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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橋（Cambridge）這個皇冠上的明珠，令陳之藩流連忘返、徐志摩帶不走一片雲彩的英國小鎮，永遠美得令人窒息。我三生有幸，一輩子有二、三年可以在這環境渡過。劍橋不僅有傲人的歷史，更有近代文明的精髓。小小幾萬個人的小城有不下一、二十個諾貝爾獎得主， 人文薈萃，歷史上多少名人出自這個小地方。我去的研究室，MRC- LMB可以說是二十世紀分子生物的發源地。1953年轟動古今DNA雙螺旋（double helix）構造就在此發現，開啟了近代遺傳學的研究。實驗室有四層樓，在劍橋南部近郊，每層樓都有諾貝爾得主（有人甚至得了二次），在那個地方博士後研究員是最小的小兵，待久了會有自卑感。每天可以見到這些超級巨星，上、下午茶時間都有機會同他們坐下來請益，甚至討論天下大事。
MRC-LMB本來依附於Cavendish物理實驗室，這個實驗室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前半期可以說是執物理界之牛耳。前後出過James Clerk Maxwell、Joseph John Thomson及Ernest Rutherford，以及父子共得諾貝爾獎的Lawrence Bragg爵士。現在Cavendish實驗室已經被其他諸多研究室取代，但劍橋大學還是擁有極為尖端的研究者，如Stephan Hawkin， 是宇宙黑洞（black hole）之創導者，他患有AMS（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進行性肌萎縮症），如今只能坐在輪椅上研究、講學，活躍不減。
我們是8月初到劍橋的。第一個晚上，因為時差的關係，很早就上床，醒來是白天，看看錶九點多，以為是隔天早上，後來天色漸暗，才知道是晚上，第一次領教到北緯度的可怕。在離開美國之前，我曾經去查劍橋這個地方之緯度，地球儀一轉，才知道與中國黑龍江同高。我不知道英國多冷，但最少可以想像黑龍江多冷，臉都綠了。隔天去看老闆Brian Hartley教授，他第一句話問我：「你8月來實驗室幹什麼？全英國人都出外旅行一個月，我們上班也沒人指導你。」他叫我們先去旅遊。我們很快就買部二手老爺車，開出劍橋，大英帝國繞了一大圈（其實英國是很小的，由倫敦到蘇格蘭的愛丁堡一個夜晚就到了）。我們經過華滋華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詩人的家鄉湖區（lake district），參觀了珍．奧斯汀（Jane Austen, 1775∼1817）、艾蜜莉和夏綠蒂．勃朗特兩姐妹（Emile Bronte, 1818∼1848; Charlotte Bronte, 1816∼1855）及Thomas Hardy之家，以及莎士比亞家鄉Straford am Avon，再往北蘇格蘭之Isle of Skys，愛丁堡而回劍橋。
我們在實驗室附近租了一個房子，床墊裏面的東西（粗羽毛、細木屑等東西）都會剉到外面來；最奇怪的是碗皿破破爛爛，瓷器很少成套。英國人洗澡的習慣很不好，Henry VIII皇帝八天洗一次澡。房東限制我們用水，浴缸內面刻一個高度，用浴桶裝水不可超過那個水位。英國人買的東西也很少，牛肉一小片、蔥二枝、香蕉二條，青瓜半條；我們吃多慣了，一買就買很多，肉一大塊、魚也一大條，買菜的人都認為我們有好幾個小孩子（其實還沒有）。他們請客簡單量又少，我們都不敢吃，怕別人沒得吃。英國人吃少的習慣大概是過去的糧食都來自殖民地，現在沒來源，只好一切從簡。英國人這種習慣我們很快就領教了。我們有一次星期日在家吃炒麵，衣服隨便穿，突然一對年輕夫婦來，我們因為穿著睡衣，沒禮貌，所以請客人先坐一下，上樓換衣服。等我們換了衣服下樓來，只看這對朋友已坐在我們餐桌上就我們的剩麵大吃特吃起來，且幾乎吃得精光，我們只好禮貌上告訴他們如果愛吃，通通把它吃完也沒關係。
愈偉大愈謙卑
研究室在研究大樓二樓，老闆Brain Hartley是劍橋大學三合院（Trinity College）生物化學科主任、英國皇家學院成員（相當於中央研究院院士）。二樓的樓主是頂頂大名的Fred Sanger，得過二次諾貝爾獎（我在的時候還沒有得第二次），是一位低調到不行的學者。我到實驗室不久，一個禮拜天回去工作，在電梯內碰到他，我因常看見他的照片，一下就認出來，伸出我的手，向他問候：「你一定是Sanger 教授。」他很親切地回我「叫我Fred（他的小名）就好」，令我非常震撼。這麼偉大的人這麼謙卑，世界重量級的人物，我們這種年輕小子算什麼？以後有人稱我什麼教授、什麼長，我都會想起電梯間的這一幕， 覺得自己是一多麼平凡的人。以後在研究室經常碰到他，他總是親手做實驗，我注意到他的雙手比農夫的手還粗。那時候電泳是一項常用的技術，實驗物質經常放在一大桶的有機物，叫toluene內分離，他的手就是天天泡在toluene內。他的最大成就是把生物體內蛋白質定其胺基酸順序，而第一個被定序的蛋白質是糖尿病有關之胰島素（insulin）。這一雙非常粗糙的雙手不知救活了世界上多少的人，他也因此得到第一次諾貝爾獎，並封了爵。據傳他封爵時還不知道如何打領帶。我離開劍橋不久，他又一次因為發明核酸定序的的方法，第二次得到諾貝爾獎。細胞內有二最重要的巨分子：蛋白質及核酸，而此二者結構之釐定竟然出於同一個人之手。歷史上得二次諾貝爾獎的只有少數幾個人，一個是加州大學的Linus Pauling，第一次得獎是他在化學上氫鍵的貢獻；第二次是和平獎，因為他一直反戰，宣導世界和平。若從科學角度來講，他其實只得一次。所以劍橋之Fred Sanger教授可以說是人類史上極少數在專業上獲二次諾貝爾獎的人（另外得過二次科學諾貝爾獎的有居禮夫人之物理獎及化學獎，以及物理學家J. Barden之二次物理獎）。
研究生物高分子的鐵三角
