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前半葉的中印關係

推薦序  賀陳弘校長
主編序  謝小芩、方天賜

第一面向：國際政治環境
印度政治領袖與國民政府：尋求中印聯合／狄伯杰（B. R. Deepak）
西藏在國際法實踐中的地位／鄧文正（Ronald Teng）
二十世紀上半葉的難題：中、英、印三方關係下的「西藏問題」／張棋炘

第二面向：外交與軍事
1943～1949年期間印度駐華使節對中國變動情勢的觀察／瑪妲玉（Madhavi Thampi）
羅家倫出使印度評析：1947～1949／方天賜
從仁安羌之役初探孫立人的政治人格／朱浤源

第三面向：社會文化交流
胡適與中國的印度化：點評中國對印度論述的知性源頭／嘉馬希（Kamal Sheel）
譚雲山與泰戈爾：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印文化交流之歷史紀實／釋覺明
印度被殖民時期的華人／潘美玲

附  錄
臺灣在中印兩大巨人之間的「介子」角色／馮達旋

推薦序

　　國立清華大學創建於中西文化激盪之際，國際交流成為本校與生俱來的DNA。但外界較少注意到的是，清華在中印現代交流史上一直扮演著獨特地位。印度文豪泰戈爾在1920年代訪問中國大陸時，便是由清大學人梁思成、林徽音等協助接待。二次大戰期間，揚威印緬戰場，並在印度蘭伽 (Ramgarh) 整訓練兵的遠征軍統帥孫立人將軍也是清大校友。中華民國第一任駐印度大使則是曾任國立清華大學校長的羅家倫先生。清華學人成為二十世紀中印交流史中不可或缺的拼圖。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國立清華大學持續推展國際合作，廣納世界各地人才，並與印度建立起密切的學術交流。過去一段時間，本校積極推動與印度頂尖大學建立姐妹校交流機制，規模為全臺之冠。目前全臺約有600餘位印度學生，其中四分之一選擇到清華就讀。自2007年起，印度生每年在清大校園內舉辦的印度排燈節 (Diwali) 慶祝活動，該節日相當於印度教徒的過年節慶，吸引旅臺印人齊聚慶祝，成為臺灣年度最盛大的印度文化活動。印度前總統卡蘭 (A.P.J. Abdul Kalam)、2014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沙提雅提 (Kailash Satyarthi) 等印度重量級訪賓先後訪問本校，也顯示本校近年來在臺印關係中不可取代的特殊地位。

　　清大也積極走入印度。本校自2011年起與印度大學合作，在印度頂尖大學內成立「臺灣教育中心」，迄今已設置五所。這些中心成為臺灣在南亞大陸傳播華語及臺灣文化的種子，亦拓展國內各大專院校在印度學術合作機會。我們期盼能夠進一步引進民間與官方資源，未來在印度的大學校園中，將見到更多臺灣的身影。

　　這些臺印的文教交流，不僅增加本地學生與世界的互動機會，也攸關臺灣整體的未來發展布局。當前全球高等教育競爭非常激烈，臺灣有極大的人才需求，印度則具有全世界最龐大的人口紅利經濟，正要逐漸發酵。吸引印生赴臺就學及善用印度人力資源，符合臺灣的發展趨勢和需求，也是臺印雙贏的取向。

　　印度作為二十一世紀崛起的新興大國，如何與之交往是許多國家重要的課題。清大基於學校獨特使命和歷史情感，長期耕耘印度，不但持續累積經驗和關係，亦致力於兩國交流歷史之探討。《二十世紀前半葉的中印關係》一書由謝小芩及方天賜兩位教授統籌，集合兩國學者關於半個世紀前中華民國與印度交流的相關研究論文，鑑往知來，具有深刻的時代意義。本書之出版代表國立清華大學與印度交流的重要篇章，也期待更多的延伸。
主編序

