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
天路客再一次航行在海上。戴德生集合小隊伍(如他愛爾蘭朋友所說),開始橫越深藍色的海洋,前往「遙遠的中國」,一個偶像崇拜的神秘國度。他試圖用哲人般的方式警告他們,「有必要在舒適的家與窮困的中國之間做一次海上航行讓我們過渡」。這次航行從一開始就非常不同,但是世界自1853 年就已經改變了。他曾經獨自一人無依無靠,這個不尋常的小個子乘坐一艘滲水的船探尋他的天職。那時,他對救生圈及「人類方法」感到無所適從。現在他負責21 個人,他的妻子、孩子,外加16 名成人。「蘭茂密友爾」號是一艘新的快速帆船(是著名的「卡蒂薩克(Cutty Sark)」號的縮小版),由蒸汽驅動航行,他們是蘭茂密友爾號唯一的乘客,旅行相當奢華。支付全部用品和航行費用後,內地會在英國銀行仍有2,000 英鎊(一萬美元),並且在上海「東方銀行」還有900 兩(盎司白銀)。但是某些事情出現了可怕的錯誤。一雙長襪引發了一場叛亂!他兒媳在官方歷史中省略了這件事:「旅行者無疑從未被更多地祈禱了,漫長的航程逐漸過去,沒有人如此需要幫助⋯⋯敵人的突擊很堅決,首先毀壞了傳教團的團結和精神力量,然後破壞他們乘坐的船,把他們全部送到船底。」他們離開英國前就有著個性上的衝突,但是每個人都非常循規蹈矩,服從戴德生的領導。如今在船上,「個性正在他們眼前改變」,「著了魔的」大副被拯救,變成一只溫順的羔羊,而傳教士們卻起了內訌。
當到達赤道時,戴德生報導說:「我們的隊伍萌發了猜忌和分歧。」蘇格蘭鐵匠倪義來發現某個人忘記在他的行李內裝入一雙額外的長襪—帕特‧巴爾描述他是一個「頑固、愛抱怨、想方設法要擠入上流社會的人。」他見過「給長老會傳教士提供的物品清單」,他們獲得了更好的物品。戴德生向他道歉並把自己的一雙長襪以及在熱帶穿的「便服」給了他,還補充說道,每個人有「一套好用的物品,對此我們應該感激」。對於長老會教徒,戴德生以中英階層意識的合併來提醒他,他們「是社會地位不同的人;而且他們要在中國穿西式服裝,而我們不應該穿」。然後,倪義來拒絕參加大廳的聖餐禮,因為皈依的水手們既沒有受洗也不是教會成員。
當他們坐船經過東西方分界線馬六甲海峽時,聖公會女執事包瑪莉和麥珍請戴德生為她們施洗。她們在嬰兒時受過洗,從邁德美畢業,但是與戴德生學聖經讓她們相信「她們從未真正地被施洗過」。在幾個月的遠途旅行中,傳教士們經常學習聖經然後改變神學觀念:典型的例子是艾多奈拉姆‧耶德遜 (Adoniram Judson),他離開麻薩諸塞州時是公理會教友,到達印度時變成浸禮會教徒,然後又懷疑浸禮宗海外佈道團的加爾文主義神學。想到怎樣衝動地為妹妹戴賀美施洗並權衡後果後,戴德生不願意施洗。在她們的堅持下,戴德生在爪哇尖端安尼爾(Anjer) 一條隱蔽溪流裏為她們和宓玫(「幾乎沒受過教育」的巴恩斯利循道會信徒)施了洗。他分析道,如果要施洗,最好在到達上海前完成,在上海,婦女將在名義上受英國聖公會牧師的管理(從不公開報導洗禮,以免戴德生被指控為「偷羊賊」)。
在離上海幾天路程的中國海域,就混亂了起來。看著紅色的日落,戴德生用配得上盧克‧霍華德的先見之明斷言,它「就像颱風前的那些⋯⋯一種奇怪而神秘的氣氛」。第一波颱風讓他們像軟木塞一樣螺旋升入第二波颱風的軌道裏。三周時間裏,他們除了「推薦自己,特別是推薦隊友成為上帝的眷顧」外,無法做任何其他事情。經過四個月海上航行後,「蘭茂密友爾」號於1866 年9 月30 日駛抵上海,此時船尾毀壞,桅杆斷裂,直到「被側支索的線吊著;極其可怕地搖晃著」。很神奇,除了擦傷和痢疾,竟沒有一人死掉,也沒有一人骨折,而且瑪利亞懷孕了。接下來的一次,船上有22 個人,到達時只
有六位倖存者。宓玫說,「希望我們像死裏逃生的那些人那樣活著」。
又一扇窄門
1864 年,天王洪秀全病故,或者委婉地說「升天了」,太平天國叛亂在激烈的清算中結束。一個月後(即5 月份),清總督曾國藩炸毀了南京城牆,屠殺裏面的居民。他告訴皇帝,「南京城被佔領時,十萬叛亂者沒有一人投降,而是有很多人聚集在一起自焚,死時毫無悔意。從古至今很少見到如此龐大的叛亂隊伍。」太平天國叛亂期間,上海成為百萬中國人的「避難城」,他們「在街道上慌亂地跑著,就像一群受難的鹿」。香港、臺灣和其他條約口岸也迅速充滿了逃難者。兩年後,上海成了鬼