英國人做研究也有值得一提的地方。有一次我看到一些報告很有興趣，想在自己的酵素上試試看，我去問老闆值得一試嗎？他只簡單地告訴我一句：「我們劍橋不做人家已經做過的東西。」換句話說沒有「me too」的研究工作，令我當頭棒喝。有一天閒聊的時候，他告訴我英、美做研究基本態度之不同，他說美國人做研究如同散槍打鳥，閉著眼開槍，再看什麼鳥掉下來就撿什麼鳥。英國人子彈不多，先找一隻要的鳥，把有限的子彈打出去，再看有沒有打到。他還說：「你回到台灣，子彈非常有限，應該用英國式的思維。」因此，我們經常在討論的是什麼實驗不要做，為什麼不要做，而不是要做何種實驗。良師教誨一句話可以使你受益終身。
Brian Hartley教授對我說的另一句話是：Alexander Fleming爵士與盤尼西林（penicillin）的故事只發生一次。A. Fleming是一蘇格蘭籍的英國細菌學家。在一、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一直在倫敦St. Mary's Hospital醫學院做研究。在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他注意到他培養的葡萄菌（staphylococcus）外圈居然長不出細菌，一查才知道原來他使用的培養劑有污染到一種菌類（fungus），使細菌不能繁殖。Fleming注意道這個偶然的發現，由此分離出盤尼西林，開啟了其後半個世紀抗生素研究之門，使細菌的治療進入新紀元，他在1943年封爵，1945年獲諾貝爾獎。Hartley教授的意思是這種天大的運氣是可遇不可求的。如果執迷於這種哲學，以為做研究時任何意外的發展都要分心分身去探討，到頭來什麼都沒有，所以他一直教我們不要隨便分心，好好在本分裏工作。
Hartley雖然這麼嚴苛，要砸大錢的地方毫不手軟。我一直有一大心願，想探討polypeptide跟polynucleotide這二個細胞內的巨分子是怎麼在互動的。剛好我手上二個東西都有，但都要有相當的量才做得出來， polynucleotide我要用的是tRNA，要大量分離出這個東西已有人造出來，所以不難。但我想用的polypeptide是胺基酸活化酵素（amino acid activating enzyme）。這類酵素小量的，我做過很多，但要做我想做的研究，要先結晶這個酵素。要結晶，液體內的濃度要很高，換句話說需要有大量的酵素。與Hartley教授商量後，我們決定以超大量的方法去製造，他到別的研究室請別人培養了超大量的大腸菌，拿回來二個水桶， 的滿滿像冰淇淋的固體細菌，幾十公斤幾兆細菌我忘了。我捲起袖來開始動工，當時要用的分離容器都是用水桶及垃圾桶裝的。我用了近半年不分晝夜去開闢這個疆域。將近完成時，有一天獨自在冰凍室工作的我，一不小心把分離將近完成的酵素打翻落地，幾十萬英磅的細菌酵素分離工作一夕告吹。一切努力及時間，不用說投入的資金，瞬間歸零。心理之痛之懊惱是無法形容的。我硬著頭皮到Hartley教授辦公室請罪。他問我：「你還活著嗎？」我答是，他說：「只要你還活著就沒關係， 因為你可以再試。」遺憾的是我再也沒有機會再試，因為只有我一個人，沒有助理，沒有幫手，要投資那麼多的錢，要付那麼大體力的大工程我是沒有辦法的。我離開劍橋不久就聽到有其他單位的人在做了，而且頗為成功。
在劍橋研究室，我學到研究生物巨分子（macromolecule）的三大原則，也是三個層次，到現在我還是常常提醒我學生。這研究的層次是對任何高分子，無論是蛋白質、核酸或多醣類，都要先知道它的結構（structure），這也是為什麼上述Sanger教授為什麼那麼了不起。生物界二大高分蛋白質及核酸結構之測定都是他研發出來。知道了結構之後才可好好探討其功能（function），知道了功能就要更進一步知道這些功能是如何被調控的（regulation）。因此structure、function 及regulation就成為研究生物高分子的鐵三角，未來總還有更高層次研究，不過在可預見的將來要克服這三層次的困難還是有一段距離要走。
在劍橋我們碰見了一位研究中國科學史的大師Joseph Needham（李約瑟教授，1900∼1995）。1970年夏天，我們在一台灣人集會的場合， 他坐在我們鄰桌，聽到我們講台語，主動來找我們談，並介紹他的華人妻子魯桂珍（1924∼1987，Needham學生）。他們二人都是學生物化學的，早期曾在劍橋大學教過胚胎學（chemical embryology）。英國人這一點令我非常折服，用最近代的知識去解釋最古老的學問。另外一個人是Francis Crick教授。他是DNA構造發現的人，是學物理的，我在劍橋的時候他也是在大學教胚胎學。我在台大醫學院時，胚胎學教得是百分之百形態學（morphology），教我們胚胎第幾週、第幾週哪一個器官會形成。英國人那麼早就以分子生物觀點在研究器官之形成，真是遠遠地走在我們的前面。
接任衛生署署長
隨著民選總統日漸迫近，台灣自1999下半年選情逐漸加溫。我不是民進黨員，也不是國民黨員，但我對國民黨之欺民、貪污、反民主作風很不以為然。我對民進黨也沒什麼了解，但阿扁在台北市之政績確實令人刮目相看。我自然期待有一新的政府。我沒參加過任何群眾活動，但朋友飯餘閒聊，大家對新政府的產生都有一期待，尤其是學界及醫界之朋友。2000年3月18日總統大選，陳水扁以些微差距擊敗宋楚瑜（陳39.3%、宋36.5%、連24%），令人意外的是連戰的大敗，證明國民黨被人唾棄。競選開票日我們幾位醫師、教授一起吃飯，看選舉開票結果。當新政府誕生時大家歡聲雷同，新的時代終於誕生，我們開始有一個新的希望。
一腳踩入政治圈
隨著就職日（5月20日）之逼近，阿扁組閣腳步愈來愈緊，但各部會首長的產生並不很順利。原因是數十年來，國民黨獨霸政權，很少給黨外人士有參與的機會，因此新政府找不到有經驗的人。行政院長更難找，後來阿扁找上國民黨時期的國防部長唐飛先生。其他部長也多波折，衛生署長一直難產。雖然我的名字在報上偶爾被點到，但絕不是A 咖。首輪過了，還是沒有著落。4月初，我突然接到黃芳彥醫師來電說總統想請我當衛生署署長，我完全沒心理準備，而且此非我所長，於是回應黃芳彥醫師說我不適合，也沒此意願。但周遭的朋友加入遊說團， 黃醫師繼續跟我聯絡幾次。4月3日，阿扁訪證嚴法師，法師告訴阿扁說要以愛治國，要得人心，要氣勢放低。4月20日，我終於回答說如果5月20日就職前一晚，還找不到人，我可以充數，以免開天窗，使新政府難堪。這一句非政治性的話，我一出口就知道說錯了，會被人家解讀為我有意願。果真有更多電話來，新聞記者也開始報導。4月21日，證嚴上人說我不適合做官，不忍我在立院被罵。次日，林義雄先生也打電話來鼓勵我加入，但我一直說「No」，後來只好推說證嚴法師不會讓我走。沒想到阿扁辦公室馬上安排阿扁見證嚴法師（4月29日），並得到她首肯，借用二年。法師告訴阿扁李校長是人才要疼惜，要保護他， 健保要支持他。上人及阿扁總統見面後，隨即召開記者招待會（4月29 日）並宣布我的任命。記者會後諸多師父及Y.H.皆落淚。阿扁從靜思堂直接步行到醫學院我的辦公室來看我，我們關起門來，談了約十分鐘。他把與上人會談的結果告訴我，我說可以考慮借用二年，二年後我要回教育界，他點頭。他問我有沒有美國籍，我說有，全家都是（因為我在美國三十年，小孩子在那裏土生土長）。他問我可不可以放棄美國國籍，我說如果答應接任，會儘速處理國籍問題。（5月16日我向AIT正式提出放棄美國國籍，7月17日美方批准）。
