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德興自序
自家現身自說法，欲將金針度與人
精讀啟蒙
王文興老師是我精讀與訪談的啟蒙師，一如余光中老師是我文學與翻譯的啟蒙師。
自幼父母親為我播下的文學種子，經過聯考制度下中學六年的休眠，大學時終於萌芽，有幸在政治大學西洋語文學系余光中老師教導下，重啟我對文學的喜好，並培養出翻譯的興趣，決心以文學研究為職志。進入臺灣大學外文研究所之後，跟隨多位老師鑽研英美文學，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王文興老師的「現代英國小說」。
一般研究所老師指定的閱讀材料眾多，要求學生讀得愈多愈好，因此必須盡速閱讀。王老師卻要求精讀、慢讀，務必看出作家用心所在，因此主張一小時不超過一千字，一天不超過兩小時。這個理念也反映在課堂上。王老師上課速度很慢，先以磁性嗓音朗讀一段文字，停下來，環顧大教室內的學生，問道：「這是什麼意思？」學生們於是各顯身手，「各言爾志」。若所答不符，老師便問：「是這樣嗎？」再由其他同學回答。若所答切合，老師會緩緩點頭，以示首肯，讓答者很受鼓勵。若幾回下來沒人答出，他就揭曉「謎底」，說明作者的用意。王老師非常重視文字，寫作千錘百鍊，因此解讀作品時能在看似平常的字句中，發掘出出人意表的答案。即便未必接受他的解讀，也會佩服他的獨到見解。這種特殊的上課方式──我戲稱為「猜謎大會」──讓學生們終身難忘。他自任教四十年的臺大退休，八十歲生日時婉謝外文系為他舉辦壽慶活動，改以「上課」方式。幾代學生共聚一堂，坐滿文學院階梯教室，重溫昔日上課情景，既溫馨又特殊。
當時臺灣還沒有駐校作家制度，以文學創作聞名的余老師和王老師在學院裡就兼扮駐校作家的角色。若說其他老師傳授的是文學知識，兩位老師傳達的則是對文字的敏感與對文學的熱忱。當時風行的新批評（New Criticism）強調細讀（close reading），王老師示範的精讀尤有過之，而且不假文學術語或理論，直指文字本身，探究字與字、句與句之間的關係與作用，還原到最基本功。其他老師著重廣博、宏觀，王老師則著重深入、微觀，發揮奇妙的互補作用。這種精讀方式成為獨門功夫，受教者津津樂道。
訪談啟蒙
王老師對我另一個重大啟蒙就是訪談。當時政大新聞系執全國牛耳，新聞採訪與寫作是重要課程。然而西語系開設的「新聞英文」只帶領學生閱讀英文報章雜誌，了解新聞英文的特色，不涉採訪、寫作實務。我是在臺大外文所碩士班時接觸到訪談，從英美文學開始，更精確地說，是從《巴黎評論》（Paris Review）的英美作家訪談錄開始。雖然在大學與碩士班課堂上多少讀過這些名家的作品，寫報告與備考時也整理、運用過一些參考資料，但始終覺得隔了一層。直到閱讀作家訪談錄──那還是平面媒體盛行的1970年代，不像今天網路上到處是各式各樣的訪談──發現內容包羅萬象，包括成長背景、閱讀喜好、文學教育、心儀作家、作品內容、寫作習慣、人生起伏、創作心得、生活安排、生命經驗、作家往來、甚至文壇祕辛⋯⋯在問答之間，呈現出活生生、有著喜怒哀樂的人物，不再是高高在上、只能遠觀的作家。這種親切感──以及難免的好奇心與「偷窺欲」──是閱讀文學作品時所沒有的。藉由訪談者與作家訪談取得的第一手資料，讓人增加對作家的認識，甚至有「斯人也而有斯文也」的感受。
大學時我開始熱中翻譯，念研究所時已出版譯書，精采的訪談令我見獵心喜，很想譯出來與人共享。其實，翻譯＝精讀＋詮釋＋表達，先進，再思，後出，是絕佳的學習方式。透過翻譯作家訪談，我不知不覺進入了這個奇妙世界。我在《英美名作家訪談錄》（書林，1986）〈出版說明〉中，對身為「代言人」的訪談者有如下的說法：
