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的觀念與方法

中國現代文學的學科獨立與「雙翼」舞動 中國現當代文學（下文統稱中國現代文學）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當下正處在重要的調整時期，其範圍涉及學科的內涵和外延。其實，各種新的現代文學史構想，都冠以「現代」名稱，這說明大家都是在現代文學學科範圍內思考問題，都有意把這個學科與中國古代文學學科區別開來，都致力於這個學科的發展。因而，本文的討論也就著眼於這些新的構想對於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存在和發展可能造成的影響方面。一、「現代性」的歧義中國現代文學學科成立的基礎，是它的現代性。可是現在引起爭議的源頭，是現代性並非單數，而是複數，即是說存在著不同的「現代性」。這個學科創建時，是以新民主主義文學史觀為基礎的，這相應地規定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反帝反封建的內容和白話的形式。也就是說，中國現代文學的內涵是反帝反封建的內容加白話形式，它的外延則又是由這一內涵規定的，其中包括它的一九一七年至一九四九年的時限。新民主主義的現代性，實質是政治革命所追求的現代性。它的基本內容，是要通過社會政治革命，實現現代民族國家的重建，從而為生產力的解放開闢道路。這一理論，規範了政治革命的複雜運作方式，涉及這一革命的所有方面，其中也包括文學與政治的關係。新民主主義所規範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無法避開文學從屬於政治這一特點，因而按照這種理論建構起來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強調政治（無產階級政治）標準的優先地位，文學的意義只能從它能不能適應並完成這一政治革命所提出的任務上來衡量，文學自身的特點和規律性難以得到應有的尊重，這影響了文學史對作家作品的評價和選擇。更為嚴重的是，後來一度指導中國現代文學史撰寫的是在新民主主義理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幾乎窒息了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生氣，一部中國現代文學史，差不多成了中國「左」的政治理論的注腳。上個世紀八○年代初，由於政治的轉折，新民主主義文學史觀被啟蒙主義文學史觀所取代。啟蒙主義關注的首先是人的現代性，它要通過人的現代性和人的思想觀念現代化，達成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現代化的目標，而不是像新民主主義那樣側重於通過社會制度的革命性改造來解決人的現代性問題，後者實質上是把人的現代性理解為隨著社會制度現代化可以自然解決的問題，而這在實踐中已被證明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以這種啟蒙現代性的觀念來改寫中國現代文學史，眾所周知，給中國現代文學史帶來了重大的變化。比如評價文學的標準完全不同了，不再以文學完成政治革命的任務作為價值尺度，而是以文學承擔思想啟蒙使命作為評價的標準。對一系列文學現象的評價也隨之發生了變化，尤其是對魯迅創作價值的認定，對左翼文學的評價，與原來新民主主義文學史觀指導下的文學史有了明顯的不同。現代文學發展的圖景也不再呈現為從新民主主義文學到社會主義文學的不斷進步的模式，而是認為中間經歷了曲折，到新時期才接上五四傳統，文學才又迎來了繁榮。可以說，這是一種新版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從新民主主義文學史觀到啟蒙主義文學史觀的發展，意味著淡化了文學史中的政治革命因素，這與上個世紀八○年代中期開始的「告別革命」的時勢是相吻合的。改革開放，在政治上的主要問題是如何清理「左」的政治觀念對經濟發展的阻礙，所以需要對革命及其遺產進行新的闡釋。一個基本的方法，就是把革命的合理性置於更具普遍意義的基礎上，把它解釋成為一種「時代的潮流」，賦予它「民族精神」的特質。總之，是淡化其階級鬥爭的色彩，增加一些人性的因素，使之能夠為當前世俗化社會的一般民眾所容易接受。從這種變化中，我們已經強烈地感受到了由經濟變革所帶動的世俗化潮流對人的思想觀念的強大影響力。這種影響力，也滲透進了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它的一個表現，就是用世俗現代性和啟蒙現代性的雙重標準來建構更新版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世俗現代性，是經過現代化包裝的世俗觀念，具有平民化的特色。它與革命現代性的鬥爭哲學隔了一層，與啟蒙現代性的人性批判也有重大差異。它關注的是日常生活，考慮的是如何借助高科技手段，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讓生活更具樂趣，使人的慾望獲得充分釋放。