辦公室外已聚集大批媒體人，先圍阿扁，再跟我談約一、二十分。衛生署長就此定局。後來有機會跟黃芳彥談起，他說當時民進黨主席林義雄只推薦一人入閣，就是我。他相當厚愛我，好在我沒讓他失望。
為了儘早進入狀況，加上我沒準備帶機要祕書入署。在美期間，我曾多次回台，協助衛生署建立台灣產前胎兒檢查，新生兒代謝篩檢及遺傳醫學門診之建立，所以我認識了幾位衛生署同仁，其中一位劉丹桂女士是保健處長我就請她當機要秘書。丹桂能力佳，協調熟，不但讓我順利接掌，也讓之後的運作順暢良多，真是幸運。我於5月15日先入署， 與一級主管茶敘，很感謝他們給我一很簡要的簡報。我記得在會中我曾表示我對不正確的醫藥廣告最不恥，所以之後一定要在這方面大整頓， 我並說不正確的知識傳播是一種罪惡，時任藥政處長胡幼圃教授甚為同感。會後要離開，我背著我的提包就要走，但多位一級主管爭著幫我提，我當場告訴他們我是一介平民，我不希望這成為習慣。記得當署長之後第一次出國，回到機場也有一些同仁來機場接機，我也老實告訴他們大家都很忙，不要花時間來機場接我，以後這些習俗都改了過來。
就職前還有一事我必須要處理的是副署長的人選，因為我的好朋友當中獨缺懂得政務的人，我自己並沒有適當人選，因此，我要求民進黨推薦給我一個兩年後可接班的人。5月12日黃芳彥醫師打電話來推薦黃富源醫師。黃醫師是醫界有名的公正、有道德勇氣的小兒科教授，時任馬偕醫院副院長。我隨即約黃富源教授在國賓大飯店一樓咖啡廳小敘。我們談了一、二個小時，相談甚歡（他也不是民進黨黨員），他說要一點時間想想，並與太太談談。不久，他就打電話來，說他願意與我併肩作戰，於是我們開始了二年多的絕佳搭檔。我們二人合作得很好，情同兄弟。衛生署署務他都打頭陣。事前，我們會先商討出一個底線，到外面他就堅持底線。不成，他就告訴對方說讓我回去報告署長是否有改進的空間，我再找機會解決遺留下來的問題。就這樣，大部分的政務都可以完滿解決，減輕我不少負擔。
全民健康保險制度
署長任職期間，我花最多時間是在處理健保。幾乎70∼80%的時間用在處理健保事務。在未接署長之前，我約略知道健保財務有問題，虧損不少。為此我請當時健保局總經理賴美淑教授到慈濟一趟（2000年5 月18日），向我詳細解說，才知道事態嚴重。她並告訴我她想離開總經理一職。2000年有250∼300億缺口，如何拯救財務變成我這個署長第一要務。所以，我上任不久便力邀當時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總召宋瑞樓院士（宋教授為台灣德高望重、人人敬重的醫界大老，也是我的老師）出面對健保做一個總體檢，並請他在年底前給我一份改進的建議。
隨著內閣開始運作，外界對健保之批評愈來愈烈。9月中，亞東醫院有一高階主管說健保局是萬惡共匪，人可誅之。我承認，我們的制度比共產黨更共產黨，我們的國家是最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國家，是最富有的乞丐國家，二個互相矛盾治國之中心思想同時存在，繁榮就是不可能的。
全民健康保險制度是一個非常難得的社會制度。世界上的開發國家無不想盡辦法要建立。不幸的是這個完美的制度非常難找，台灣有幸於1995年開始施行全民健保制度，但十幾年來也累進了不少缺點，包括最根本的永續經營的問題，因此全民健保之基本精神是如何得以永續經營。健保的財務數學上是再簡單不過的。中學生就可以算出來：不是開源，便是節流，或者二者同時做，但現實狀況又是與此相違。開源不外是費基範圍增大或是費率之調升，節流是服務品質之降低或是款項之減少，不幸的是無論任何一項都非常難為人民接受。
果然是燙手山芋
很快的，我就感覺到健保的問題比任何人的想像更複雜。每個人都可以說出一些自己認為應該改進的地方，但沒有一個人可以說出根本解決之道。這使我想起正如中華民國憲法要修的地方很多，但是修憲這裏修一點、那裏修一點，不但無法解決基本問題，有時反而使問題更複雜，不修比修更好，於是不少人認為根本改革之道是創憲而不是修憲。類似的思考模式我也漸漸領會出健保改革之道應該要從根做起，不是零零碎碎之修補。於是我們歷經幾次內部高層的討論，漸漸形成一共識， 要啟動健保全盤性、根本的改革。正苦於如何向社會說明這構想之時， 時任衛生署企劃室主任郭旭崧教授突然想出「二代」健保這個名詞，使我頓悟這確實是一個非常好的名詞，我極力贊成。二代健保表示，到目前的第一代健保已經完成階段式任務，我們需要新思維、新方法、新政策。就此我們定了案：要儘速進行二代健保之架構。二代英文是second generation，所以我們簡稱為2G，郭旭崧的這個名詞就成了台灣健保的創新名詞。
再過來就是如何開始建造這個大工程。我向署內提了二個建構大原則：第一，第一代健保創立的幾位大功臣，盡量不要列入。因為人都是一樣，會為自己的思維、行為辯護，這會使二代健保很難脫離舊思維， 減少創新的機會。第二，同樣的理由，我要求儘量將現有健保工作人員排除在外。根據這二個原則，我們敲定主任委員由政務委員胡勝正教授來擔任。胡政委是美國普渡大學經濟學教授／主任，主攻醫療經濟學。他是政務委員，可以協調跨部會的專業人才，而衛生署長因熟悉實務運作，就擔任協同召集人，負責內部人員之協調。