在這裡，「代言人」的意義是雙重的：他們是讀者與作者之間的傳聲筒，雙方藉著這具傳聲筒互通訊息。這些訪問者本身便是熱誠的讀者，對作品耳熟能詳，對讀者心理瞭若指掌，他們一方面「代」表讀者發「言」，請教作家眾人亟欲知道的問題；另一方面，藉著他們高超的採訪技巧，作家得以暢所欲言，輯為訪談錄，廣為流傳，「代」替作家發「言」。如此一問一答：訪者當面請益，盤根問底；答者現身說法，咳唾成珠；讀者見雙方你來我往，又覺自己內心的疑團一一化解，真是不亦快哉！（2）
上述看法我至今未變，只不過在三十多年後出版的《訪談的技藝》（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2020）中，據此衍生出其他不同角色：研究者、求教者、提詞者、刺激者、謄（編）寫者、翻譯者、分享者、再現者、合作者（65-73）。
然而，訪談涉及實務。閱讀是一回事，實際進行是另一回事。類似《巴黎評論》的深度訪談似無理論可言，也罕見操作手冊，不同於新聞學、社會學、人類學或民族誌學的訪談，已累積出可觀的理論、方法論與實作手冊。我是從翻譯中精讀，偷師，潛移默化，既然是「偷」、「潛」、「默」，就只能暗自揣摩。即便有些規矩，但也相當空泛，無法授人以巧。正如無法從閱讀手冊學會騎車、游泳或打拳──練太極拳的經驗讓我體會到「武功祕笈」之不可恃──必須親身體驗才算上道。而第一位提供我真修實練機會的，就是王文興老師。
1983年我就讀臺大外文所博士班三年級，鑽研比較文學，翻譯、修訂作家訪談錄已有數年。該年適逢第四屆國際比較文學會議，我特意選擇王老師的意識流小說撰寫英文論文，除了遍讀他所有著作──幸好量少質精──以及重要研究資料，並有意進行訪談，解答研究時的疑問，確認自己的一些猜測，包括作者的意圖、閱讀的作品、可能的影響等。我不僅心知肚明，也對好友坦言，自己的論文頂多是為王文興研究加一塊磚，但這篇訪談卻可能成為後來者必須參考的文獻。我向王老師提出訪談請求，得知兩人都喜歡閱讀《巴黎評論》的作家訪談錄，很高興獲得首肯──日後我為人師，才體會到老師對學生的正當請求基本上不會拒絕。
於是我仔細準備，在每張卡片單面列出一個問題，分門別類，依約於6月19日帶著厚厚一疊卡片到老師位於文學院的研究室進行訪問錄音。王老師聆聽每一個問題，專注回答，態度從容，條理清晰。由於訪題甚多，9月4日又前往舟山路臺大教職員宿舍進行第二次訪談，老師並出示寫作大綱與卡片，寫作過程中以鉛筆敲打的線條與紙張，以及由線條轉譯的初稿。這次為了出書，整理舊時檔案，發現兩次訪談各準備了一百二十九張和七十二張卡片，錄音謄寫在四十四張和三十五張的六百字稿紙，經老師逐字修訂，並由當時的女友（現在的太太）協助，合併成一稿，再請老師修訂，完成平生第一次訪談紀錄（多年後得知老師把文稿捐贈臺大圖書館典藏，我便將這份親筆修訂的訪談稿奉還，老師把捐贈後圖書館的收執證明寄給我，態度之認真不苟令人敬佩）。
1984年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先生於美國創辦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中國現代文學》），有意訪問王老師，王老師告知已有現成的中文訪談，由我迻譯約十分之一，以“Wang Wen-hsing on Wang Wen-hsing”為題，刊登於9月的創刊號。中文稿〈王文興談王文興〉則於1987年6月號《聯合文學》一次刊完，整整三十頁，為截至那時有關王老師篇幅最長、內容最仔細的訪談。當時我已取得博士學位，中央研究院辦理留職停薪，在高雄鳳山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服預官役，以步兵少尉排長擔任隊職官，遠離親愛的家人與熟悉的學術圈，「悲欣交集」與「恍若隔世」是我看到白紙黑字訪談錄的複雜心理寫照。
