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駁「清官思想」,建設政治民主
《十批判書》的第一篇的名目為「從批判『清官思想』說到政治變革」,亦代替作為本書的序言。為什麼把批判「清官思想」當作《中國傳統惡俗文化十批判書》的開卷之作呢?因為「清官思想」乃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第一弊端。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中期,毛澤東正是從發動全民大批特批「清官論」入手,繼而「親自領導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當然,「毛太祖」批「清官論」是心懷鬼胎、胸藏戾氣,別有企圖。其真實目的是大革文化命,由此為藉口而發起「文革」。
何謂「清官思想」?祈願有個好皇帝,期望各級「父母官」都是「一身正氣,兩袖清風」的廉吏,這就是幾千年以來中國老百姓世世代代最高的政治願望。他們盼望皇帝是「正大光明,愛民如子」的仁君。同時期待官員們都是「公生明,廉生威」的「青天大老爺」。這些初始的且善良的願望,不但反映了受奴役、受壓抑的「草民」的無奈和苦痛,也折射出中國老百姓的歷史局限性。
「清官思想」的主要內容,可以用兩句話歸結:一是人民大眾之命運,不應該掌握在自己手裏,應該由「父母官」或者叫「官老爺」的這樣「勞心者」者來掌控。二是歷朝歷代皆有形形色色的社會弊病,這種程度不同的不公平、不合理、不正義的負面東西,其根源不在於封建皇權的專制主義制度,而在於管制民眾的各級衙門裏,絕大多數是「貪官污吏」。
從這兩點出發,社會進步和政治改革,完全沒有必要觸及或推翻固有的社會制度,「反貪官,盼清官,擁護皇帝」是「清官思想」之核心價值觀,這種思想告諭民眾:一個朝代即使貪官污吏再多,只要將他們換成包拯、海瑞、況鐘式的「清官」,自然天下太平,「九州無事樂耕耘」。這種本源自老百姓的「清官情結」,之所以經千年演進,最終形成「清官思想」這樣一種惡俗文化,是因為在中國這個特定國度的現實生活中,一種社會制度越是以「好人掌權」為假定的前提,就越容易被壞人或曰居心叵測的陰險歹徒所利用。
中國幾千年歷史,丹青記載下來的清官誠如鳳毛麟角,少之又少,智者認為真正的清官百年難遇。「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這是中國封建官場的鐵律,官員們「千里做官,為了吃穿」,他們不僅「無利不起早」,而且「無利不貪黑」,當官之所以操勞,為的就是「撈」。對於這個亙古不變的鐵律,歷朝歷代的封建統治者心知肚明,可為了愚弄民眾,以維護皇權專制制度,便不斷炮製並拋出「清官論」,讓老百姓如盼甘露一樣,祈望「父母官」個個如包公或海瑞,他們對於心目中的「清官」敬若神明,作為偶像來崇拜,這就形成了中國古代史乃至當代史的造神運動,使得清官由人變成神。這樣,最高統治者樂了,因為民眾由此在精神上產生了無限寄託,只要俯首貼耳地等待,清官早晚會降臨本地,他們「為官一任,造福一方」,老百姓就有好日子過了!
「清官思想」一代又一代地薪火相傳,成為維護傳統社會的心理支柱。封建專制極權制度之所以長期穩定,直到辛亥革命成功,「武昌槍響皇冠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然則專制主義的制度未能因辛亥革命得到改變,民主憲政難以確立,公民社會難以組建,中國向著共和行進了一百二十年,至今仍沒有「走進共和」。
三民主義殘缺 前程任重道遠
二○一二年一月一日是中國共和百年紀念日,站在這個歷史的節點上,有識之士觀察與思考的最為惶惑的問題是︱「中國向何處去?」今日中國,政治狀況大致又回復了辛亥革命前的樣子,一百年過去了,三民主義在有意或無意中,在神州大地上摸爬滾打了三萬六千五百天。民族主義勝利了,整個中國從「半殖民地」成為了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而且是二戰後的「世界五強」之一。民生主義在海峽兩岸也是風生水起,尤其是中國大陸經濟建設不管有多少弊端,近幾十年來還是在調整增長,工業革命和城市化的腳步一直在邁動。然而三民主義關鍵的一項,亦即民權主義,在中國大陸卻「只聞樓梯響 ,不見人下來」。辛亥革命的鬥士蔡濟民,曾恐懼地意識到了這一嚴峻點,他賦詩明志:「鐵血鑄成真大錯,頭顱拼卻反無光」,「無量金錢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這也就是說,中國人民迄今拼搏奮鬥了整整一百年,仍未實現民族憲政的憧憬,還在共和這個理想的大門前徘徊不定。