再過來是最重要的人——執行長，我請對健保理論、實務上最熟悉的人賴美淑教授來擔任。三人開始設置二代健保規劃小組，下設二十一名健保規劃小組委員，其中九名是工作委員，負責規劃之推展。2001年設定議題，共分四組：政策評估綜合組、體制財務規劃組、醫療分配規劃組及統計分析組。次年，再增公民參與組，因為一代健保規劃時， 採較精算式的模式，與外界的溝通不是很完善，因此我認為二代之設計要全民參與，共同負責這新政策的進行，不管是醫事人員、民意代表、醫療團體、人民都要佔有重要位置。2002年工作目標是各組擬定方案； 到了2003年開始著重細部規劃與衝擊評估；到最後一年，2004年，各小組之規劃方法整合，提出總結報告。所以，這個工程經過三個月之籌備期（2001年4月至6月），三年兩個月之規劃期（2001年7月至2004年8月）共三年五個月，動用台灣醫界、公共衛生界，各方面專家學者共一百一十人，幾乎網羅了全國健保有關專家（尚不包括衛生署或健保局工作人員），經過無數次會議，總共花費了七千六百多萬完成幾百頁的總結報告（2004年8月出版），送交行政院。我在2002年8月卸任後則自動退出規劃小組，讓接任的衛生署長接規劃小組之協同召集人。因此， 下半段的規劃內容我就比較生疏，送到行政院的下落我也不甚清楚。交到立法院之後，我力促民進黨就二代健保儘速立法通過。但是因為新法牽涉的範圍太廣，影響各階層的人民，所以在立法院一直爭議不斷，而且不斷被修改。後來在立法院佔少數的民進黨立委乾脆讓新法擺在那裏沒積極衝關。2008年國民黨重獲政權，加上立委絕對多數也無法順利過關。為了要得到各方的支持，二代健保被立院修得面目全非，尤其是費率的決定更是荒腔走板。本來經專家專心設計、計算出來的各種費率， 立法院隨意修改，像菜市場之喊價，實在不把專長學者的研究成果放在眼裏。到了2011年國民黨楊志良署長提出的版本，他說是「他們（行政院、立法院）的版本」（完全失去二代健保之基本精神），表示該版本已非衛生署原意。
健保制度是一永遠無法完美的制度，因為健保是社會的產物，社會隨時在變，健保制度也必須隨之調整。雖然二代健保制度剛開始，我認為政府應該還要有三代（3G）健保的規劃。三代、四代、五代是永無止境的，這也就是為什麼德國已有一百多年的健保，現在還在大修中。
值得一提的健保六事
健保實施了十幾年，造福無數人民，但也累積了不少缺失，醫療品質一直提升不起來，醫療行為也屢遭詬病。2010年3月起，監察委員黃煌雄開始了監察院有史以來最龐大的調查工程，走訪全國一百四十四家醫院、一百零一家衛生所（室），聽取超過三千位以上的醫事人員及行政人員報告。人稱黃委員鐵人團，他進行了兩百四十五場次實地訪查座談，包括十二大國內外藥廠及藥商，調查之問題超過三百大項，調查之規模可說史無前例，甚至於用罄監察院公關費用，令王建瑄院長也略有微詞。最後於2010年中提出近千頁之報告，內容包羅萬象；我告訴黃委員他的研究成果可以拿一個博士學位了。2011年4月16日黃委員還開了一次健保改革研討會，有七個前後任衛生署長參加，陣容可以說夠大， 但還是沒有什麼具體改革之道出現。
我對黃委員的建議有二點：
一、健保沒有完美的政策，所以調查／研究不可無限上綱，見好就收，階段性任務完成就給行政院參酌實行，三代健保可以開始研擬了， 未來四代、五代，要代代相傳下去。
為了達成這恆久的改革，我建議政府設立一健保研究單位，有獨立自主經營權，可隸屬於國家衛生院內之衛生政策研發中心或中央研究院。此外要有固定的經費來源，但更重要的是這個單位之研究要具有其獨立性、權威性，而不容民意代表在議會以菜市場叫賣方式隨意改變。
二、一個優良社會政策無法落實之最大原因是人民的水準不夠，全民健保之缺失是全民的共業，我常說是全民共犯。所以改革根本之道是人民素質的提升，要教育人民健康的知識，更重要的是教育人民對社會的公德心，所以人民的教育應該在未來健保改革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我曾於2005年1月10日，在《自由時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為〈請問你為健保做了什麼？〉，我的意思是人人開口閉口罵健保，而忘記了健保今天會這麼多問題是每個人都要負責任，誰敢說他（她）從來沒有濫用過健保？衛生署有責任，健保局有責任，醫院、醫療人員有責任，最主要的是每個國民都有責任，所以我說全民健保是全民共犯。解救之道唯教育而已矣。
事後回想起來，對於一個署長而言，我當年花在健保的時間實在太多了，說我像一個健保總經理也不為過，立法院或外界對健保局的質疑我都不假思索挺身而出，對真的總經理來講，我可能有點越權了，雖如此，我反而與健保局上下同仁建立很好的革命感情，至今我們還是經常保持聯絡，歷任的總經理或今之局長我們都經常交換意見。而在二年多的署長任內，我對台灣的健保做了幾件值得一提的事情：
1. 健保IC卡之建立
這項花了三年、四十二億的工程，當年爭議性也是很大的。但是基於IC卡可能的好處，我認為勢在必行，所以不只一次帶著賴美淑總經理四處奔走，有一次去拜訪台中一位女性立委，她當面對賴總經理破口大罵，說她胡說八道，咎由自取，讓我心裏非常不忍。不管委員怎麼厲口，賴總經理都是低聲下氣，不斷賠不是，連聲說「委員拜託了」、「拜託支持我們了」，我則氣得話都說不出來，如果她是我的親人或我本人，我一定當場翻臉，調頭就走，憑什麼我要被罵成這樣，賴總之用心讓我由衷感佩，也慶幸中華民國有這麼好的官員。
2. 合理門診量之設定
台灣醫療，最多被人詬病的地方就是醫生看太多病人，也因此每個病人分配到的時間就非常有限，病人之健康教育品質當然會打折扣。改正之道有一方法，就是限制看診人數，稱之為合理門診量。但是我們沒有限定醫生看病人數的權利，唯一的方法是以給付來抵制看病人的數目，也就是在上限人數之內（如每診三十人），每人給付一定的款項，超過這個數目，給付就遞減。2000年12月中，我把它正式搬到枱面上來，醫界大力反對。記者問我如果合理門診量走不下去怎麼辦？我答如果政策走不下去我辭官，表示執行到底的決心。2001年1月1日正式實施，百姓開始恐慌，怕排不進名單內。但我還是堅持下去。與這個政策並行的是鼓勵醫院開設教學門診，老師（醫師）一邊看病一邊教學（教學醫院本該這樣），門診人數有一定限制，衛生署再給付特別的費用。成效多大，我不甚清楚，但多數醫院都還在實行。
我對台灣教育的看法
教育及健康為國家之資優財（merit goods），一個進步的國家二者欠一不可。我一生有幸有緣參與二者的工作。在醫學上，我看病人都是在教學問診看，一邊看病，一邊教學。在國內國外，都是如此，我也自認自己是一個很不錯的教育家。
