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文化對五四新文學的影響

緒論：基督教文化思潮與「五四」新文化運動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場立足於民族自省文化批判的政治運動、文化運動，在中華民族面對列強欺凌中期盼民眾的啟蒙、民族的自強。基督教文化是由西方宗教傳入中國的文化思潮，在經歷了唐朝景教、元朝也里可溫教、明末清初基督教在中國三次傳教高潮後，「禮儀之爭」導致了雍正皇帝的近百年禁教。鴉片戰爭後，隨著列強對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教活動又蓬勃開展。「五四」成為基督教文化思潮在中國發展的複雜時期，對於基督教文化的推崇與抨擊、對於基督精神的弘揚與質疑都交織在一起，成為一種十分複雜的社會現象、文化現象。如何看待「五四」時期新文化先驅者們對於基督教文化的複雜態度？如何看待教會人士對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激進態度？如何看待非基督教、非宗教運動？如何看待教會人士對於非基督教、非宗教運動的反駁？「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基督教文化思潮究竟是怎樣的一種關係？等等，這是我們需要認真梳理與研究的問題。 一有學者將中國近代社會的啟蒙運動稱為洋務運動、政治維新和新文化運動三部曲。倘若我們能夠比較客觀地看待1840 年鴉片戰爭對於中國的巨大影響，我們應該看到：一方面它打開了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的門戶，使閉關鎖國的華夏古國受到了帝國主義列強的欺凌；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中國人走出國門走向世界的契機，從而看到中國的積弱與他國的強盛，進而形成了中國知識份子的一種民族焦慮感，思考如何借鑒西方的思想資源、先進技術，改變中國落後民族的淪落的狀況。鴉片戰爭後，在努力追求船堅炮利的國策中，中國社會努力接受西方近代的先進思想，基督教文化也成為被「拿來」的一部分。康有為曾「悉購江南製造局及西教會所譯出各書盡讀之」，他認為基督教「然其所長者，在直接在專純，單標一義，深切著明曰人類同胞也，曰人類平等也，皆上原於真理，而下切於實用，於救眾生最有效焉」，康有為曾以基督教的馬丁路德自稱。孫中山從基督教中汲取有關因素形成其三民主義，並提出「為基督徒者，正宜發揚基督教之教理，同負國家之責任，使政治宗教，同達完美之目的」。孫中山還認為：「再像耶穌教，從前自歐洲傳到美洲，近代傳到亞洲，流行於中國，世界上到處都有他們的教堂，這樣普遍的道理，也是由於耶穌教徒善於宣傳。宗教之所以能夠感化人的道理，便是他們有一種主義，令人信仰……。」他認為「（基督教）是活的真理，可以實行的」，還聲明他「知革命真理，大半由教會所得來」。晏陽初甚至說：「中國近代的大革命家、大政治家、大外交家，如孫中山先生、王正廷先生、余日章先生等，幾乎沒有一個不是受過基督教教育的造就。就是那班提倡新文化運動的人，也莫不是直接地或間接地受過基督教教育的影響的。」在新文化運動先驅者中，陳獨秀是極為重要的人物，他對於基督教的態度影響了當時社會。雖然他在1918 年發表的〈偶像破壞論〉中，對於如耶和華上帝等一切偶像作了抨擊，認為一切宗教的偶像都應該破壞；但是他在1920 年在〈新文化運動是什麼？〉中卻指出：「宗教在舊文化中佔有很大的一部分，在新文化中也自然不能沒有他。」甚至說：「現在主張新文化運動的人，既不注意美術、音樂，又要反對宗教，不知道要把人類生活弄成一種什麼機械的狀況，這是完全不曾瞭解我們生活活動的本源，這是一樁大錯，我就首先認錯的一個人。」1920年他在〈基督教與中國人〉一文中甚至說：「我們今後對於基督教的問題，不但要有覺悟，使他不再發生紛擾問題，而且要有甚深的覺悟，要把那耶穌崇高的、偉大的人格和熱烈的、深厚的情感，培養在我們的血裏，將我們從墮落在冷酷、黑暗、污濁坑中救起。」陳獨秀在「五四」時期有關基督教的言論，在當時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不僅影響了新文化人物，而且也受到基督教界人士的推崇，他的有關言論一再被教會人士所引用。在「五四」反傳統的背景中，近代西方文化成為中國知識份子的精神資源，基督教文化也就成為西方精神資源的一部分。魯迅在〈摩羅詩力說〉中，曾盛讚希伯來文化的深刻影響：「……次為希伯來，雖多涉信仰教誡，而文章以幽邃莊嚴勝，教宗文術，此其源泉，灌溉人心，迄今茲未艾。」《聖經》中耶穌受難給魯迅以極為深刻的印象，他甚至指出：「馬太福音是好書，很應該看，猶太人釘殺耶穌的事，更應該看。」周作人認為近代歐洲文明起源於希臘和希伯來的思想，「現代文學上的人道主義思想，差不多也都從基督教精神出來」，指出「《馬太福音》的確是中國最早的歐化的文學的國語，我又預計他與中國新文學的前途有極大極深的關係」。周作人甚至提出「覺得要一新中國的人心，基督教實在是很適宜的」。許地山認為當時中國所需要的宗教是易行、能修習、道德情操強、有科學精神、富有感情、有世界性質、注重生活、合於情理的，認為「按耶教近年發展的趨勢似甚合於上述的理論」。梁啟超提出：「要而言之，信仰是神聖的。信仰在一個人為一個人的元氣，在一個社會為一個社會的元氣。中國人現在最大的病根，就是沒有信仰。