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它,就不要害它
師範
《文訊》囑我就我們這一代人的青年時期,提供一些所走過的那一段屬於我們特有的文藝生活。主題寬廣,希望我不要答非所問。
我們這一代人的青少年時期,正是二次世界大戰,或在以一個中國人來說,是日本侵華戰爭中最殘酷、我們抗戰最艱困的時期。我從初中到大學,都是在這樣不知明天在哪裡、流徙的環境中求學、成長。而也正因為在這樣的環境中,我們被訓練成對文藝生活如飢似渴的愛好、追求、吸吮,以補我們在物質條件上的貧乏。於是我們在課餘、睡覺、假日中,就沉浸於凡能到手的任何文藝作品,例如聶耳與冼星海的〈畢業歌〉與〈義勇軍進行曲〉(後者目前已被對岸採用為國歌) 、沈從文的《邊城》、巴金的《家》、朱光潛的《文藝心理學》,國外如《安娜.卡列尼娜》、《西線無戰事》、《戰地春夢》等中譯本,但是堅定的期待抗戰勝利的愛國的文藝青年,面對突然來到、或者說是太早(不是嗎?)的勝利,使我們不得不在一時的興奮以後,靜下來思考我們今後的自我定位。我決定暫時放下對文藝生活的眷戀與鍾愛,全心的繼續讀完大學的最後兩年,準備迎接滿目瘡痍的國家重建工作。然後經過甄選,我在1947年6月奉派來台,進入台灣糖業公司,與眾多志同道合的前輩,從事被美國軍機轟炸得滿目瘡痍的糖業復原更新工作。
台灣光復已近兩年,我們胼手胝足的日夜工作,非常順利,也開始有時間重溫文藝生活。但是剛從日人手中接下來的台灣,能有的精神食糧,卻還非常匱乏。於是我們幾個在台糖工作的,年齡相近、教育背景相若、志趣相投的五個年輕人:金文、魯鈍、辛魚、黃揚與我,在台灣有限的報章雜誌上抒發心情之外,決定拿出我們的薪水,集資創辦一本小小的文藝刊物,希望盡我們微薄的力量,在教條八股之外,提供同好們一個可以抒發他們心聲的純文藝園地,以撫慰、舒緩大家精神上的苦悶與物質上的貧乏,間接的增進這個孤島上人們的同仇敵愾,並且安貧樂業。
所以在創刊時我們就把它定位為是一份生活的、勵志的、不以教條束縛的文藝刊物,不向任何人約稿,而歡迎所有的讀者投稿;以為全民表達他們的心聲的園地。創刊同仁的稿件,也以所有來稿一視同仁的標準審查,即以過半數同意的通過始可刊出。而且經審查通過的同仁稿件,完全不支給稿費,並且在創辦時就決定,如銷路不佳,稿源缺乏,即在六期內結束,所有負債由五人平均分攤。(月前在與彭歌先生電話中閒聊時談及此事,他說你們讀經濟的人能事先規畫,我最欣賞。)後來這種情形並未發生,而是因為別的原因,最後還是在雜誌暢銷冠於全台時,無條件的一致退出。這件事很多人都覺得不解。但是在那個時代,沒什麼好奇怪的。後來有人問辛魚是怎麼一回事, 辛魚簡單的說: 「總而言之, 樹大招風。」我想辛魚這句話是果。以現代的詞彙來說,真正的因,是我們不做置入性行銷,特別是不做被野心家利用以為置入性行銷的工具,而做他們以之為攀龍附鳳的墊腳石。
因為我們是一本非常淳樸的純文藝雜誌,而真正的純文藝,也永遠不會做任何置入性行銷或它的工具。
所以我們離開。愛它,就不要害它。
這個雜誌我們一共辦了40期,包括其中有一個月的休息時間在內,在民國39(1950)年11月1日創刊,41(1952)年7月16日退出,一共辦了21個月的時間。我們在眾多愛好文藝的人群中,靜靜的離開。