我回國已經二十二年了，這期間，即使任衛生署長，工作都與教育有關，只是對象不同而已。雖然我沒有下工夫去探討台灣教育之良窳， 但是因為在英美住了三十年，可說對國內的觀察比較客觀。目前我可以感覺到的國內教育的得失記之如下：
1. 重細則、輕原則，淡邏輯。我們頭腦內塞滿各種各樣facts（事實），西元××年有什麼大事發生等等，但沒有人教我們湯恩比（英，Arnold Tombee, 1889∼1975）的Study of History。我們不知道世界文化如何交錯發生，只知道三國演義，不知道羅馬帝國如何興亡；我們知道世界有哪些大河流，但不知道它如何孕育當地的文化。學生背的是沒用的東西，只會答選擇題，不會答問答題，這樣子的教育是教不出大思想家的。
2. 我們一直教don't，不教do。老師、家長常常喊小孩不可以這樣，不可以那樣，但很少教他們要怎樣，因此缺少創新的思維。我們有好的電子代工，但是缺少大發明家；我們可以有少康，有中興，但沒有亞歷山大帝國；我們有很多好的小弟，但教不出可以稱霸一方的大哥。
3. 太多自由，太少自律。我們的社會經常聽到「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是誰怕誰啊！」這聽在耳裏多麼恐怖啊！台灣的社會曾幾何時淪落到這個地步？教育界諸公沒有責任嗎？三流的教育方法教育出三流的公民，三流的公民選出三流的政府，三流的政府引導致三流的命運！
十八世紀哲學家康德，一輩子大聲疾呼自由即自律。我們的社會有太多的自由、太少的自律。他說人是教育的結
果，自由是道德的要素，自由意志是以理性為基礎，他更進一步說沒有內涵的思想是空的，沒有概念的直觀是盲
目的（Thoughts without content are empty, intuitions without concept are blind.），所以他經常反省：我可以知道什麼？我
可以做什麼？我能希望什麼？
不教自律只教自由是慢性的墮落，是社會慢性的自殺！
4. 我們給小孩答案，不給問題。我們要求的是學生可以迅速反射式的對答，而不是探求為什麼這麼答，也不追蹤有沒有別的答案。每次大考，都有所謂標準答案的爭議，而不知標準答案是根本不存在的。標準答案之外我們不給予任何空間。
5. 人文教育之忽視。學科學的看不起人文教育，學人文教育的也看不起人文教育。現在社會之敗壞，領導人要負很大的責任，這些領導人很多是台灣大學畢業的。台灣大學是一群台灣優秀學生的學習場所。我們社會亂成一團，台灣大學學生，尤其是法律系及政治學的學生怎麼教的？沒有責任嗎？我曾經有一次跟台大人文學程主任黃俊傑教授討論，我指責台大為什麼教出那麼多不良學生？好好的原料進去，出來的產品怎麼那麼差？我的看法是台大長久以來忽略人文教育的惡果，到現在還是急急忙忙於解決目前的問題，如何成為百大，如何發表更多SCI論文，但忽略了更根本的問題，台灣這個國家如何百年建設？人民品質如何提升？國家之根基要奠於何處？缺少人文的教育，人民就沒有靈魂，一群沒有靈魂的人所建立的就是現在的社會。
6. 一個沒有成熟大人的國家。
華人人口約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照理講，每五位諾貝爾得主就要有一華人，但我們只有鳳毛麟角，海峽兩岸的教育學家不用負很大的責任嗎？我們社會充斥功利至上之心態。事情不分大小都是以現實為出發點。書店不謂不多，但是銷售的書不是旅遊就是什麼瘦身美容，再不然就是如何速成什麼專家，或如何減少壓力，多麼現實啊（So pragmatical）！
7.一個沒有mentor教育之社會。可以指引人的人（mentor）是教育中非常必備的一群人。沒有mentor之學習如同失去
指南針的船在大海中隨運氣飄流，運氣好的靠天上星星，勉強可以到達目的地，但大部分會迷失在航行中。我一
生之成長都是靠自己摸索， 不知枉費多少時間在探索當中，我覺得就算尋找自己也要人指引。漂流過程中也許
讀了不少書，但也枉讀了不少書，所以我在慈濟大學時一直鼓勵學生找他們的mentor，我也願意做他們的mentor，
甚至於辦公室大門全開，學生可以隨時走進來，但令人失望的是很少有人會找上門來。
8. 我對中華文化之省思。我沒有否認我是華人，來自福建，是台灣第八代的外省移民（而且有原住民血統），我更不能否認自小浸潤、被教導的中國文化。中國文化淵源五千年，佔有地球五分之一人口、自有其過人的地方，但對我而言，對這個文化我卻有相當的保留。
我們的思想自孔孟之後逐漸凋零，至今可以說是已經乾涸。為什麼？我很少看到具體之檢討， 最多聽到的結論是西方注重物質而我們是注重精神文明，言下意旨是重點之不同，並無重量上的差別。是事實嗎？君不見世人對中國之認識是Chinese Food。台北街上三步一小吃店，五步一大吃店。我們在聚會中最常聽到的討論題目是哪一個地方的哪一道菜好吃，哪一年的哪一種酒好喝，似乎很少人在討論哪一本書很好，好在哪裏。
英國的大英百科公司（Encyclopaedia Britannica）曾經出版了一本書，列出一百位世界最重要的科學家，裏頭竟然找不到一位華人。同樣地，Mark Handerson也於2011年列舉了「史上最重要的一百個科學思想家」（包含物理、數學及遺傳學），一樣也找不到一個華人。
中國文化中孔老先生對我們的影響是巨大的，老師、父母卻教我們要行「中庸」，一切中規中矩，不敢大膽創新，於是我們的社會愈來愈保守，人們只有在保守中互爭。看了歷代帝王皇宮中之鬥批，你會驚奇地發現保守中之殘酷、陰狠以及虛偽，當一個人被批為無能者時，你卻可以引經據典解釋為「大智若愚」， 真是不可思議，文化可以墮落到這個程度嗎？
9. 給年輕學醫的人的建議，無論走哪一條路都不要忘記神經科學（neuroscience）。神經科學是二十一、二十二世紀人類研究的重要課題，幾乎各種科學都會匯集於此，人類所追求的智識最重要之根源在此。這領域未來一百年最少會有一、二十個人拿到諾貝爾獎。我剛自美回台籌設慈濟大學時，一心一意想引領慈濟大學成為神經科學的重鎮，教授團隊也以神經科學為主。但不久因為各種理由，包括我個人之離開，這個構想慢慢瓦解，神經科學在校內也不被重視，真是可惜。最近一、二十年看到台大在這方面急追上來，是跨科系的整合，期許這幾個單位要繼續維持下去，不然台灣未來只有在後面追趕之份。