……所以和尚廟裏頭會供關帝供財神，呂祖濟公的乩壇，日日有釋迦牟尼、耶穌基督來降乩說法。像這樣的國民，說可以在世界上站得住，我實在不能不懷疑。」胡適發表〈基督教與中國〉一文，認為：「中國知識階級對於基督教，我認為應該有兩種態度。第一是容忍（Toleration）；第二是瞭解（Understanding）。承認人人有信仰的自由，又承認基督徒在相當範圍的有傳教的自由：這是容忍。研究基督教的經典和歷史，知道他在歷史上造的福和作的孽，知道他的哪一部分是精彩，哪一部分是糟粕，這是瞭解。」錢玄同說：「我認耶穌基督是一千九百年以前一個宣導博愛、平等、犧牲各主義的偉人，他並且能自己實行。」「我以為基督的可佩服，是由於他有打破舊慣、自創新說、目空一切、不崇拜任何的革命精神……」「總而言之，我承認基督是古代一個有偉大和高尚精神的『人』，他的根本教義─博愛、平等、犧牲─是不可磨滅的，而且人人─尤其是現在的中國人─應該實行的……」「五四」時期，受了洗的冰心成了基督教團體「生命社」的成員，「生命社的成員都是虔誠的基督教徒，其共同目標是『證明基督教的真諦和價值，以及基督教對中國的現實意義』。」黃廬隱談及其宗教觀時說：「在童年的時候，我皈依了耶穌。等到我離開那所教會學校後，我本來不徹底的信仰，便漸漸的趨於破產。當然以耶穌偉大的人格，博愛的精神，很夠得上人們的崇拜，我就以他為人生的模範，並不算壞。」張東蓀說：「果真如此，則基督教似乎也分占西洋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基督教傳到中國來，並未起何等惡影響。……所以佛教只可以有高深知識的人來談，而不能通俗化；耶教似乎不然，很有許多地方可以矯正中國的習慣。所以專從實用上講，我以為基督教比較適宜些。」新文化運動先驅者們從不同的視角闡釋與接納基督教文化，將基督教文化看作改造國民性的精神資源。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背景中，基督教知識份子也深入思考基督教與新文化運動的關係，甚至形成了基督教新文化運動的說法。教會人士徐寶謙回憶說：「新文化運動與愛國運動，在此時期發軔，我身在首都，……與同事胡君學誠，發起一種基督教新思潮運動。邀集中外教內及教外的新文化運動領袖，在西山臥佛寺交換意見。」徐寶謙認為，基督教可以對新思潮做出重要貢獻，主要體現在進步的精神、建設的同情、以道德為標準、行為的徹底。1921 年5 月，在中華續行委辦會第九次年會上，基督徒知識份子劉廷芳、畢來思、柴約翰、羅運炎等就「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基督教的關係分別發表了演說。劉廷芳闡述了新文化運動對基督教的影響，認為主要表現在六個方面：一、新文化運動以科學精神掃除舊中國的迷信習俗，為基督教的傳播做準備；二、它促進社會觀念的轉變，使人們認同基督教推行的各項社會事業，能夠「給基督教所做的工，一個認可的證書」；三、對人道主義的宣導有助於推廣基督教「愛人如己」的宗旨；四、社會改良激發基督教宣傳真正的社會福音；五、白話文運動有助於培養教徒的靈性修養；六、對宗教問題的關注促使人們去研究基督教。因此，他把「五四」新文化運動稱為「主賜教會的一個大機會」。畢來思認為，新思潮的大眾傳播、白話、科學、自由思想，均來自基督教，認為基督教不僅應「導源」，還應該負責指導、約束、警戒、鼓勵和勸勉。柴約翰認為新文化運動呈現出的打破舊式文明、批判現存制度、主張民主科學精神、博愛等特點與基督教的需要是共通的。羅運炎認為基督教可以在新思潮中表現本身與科學理性無間，新思潮是「無上佈道機會」，「我們基督教會，須要利用新文化的運動，去襄助推廣上帝的國度」。劉廷芳在〈新文化運動中基督教宣教師的責任〉一文中，提出「新文化運動，在中國的前途。不但能生存，而且能發展、增長，有無窮的、雄偉的、遠大的前程」。甚至提出基督教與新思潮之間並不存在對立，相反「有些信徒，從新文化運動，得了一種猛進的精神，起了革新的志願」。基督教新文化運動對「五四」運動是持歡迎態度的：一是肯定新文化運動所提出的要求「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態度有其積極的方面；二是肯定新文化運動所提出的科學民主精神；三是肯定新文化運動對改良社會所起的作用；四是肯定新文化運動對愛國運動的影響。其實基督教知識份子在強調基督教信仰、追隨「五四」新文化運動過程中，並未完全否定放棄中國文化傳統，因此有學者認為：「總之，近代儒學對於西學東漸基本上是一種形下層面的反應性的吸納，然而卻仍然保持著極其強烈的中國文化主體意識。」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一些基督教知識份子提出「基督教救國論」回應新思潮：徐寶謙指出新文化運動「引起了國民愛國的思想，許多的青年立志為愛國，為他們的主義奮鬥到底。這種偉大的成就當然使中國基督徒發生一種反躬自問的感想」。簡又文提出要以基督教的博愛、犧牲精神來彌補社會道德的缺失，主張「基督教將以基督的人格來救國」。趙紫宸認為「新思潮進來，人都覺得中國民族，須有徹底的新道德，方能向前建造文化和社會。我們道德的力量，十分薄弱。所以對於宗教的祈向，極其懇切。基督教既是道德的宗教，自能當此時機，應此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五四」時期的基督教新文化運動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呈現出某種互動的傾向。