　　百年前的世紀之交，南亞與東南亞地區淪為歐洲列強的殖民地，日本軍國勢力正積極擴張其東亞版圖。夾處於各大國際勢力的中印兩大古文明，忍辱負重，於艱困中求變求存。雖然印度佛教傳入中國甚早，唐朝亦有玄奘西域取經，長久以來中印邊界貿易頻繁，但中印兩國的正式交流卻極為有限。兩國知識分子直到二十世紀初，面對類似的民族處境之際，開始互相接觸。

　　1911年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的誕生，英國殖民統治下的印度知識青年深受震撼衝擊。印度文豪泰戈爾1924年訪華，掀起中印文化交流熱潮，而泰戈爾國際大學於1935年設置中國學院，更開啟印度的中國研究。同一時期，在國際強權架構下，西藏主權、中印邊境領土等爭議浮上政治舞台；中日及太平洋戰爭，將中印推向獨特的共同命運關係體。在印度於1949年轉而承認北京政權之前，中華民國與印度曾緊密互動；只是這段歷史，不論是在印度或臺灣，都逐漸為人所遺忘。

　　2012年春，本書兩位編者因為進行「我國在聯合國與南亞外交中的清華學人」研究案，得以重新檢視我國與印度的早期互動關係。其間，我們實地走訪印度新德里、加爾各答、蘭伽等地訪談學者及蒐集資料。新德里是當年羅家倫大使派駐之地；蘭伽則是孫立人校友當年在印度練兵處，目前還留有中華民國駐蘭伽公墓；加爾各達則是印度華僑的僑居中心。此行雖然得以和我國駐印度外交人員、印度學界及旅印華僑進行交流及訪談，卻也發現：印度已淡忘半個多世紀前的兩國互動歷史。在與印方學者的會談中，雙方逐漸凝聚共識，希望增強對彼此二十世紀前半葉交流史實的瞭解。

　　歷經聯繫協商，我們決定推動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與印度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中國研究中心）共同舉辦「二十世紀前半葉的中印關係」(Sino-Indian Relation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研討會，共邀請十位我國及印度學者發表英文論文，重新檢視這段被遺忘的歷史，並提升各界對臺印關係發展的關注。在國立清華大學研究發展處、人文社會研究中心、共同教育委員會、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中華民國外交部等單位的贊助與支持下，會議於2013年1月4、5日假國立清華大學順利舉行，臺印學者交換意見與研究成果，與會成員熱烈討論分享經驗，強化彼此瞭解，亦提倡我國的南亞研究風氣。

　　會議後由印度協辦單位「中國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遴選其中五篇論文於2014年8月刊登於《中國述評》(China Report) 期刊，以利英語學術界重新認識這段歷史發展。有鑒於相關中文著作及研究相對匱乏，我們決定將研討會論文擇優集結擴增並翻譯成中文，以服務華人社會的讀者群及擴大本會議的影響範圍。這項出版計畫獲得清大人社中心「季風亞洲與多元文化」計畫及清華大學出版社的支持，終得以順利問世。

　　本書係以二十世紀前半葉的中印關係為主軸，九篇論文所討論的議題涵蓋三大面向。包括一、國際政治環境；二、外交與軍事視野；三、社會文化交流等，分別從政治層面、人物、文化及社會等不同角度回溯中印關係在二十世紀前半葉的發展，藉以勾勒當時的時代背景與歷史發展脈絡，重新定位這段歷史在中印關係中的位置。

　　在國際政治環境章節中，收錄狄伯杰 (B. R. Deepak) 的〈印度政治領袖與國民政府：尋求中印聯合〉、鄧文正〈西藏在國際法實踐中的地位〉與張棋炘〈二十世紀上半葉的難題：中、英、印三方關係下的「西藏問題」〉三文。