若說翻譯《巴黎評論》是教學觀摩、紙上談兵，那麼與王老師訪談則是實際操練、攻守兼備：訪者根據作品與參考資料提出一個個具體問題，甚至追問、盤問；答者坦然應對，有問必答，毫不迴避。經過這次洗禮，我從訪談的閱讀者、愛好者、翻譯者，晉升為執行者，而王老師也順理成章成了我的訪談啟蒙師。
再接再厲
首次訪談的成功經驗讓我深受鼓舞，覺得其中自有妙趣，並樂於與人分享。因此從1983年至今，配合個人的閱讀興趣與研究需求，我陸陸續續跟中外作家、學者進行了上百次深度訪談，與我的論述、翻譯鼎足而三，相輔相成，形成個人的學術特色。由於比較文學的訓練及對臺灣文學的關心，這些年來訪談次數最多的就是王老師。
第一次訪談時，長篇小說《背海的人》上冊問世不久，我自然會關切進行中的下冊。以王老師「錘鍊」文字的工夫，每天三、五十字，完工之日好似遙遙無期。然而皇天不負苦心人，在他的恆心、毅力與「勞動」下，眾人翹首盼望的下冊終於在世紀末的1999年殺青，成為文壇盛事，正逢王老師六十歲。我在誠品《好讀》月報劉虹風編輯邀約下，徵得老師同意，於2000年進行第二次訪談，〈偶開天眼覷紅塵──再訪王文興〉全文刊登於5月號《中外文學》，距離第一次進行訪談竟已十七年之久。相較之下兩次的方式頗為不同：第一次務求翔實，準備了超過兩百個問題，依次詢問；第二次則準備了十三個問題，現場隨機應變，順藤摸瓜，定稿竟有四十六回合問答。
之後，王老師繼續埋首創作，我也繼續自己的研究，如此「相安無事」又十年。2009年王老師獲得第十三屆國家文藝獎，11月4日在《家變六講》新書發表會暨國家文藝獎獲獎祝賀會中，我應邀發言，分享自己多年來親炙的感觸。12月27日接到老師傳真，表示「不只當天，聽過所有座談以來，還是你這句『自家現身自說法，願將金針度與人』講得最好」，讓我深感驚喜。
王老師是虔誠的天主教徒，我則於1988年退伍後立即在聖嚴法師座下皈依佛教，因此可說我們以文學為志業，以宗教為終極關懷，成為安身立命的礎石。一般說來，知識分子對宗教或終極關懷比較有定見、甚至偏見，而臺灣的文學界中跨宗教（interfaith）的深入對談並不多見。我便趁此機緣，再度邀請王老師，兩方約定半個月後會面，從天主教與佛教的角度對談，〈文學與宗教：單德興專訪王文興〉刊登於2011年2月號《印刻文學生活誌》。
事有湊巧，目宿媒體「他們在島嶼寫作．文學大師系列電影」開拍，王老師名列第一批拍攝的六位作家，並向林靖傑導演推薦我與他對談宗教，相約於4月見面，距離上次訪談僅三個月。有別於先前三次對談，這次是在多位工作人員之前進行，不時有好奇的路人圍觀，不過準備工夫和進行過程並無不同。兩人就坐在臺大總圖書館一側小徑的長木桌旁，在幾隻攝影機與麥克風前交談，最後林導演也忍不住加入，提了幾個問題，全程兩小時，拍攝時我如同以往般錄音。由於對談的影像未納入紀錄片，王老師覺得可惜，希望對談內容「將來可轉為文字稿」，與我的想法不謀而合，於是依照前例整理謄稿，請老師過目。〈宗教與文學：王文興訪談錄〉2011年9月刊登於我當時擔任編輯委員的《思想》，為該刊難得一見的文學訪談，與前次訪談問世只相隔七個月，主題雖然都是有關文學與宗教，內容卻全然不同，足見相關議題之廣闊，值得多方探索。
2013年12月，臺大出版中心發行「慢讀王文興」叢書七冊，為王文興研究集大成之作，為表慎重，規劃系列活動。我應邀參加2014年1月18日在紀州庵舉行的「慢讀王文興：小說背後的作者世界」座談會，與王老師及叢書主編柯慶明教授對談，接受滿座的聽眾提問。紀州庵為王老師故居，柯教授出身臺大中文系，為王老師學成返國後最早的學生，我們兩人分別從外文系與中文系的角度與王老師進行三人鼎談，並有七位觀眾提問或發表感想，可見現場氣氛之熱烈。在如此獨特的場合，我照例錄音，整理謄稿，請兩位與談人過目後，〈慢讀王文興：小說背後的作者世界〉刊登於7月號《文訊》。