在世俗現代性中，一切外在的社會禁忌或使命，無論是以革命的名義還是以啟蒙的名義，都暫且放置一邊，活著，並且活好，成了最緊要的事。現代傳媒對於世俗化思潮的興起無疑起到了極為重要的推動作用，比如它製造了一個個狂歡的盛宴，用鋪天蓋地的廣告誘發人的消費慾望，營造了一個慾望化的環境。在這樣的環境中，一些作家把文學當作展示慾望的手段，直接參與了消費主義的大合唱。這樣的現代性，看似前衛，其內質卻是較為傳統的，反映的是人性中帶有普遍性的慾望滿足。相比革命現代性的強調階級覺悟，啟蒙現代性的強調個人獨立和權利，慾望是更具普遍意義的，是為不同時代人所共有的，因而也是超時代的。世俗現代性可以因為加入了時尚的內容顯得十分前衛，可是它的內質卻是可以為不同的時代所共有。比如《金瓶梅》所展示的慾望，晚清的《海上花列傳》所展示的慾望，和《上海寶貝》所展示的慾望，在表現人性的原始一面上，其實並沒有多大的兩樣，反映的都是一個古老的主題，可以說是一脈相承的。由這種與時代聯繫不那麼緊密的世俗現代性（其實就是世俗觀念）參與本來由啟蒙現代性主導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建構，必然地會給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帶來深刻的變動，這種變動會比啟蒙現代性取代新民主主義觀念給現代文學史所帶來的變動更大。它把文學與慾望的表現聯繫在一起，強調文學面向市民的娛樂消費的功能，所以又必然會要求把通俗文學，包括晚清通俗文學納入中國現代文學史，從而突破了中國現代文學的五四上限。當然，很少有人主張以世俗現代性全面取代啟蒙現代性來建構中國現代文學史（現代通俗文學史除外），因為我們畢竟抹殺不了啟蒙現代性對中國現代歷史、對中國現代文學的重大影響，也不能輕率貶低體現了啟蒙現代性精神的知識精英文學的價值。知識精英文學，一般地說，代表了民族文學的最高成就。現在的問題只是世俗現代性要參與到中國現代文學史中，並且受矯枉過正的歷史辯證法的影響，現在事實上存在著一種抬高世俗現代性地位的傾向。這從其主導方面說，體現了一種合理的反撥，是對過去相當長時期裡片面否定世俗現代性、否定通俗文學價值的一種校正，但它所帶來的問題，似乎也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二、突破五四上限的「陷阱」由於世俗現代性是經過現代性包裝的慾望、正義、價值和知識，當它參與中國現代文學史建構時，如上所言，會突破現代文學的五四上限。啟蒙主義文學史觀與新民主主義文學史觀之間，雖然存在重大分歧，但在認同「五四」作為新文學歷史起點這一根本問題上，卻是意見一致的。這有助於解釋，為什麼啟蒙主義文學史觀取代新民主主義文學史觀以後，儘管對許多具體的文學現象的評價發生了變化，但學科的基本結構卻沒有變動：中國現代文學還是被認為是發端於五四文學革命的新文學，革命（思想革命和文學革命）仍舊被認為是推動文學進步的力量。而世俗現代性所建構的現代文學，明顯地告別了「革命」的價值觀，降低了「五四」對於新文學發生的意義。「告別革命」的口號，最早是由李澤厚在一九九五年出版的《告別革命》一書中提出的。他在與劉再復的對談中說，革命是激情有餘而理性不足，因而要改良，不要革命。李澤厚的「告別」論，使革命歷史無法從其自身的連續性上得到闡釋，會造成革命傳統（正統）的斷裂，所以沒能得到主流的認可。但主流社會自身其實也循著從革命到改革的方向調整策略。於是，我們看到革命的傳統雖然沒有中斷，但對革命的闡釋卻發生了重大變化，革命的意義更多地被解釋成為現在民眾容易接受的形式。經過這樣的闡釋，原初與傳統完全對立意義上的「革命」已經變成與傳統達成了妥協甚至和解的「革命」，其內涵和基本的精神都發生了重要變化。這種變化，有它深刻的背景，實際上是反映了基於經濟繁榮和科技進步的世俗化潮流的興起，反映了中國中產階級力量的壯大和市民的社會地位的提升。換句時髦的話說，就是反映了後現代（後革命時代）的時尚。在這樣的時尚中，降低五四文學革命的歷史意義，從而為中國現代文學史突破五四上限、包容晚清的通俗文學創造了條件。它的積極方面，是使人們認識到五四新文學不是無緣無故的，而是有前緣的，其源頭之一就是晚清文學。在長期忽視晚清文學價值的時候，這有一種提醒和反撥的作用。不過，如果反撥過度，對世俗現代性與啟蒙現代性的關係處理不當，甚至把兩者對立起來，或者脫離中國社會變革的特點，挪用西方現代性發展的模式，以世俗現代性取代啟蒙現代性，那它對中國現代文學學科所帶來的問題可能會比它所解決的更多，也更嚴重。它所帶來的問題主要有兩個方面。先說第一個方面，即它有可能解構中國現代文學作為一個獨立學科存在的基礎。中國現代文學為什麼能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而存在？無非是它的對象是現代文學，其性質與中國古代文學有著本質性差異，因而研究這種現代性文學的學科也就自成一個體系。可是人們會進一步追問：這種用來區別中國現代文學與中國古代文學的現代性標準又是什麼？如果僅從理論上加以說明，可以強調它的反封建性，它的白話形式，總之是著眼於它的現代的意識形態和現代的語言形式，雖然要從理論上徹底地解決這個問題也不容易，但至少可以給出一條理論的邊界，提出一個明確的標準。可是，如果要把這個標準落實到文學史中去，問題就更複雜了。僅以現在一般所認可的反封建的內容和白話的形式這兩條來說，就不容易明確地在文學史中指認落實。