10. 對小孩子的教育，我主張的是放風箏方式。我們放風箏都是盡量要它高飛，但又不希望遺失它，因此要有夠長的繩子，讓它盡量飄遊。但繩子不可抓緊，以防斷掉，因為放鬆反而不會斷；但必要時你可以收回來，如果沒有這個繩子你是收不回來的。我對三個女兒就是完全採取這個養育方法，她們要到哪一個大學唸書，我完全讓她們自己決定，我只是告訴她們不是好的學校我不給錢……。我不敢說三個小孩子的教育絕對成功，但她們的線沒有斷過，我也沒有過要收線的時段。
11. 教人憂心的資源分配和教師培育。台灣這半個世紀以來的教育可以說問題百出，教育的目的、目標、方法，一直被扭曲，資源的分配、師資的培育也一直讓人有很深的憂慮。每一個家長無不批判補習之過，但哪一個家長不是天天逼著小孩上補習班的元兇？我們不是每一個人都隨波逐流嗎？著名的社會學家嚴長壽先生在近作《教育應該不一樣》裏頭說：「缺乏遠見的教育政策在選票壓力下慌亂無章，家長抱持過時的觀念，繼續綁住孩子，學生找不到方向，大量追尋沒有實力的文憑，台灣的教育已是所有人必須一起承擔的『共錯結構』。」今日我們很好的全民健保搖搖欲墜，不是「全民共犯」的結果嗎？天天罵健保的人不是與天天濫用健保的人同樣一批人嗎？這一切的一切都是教育的失敗。解決之道當然是全民要一起重構，但我認為要負起最大責任的應是諸多教育大學，尤其是國立台灣師範教育大學，因為這些大學教出不合實宜的中小學老師，這些老師再教錯我們的下一代又一代。
12. 必讀的經典之書。我有幾本書介紹給當今大學生，不管學文、學理都要看的書：
a. Jacob Bronowski（數學家、詩人、發明家、劇作家和人道學者），《The Ascent of Man 》（Little, Brown and Co., Boston, 1974），有關人類進化歷史之描述及分析。
Jacobe Bronowski（1908∼1974）是一波蘭猶太裔之英國人。本書是1973年英國紀錄片，再轉寫成書。他告訴我們人類如何自非州一步一步上昇演變到今天，也提到很多人類之長處，卻沒有警告我們人類已經慢慢由頂峰往下滑走，他告訴我們的聰明，卻沒有提醒我們的愚蠢。
b. Daniel J. Boorstin，《The Discoverers 》（Random House, NY, 1983）
Boorstin為歷史學家、美國國立歷史及科技博物館館長、芝加哥大學歷史教授。這一本七百多頁鉅著記述了人類數千年來對世界及人類本身之追尋，上自天文、地理，跨及數千年前之西方及東方文明。他告訴我們歷史是一沒有完結篇的故事（a story without end, the world remains a boundless stage for discoveries to come）。
c. Alan Lightman（著有《Einstein's Dreams 》一書）在The Discoveries （Pantheon Books, NY, 2005）一書裏，記錄二十世紀最重要之發現，共二十二項，其中與生物學、醫學有關者共八項。
Alan Lightman是寫給學生物、醫學甚至於學物理的人看的，這一本書告訴我們一個事實：每個大發現之前，必有無數重要之小發現，這些小發現之累積勢必演進成熟，而使大發現成為必然，但是這個大發現需要一個right person, at the right time, in the right place，也就是能力加上機運。
d. Clifton Fadiman and John S. Major, 《The New Lifetime Reading Plan 》，（Harper Collins 1997），人生必讀的一百多本鉅著之簡介及指引。世界名著，無論是文學、藝術、思想等，多到無法勝舉，以有限的寶貴時間要都看到實屬不可能。其實最根本的困難還是在於有哪些書是必看的，這本書就是告訴我們必看的書有哪些、書的大概內容、重點在哪，甚至於哪個地方可以略而不看。上從荷馬（Homer，800 B.C.）、孔子（Confucius，51-479 B.C.）到佛洛伊德（1856-1939）之選集，到魯迅（1881∼1936）之短篇小說，總共列了一百三十多本。
一個近代的知識份子，我覺得最少要細看過其中一半的書。我不知道本書有沒有中譯本，沒有的話，教育部要找一人好好地把這本指引的書譯成中文。中學以上之圖書館， 尤其是大學最少要有三、五本此書。
這些書記錄人類進步之軌跡，是勉強可以替代mentor之書籍。每一大學圖書館都要有，最好都有好幾本，以便多人可以同時閱讀。以我的看法，每個學生都可以視為必藏之藏書，可隨時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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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舟已過萬重山：四分之三世紀的生命及思想的圖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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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舟已過萬重山：四分之三世紀的生命及思想 作者：李明亮 出版社：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3-11-15 語言：繁體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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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輕舟已過萬重山：四分之三世紀的生命及思想
人稱醫界大老的李明亮，出生在台南縣歸仁鄉的小康家庭，成長於一個多災多難的時代，一生求學順遂，足跡遍及世界。
旅居海外近三十年，李明亮說自己是「一路走來，始終不如一」：一開始他深受基礎醫學的吸引，接著轉入臨床醫療，深深領悟到培養治療人才的重要，1992年回國擔任慈濟大學創校校長，從教育再出發。2000年，他受邀入閣，擔任主導醫療政策的衛生署署長，推動了極為重要的健保IC卡、合理門診量等重大措施。2002年卸任後，他持續投入衛生外交工作，奠立台灣在歐盟國家衛生平台一席之位。後因有感台灣醫療援助廣泛卻欠缺整合，成立了台灣健康服務團，隨醫療團赴喜馬拉雅山區義診……發表的學術論文超過一、兩百篇。