不用再問我它叫什麼名字。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與那些純純的真正愛好文藝的朋友,一起走過了這段路,是費心的,但是純純的,美好的,對的。而做了一件對的事,帶著所有真正愛好純正文藝的朋友們的祝福而離開,只有感恩,沒有遺憾。
在樹下成長的南洋華僑文藝青年
王潤華
抄寫與輪流閱讀地下流傳的禁書
我這一代的南洋華僑文藝青年,成長於1960年代前後,沒有電腦與手機,沒有麥當勞,更沒有時尚咖啡座與文學獎。但我們擁有樹林下陰涼安靜的空間,學校的壁報,與老師熱心的關懷和鼓勵。我們不但沒有時尚書店,也沒有電子書,在英國殖民主義全面封鎖大陸、台灣的中文出版書籍之下,我們往往需要輪流傳閱禁書,甚至用手抄寫整本地下流傳的文學作品。現在回想起來,對21世紀的文青來說,我走過的南洋華僑文藝青年的生活風貌,已經成為傳奇故事。
在我的鄉鎮,文青在樹上樹下閱讀反殖民主義禁書
由於當時的中學都是半天制,下午一點放學回家,在赤道邊緣的馬來西亞,天氣炎熱,屋子沒有電扇,更沒有冷氣,我喜歡坐在我家門前大樹下閱讀,這是時髦的文藝青年的生活。母親因為有一位兒子在門前樹下讀書而感到驕傲。住在我家隔壁的同學,他更囂張,喜歡爬上他家門前的大樹上看武俠小說,在社區與學校,傳為佳話。當時在我的鄉鎮,樹上樹下閱讀文學作品,就如現在文青在咖啡座或國外旅途上,非常時尚。
我的中學在馬來西亞的北部金保小鎮,位於主幹山脈山腳下,下午放學後有時候不回家,參加左派同學組織的地下讀書小組,走進學校左邊山上的余東旋花園,坐在大樹下的草地,或是在人去樓空的洋房別墅的門廊聚會,閱讀與討論手抄本艾青、田間及其他左派的戰鬥詩。傳閱反殖民主義的禁書,那就更時尚,因為左派就代表文藝青年的潮流,加上敢對抗英國殖民帝國主義而讀禁書,那就有反殖民主義英雄的滿足感。
壁報文學的世代,以詩代替作文的特別待遇
我在中學的時候,最令文青興奮的事,是學校的創作比賽。我記得沒有獎金,只有得獎後在週會上,上台領取校長頒發的紀念品,然後看見自己的作品張貼在學校走廊的壁報上。接著,成群的同學站在走廊上,爭先恐後抬頭閱讀壁報。這樣的獎勵帶來的快樂,並不輸給目前文青追求高金額的文學獎金。
我一生最難忘的文青經驗,是在讀高中的時候,每次上作文課,余乾風華文老師,在黑板上寫好作文的題目,便走到我的座位旁,輕聲的對我說,「你不必做黑板的題目,寫一首詩就可以。」後來每次上作文課,我都享有如此的特別待遇。其中一首詩〈旋轉的琉瑯〉,因為是寫馬來西亞鄉下勞動婦女淘洗錫礦的辛苦,後來寄到香港的左派文學期刊《文藝世紀》,竟然也刊登了。這種鼓勵是我走上寫詩道路的重要原因。2012年我出版《王潤華詩精選集》,特地將它收入。
文青的歷史使命感
1962年我到台灣的政治大學就讀,繼續寫作,開學期間,能到果夫樓對面的圖書館寫作,已算很奢華了,我記得有一個晚上,看見林懷民就坐在對面的長桌寫小說。暑假圖書館不開放,我還是搬了一張椅子,在醉夢溪河邊的樹下讀樹。有些台灣文青也如此。
台灣當時流行的現代主義,完全改變我的寫實左派寫作路線。除了在政治大學校內刊物《政大新聞》、《政大青年》發表作品,還投稿到各報紙副刊與刊物,包括當時重要的《中央副刊》、《聯合副刊》、《幼獅文藝》、《創作》、《現代文學》、《藍星》、《葡萄園》、《笠》等,繼續我的文藝青年生活的追求。作為僑生,又參與寫作,深受文壇前輩的鼓勵,首先是被木柵地區的作家如李莎、尉天驄、藍采、鍾雷、王祿松所鼓勵,然後余光中、謝冰瑩、蕭白、高準、羅門、蓉子、洛夫、瘂弦等作家相繼提拔。