因為要在中國古代文學中找出一些反封建的思想因素和叛逆激情，非常容易；白話的流行也早已開始，即使是現代的白話，其實也在五四之前的白話報紙中廣泛地使用。所以中國古代文學與現代文學的歷史分界點，即使有了明確標準，也只能看歷史的大勢，著眼於這個點是不是足以代表文學史的重大轉折。稍為具體地說，一是看它變革的力度是不是足夠大，大到足以代表一個嶄新文學時代的開始；二是看這種變革是不是擁有系統的理論，倡導者是不是自覺地運用這套理論加以推動；三是看它對後來的影響，即此後的文學發展是不是以它為基礎，前後保持了直接的聯繫？按照這樣的標準，在中國近代以來的文學發展中，有資格充當現代文學發生標誌的大致有：鴉片戰爭，洋務運動，維新運動，「小說界革命」和「文界革命」，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文學革命。在這些重大事件中，與文學關係密切，而且影響重大而深遠的，還是大家所公認的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文學革命。因為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文學革命，是現代文學的先驅者自覺地針對中國傳統文化和古代文學而發動的，它標誌著現代性的「文的自覺」時代的到來。它提出的一套系統理論，產生了重大影響，以致有一種「歷史斷裂」的感覺，而此後的新文學發展又是直接以它為源頭的。因此相比較而言，五四文學革命最有資格充當中國現代文學與中國古代文學歷史分界的標誌。當然，這已是老生常談了。可老生常談並不是沒有道理。要突破「老生常談」，還須十分謹慎。如果沒有經過縝密的通盤考慮而簡單否定「老生常談」，或會造成混亂。比如突破「五四」上限，把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追溯到晚清，甚至確定為晚清的某一部作品，就面臨著這樣的危險：它看似創新了學科格局，可是最終會落入一個邏輯的「陷阱」，導致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解構。依附於一個有生命力的民族之上的文化傳統，原是一條不間斷的歷史長河。它可以突變，但不會完全斷裂，新的傳統不會與此前傳統毫無關係。所以要在五四文學與晚清文學之間找出前後的聯繫，是非常容易的。如果這可以成為中國現代文學開始於晚清的理由，那麼我們可以按同樣的邏輯，把這個起點進一步推向晚明。周作人就曾明確提出新文學的源頭在晚明，因為要在晚明文學中找出一些晚清「起點」論者所看重的「慾望、正義、價值和知識」，也太容易了。晚明的資本主義經濟萌芽，晚明發達的出版業，晚明的名士風度，晚明的慾望敘事，僅就其與此前的社會和文學傳統的差異而言，按晚清「起點」論的標準，哪一點不可以作為現代文學發生的依據？而問題還在於，按此邏輯，我們還可以把「新」文學的發生標誌進一步向前推，一路推向唐宋，推向兩漢和先秦。因為僅僅從歷史連續性的角度看問題，要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找到一點現代性的思想情感元素和類似現代敘事技巧的因素也並非難事。換言之，按晚清「起點」論的邏輯，晚清的「被壓抑的現代性」，如果不從總體性著眼，僅僅從某一方面看，照樣可以從遠比晚清早的時代找到，比如《紅樓夢》的愛情觀，《孔雀東南飛》的懺悔意識，甚至詩經裡的愛情體驗，這些作品所表達的都是共同人性，與現代人的人性是相通的，我們能因為它與現代人的人性相通而拿來作為現代文學發生的依據？於是，問題實際上回到了應該如何看待民族文化傳統和文學傳統的前後聯繫和發展的階段性差異之間的關係。為了方便起見，我把我以前一篇文章中的有關意見引述在下面：蘇軾在〈前赤壁賦〉中說過一句很有意思的話，他說：「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他的意思是說考察宇宙人生這樣的對象，重要的是你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從變化的角度看，天地是變動不居的，從不變的角度看，則物我皆是無盡的。我認為，考察像五四文學革命這樣的重大事件，重要的也是你採取什麼樣的基本態度。如果從不變的角度視之，當可發現它與傳統的歷史聯繫，因為歷史本來就是線性的、連續的；如果從變化的角度來考察，則又可以發現它與古典文學及其傳統的巨大差異。於是，問題回到了到底應該從變化的方面還是從不變的方面來評價五四文學革命。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取決於目的。有兩個目的：一是要證明五四文學革命與傳統的聯繫，二是要證明五四文學革命與傳統的對立。這兩個命題都是可以證明的，因為它們從不同的方面反映了五四文學革命與傳統既有聯繫又有對立的真實。而問題在於，這兩個有待證明、並且可以證明的命題，其重要性有沒有等級差異？回答應該是肯定的。因為五四文學革命與傳統的聯繫是隱性的，是通過傳統自身的延續性得以實現的，是通過作家所受的民族文化的薰陶得以保證並體現出來的，而五四文學革命與傳統的對立則是文學革命的先驅者所自覺追求的結果。 我的意思是說，我們不能無視五四文學與晚清文學的歷史聯繫，但更要重視五四文學相對於晚清文學的新變。