緒論：基督教文化思潮與「五四」新文化運動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場立足於民族自省文化批判的政治運動、文化運動，在中華民族面對列強欺凌中期盼民眾的啟蒙、民族的自強。基督教文化是由西方宗教傳入中國的文化思潮，在經歷了唐朝景教、元朝也里可溫教、明末清初基督教在中國三次傳教高潮後，「禮儀之爭」導致了雍正皇帝的近百年禁教。鴉片戰爭後，隨著列強對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教活動又蓬勃開展。「五四」成為基督教文化思潮在中國發展的複雜時期，對於基督教文化的推崇與抨擊、對於基督精神的弘揚與質疑都交織在一起...

後記

我對於基督教文化與中國現代文學關係的研究，源於20 世紀80年代在揚州師範學院攻讀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碩士學位時。當時，我大量閱讀「五四」時期的文學作品，發現了一個有趣的文學現象，諸多現代作家與基督教有著某些關聯，或受洗入教，或親近基督教，在他們的創作中先後出現與基督教文化有關的題材，或描寫教會生活，

或塑造教徒形象，或提倡博愛，或提倡寬恕。最初我想以此論題做碩士學位論文，後來卻以20 世紀20 年代鄉土文學研究為論題，但是我並沒有放棄對於基督教文化與中國現代文學關係的研究，後來便成為我的博士學位論文《曠野的呼聲：中國現代作家與基督教文化》，論文由陳思和先生作序，於1998 年為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2009 年為新加坡青年書局再版。

2003 年，我應香港中文大學之邀請，在崇基學院開設「基督教文化與中國現代文學」選修課，有30 餘位博士生、碩士生選修，後來我將學生的課程作業修改編輯成《文學的綠洲─中國現代文學與基督教文化》一著，2006 年10 月由香港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出版。在香港中文大學任客座教授期間，香港中文大學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邀請我作一場公開學術報告，邀請者提出講宗教而不講文學。我經過認真準備，以「基督教文化與中國知識份子─對五四時期一個角度的回溯與思考」為題，成功地進行了演講，演講稿於2004 年為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成為我後來申報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的緣起。2005 年，我以〈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基督教文化思潮〉為題，申報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專案獲得批准。