在政大三年級開始,我與政大與其他大學的同學,如張錯、林綠、淡瑩、陳慧樺,都是讀西方文學,而台灣當時現代主義正在流行,我們野心抱負都很大,不只是創作,還負有引進西方文學的使命,所以決定創辦星座詩社,出版《星座詩刊》,除了推動現代詩運動,企圖翻譯西方詩歌與介紹西方文學理論。現在重讀《星座詩頁》與《星座詩刊》,我驚訝詩刊發表過這麼多重量級的詩人作品,譯介了很多西方詩論。這些工作,不是目前文藝青年想要做的事情。我們的使命感實在太重,不是今天文青想要擁有的。
詩人博士帶領文學潮流的夢想
我與星座詩社的文青,都抱負著帶領現代詩學與西方文學思潮走向亞洲,因此社員紛紛出國深造,期待完成博士回返亞洲各地的大學教書,寫作、推動東西方多元的文學與思潮。雖然成為最多博士的詩社,由於過於超載的使命,反而壓垮了星座詩社與《星座詩刊》的出版。但是星座的僑生文青,成長后,基本上至今還堅持當年的願望、努力與方向。我們後來在新馬、香港、澳門、台灣等地都產生了影響。
我們這一代的文青,把文藝當成宗教,一輩子執著的信仰文藝在社會的意義,所以張錯、林綠、淡瑩、陳慧樺、黃德偉、鍾玲與大地詩社的成員如李弦、林明德等人,至今還是沒有放棄文學,繼續為文藝而努力。
追逐「文」學花「季」的小文青--我與黃春明、陳映真的忘年之交
古蒙仁
在寫作上,我啟蒙甚早,憑著興趣與自己的摸索,初中時就常投稿家裡訂閱的《台灣新生報》副刊,賺些外快買自己喜愛的文學書籍,高中時負笈他鄉更可靠投稿賺取生活費,處女小說還曾刊在當時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使我的國文老師刮目相看。
可是這些全屬土法煉鋼,每天課餘只曉得埋頭苦寫,且因學校位於南部,無法接觸到純文學的刊物,遑論受到某些名家的指點或影響,更別提所謂的文藝思潮或文學理論的啟蒙了。總之,那時的我就像井底之蛙,自鳴得意,全然不知文學的天地有多遼闊。
直到民國60年上台北就讀輔仁大學,進了文學院圖書館之後,才發現裡頭有那麼多的文學書籍與雜誌,琳瑯滿目排滿了層層的書架和每個角落,看得我瞠目結舌,呆若木雞,這才發現文學的世界真個浩如煙海,而自己則是何等的卑微與渺小。
從那一刻開始,我像個餓過頭的人,貪婪地掠食每一本沒看過的書本與雜誌,幾已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我以圖書館為家,每天除了睡覺與上課之外,幾乎都耗在裡頭。同時我也不忘創作,每天晚上都在那兒玩「爬格子」的遊戲,與文字拔河,和稍縱即逝的文思苦戰。也在這時,我給自己取了一個新的筆名「古蒙仁」,將過去用過的三、四個筆名全部拋諸腦後,以輔大圖書館為誓師之地,準備揮軍向文壇出發。
何其幸運的是,我以這個筆名發表的第一篇小說〈盆中鼈〉,就被選入《六十一年度小說選》,首次出師就傳捷報,對一個初出茅廬的年輕人來說是多大的鼓舞,也讓我對自己充滿了信心,因而乘勝追擊,絲毫不敢懈怠。
某天下午,我在圖書館地下室一個偏僻的角落,找到了一堆布滿塵埃的舊雜誌,我好奇的翻開來看,無意中翻到了過期且過時的《文學季刊》。這是我從來不曾看過、聽過的一份文學雜誌,略微翻閱了一下,便先借了一本回去,連夜把它看完。
那是我十分獨特、且一輩子難以忘懷的閱讀經驗,因為裡面的作者大多是我不認識、也不曾看過他們的作品,卻深深地把我吸引住了。黃春明、陳映真、七等生、王禎和,是何方神聖?為何一般的報章雜誌很少刊載他們的文章?這才發現我接觸過的國內作家的作品,是何等的不足與有限!
