,打得張衛落花流水,張魯也跑到巴中去了。這事史料記載諸說不一。《三國志‧武帝紀》說殺回馬槍是曹操的密令,《劉曄傳》說是劉曄的建議,《張魯傳》裴松之注引《魏名臣奏》和《世語》則說是事出偶然。《魏名臣奏》載董昭的表文說,當時本欲撤軍,但前頭的部隊迷了路,誤入張衛軍營。張衛軍以為是曹軍夜襲,嚇得一哄而散。曹操得到消息,就因勢利導,下令將撤退改為進攻。《世語》則說撞入張衛軍營的不是曹軍,而是數千頭麋鹿。曹操的部將高祚等人又鳴鼓吹號集合部隊。張衛以為大軍來了,一害怕,就投降了。總之,曹操征張魯,初期十分艱難,告捷卻非常迅速。所以王粲賦詩歌頌說:「所從神且武,安得久勞師。」但我認為,曹操這次得勝,與其說是因為他「神且武」,不如說是因為張魯集團已經沒有了鬥志。
張魯集團一戰即潰,張魯本人也於當年十一月投降,並受到曹操的優待。張魯投降,漢中就是曹操的了。漢中是益州的咽喉和門戶。拿下了漢中,就可以對蜀郡下手。所以,剛剛拿下蜀郡、正在為爭奪荊州而戰的劉備非常緊張,成都方面也十分恐慌。據《三國志‧劉曄傳》裴松之注引《傅子》,當時「蜀中一日數十驚」,劉備(準確地說是劉備留在成都的守將)不停地殺人也不能安定(備雖斬之而不能安也)。在這種情況下,乘勝前進,乘勢入蜀,蕩平益州,消滅劉備,應該說是一個可以考慮的方案。
曹操的兩位主簿(參與機要的高級幕僚)劉曄和司馬懿,便都提出了這個建議,而且力主實施。他們的建議,分別記載在《三國志‧劉曄傳》和《晉書‧宣帝紀》。劉曄說,明公拿下漢中後,蜀人聞風喪膽。只要一鼓作氣推向前進,蜀郡就可「傳檄而定」。現在,蜀郡在劉備的手裡。劉備這人是個英雄,可惜反應稍微慢了一點,得蜀又不久,威望還不高。以明公之神武,我軍之氣盛,此時入蜀,則「無不克也」。如果錯過這個時機,讓劉備喘過氣來,那就麻煩了。為什麼呢?因為劉備文有諸葛亮為相,明於治國;武有關羽、張飛為將,勇冠三軍。諸葛亮能安定蜀民,關羽、張飛能據守險要。國險而民附,搞不掂了!
司馬懿也認為這是一個大好時機,因為這時劉備和孫權兩家,正在為爭奪荊州而陳兵相向。這就為曹操留下了乘隙而入的好機會。所以司馬懿說,劉備靠著巧取豪奪滅了劉璋,蜀人還沒有歸順又去攻江陵,這個機會不容錯過。他說:「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矣。」也就是說,時機不到,條件不成熟,你不能硬來。時機到了,條件成熟了,也不能坐失良機。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機遇是不會兩次惠顧同一個人的。
這些話都很有道理,但曹操沒有採納。據《晉書‧宣帝紀》,曹操只是十分感慨地說了一句話:「人苦無足,既得隴右,復欲得蜀!」
這是反用典故,原話是漢光武帝劉秀對大將軍岑彭說的。據《後漢書‧岑彭傳》,建武八年(西元三二年),岑彭跟隨劉秀破天水,圍西城,勝利在望。不久,劉秀東歸,致書岑彭說:「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岑彭理解了劉秀的意圖,平隴之後即入蜀,滅了公孫述。顯然,劉秀的意思是:人,總是不知足的,得了隴,就肯定望蜀。曹操的意思卻是反過來:人,不能不知足,得了隴,就不要再望蜀了吧!