「五四」是一個欣欣向榮的時期，「五四」也是一個十分複雜的時期，僅對於基督教文化就有著許多不同的態度，讚賞者有之、批評者有之、反對者有之，就是陳獨秀在「五四」時期對於基督教文化就有比較複雜的姿態。研究「五四」新文化運動背景中的基督教文化思潮，對於梳理探究此時期基督教文化思潮與新文化運動的關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該論題獲得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專案後，我努力搜尋資料探究問題，課題中的前期成果先後在學術刊物上發表：〈論基督教文化與中國現代文學的人道精神〉，《世界宗教研究》2008 年第2 期；〈論少年中國學會的宗教論爭〉，《甘肅社會科學》2008 年第5 期；〈論基督教文化與冰心、許地山小說的敘事模式〉，《中國比較文學》2009 年第3 期；〈論「五四」知識份子與基督教文化〉，《江西師範大學學報》2005 年第3 期；〈衝突與接受：基督教文化與中國家族觀念〉，《廈門大學學報》2008 年第2 期；〈教會學校文化教育與中國現代作家〉，《江海學刊》2007 年第4 期；〈論冰心的聖詩創作〉，《文化中國》（加拿大）2004 年第1 期；〈寫出文化衝突與融合中基督徒的複雜心態〉，香港《二十一世紀》2005 年12 月號；〈寬容與復仇：魯迅〈復仇（其二）〉與

《聖經》之比較〉，《文化中國》（加拿大）2005 年第2 期；〈論非基督教思潮與中國教會本色化運動〉，《甘肅社會科學》2010 年第1 期；〈論鬱達夫小說的宗教意味〉，《江西社會科學》2008 年第10 期；〈論「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基督教文化思潮〉，《世界宗教研究》2011 年第3 期；〈論「五四」時期陳獨秀對基督教的複雜態度〉，《社會科學家》2011年第6 期。其中有些論文為中國人民大學報刊資料全文轉載，在學術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和聲譽。

該項目的階段性成果〈論「五四」小說中的基督精神〉、〈基督教文化與中國現代知識份子〉先後獲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論基督教文化影響與中國家族觀念的嬗變〉獲上海市社會科學界第四屆學術年會優秀論文獎。

在該論題的研究中，我的幾位博士生、碩士生參與了有關章節的起草，上編第二章蔣進國、第五章張勐、第六章林雪飛、第八章趙鵬，由我擬定提綱，他們起草後，由我統一修改潤色。

《基督教文化對五四新文學的影響》是一個具有相當容量和複雜性的課題，雖然該課題的研究告一段落，但是其中仍然尚有一些可以繼續深入探究的問題。

楊劍龍

2011 年11 月23 日

後記

我對於基督教文化與中國現代文學關係的研究，源於20 世紀80年代在揚州師範學院攻讀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碩士學位時。當時，我大量閱讀「五四」時期的文學作品，發現了一個有趣的文學現象，諸多現代作家與基督教有著某些關聯，或受洗入教，或親近基督教，在他們的創作中先後出現與基督教文化有關的題材，或描寫教會生活，

或塑造教徒形象，或提倡博愛，或提倡寬恕。最初我想以此論題做碩士學位論文，後來卻以20 世紀20 年代鄉土文學研究為論題，但是我並沒有放棄對於基督教文化與中國現代文學關係的研究，後來便成為我的博士學位論文《...

目 次 緒論：基督教文化思潮與「五四」新文化運動 上編 非基督教運動與五四知識分子第一章 少年中國學會關於宗教問題的論爭第二章 非基督教、非宗教運動的興起與發展第三章 「五四」語境中的基督教新文化運動第四章 陳獨秀的宗教觀與對基督教的複雜態度第五章 真理社、生命社對「非基督教運動」的回應第六章 《真光》雜誌對於非基督教言論的反駁第七章 非基督教思潮與中國教會本色化運動第八章 基督徒知識份子的思索與應對第九章 「五四」知識份子與基督教文化 下編 基督教文化與中國新文學第十章 教會學校文化教育與中國現代作家第十一章 基督教文化與中國新文學的人道精神第十二章 中國現代小說敘事模式與《聖經》文本第十三章 基督教文化與二十世紀中國新文學第十四章 論郁達夫小說的宗教意味第十五章 論冰心聖詩創作的基督教價值第十六章 寫出文化衝突與融合中基督徒的複雜心態第十七章 論基督教文化與冰心、許地山小說的敘事模式第十八章 基督教文化影響與中國家族觀念的嬗變附錄 在文化傳佈與影響下的深入研究與探索後記

目 次 緒論：基督教文化思潮與「五四」新文化運動 上編 非基督教運動與五四知識分子第一章 少年中國學會關於宗教問題的論爭第二章 非基督教、非宗教運動的興起與發展第三章 「五四」語境中的基督教新文化運動第四章 陳獨秀的宗教觀與對基督教的複雜態度第五章 真理社、生命社對「非基督教運動」的回應第六章 《真光》雜誌對於非基督教言論的反駁第七章 非基督教思潮與中國教會本色化運動第八章 基督徒知識份子的思索與應對第九章 「五四」知識份子與基督教文化 下編 基督教文化與中國新文學第十章 教會學校文化教育與中國現代作家第十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