　　狄伯杰在〈印度政治領袖與國民政府：尋求中印聯合〉一文中，回顧中國革命黨與印度民族運動者因為支持彼此的民族運動而開始交往。章太炎、孫中山和鉢邏罕 (Borohan) 開啟中印聯合的想法。之後，印度國大黨跟中國國民黨因反帝國主義和反軍閥主義建立組織層次的合作關係。當日本侵略中國時，甘地及尼赫魯等印度領袖也都譴責日方的行為。尼赫魯在1939年訪問中國、蔣中正在1942年訪問印度，進一步強化中印間的情誼。可惜稍後因為中國內部政局演變，終止了中印聯合的情誼。

　　鄧文正在〈西藏在國際法實踐中的地位〉一文中，從國際法的角度來審視中國對於西藏的主權爭議。在檢視相關的歷史發展及國際法依據後，鄧文正認為，中國確實擁有西藏的主權，西藏不論在流亡政府成立之前或之後，在國際社會中無論從任何法律的角度來看都不是一個國家。中國在1950年的行動因此並不構成對任何獨立和具有主權的國家之「侵略」。事實上，中國對西藏的主張也符合國際默認的條件。因此，即使中國政府在西藏的舉措被質疑，或被譴責，但此舉應當被認為是違反中國公民的人權而不是一個獨立「西藏國」公民的人權。

　　張棋炘則從國際政治的視野來分析西藏問題。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難題：中、英、印三方關係下的「西藏問題」〉一文中，張棋炘從東西方國際秩序原理的差異，即所謂的西發利亞 (Westphalia) 體系與朝貢體系，來釐清所謂的「西藏問題」，並認為「西藏問題」並非只是有關「西藏是否是中國領土」問題，而是強權政治運作下所衍生的領土歸屬問題，使中國與西藏的關係產生了疏離。印度獨立之後，英國殖民政府所留下來的西藏地位問題持續糾結中印關係，迄今仍未獲得根本解決。

　　在外交與軍事面向中，則收錄瑪妲玉 (Madhavi Thampi)〈1943～1949年期間印度駐華使節對中國變動情勢的觀察〉、方天賜〈羅家倫出使印度評析：1947～1949〉與朱浤源〈仁安羌之役與孫立人的政治人格〉等三篇論文。

　　瑪妲玉在〈1943～1949年期間印度駐華使節對中國變動情勢的觀察〉一文，透過梅農 (K.P.S. Menon) 和潘尼迦 (K.M. Panikkar) 等印度駐華使節的第一手觀察，描繪出「印度人」如何理解中國在這一段時期經歷的鉅變。在動盪的中國政治情勢中，印度使節特別關注國共關係、評論領導人及處理在華印度社群問題等。他們也察覺到外國強權的博弈，以及中國對印度態度的矛盾。中印兩國之間，誰是「大哥」的情緒也逐漸浮現，孕育了日後的中印關係發展。

　　方天賜的〈羅家倫出使印度評析：1947～1949〉分析中華民國第一位駐印度大使羅家倫的使印經歷，從中國外交官的角度來看當時的情勢變化，剛好與瑪坦玉的文章形成互補。方天賜認為，選任羅家倫擔任駐印大使反映了國民政府對於中印關係發展的重視。他確實掌握駐在國的情勢發展及提出具體建言，並執行國府要求維護西藏主權的訓令。但他的使印工作因為中印兩國政府的國際地位的改變而日漸困難。印度逐漸展露在國際舞台上的企圖心，國府則因為內戰失利而逐漸失勢。最後雖然以斷交結束使印工作，羅家倫對於印度獨立前後之貢獻與友誼不應被抹滅。

　　朱浤源則在〈仁安羌之役與孫立人的政治人格〉指出，中－緬－印戰場是二戰中最具國際性的戰場，因為歐、亞、美三大洲的主要領導國家都深入參戰。該文認為孫立人是仁安羌大捷的主要指揮官，並建構這位中國將領的人格心理特質。他認為，孫立人擁有相當完整的學術訓練，與當時許多中國將領的背景不同。孫立人因此具有相當的自信心，平時不亢不卑，在關鍵時刻也敢於抗上。孫立人的個人特質也因此成為仁安羌大捷中的關鍵因素。