李明亮不諱言用了五十年尋找自己，努力在專業領域之外，探索命運的小框框，盡情發揮生命的創造力。他如此形容自己：「我是一個平凡的知識份子，熱愛古典音樂，是一流的甜食家，二流教育家，三流的醫學家，四流的研究家，五流的行政家，六流的郵學家，其他都是九流或九流以上的。」
走過四分之三個世紀，李明亮說自己始終是自由主義的信徒。《輕舟已過萬重山》一書不僅描述了他的成長境遇、人生體悟、教育思想與生命觀念，更是「一個知識份子的流浪記」，侃侃道來他的流浪路程：從最初的最愛哲學出發，接著朝向醫學、生物學、化學，再進入物理、數學，終歸又回到哲學，淡泊明志中可見其謙沖真性情。
作者簡介：
李明亮
1936年生，台南縣歸仁鄉。台南一中初中、高中部畢業後，保送台灣大學醫學院醫學系；美國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接受小兒科住院醫師訓練，1965年取得邁阿密大學生化學及分子生物學哲學博士學位。1969年，他以Helen Hay Whitney基金會獎學金，赴英國劍橋大學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Laboratory of Molecular Biology任博士後研究員，之後再回美國約翰‧霍普金斯醫院（Johns Hopkins Hospital）接受遺傳醫學次專科訓練。1972年成為邁阿密大學內科助理教授。1977年轉任新澤西州立醫科大學Robert Wood Johnson Medical School擔任小兒科副教授、遺傳醫學科主任，後晉升為教授。
1992年回台，擔任慈濟大學創校校長。2000年，擔任行政院衛生署署長。2003年，在SARS侵襲台灣期間，他擔任抗煞團隊總指揮，在短短兩個月內，帶領台灣脫離疫區威脅，教國人留下深刻印象。之後，他陸續擔任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衛生政策研發中心特聘研究員主任、財團法人歐巴尼紀念基金會董事長、國光生技董事長等職位。
現任社團法人台灣健康服務協會理事長、台灣工業銀行顧問兼銀行波士頓生物科技公司董事長。
章節試閱
英國劍橋MRC-LMB
劍橋（Cambridge）這個皇冠上的明珠，令陳之藩流連忘返、徐志摩帶不走一片雲彩的英國小鎮，永遠美得令人窒息。我三生有幸，一輩子有二、三年可以在這環境渡過。劍橋不僅有傲人的歷史，更有近代文明的精髓。小小幾萬個人的小城有不下一、二十個諾貝爾獎得主， 人文薈萃，歷史上多少名人出自這個小地方。我去的研究室，MRC- LMB可以說是二十世紀分子生物的發源地。1953年轟動古今DNA雙螺旋（double helix）構造就在此發現，開啟了近代遺傳學的研究。實驗室有四層樓，在劍橋南部近郊，每層樓都有諾貝爾得主（有人甚至得了二...
劍橋（Cambridge）這個皇冠上的明珠，令陳之藩流連忘返、徐志摩帶不走一片雲彩的英國小鎮，永遠美得令人窒息。我三生有幸，一輩子有二、三年可以在這環境渡過。劍橋不僅有傲人的歷史，更有近代文明的精髓。小小幾萬個人的小城有不下一、二十個諾貝爾獎得主， 人文薈萃，歷史上多少名人出自這個小地方。我去的研究室，MRC- LMB可以說是二十世紀分子生物的發源地。1953年轟動古今DNA雙螺旋（double helix）構造就在此發現，開啟了近代遺傳學的研究。實驗室有四層樓，在劍橋南部近郊，每層樓都有諾貝爾得主（有人甚至得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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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
一個知識份子的流浪記
近年來很多學有所成已經功成身退的朋友，陸陸續續出書。他們都是很有成就的人，有很多事蹟值得世人一讀。我身邊不少朋友也一直勸我應該把我的經歷寫下來，但我一直抗拒。最大的原因是我無法說服我自己，讓別人為了我生平這些芝麻小事花費他們寶貴的時間，如果因此浪費了別人的時間，我覺得是罪過的。當然找不到適當的時間、適當的心情來寫，也是原因之一。
過了七十有五，突然間覺得我所餘時間不多。如果要寫，就要趁記憶還在的時候寫，才不至於掛一漏萬。近來深深感覺到身體一日不如一日，如果不寫，再過一段日...
近年來很多學有所成已經功成身退的朋友，陸陸續續出書。他們都是很有成就的人，有很多事蹟值得世人一讀。我身邊不少朋友也一直勸我應該把我的經歷寫下來，但我一直抗拒。最大的原因是我無法說服我自己，讓別人為了我生平這些芝麻小事花費他們寶貴的時間，如果因此浪費了別人的時間，我覺得是罪過的。當然找不到適當的時間、適當的心情來寫，也是原因之一。
過了七十有五，突然間覺得我所餘時間不多。如果要寫，就要趁記憶還在的時候寫，才不至於掛一漏萬。近來深深感覺到身體一日不如一日，如果不寫，再過一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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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9 【自序】 一個知識份子的流浪記
13 Ⅰ. 出生到大學畢業
14 家族史
25 一生最大的痛
30 小學，二次大戰
40 中學，了不起的台南一中
51 醫學院，台大七年
59 中華民國陸軍輕裝師，第49師
71 Ⅱ. 斷層三十年
72 美國實習醫師
82 杜克大學小兒科
88 邁阿密大學研究所
93 英國劍橋MRC-LMB
104 八年不見的台灣
107 又回邁阿密
109 美國排名第一的醫院
113 再回美東北——UMDNJ的新事業
139 Ⅲ. 慈濟八年
140 與證嚴法師的相遇
141 慈濟大學籌備過程
150 兩任慈濟大學校長
176 Ⅳ. 衛生署火坑
177 接任衛生署署長
194 ...