說到底，晚清文學的價值，要通過五四文學的更為成熟的新形式表現出來，而此後的新文學顯然是直接在五四文學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比如，晚清通俗文學普遍存在的反對寡婦再嫁、崇尚孝道等觀念，遭到了五四作家的批判，而此後文學的發展，明顯地是與五四文學保持一致的。現在話題又要回到這一節標題所提出的問題上，即邏輯的「陷阱」。我認為，如果僅僅依據文學史前後階段之間的聯繫，發現五四文學有晚清文學這一個前緣，就斷定現代文學的開端在晚清，甚至找到晚清的某一部作品，如《海上花列傳》，作為現代文學發生的標誌，抹殺了五四文學與晚清文學更為本質的差異性，那末如前所言，按同樣的邏輯可以把這個起點一路向前推，中國現代文學也就失去了它作為一個獨立學科存在的基礎，它只能與先秦文學、兩漢文學、南北朝文學、元明清文學並列在一起，成為一個斷代的文學，成為「民國文學」和「共和國文學」，而不再是一種區別於古代文學並與古代文學相對稱的「現代文學」了。三、「雙翼」的舞動以世俗現代性取代啟蒙現代性，作為確定中國現代文學起點的理論依據所帶來的第二方面的問題，是它可能造成處理通俗文學與知識精英文學關係的困難。通俗文學與知識精英文學，嚴格意義上說，是既有聯繫又相對獨立的兩個不同的文學系統。范伯群先生對此有很好的闡述，他說：「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在時序的發展上，在源流的承傳上，在服務對象的側重點上，在作用與功能上，均與知識精英文學有所差異。如果不看到這一點，那麼中國現代通俗文學的特點也就會被抹殺，它就只能作為一個『附庸』存在於中國現代文學史中，這就不能科學地還中國現代文學以歷史全貌。」 我讀范先生的大作後的一點感想是，如果看不到通俗文學與知識精英文學兩者的聯繫，即在同一個時代語境中產生的體現了不同文化傾向的兩種文學思潮，它們之間與這個大時代，或換一種說法，與中國近代以來所追求的現代性目標的聯繫，就有可能把體現了民間趣味的通俗文學排除在現代文學史的視野之外，忽視乃至抹殺它們對於知識精英文學的推進作用；但如果看不到兩者的區別，除了范先生文中所指出的那種令人擔憂的可能性外，我還擔心有另外一種可能性，即可能倒過來以通俗文學的規則取代現代精英文學的規則，從而徹底顛覆和解構現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規範和構架。范先生是一個嚴謹的學者，他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是先把現代通俗文學的問題放到現代通俗文學的範圍裡來談，把現代精英話語建構的文學作為現代精英文學的問題來對待，沒有把兩者混同，然後再來考慮怎樣把兩者整合起來問題。他說，先把通俗文學「作為一個獨立自足的體系進行全面的研究，在此基礎上再將它整合到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大家庭』中去」，他把這項整合的工作稱為通俗文學研究的第二道工序，作為一項有待完成的任務提了出來。 那麼，如何著手這第二道工序並把它完成呢？我在讀了范先生的《插圖本中國現代通俗史後》後寫了一點心得，其中說到：這第二道「工序」，顯然需要根據時代發展進行理論上的創新，對價值座標加以適當調整，而不能簡單地改變歷史的判斷，造成歷史敘事的新的混亂甚至更為嚴重的斷裂。這其中，當然包含了許多很有意味的問題，比如通俗文學所體現的世俗現代性與五四文學所體現的啟蒙現代性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它們分別對後來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如何評價兩者的影響力？又如，二十世紀初的通俗文學所體現的世俗現代性與二十世紀末的世俗化思潮中的文學的現代性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而後者與五四的啟蒙精神的關係又應怎樣理解？五四新文學批判通俗文學的正當性在哪裡，五四新文學又為什麼吸收了先於它的通俗文學的藝術因素，而這種從通俗文學中借鑒藝術經驗而推動了新文學發展的現象後來又出現過，甚至像張愛玲那樣真正把兩者融為一體而取得了成功，這又應如何解釋？五四新文學受益於通俗文學流行的背景，是不是就應該把中國現代文學的上限整體地向前推移，不向前推移就難以說明五四新文學與二十世紀初的通俗文學的歷史關聯了嗎？中國現代通俗文學與中國知識精英所建構的文學作為一體的兩翼，是如何雙翼舞動飛翔起來的，也即是如何相互促進，在矛盾互動中共同推進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這些問題都是值得深入細緻地研究的，而它們又都是從范伯群先生等人的通俗文學研究中所提出來的新問題。僅這一點，也足以顯示范伯群先生這部新書的重要意義。上述問題，需要做專題性的研究，不是本文所能解決的。但有一點我想應該強調，在中國語境中，世俗現代性雖是現代性的一種形態，但它有跨越不同時代的普遍性一面，包含了較多的民間的和傳統的觀念，與古代的傳統容易取得諒解和妥協，而啟蒙現代性則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因為它是直接針對中國古代傳統的缺陷提出來的，是直接反傳統的，因而完全是一種現代的意識形態，而且因其重視人而貼近文學的審美本質。