城。「越過50 英里的狹長地帶,人們可以看見幾乎所有的房子被毀壞,房屋其中一邊被燒毀,或者門和橫樑被卸走⋯⋯村莊裏,所有壯丁和男孩都被強制加入這個或那個軍隊,婦女們被搶走,炮彈上的人骨都曬白了,只有老人得以留下來在匪窩中挑揀殘骸⋯⋯在許多河岸,有時候有數十英里長,每一所房屋或茅棚被搶劫一空,人們最多也只能睡在簡陋的茅草或蘆葦屋裏。」
第二次鴉片戰爭以簽訂苛刻的《天津條約》(1859 年)和《北京條約》(1860 年)而告終。法國翻譯(羅馬天主教傳教士)在法文版而非中文版中塞入一項條款,該條款被英美仿效,並與其他「不平等條約」允許外國傳教士和商人有權在中華帝國任何地方遊歷,並有權在條約口岸以外的地方租屋或購置房產。然而,在口岸以外遊歷是非常危險的,幾乎不受英國或中國政府的控制。遲至1874 年,才有英國領事馬嘉里帶領遠征軍從緬甸進入雲南時被殺害。那時,他穿著熱帶白色套服,飄起英國國旗,這讓他成為目標。「蘭茂密友爾」號停泊在上海的那天,《北華捷報》(NorthChina Herald) 播報:「在華外國居民的厄運顯然很明確了。在湖南已經宣稱要與他們進行一場聖戰,將把他們從中華土地上清掃出去。」它儘管是諷刺,卻是反基督教運動的第一次警告,而這場運動斷斷續續持續了30 年。湖南省會長沙之所以抵制了太平天國的圍攻長達數年時間,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總督曾國藩組建了地區軍隊「湘勇」(之所以這樣稱呼,是因為他們穿的衣服胸前有一個「勇」字)。抵抗太平軍軍事活動的同時還開展籠統地反「拜上帝」(即崇拜唯一真神上帝的新教徒)的宣傳活動。
太平天國叛亂後,湖南出現一股「暴力反教小冊子和傳單的洪流」。最著名的就是《辟邪實錄》,這本小冊子定期印刷出版到19 世紀90 年代。用漢語同音異義詞「天豬」取代羅馬天主教選譯的「天主」,聽起來腔調不同。猶如一次邪惡的天路歷程,《實錄》用木刻畫描繪長辮子基督徒敬拜一只像聖塞巴斯蒂安一樣被劍刺穿的豬的秘密儀式。它指責傳教士用他們印刷書上的煙蠱惑中國人,進行不正當的性行為和挖眼制藥。從1600 到1950 年,這是對傳教士最普遍的指控—「耶穌教的強盜們」「挖垂死之人的眼,為吃小孩而開辦棄嬰醫院,剖婦取嬰制藥等」。內地會門口被貼了一張揭帖,上面寫道:「耶穌乃牲畜,其毒已至中國。」《 實錄》是如此「粗俗和詆毀的混合物」,維多利亞時代循規蹈矩的傳教士無法將它全然翻譯給英國觀眾。
清政府在地方上沒有機構處理「教案」;尤其是涉及炮艇的嚴重「事件」,將被提升到最高級別的外交水準。1858 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中國政府在北京建立等同於外交部門的總理衙門,以應付北京的外國使節。清政府三心二意地發動了「自強運動」,用西方技術(槍支、造船廠、鐵路、電報)和中國理念改造經濟和農業基礎。長期來看,這註定失敗,僅僅是讓必然發生的革命推遲到了1911 年。太平天國叛亂假如是那場革命—歷史學家思考的最著名的「假設」之一,本來也可以改變中國,確實能夠獲得些許成功。太平天國運動失敗後,它的基督教革命思想也被粉碎了。地方官在管理蠻夷和異端宗教的傳統規章制度的指引下不知道如何對付這些新傳教士,他們在地方官的管轄區內遊歷、傳播擾亂治安的教義,然而根據中外條約又必須保護他們。
英國領事也不得不調整自己以適應新規章,儘管他們的調整會因與倫敦外交部關係的改變而複雜化。途經俄國的電報線路的開通意味著外交聯絡現在只需兩周或更少的時間,而以往信件從上海到達倫敦需要六個月,回復則需要一年。白廳在應付中國政府方面,實施從國到國的更有效的控制,給應該在外面執行政策的代理人發佈指令。中國領事服務的官方歷史學家科茨(P. D. Coates) 指出,「今後,領事是順從的官員,他根據總公使館的意見處理地方事務,盡可能多地協商地方協議,把無法解決的爭端提交給總公使館。領事館塑造英國對華政策的直接影響在實質上已經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