說到民權主義,中國大陸在這一個世紀裏,可望不可及,至今付諸闕如。說到民生主義,就不能不說今日中國的GDP位居世界第二了。既然經濟總量已躍升世界亞軍,又回到了二百年前在全球數一數二的地位,可為何整個中國和全體中國人對此毫無成功感、幸福感和自豪感呢?也就是說上至中央政要,下至企業民眾,對此全都高興不起來,稍加分析,答案信手拈來:從世界範圍看,中國在近幾十年中,始終被國際主流社會猜忌並心理排斥,沒有價值觀輸出權,沒有主規則制定權,軟實力幾乎一片空白,不僅稱不上政治強國,連政治大國也為「普世價值」所否決,這樣也就進不了文化大國的門檻。
經濟上雖然可謂經濟大國了,可人均GDP只有小日本的十分之一,甚至不到世界平均水準的一半。當前,中國人均GDP在世界排在第一百位稍下。按照聯合國標準,每人每天收入一美元即為貧困人口,這樣算來,中國還有近兩億多人口歸屬於這一標準。就是按經濟總量算,中國的GDP的品質是不高的,以加工業、食品業、服裝業和玩具業為主,而且其中水分不知有多少,重複計算的不知有多少,每年各省市GDP之和與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全國GDP,有著令人大跌眼鏡的一段差距。
中國統計資料的潛規則是,「上級」讓多報就多報,讓少報就少報,不唯真、只唯上。有經濟學家稱之為「制度性失真」。二○○五年九月八日,聯合國開發計畫署在中國舉行「二○○五年人類發展報告發佈會」,內中說:「有令人擔憂的跡象表明,中國的社會發展正開始落後於經濟增長。」落後表現於住房、教育和醫療三個方面。至今七年過去了,這三個領域的目前狀況更加趨於落後。
這些個令人不安、不滿或不齒的現象,都表現在「經濟戰線」,在這個中共沾沾自喜的「強項」中,中國經濟方面的問題如山似海,發展嚴重不平衡、不協調和不可持續問題日益突出,凸顯在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約束強化,投資和消費關係失衡,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科技創新能力薄弱,產業結構不合理,農業基礎脆弱,城鄉區域發展極為不均衡,就業總量壓力和結構性矛盾並存,社會矛盾日趨激化,限制科學發展的制度障礙不可勝數。
面對中國經濟總量在表像上居於世界第二,人們紛紛指出:「第二大」並不等於「第二強」,明眼人發問:就算中國的GDP已屬全球第二,但人民福利呢?制度建設呢?中國現在比歷史上什麼時候都更需要制度創新,沒有憲政民主制度,再龐大無儔的GDP也會煙消雲散。
旁觀者對此更清楚,新加坡《聯合早報》有評論稱「中國和平崛起鑰匙在經濟之外」。這篇評論說:中國正走到這樣一個節點上︱繼續埋頭經濟建設以謀求發展、以經濟提升國際地位已難以持續。在國內,國民抱怨有GDP增長,但沒有公平。在國際,質疑者批評有增長的經濟總量,但沒有一套能感召他人的理念與價值體系,又不願意承擔維護現有秩序的國際義務。
臺灣著名學者龍應台在北大演講時提出,希望中國的崛起是文明的崛起。這是因為文明上的先進,才是有活力、有後勁的先進,才稱得上是具有軟實力,這才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自下而上和發展的決定性的力量。這篇發表於二○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的文章強調指出:「中國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個新定位凸顯的,是中國國際經濟地位與國內精神文明與制度建設水準的落差,突出了建設後二者的迫切性。」中國的軍事戰略專家劉亞洲最近預言:「十年之內,中國必將出現偉大的政治變局,發生由威權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轉型。」
秀外必先慧中,擺脫僵閉環節
這樣稍加分析,中國當前的問題就會初窺端倪。有識之士認為,中國在一段時間以來,國人對於國家前途毫無信心,有錢有勢之人竭盡全力,將財富轉移到國外,把子孫送到歐美名校留學。為什麼會發生這樣長期持續、甚至愈演愈烈的「勝利大逃亡」?這些個高官富豪之所以飛黃騰達,是因為他們比一般人奸黠狡詐,眼觀六路、耳聽八方,對於中國的現狀和未來,他們心知肚明;對於「中國病」和深重危機洞若觀火:傳統惡俗文化在如今之中國大地如魚得水,誠然可謂「十惡亂華」,把個中華古國攪亂得橫七豎八、一塌糊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