對於現代中國社會來說，或者從中國歷史的未來發展角度看，世俗現代性可能會經不斷的改造，以新的形態延續下去，甚至演繹得更加有聲有色，勢不可擋，而啟蒙現代性卻會在啟蒙的使命完成後退出現實的舞臺，成為一種思想史的遺產。可是不要忘了，未來社會可能存在的那種世俗現代性，一定是在其世俗外表裡包含了更為前衛的時代內容，而啟蒙現代性的精神則會在這些前衛的時代內容中體現出來，成為其靈魂。任何現代意義上的世俗生活，花樣可以翻新，但最終都離不開啟蒙現代性所規定的人的獨立自由精神，人的基本權利的保障。離開了啟蒙現代性所規定的人的獨立自由精神和人的基本權利，世俗現代性就會退化為古代世俗生活的情調和樣式，失去其現代的特性。因此，我們在把握世俗現代性與啟蒙現代性對於中國現代社會發展的意義，對於中國現代文學發生的意義時，要在相對地更具有現代特色的啟蒙現代性基礎上來整合世俗現代性的豐富內容，而又從世俗現代性的更接近民間和傳統的意義上來發掘其資源，從而推進啟蒙現代性的民族形態的形成。對此，范伯群先生曾用了一個形象化的表述：「一體兩翼」。「一體」，是指中國現代文學，它顯然是一種與中國古代文學相對應的現代的文學，我想應該是以最具現代特性的啟蒙現代性作為它的思想基礎，因而中國現代文學的「五四」上限不宜突破。「兩翼」，是指通俗文學與知識精英文學，意思是中國現代文學少不了這兩個方面；少了其中的任何一個方面，中國現代文學就是不完整的。我想這「兩翼」的共存依據，就是世俗現代性和啟蒙現代性在中國語境中的纏繞關係。具體地說，晚清的世俗現代性是中國啟蒙思想產生的一個文化背景，甚至是中國啟蒙現代性的源頭之一，但它的現代性意義，則要到五四時期更為廣泛、更為深入的啟蒙運動和文學革命發生時才充分地呈現出來，雖然它的一部分內容被五四啟蒙運動壓抑了。因此，可以把晚清通俗文學視為五四新文學的一個前奏（梁啟超發動的文學改良運動也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重要前奏），並從世俗現代性與啟蒙現代的矛盾互補關係上說明五四文學革命先驅對它的批判。這種批判明顯地是出於思想啟蒙的時代需要，但其批判本身不應成為抹殺通俗文學中所包含的世俗現代性價值的理由，因為它原是另一種形態的現代性，雖然它中間含有啟蒙主義者很難接受的一些傳統的因素。「一體兩翼」，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還在於這兩翼是如何舞動起來的。這又是一個須做專門研究的問題，但我想其中的重要一點，是不能僅僅停留在以「舊派文學」的名義在文學史中為其保留一個章節的位置，讓它孤獨地漂浮在「文學史」的海洋上；更不是以通俗文學和精英文學的各自標準相互否定，即用通俗文學的標準嘲笑精英文學的脫離市民大眾口味，甚至一度成了直接表達思想的工具，反過來也不能以精英文學的標準指責通俗文學的缺乏思想衝擊力度和時代特色，貶低乃至抹殺通俗文學的特有價值。我們需要超越雅俗對立的思維模式，從通俗文學與知識精英文學的矛盾互動中說明這兩翼的舞動，也即是說要在承認它們存在差異乃至矛盾的基礎上，深入考察並清晰闡明知識精英文學是如何吸收通俗文學的觀念和藝術技巧，從而豐富和充實了自身的風格，而通俗文學又如何在知識精英文學的壓力下追隨時代腳步提升了自身的思想藝術，回應了嚴肅的人生挑戰，從而進一步顯示出現代的意義，以至後來產生了像張愛玲這樣兼具通俗性和精英特色的成功的文學家，又產生了像金庸那樣深受現代讀者歡迎的可以雅俗共賞的通俗文學大家。這樣，也許我們真可以寫出一部更有新意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實現「雙翼舞動」的夢想。四、「現代」的價值與「現代」的時間隨著市場經濟改革的深入和全球範圍內文明衝突的加劇，中國大陸自上個世紀九○年代以後興起了一股新保守主義的思潮。在這一思潮帶動下，激進主義的革命價值觀逐漸為注重利益關係協調的溫和的改革所取代，並開始了對激進革命歷史的反思。反思的內容之一，是開始對傳統文化進行重新評價，改變了激進革命時期徹底否定傳統文化的態度，甚至有點矯枉過正地反轉過來張揚傳統文化，其意當然是為了向內凝聚人心，對外抵抗西方文化的霸權。從某種意義上說，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文學革命受到質疑，或者超越五四文學革命尋找現代文學新的起點，都是反映了這樣一種新保守主義思潮興起的趨勢。而主張把現代作家創作的古典詩詞也納入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觀點，同樣地是在這一背景下提出來的。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創建者一代，都是反對把現代作家創作的古典詩詞納入現代文學史的。我不想具體討論現代作家的古典詩詞應不應該進入現代文學史，我所關心的是這一主張背後的文學史觀念，這一觀念認為中國現代文學事實上應該是「現代中國文學」。概念中「現代」一詞位置的變化，包含著重要的含義，它是強調我們現在所說的現代文學史，應該是「現代中國」這一歷史時期所有文學都包括進來的文學史，「現代」僅僅是一個時間概念，而不是價值的標準。