以後幾天,我把圖書館內那一堆「文學季刊」很快地看完了,原本只是糢糢糊糊想寫點什麼的星星之火,突然熊熊的燃燒起來,照亮了我的創作之路,我終於知道我要寫什麼,以及怎麼寫了。我刻意模仿黃春明和陳映真的語言和文字風格,服膺他們的文學理論與主張,用現代年輕人的語言來說,我成了「追星一族」的小文青,也是他們二人的「頭號粉絲。」
大三第二學期時,有一次黃春明應邀到學校演講,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心目中的偶像。我擠在聽眾中聽得如醉如癡,結束後不知哪來的勇氣,還跑去找他聊天,告訴他我也在寫作,很想找機會去向他請教。他問了我的筆名後,表示「略有印象」,很爽快地便把電話和地址留給我。我如獲至寶,只是一向害羞內向,一直不敢貿然去找他。
到了大四上學期結束時,我因一門課被當無法畢業,內心懊惱到極點,到了六月同學都畢業離開學校了,我還不知何去何從,心情更是跌到谷底。幸好這時《人間副刊》的主編高信疆要我寫些報導文學的稿子,便到鼻頭角和九份各住了一個月,回到台北後學校宿舍已關閉,一時無處可去,居然異想天開的打電話給黃春明,問能否到他家借住一段時間,同時想請教他報導文學該怎麼寫。
那時我涉世未深,渾然不知道此舉是何等的唐突、失禮,會給對方帶來多大麻煩與困擾。而且事後我才知道,黃春明那時並沒有穩定的工作,正在拍一部《「芬芳寶島」的紀錄片,身兼編劇、攝影和導演,每天在外奔波,忙得好幾天才回家一次。
但他卻一口答應了,我這個冒失鬼迫不及待地拎著簡單的行李,當天晚上便興沖沖地住到他家去。他家在北投奇岩新村,是一棟靠近山坡的公寓,房間並不很大,黃大嫂和國珍、國峻二位小兄弟出來接待我。我在一個小房間安置妥當後,走進盥洗室一看,幾乎傻眼,因為掛浴簾的架子上吊掛的全是沖洗好而尚未瀝乾的底片,一條一條,長長短短,彎曲扭八,活像是被剝了皮後晾起來的蛇,印證了那時他正在拍紀錄片的事實,也對他事必躬親、雙手萬能的行事風格,印象至為深刻。
那晚很晚了黃春明才回家,洗過澡後即招呼我坐在沙發上聊天,話題即環繞著報導文學的寫作。不時以他正在拍攝的紀錄片為例,為我闡述報導文學的內涵與表現手法。他精神很好,聊到深夜依然沒有一絲倦容,一夜長談,令我受益良多,對報導文學才有比較清楚的概念。
第二天我起床後,他和黃大嫂都出去了,家裡只有國峻陪我,那時他還沒上學吧!兩人在家關了一天,黃昏時他帶我外出散步,走到附近的一座情人廟。他笑著告訴我,很多年輕人常結伴來拜拜,祈求能結成連理,永浴愛河。小小年紀好像對男女之間的感情已有超乎他年齡的想像。二十多年後他出事時,我趕到天母黃宅去弔唁,得知有部分原因是過不了情關時,我不禁為之嘆息,眼前便浮起當年他帶我去情人廟參觀時的情景。
我在黃家住了十來天,絕少出門,白天一個人在裡頭看書,寫稿。晚上黃春明若回來時,兩人便在沙發上聊天,談寫作及文壇的掌故。他最常提的還是《文季》創辦的過程,以及同仁彼此往來的趣事,令我對那個年代充滿了嚮往,而我最愛聽的便是陳映真的故事。因為那幾年他還「遠行未歸」,有關他的事蹟眾說紛紜,總帶有幾許神祕的色彩,直到聽他娓娓道來後,我對陳映真才有比較完整的認識。
我在黃宅進出數次,停留的時間也長短不一。後來得知陳映真已歸來,便要求黃春明帶我去見他。那時我剛從秀巒村採訪下來,寫完〈黑色的部落〉,就要畢業當兵去了,很希望能在入伍之前見陳映真一面。後來他給我陳的公司地址,要我直接寫信給他。不久我便接到陳映真寫給我的親筆函,約我某日到他的辦公室見面。接到那封信時,我簡直不敢相信這是真的,我就要和我的另一個偶像見面了,內心的激動與歡欣,猶勝過中了愛國獎券的第一特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