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美國霸權在新世紀將何去何從?
似乎無疑的現實:以美國為首的單極結構
從某一個角度看來,美國所擁有的單極可能性不僅是個現實,而且是個「罕見」的現實;根據作者源自傳統歐洲歷史角度的描述,「古典結構是由幾個大國所搭建起來的,通常是五個外觀偶有變化的國家,彼此間不斷地為了安全、利益與擴張而爭戰不休」。儘管此種所謂「古典結構」只反映出短視淺見的歐洲近代史觀,但它對西方世界來說,畢竟是種不言可喻的「常識」。至於Thucydides則對此種古典結構中的國際衝突來源提出了某種的「古典詮釋」,亦即:「真正的原因來自雅典能力的成長,…至於此種成長…對斯巴達帶來的警示則使戰爭變得無可避免」;正是此種莫名奇妙的「安全困境」,使近代歐洲捲入無止盡的軍備對抗與同盟競賽,以及幾乎導致其自我毀滅的兩次世界大戰,最後更在美蘇兩國所帶來的全球兩極結構中達到高潮。
無論如何,正如本書作者從描述蘇聯解體入手所企圖暗示,或甚至後來根本公開宣示的,站在新世紀起點的美國幾乎可說傲視群倫:「美國的部隊無論從訓練、火力或機動性看來,都是無人企及的;在經濟方面,美國不僅繼續是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甚至它的規模還幾乎等於日本這個緊追在後之追趕者的三倍;再者,如果有所謂全球文明的話,美國的影響力也未必僅表現在電影、流行音樂或速食上而已,…更別說使用者高達十四億人以上的全球最主要官方語言,也是英語。…總而言之,美國是名符其實的超級強權」。舉世無匹的美國戰爭機器在伊拉克戰場上所獲得的摧枯拉朽勝利,正是最佳明證;因此「…無論最後結果是好是壞,它都將主導接下來半個世紀的全球舞台」。以此為前提,作者也逐步將本書帶入主題,亦即美國在新世紀中「應當」何去何從。
霸權的挑戰:美國全球地位的現狀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美國「罕見」地登上單一超強寶座,但正如前述對於國際安全困境的「古典詮釋」,由此引發對於其權力地位的反制也是很自然的;正如作者所言:「問題並非是何以會發生此種狀況,而是何以會花了這麼久才發生權力競爭;也就是為什麼在蘇聯崩解了十年後,國際體系才慢慢開始醞釀出一波反對美國的聲浪」。當作者在本書中花了第三與第四兩章的篇幅,以身為歐洲一份子的角度來觀察並討論有關反美主義(Anti-Americanism)的發展後,他認為這些觀點多數不過是一些以偏概全、陳腔濫調或甚至惡意抹黑的結果罷了;他借用義大利作家Ignazio Silone有關「美國無所不在」的說法加以引申,認為「正是美國的無處不在滋長了不安,不安滋長了憤怒,而憤怒則又滋長了對於美國的中傷誹謗與陰謀論」。
的確,「每一種反對主義都會將自己的目標想像得十分強大」,由於「全球資本家擴張」所帶來的世界體系深化,事實上也助長了反全球化與反現代主義等想法的蔓延擴張。至於美國既身為此一體系的核心,成為受攻擊的標靶似乎也是理所當然的。只不過,儘管將「墮落、愚蠢、貪婪、粗俗、不守信用與不公道」等觀念不加思索地加諸美國身上或許不甚公道,但「將美國的行為解釋成天生的帝國主義(尤其是對印地安人的作為)、美國式資本主義(以血換油)或宗教偏執狂(堅持神聖的指導原則)」等則未必能用句「以偏概全」的說辭,便完全被迴避開來。換言之,所謂「跳躍在那些反對主義者腦子裡的陰謀論想法」,有時並不一定「僅是在某種危機與綜合性壓力下虛構出來的想像而已」。
客觀來說,一方面由於美國已經變成第一個「世界性國家」,致使其身影與影響力亦遍布全球,由此既自然與某些主要國家的傳統勢力範圍產生重疊,其間發生衝突也在所難免;其次,同時也是更重要的,在由不完美的人類所組成的不完美的社會中,存在著不完美的政治結構也是相當合理的,因此美國既不可能不做錯事,而做錯事後當然會受到攻擊;這也是反美主義浪潮何以在二○○二到○三年間的第二次伊拉克戰爭時攀上高峰的原因。
抉擇:美國應有的新世紀大戰略