這實際上是說，中國現代文學不應該過分強調它是一種新的文學，而只是現代時期文學的一個總稱。這樣的文學史觀，不僅為通俗文學進入現代文學史提供了依據，而且也為現代作家創作的古典詩詞進入現代文學史，甚至為現代作家的文言作品進入現代文學史提供了依據。放棄對現代文學的現代性價值的堅守，這原是「後革命」時期降低激進主義價值觀的歷史地位乃至取消它合法性的一種嘗試，它反映了一種擴大主體自由的價值取向，換一種時髦的說法，就是體現了一種取消意識形態等級、抹平差異、解構主流話語權威的後現代主義時尚。可是，我想應該充分關注這一概念的內在悖論和由此造成的影響及後果。「現代中國文學」的意圖是要放棄對文學進行現代性的價值判斷，可是它其實並沒有真正取消現代性價值的堅守。說得更確切一點，它僅僅是把價值判斷從文學的層面轉移到了社會的層面，即首先是要確認這個時代的現代性──它是現代的，然後再確認這個現代性的時代中的所有文學現象都是應該進入這個現代文學史的。這其中的悖論就表現在，本來是要取消現代性的價值標準，可是這個概念的成立恰恰又離不開現代性的原則，甚至是完全以現代性的價值為基礎的。換一種通俗的方式提問：我們有什麼理由規定這個時代是「現代」的，是與「古代」相區別的？無非是根據現代性的標準，哪怕這個現代性的標準要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哲學、藝術、教宗等眾多的領域，否則我們沒有辦法來給這個時代以「現代」的命名。既然我們不得不使用現代性的標準來命名一個時代，又有什麼理由在文學方面放棄和排斥現代性的價值判斷？再進一步說，表面看來在文學領域放棄乃至排擠了現代性的標準，保證了不同意識形態的平等地位，可是我們先已規定了這些文學所藉以存在的社會本身必須是現代的，這種現代性就真的能不涉及對文學價值的評判了嗎？我們又有什麼理由把本性上說與這個「現代」時期文學沒有什麼兩樣、卻存在於這個「現代」以前時代裡的古典作品排除外呢？繞來繞去，其實還是回到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上，即中國現代文學，或現代中國文學，本質上講就是一種新文學，它的存在是離不開現代性的價值評價的。如果放棄現代性的價值評價，它的獨立於古代文學的地位就不再存在了，它就只能像上文所說的，成為與古代各朝代文學並列的「民國文學」和「共和國文學」。如此則所謂的「現代中國文學」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這就是悖論的實質：本來是想讓一個命題成立，推理的結果卻是得出了相反的命題，使本來的命題失去了存在的依據。如果從具體操作的層面上看，放棄價值判斷的「現代中國文學」之基本意圖其實也是難以貫徹到底的。我們現在實際上僅是考慮到了通俗文學的問題，考慮到了現代作家的古典詩詞和文言作品的問題，但我們是不是要以同樣的理由讓這個「現代」時期的漢奸文學、法西斯文學也平等地進入「現代中國文學史」呢？按理應該進入，但實際上這在任何國家、任何情況下都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不讓它們進入，豈不是又放棄了放棄價值評價的初衷，陷入了自相盾的困境？其實，問題非常簡單，中國現代文學本來就是一種體現了現代性價值（民族精神自然就在其中）的文學，我們沒有必要擺出十分客氣的姿態，放棄價值評價的原則，讓所有的文學進來。文學史本來就是有所選擇的，無論是從意識形態的角度考慮，還是從實際操作的技術層面看，文學史絕無可能包羅萬象，讓所有的文學入史。現在的文學史建構實踐中，有一種越包羅萬象似乎就越有創意的傾向，大家想方設法地追求文學史領域的擴充，爭先恐後地要把學科的範圍擴大，甚至提出中國現代文學史應該包括所有用中文寫作的文學。我想說的是「所有」，這在實踐中無法做到。既然做不到，我們就不妨改變思路，把越包羅萬象似乎就越有創意的這種文學史評價標準糾正過來，理直氣壯地堅持現代文學的現代性質，肯定現代文學的根本意義就在其現代的思想與藝術上，堅持現代文學的五四起點，從它與古代文學的差異性中突顯其現代的價值。在此前提下，走一條文學史內涵深化的發展之路，即以新的視野來發掘現代文學的新的意義，使它的歷史豐富性更充分地呈現出來。結語：多樣性「文學史」現代文學的學科創新，需要有一種戰略性的觀念和眼光，即要尊重歷史的實在，保證學科的獨立性。離開這一原則的創新，就是自我解構，自掘墳墓。但話說回來，這也不應成為阻礙學科創新的理由。在保證學科獨立性的前提下，任何創新都是應該受到鼓勵的。作為一種可行的方法，我想可以在堅持現代性原則的前提下撰寫各種各樣的現代文學史，比如現代通俗文學史，現代區域性文學史，現代臺港澳文學史，現代華文文學史，各民族現代文學史，中國現代民族文學交流史等等。如果作為一種專題性的研究，也可以單獨撰寫現代作家創作的古典詩詞史。但在大學用作教科書的中國現代文學史，顯然只能是貫徹了經典化原則的現代文學史。現代文學史與現代文學是兩個密切關聯而又絕對不能等同的概念，一個是觀念的形態，一個是客觀的實在。作為對客觀存在的中國現代文學進行文學史的表述，可以採取不同的視角，著眼於不同的側面，可以從古今聯繫、雅俗互動、中外交流等方面著手，以多樣的形式把客觀地存在的中國現代文學話語化。這是一個可以發揮創造性的廣闊領域，它的前景是十分看好的。