13 Ⅰ. 出生到大學畢業
14 家族史
25 一生最大的痛
30 小學，二次大戰
40 中學，了不起的台南一中
51 醫學院，台大七年
59 中華民國陸軍輕裝師，第49師
71 Ⅱ. 斷層三十年
72 美國實習醫師
82 杜克大學小兒科
88 邁阿密大學研究所
93 英國劍橋MRC-LMB
104 八年不見的台灣
107 又回邁阿密
109 美國排名第一的醫院
113 再回美東北——UMDNJ的新事業
139 Ⅲ. 慈濟八年
140 與證嚴法師的相遇
141 慈濟大學籌備過程
150 兩任慈濟大學校長
176 Ⅳ. 衛生署火坑
177 接任衛生署署長
1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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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資料
- 作者： 李明亮
- 出版社：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3-11-15 ISBN/ISSN：9789866112850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84頁
- 類別： 中文書> 醫學保健> 醫界人物傳記
圖書評論 - 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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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下午看完門診進辦公室，桌上擺著一件助理為我領回的郵件包裹，拆開一看竟是李明亮教授寄來送給我的新書，是他剛發行出版的自傳「輕舟已過萬重山：四分之三世紀的生命與思想」，當晚住在醫院值班，翻開書頁閲讀立即被精彩的內容深深吸引，急診病房產房和ICU也超配合，沒有呼叫我出任務，讓我沒被打斷地整晚在值班室裏讀完這本傳記。 我在台大當學生和住院醫師時，李教授人在美國，以致未能親炙他的教導。慈濟醫院啟用的1986那年正是我七年醫學生涯最後的實習intern，八月輪派到花蓮正值開幕義診，大量病患湧入，逼得我們這些小蘿蔔頭也上陣看診，躲開台大醫院門診阿姨的嘮叨絮念，花蓮以美景和剛畢業的護士相迎，讓我留下畢業入伍前最美好的回憶。頭一回聽到李教授的名字，是1994年成立的慈濟醫學院，院長竟是位小兒科醫師，在李教授銳意經營下，很快升格為完全大學，以蒼生為念的李教授深知教育的重要性，卓越的他頭銜眾多，日後我有幸與他結識，選擇尊稱他為校長，他也始終欣然接受。 喜歡閱讀歷史的我也讀了不少名人傳記，這些或由作家撰寫，或口述由人代筆，但校長這本自傳讀來真誠自然，筆觸常帶感情，一讀就感覺是自己親筆寫成，後來向校長求證果真其然，因此通篇讀來特別真切動人。全書共分六章，若以第三章的慈濟八年為分水嶺，前面談的是成長求學及在美奮鬥三十年的過程，李校長是個庄腳囝仔，忠厚率真卻又能據理立爭，在台大讀五年級時以先天性異常為題的報告獲主任賞識，竟從而代敎兒科遺傳學實習，從而啟動李校長畢生的基因分子生物研究，到美國及英國劍橋與諾貝爾得主同實驗室的經歷都令習醫的我讀來心生無比嚮往......。 其實我讀這本傳記，是由後半部我所認識的李校長往前讀的，相信大家會認識李明亮敎授，有可能同我一般始自他為慈濟醫學院暨大學的創校校長，或是他出任扁政府的首任衞生署署長，更多的該是他帶領台灣走過百年大疫SARS；對比於現今官員之口無遮攔荒腔走板信口雌黃，更令我感念的是2003年全台陷入SARS風暴期間，李校長每天在電視上向大家說明疫情的現況和因應方式，權威堅定而又溫馨真誠的談話安定了多少徬徨的人心，這還是他辭官後為了台灣復出義無反顧的全心投入，光這件事，李校長就足以名留史冊。 我得以有幸與校長結識，其實是拜古典音樂之賜：1998年偶然參與劉岠渭敎授的一場古典音樂導聆演講深受撼動，幾經努力終於邀請劉老師自2002年起在羅東博愛醫院舉辦定期講座，為了將這麼精闢的講解錄製傳世，更於2004年成立「樂賞音樂教育基金會」，居中奔走的我成了首任的執行長，同為劉老師講座粉絲的李校長出任董事，這讓我得以近距離接觸這位孺慕已久的長者，李校長對我這個晚輩一點架子也沒有，幽默的他很喜歡開玩笑：有回我到花蓮去拜訪他，知道他久居花蓮卻從沒逛過夜市，於是帶他去吃我最愛的一心泡泡冰和美琪烤玉米，路邊攤老板像看動物般好奇地盯著李校長看，後來終於忍不住過來問說你怎麼跟電視上那個李明亮這麼像？李校長抬頭笑答：嘿，伊是阮乀阿兄啦！ 李校長在自傳多次地提到古典音樂在他生命中的重要性，熱情的他偏愛中年以後的貝多芬乃至於舒伯特和布拉姆斯等浪漫樂派作曲家，我有幸出現在這本自傳中，書中提到那個搜集了數十個布拉姆斯交響曲版本的瘋狂醫師就是我。熱愛台灣的他在書中寫道：「我有一個夢想：將來台灣理想國家成立，全民慶祝，我會雇一部大卡車，放貝多芬第五號交響曲，命運交響曲，大聲遊行於大街小巷，我會站在車上，車上放一個超大的大鼓，當樂曲由第三樂章進入第四樂章貝多芬那一段穿透黑暗奔向光明的鼓聲，我會用棒球棒猛擊大鼓，直到倒下為止。」這是多麼動人心弦的畫面，直令我熱血沸騰不能自己！ 閲畢全書掩卷憶往，回顧自己二分之一個世紀的生命和思想，年少求學也如校長一般順遂地考進第一志願的台大醫學系，只是畢業退伍後沒出國深造，在台大小兒科受完五年住院醫師訓練後，因緣際會奉派到羅東，從此愛上宜蘭的風土人情，沒有轉換工作地當了近二十年的小鎮醫師，當然遠不如李校長的絢爛多彩。然而我真要感謝父母的基因和師長的栽培，讓我可以當上小兒科醫師每天得與天真的孩童為伍；另方面也要感謝豐富了我生命的古典音樂，讓我可與布拉姆斯等偉大作曲家心靈相通，還因此得以結識李明亮校長，這樣一位足為台灣人典範的人道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