曹操一撤退,劉備就牛了起來。本來,劉備是很緊張的。據《三國志‧先主傳》,當劉備聽說「曹公定漢中,張魯遁走巴西」後,便立即與孫權講和,兩家平分了荊州(這事我們後面還要講到),又立即派大將黃權帶兵去接張魯,可惜晚了一步,張魯已投降。但是,曹操的撤軍決策卻給了劉備可乘之機,劉備集團對漢中重要性的認識也不斷提高。建安二十二年(西元二一七年)末,劉備派張飛、馬超等人屯兵下辯(今甘肅省成縣西),次年親率諸將進軍,開始了對漢中的大規模軍事行動。
力主進軍奪取漢中的,是劉備的二號謀臣法正。為什麼說法正是二號謀臣?根據在《三國志‧先主傳》。傳云:建安十九年,劉備得蜀,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為爪牙」。看來,這時總理軍政要務的是諸葛亮,南征北戰的主要是關羽、張飛、馬超,出謀劃策的主要是法正。
據《三國志‧法正傳》,曹操撤退以後,法正就去找劉備,說「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結果「先主善其策」,親征漢中,法正隨行,諸葛亮留守成都。劉備這個決定是正確的,也是當然的。我們知道,劉備這輩子只怕一個人,那就是曹操。曹操的部將他是不怕的。何況鎮守漢中的夏侯淵,還是個有勇無謀不會用兵的「白地將軍」(沒能耐的將領)。而且劉備也很清楚,只有拿下漢中,形勢才會根本扭轉,他也才能真正和曹操、孫權三分天下。這個仗,他是非打不可的。
但是戰爭一開始並不順利,劉備在陽平關遭遇了曹操諸將的頑強抵抗。於是劉備發現,即便曹操不在,他的部隊也不好對付,便急忙給時為軍師將軍的諸葛亮寫信,讓他儘快發兵增援。然而不知為什麼,可能是因為入蜀不久,或者因為做事謹慎,諸葛亮有些遲疑。據《三國志‧楊洪傳》,劉備「急書發兵」,諸葛亮便拿著信去問蜀臣楊洪。楊洪說,漢中是益州的咽喉,存亡的關鍵。如果沒了漢中,也就沒有蜀了(若無漢中則無蜀矣)。失去漢中是家門口的禍事呀(此家門之禍也)!這個時候,男人就該上戰場(男子當戰),女人就該搞後勤(女子當運)。軍師你趕快發兵吧,還猶豫什麼呢(發兵何疑)?
楊洪這話說到了根本——「若無漢中則無蜀矣」。這也正是曹、劉雙方的不同之處:曹操可以得隴不復望蜀,劉備卻是不得隴則不能保蜀。一個志在必得,一個能守則守,戰爭的勝敗幾乎一開始就定下來了。事實上,在這兩年當中,劉備一方一直掌握戰爭的主動權,而且還在建安二十四年(西元二一九年)正月,在定軍山斬殺了曹軍主帥夏侯淵。因此,等到當年三月曹操本人再次親臨漢中時,局勢已無法挽回。曹操審時度勢,一聲長嘆,出夜間口令為「雞肋」,然後大步後退,撤回長安,漢中從此姓劉,劉備也在當年七月自稱漢中王。當然,曹操不會將整個天下拱手相讓。善於用兵的他,把防線建在了漢中與關中之間的交通要衝,同時也是歷代兵家必爭之地的陳倉。這個決策有效地遏制了劉備前進的勢頭。劉備、諸葛亮終其一生,也沒能越過這條防線。
曹操得隴不復望蜀的結果,是連已經得到的隴右也不能保全。他永遠地失去了謀蜀的可能,一統天下的理想從此徹底化為烏有。因此,我們就很想知道,這究竟是為什麼。
法正的說法也許有道理。當初,法正勸劉備攻擊漢中的時候,開頭第一句話就說到了這個問題。法正說,曹操一舉而降服張魯,平定漢中,不乘勝前進一鼓作氣拿下巴、蜀,反倒匆匆忙忙退了回去,這不是他考慮不周,兵力不足(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一定是他內部出了問題,是他感覺受到了威脅。
那麼,事情是這樣的嗎?如果是這樣,曹操又怎麼應對呢?
請看下集:得寸進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