　　在社會文化交流部分，本書則選錄嘉馬希 (Kamal Sheel)〈胡適與中國的印度化：點評中國對印度論述的知性源頭〉、釋覺明〈譚雲山與泰戈爾：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印文化交流之歷史紀實〉與潘美玲〈印度被殖民時期的華人〉等三篇論文。

　　嘉馬希在論文中提到，胡適發現中國的印度化對中國影響至深，中國人將印度佛教的思想和宗教中土化並據為己用。在印度文化霸權影響下，中國陷入極端宗教狂熱和盲信，阻礙理性的討論或思維。但嘉馬希認為，胡適對中國「印度化」的責難可能是因為他對印度和中國佛教的解讀有誤。但嘉馬希肯定胡適的動機，認為他是希望從中國傳統中找到現代性的根源，因此中國就必須重新評價在佛教傳入前，具有潛在進步性和「現世性」的傳統。基於這樣的思維，胡做為「現代主義者」的成就事實上也獲得印度知識界的認同。

　　釋覺明則從譚雲山與泰戈爾的貢獻來檢視中印的文化交流。在〈譚雲山與泰戈爾：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印文化交流之歷史紀實〉一文中，特別聚焦於譚雲山致力推動中印文化交流及融合的志業，包括他與泰戈爾的互動、倡議組織中印學會，以及在國際大學內設立中國學院等。他也致力推動佛教研究，讓中印雙方交流有無。整體而言，譚雲山的思想凝聚為他所推動的「中印學」，即認為中印享有共同文明，雖然在中印兩國各自呈現不同面貌，但彼此共鳴及呼應。相對於國際政治所主張的赤裸全力鬥爭，譚雲山的中印親善思想，提供另一種省思。

　　潘美玲以〈印度被殖民時期的華人〉來檢視印度被殖民時期的印度華人社會圖象。她觀察到，從「開印祖」楊大釗以來，華人陸續來到印度的歷史延續不斷，但數量和社會影響層面的邊緣性使得華人移民印度的歷史長期遭到忽略。藉由回顧華人社群的經濟與社會處境，潘美玲認為，在印度被殖民時期，華人展現寄居者的特徵，抱持著旅居及準備返鄉的心態，以「少數族裔中間人」身分扮演演統治菁英和當地人民的中間者角色。在1962年中印邊界戰爭之前，華人到印度僑居主要是為了擴大在中國家庭的收入。如今，印度的華人社群歷經了產業的變遷，也同時與印度社會發展出不同階段的關係，從旅居的華僑變成了「華裔的印度人」(Indian Chinese)。

　　此外，本書也收錄馮達旋教授〈臺灣在中印兩大巨人之間的介子角色〉演講。馮教授為物理學者，曾任清華大學資深副校長，他以清華大學跟印度的交流為例，提出一個前瞻性的全球視野觀察。他認為，基於臺灣與中印的互動現況，臺灣就像是一個「介子」，有助中國和印度這兩個中子（或質子）結合在一起。這也是臺灣在中印崛起的國際秩序下，可以發揮的空間。

　　本書在編排方面，每一主軸議題均有臺灣及印度學者的論文，以達到比較及互補的功效。由於各篇章內容涵蓋社會學、外交、歷史等領域，為尊重各作者與各領域專業，保留各篇之寫作與註釋格式，不刻意調整。英文論文的翻譯，則不啻另一個研究過程，李華夏、方天賜及陳佩瑩等學者皆力求嚴謹、還原原典，從而增加中文版的可讀性及價值。

　　本書的出版並得力於張棋炘助理研究員及范師豪、蔡雨辰、張筱梅、李雅雯等諸多同仁的協助，在此一併致謝。我們期許本書的出版，為臺灣的南亞研究及臺印學術交流開啟新的里程碑。謹此為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