上述五篇訪談，從開始進行到最後刊登，前後超過三十年，既見證了一位小說家的創作歷程與生命發展，也記錄了訪談者從初學乍練到駕輕就熟的過程。前兩篇收入我第一本訪談集《對話與交流：當代中外作家、批評家訪談錄》（麥田，2001）（首篇易名為〈錘鍊文字的人：王文興訪談錄〉），後三篇收入第三本訪談集《卻顧所來徑：當代名家訪談錄》（允晨文化，2014）。黃恕寧教授主編的「慢讀王文興」叢書第五冊《偶開天眼覷紅塵──王文興傳記訪談集》（臺大出版中心，2013），曾摘錄第一、二、四篇訪談逾一百二十頁，幾近該書四分之一，連書名都來自第二篇的標題，足證這些訪談的代表性。
本書因緣
2020年我應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張錦忠主任之邀，撰寫《訪談的技藝》，分享多年經驗，反思此文類的特色與功能，訪談的基本形式、過程與要點，訪談者的角色，受訪者與訪談者之間的關係，也提到與王老師的訪談因緣。此書出版後，我於9月18日連同第四本訪談集《擺渡人語：當代十一家訪談錄》（書林，2020）寄上請王老師指教，9月25日獲得老師傳真鼓勵：「你多年從事訪談研究，必能令此道獲得廣大迴響。」我想到這五篇針對單一作家前後三十年的對話錄，若能如美國密西西比大學出版社（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的文學對話系列（Literary Conversations Series）般結集出版，當可方便讀者及研究者閱讀查考，隨即於次日請示老師可否將五篇訪談匯為一冊，並增加一篇有關訪談的訪談──針對訪談這個「文類」，以及這五篇訪談的任何感想、反思或補充。三星期後老師回音：「你的提議，原則上我同意。但時間不急，先等疫情漸息後，我們再擇定時地見面。」
為了能更充分呈現王老師，我聯繫文訊雜誌社封德屏社長，說明訪談集計畫，表示以其文藝資料研究及服務中心多年蒐集的臺灣現當代文學的文字與圖像資料，加上先前策劃百冊《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的經驗，包括該系列第四十八冊王文興卷（國立臺灣文學館，2013），必能駕輕就熟，圖文並茂，使此計畫更趨完善，實為不二之選。我也聯繫先前兩家出版社，徵得他們同意。所有前置作業於2020年10月完成。
然而計畫趕不上變化。原本以為新冠疫情緩和便可進行訪談，誰知2021年5月疫情驟升，全國提高警戒標準，與王老師訪談之事就此懸宕。8月間疫情緩解，《文訊》來電關切進度。由於大疫未止，我就提供幾個方案請老師裁奪。理想情況是謹慎做好防護措施，在紀州庵當面訪談，全程錄音，也可為老師在故居拍照。其次是兩人電話訪談錄音，或由老師根據題綱錄音。另一種方式就是書面訪談。此外，也歡迎老師指定其他可行之道。總之，讓老師以最心安的方式來進行。王老師決定採用書面訪談，並表示：「文後可聲明一下，非常時期，只能如此，諒讀者皆會瞭解。」我花了兩星期，根據近年資料並配合前五次訪談，整理出題綱。老師擇要回答，分幾次傳真，並幾度增訂，是為第六篇訪談。因係書面訪談，篇幅簡短，但也提供了一些前所未見的訊息。2022年，訪談集積極編排中，王老師於2月底傳真，表示若疫情和緩，「或可談談我一生最感謝的老師」，並列出自小學、初中、高中、大學與校外受益的老師，包括「亦師亦友的余光中老師」。我立即回音，只要老師認為時機適當，請隨時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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