作者雖然花了極長的篇幅來討論所謂反美主義,不過,與其說他的重點在於釐清相關概念,還不如說是排除美國全球作為的正當性障礙;因為作者開宗明義便指出,其目的一方面是想「瞭解前述單極化發展將如何影響美國及世界上其他主要國家的行為」,另方面則更希望能描繪出「美國在此一階段中所應該扮演的角色」。對此,作者首先企圖在精神層面上,對極易因民主機制而趨於軟化的美國給予鞭策與惕勵。他指出,美國必須以「無窮盡的野心」來維繫這個以其為核心的新架構:它不僅必須「維持對歐洲與太平洋的權力」,也必須確保「民主的俄羅斯」成為其「強大的夥伴」,再者,美國既須指導北約組織的擴張,也須在亞洲「維持其核心盟邦的力量,以便能成功地操作與中國間的多面向關係」,然後在所有的次要領域中握有壟斷性的發言權;正如Clinton總統所歸納的結論般,美國「必須繼續承擔起作為世界領導者的責任」。
想落實前述目標所需要者當然不只是某種方法而已,而是一套經過仔細盤算的大戰略。對此,作者先是將霸權可能選擇的戰略分成「操控」(亦即壓制所有的國家)、「孤立」(自我隔離於其他國家以外)與「崩解」(目的是設法阻止排名第二、第三與第四位的大國聯合起來對付首位強權)等三條途徑,接著以邏輯性地排除前兩種選擇為前提,針對第三種選項進行歷史個案分析,然後得出「英國式平衡」與「俾斯麥式同盟」兩種次選項;其中,前者又可被稱為「無糾葛的反霸權主義」,而「以伸張海權來控制陸權、以彈性拉攏來取代常態性同盟、進行平衡而不征服、以干預取代長期介入」等則為其主要的戰略手段,至於後者乃是以「結成同盟來對抗平衡」為信條,核心目標則是「使所有國家都透過同盟網而更需要核心強權」。
作者認為,所有大戰略既須「適當地在其手段與目標,以及資產與野心間維持平衡」,也應配合環境內涵的變化;儘管美國被擊敗的可能性幾乎是幾乎無法想像的,但由於「二十一世紀的國際關係顯然要複雜得多」(雖然仍維持著以零和競賽為主的特徵),因此美國或許被迫「必須同時進行平衡與結盟政策,以便延長停留在國際政治頂層的時間」。這意味著美國不僅必須做得比英國和俾斯麥更好,而所謂「更好」也不單單意味著「更聰明」而已,同時也暗指著「更有智慧」,因為「一個聰明的霸權固然能適度地運用其權力,但有智慧的霸權則會以更具責任感的態度來使用它」。值得注意的是,在作者看來,美國雖是唯一有能力同時涉足「柏林-柏克萊紐帶」與「巴格達-北京紐帶」(類似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概念)這兩個世界的國家,畢竟並非完全沒有潛在的競爭者(例如像歐洲、俄羅斯、中國、日本與印度這幾個長被提及的對象),只不過根據本書第七章當中的分析,這些地區或國家對於和美國競爭霸權也許是有心無力的,因此也讓美國目前具有更大的機會與力量去實踐其價值。
下一個世界:美國真正的挑戰究竟是什麼?
在前面的篇幅中,個人儘量透過作者自己的說法,來闡釋某些貫穿於本書中的主要概念,或許有點「以偏概全」,但應不致離其原意太遠。我們不能不承認的是,美國確是目前擁有全球最巨大「示範性效果」的國家,此種效果既反映在Joseph S. Nye所謂「軟權力」(soft power)的概念中,再加上工業革命所賦予的強大投射性,於是讓美國擁有歷史上其他類似霸權國家所無的獨特能量。這點可說是作者與當前多數世界公民所共同面對的「現實」所在。
不過,個人雖並不否定作者對於美國所擁有能量與地位的觀察結果,但依舊必須指出其「隱藏在現實主義背後的理想主義思路」,以及由此「因邏輯矛盾所可能埋下的推論誤差」。首先,作者雖透過現實主義概念,來推論國家之間因權力分配不均,以致埋下的衝突可能性,卻又不切實際地期望美國能夠「理性、道德且高瞻遠矚地」處理國際問題;更重要的是,作者雖突顯出美國所面對處境和所擁有能力與過去大不相同之處,對未來國際環境的想像卻過度地陷入靜態假定之中,換言之,他幾乎忽略或甚至漠視國際權力結構與全球環境進一步變化所可能帶來的影響性。從某個角度來看,這也正是美國在擬定其未來大戰略時,所必須真正面對的挑戰所在。正如Zbigniew Brzezinski所言:「美國全球霸權與全球相互依存兩者在歷史上的相遇,乃是美國必須面對的兩難困境」;或許對於此種現實的暗示可能是眾說紛紜且看法相當分歧的,但在這個變動不居的時代裡,忽略對於環境的深入理解,而過度強調單一國家的主觀認知,不能不說是讀者們在欣賞本書作者獨特且條理分明的論述時,所應同時注意的概念。
蔡東杰(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