中國現代文學的學科獨立與「雙翼」舞動 中國現當代文學（下文統稱中國現代文學）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當下正處在重要的調整時期，其範圍涉及學科的內涵和外延。其實，各種新的現代文學史構想，都冠以「現代」名稱，這說明大家都是在現代文學學科範圍內思考問題，都有意把這個學科與中國古代文學學科區別開來，都致力於這個學科的發展。因而，本文的討論也就著眼於這些新的構想對於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存在和發展可能造成的影響方面。一、「現代性」的歧義中國現代文學學科成立的基礎，是它的現代性。可是現在引起爭議的源頭，是現代性並非單數...

後記

在編完《學科觀念和文學史建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即將出版）一書以後，還留了一些文章，其中有一些是今年剛剛發表的，另有一些是近幾年為朋友和學生寫的序和以前發表而沒有收入過集子的，我想乾脆再編一本書吧，於是就有了這本書。要說明的是，書中的〈四○年代左翼期刊譯介俄蘇文學文論的流派特色〉與〈四○年代左翼期刊譯介俄蘇文學文論的時代特色〉兩文主要是孫霞所作，〈論魯迅小說的時間意識〉主要是吳翔宇所作，〈靈魂沒有國界──〈過客〉比較研究述評〉是當時在武大讀本科的吳寶林所作，〈新文學論爭中的語言暴力問題〉是周建華所作，〈文學的審美泛化〉是莊桂成所作。附錄中的兩篇筆談由我組織，作者是當時在讀的博士生，組稿的目的我在兩篇筆談的「主持人的話」中已經作了交待。

把陸續發表的文章收集起來，感覺好像是在回顧自己的生命歷程，心裡有那麼一點顧惜，也相當的溫暖。感謝相識和不相識的編輯刊物的朋友，因你們的支持而使文章得以發表；現在又得到臺灣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支持，有了出版的機會，我在此一併致謝。

2011年12月14日夜記於武漢大學寓所

後記

在編完《學科觀念和文學史建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即將出版）一書以後，還留了一些文章，其中有一些是今年剛剛發表的，另有一些是近幾年為朋友和學生寫的序和以前發表而沒有收入過集子的，我想乾脆再編一本書吧，於是就有了這本書。要說明的是，書中的〈四○年代左翼期刊譯介俄蘇文學文論的流派特色〉與〈四○年代左翼期刊譯介俄蘇文學文論的時代特色〉兩文主要是孫霞所作，〈論魯迅小說的時間意識〉主要是吳翔宇所作，〈靈魂沒有國界──〈過客〉比較研究述評〉是當時在武大讀本科的吳寶林所作，〈新文學論爭中的語言暴力問題〉...

第一輯　現代文學觀念
中國現代文學的學科獨立與「雙翼」舞動
華文文學學科建設的三個基本問題
中國現代文學史教材編寫的幾個問題
時勢變遷與現代人的舊體詩詞入史問題
四○年代左翼期刊譯介俄蘇文學文論的流派特色
四○年代左翼期刊譯介俄蘇文學文論的時代特點
歷史意識與學術創新兼答俞兆平先生

第二輯　魯迅的經典化
「魯迅是誰？」──當前魯迅研究的幾點思考
「魯迅」經典意義的嬗變
經典闡釋與當前中學魯迅作品教學
消費時代的魯迅和魯迅研究
「魯迅」的意義及當下價值
世俗時尚中的審美逍遙和自我拯救
論魯迅小說的時間意識
靈魂沒有國界──〈過客〉比較研究述評

第三輯　批評及方法
《狼圖騰》與「中國」形象問題
通向朝聖之路──葉永剛詩集《故鄉的小河
關於新詩主體性的問題
詩歌的前途與詩人的使命
加強文學批評主體性建設
新文學論爭中的語言暴力問題
文學的審美泛化
美文及美文的寫作
學術文章的一種寫法
微型小說的文體特點和構思方式
文章之美與人格修養

第四輯　書評與序跋
陸耀東先生與他的《中國新詩史（1916－1949）》
評范伯群先生的《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
評黃健的《「兩浙」作家與中國新文學》
關於《海涵寧波》的隨想
評李樂平的《聞一多論稿》
近三十年聞一多研究的成就和發展前景
聞一多殉難六十周年紀念暨國際學術研討會閉幕詞
聞一多誕辰一百一十周年紀念暨國際學術研討會閉幕詞
魏洪丘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經典論》
陳昭明的《中國鄉土小說論稿》
孫德高的《唯美的選擇與轉換》
權繪錦的《中國現代歷史小說研究》
朱華陽的《屈原與中國現代文學》
雍青的《一九九○年代文學批評話語轉型研究》
魏家文的《民族國家視野下的現代鄉土小說》
楊永明的《士者何為──近三十年來知識分子題材小說研究》

附錄
啟蒙神話與命運悖論──〈傷逝〉、《寒夜》筆談
尋找文學的夢想──「八○後」博士談文學

後記

第一輯　現代文學觀念
中國現代文學的學科獨立與「雙翼」舞動
華文文學學科建設的三個基本問題
中國現代文學史教材編寫的幾個問題
時勢變遷與現代人的舊體詩詞入史問題
四○年代左翼期刊譯介俄蘇文學文論的流派特色
四○年代左翼期刊譯介俄蘇文學文論的時代特點
歷史意識與學術創新兼答俞兆平先生

第二輯　魯迅的經典化
「魯迅是誰？」──當前魯迅研究的幾點思考
「魯迅」經典意義的嬗變
經典闡釋與當前中學魯迅作品教學
消費時代的魯迅和魯迅研究
「魯迅」的意義及當下價值
世俗時尚中的審美逍遙和自我拯救
論魯迅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