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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１.
陳永興醫師與我
李筱峰
我今天可以站在大學的講台上教授台灣歷史，為我們的台灣歷史與文化、為我們台灣下一代的子女，奉獻一點心力，這個機會是陳永興醫師給我的。
我在大學時代因為寫文章批判國民黨的教育而遭勒令退學，卻反而因此結識陳永興，改變了我的一生。
我這一生的第一份工作（《八十年代》雜誌編輯），是陳永興醫師介紹的。
我會去考研究所，開始走入台灣史研究的領域，也完全是因為陳醫師的鼓勵與催促。
我在研究所念書的時候，陳醫師是（除了家父之外）我唯一的生活資助人。
陳永興醫師是我此生最大的恩人。
或許有人忍不住要問，我與陳醫師到底是何親何故？或者我又是何德何能？讓陳永興醫師給我如此大恩大德？其實，陳醫師不是特別要幫助我個人，而是在實踐他說過的「一個天生熱情的理想主義者……，傻傻的尋找著相同的傻子」的哲學。永興不只幫助過我，他還幫助過許許多多識與不識的人。其背後的動機，不是基於個人的私利或關係，而是基於以下六個字──「台灣情，人類愛」。這六個字是我與永興這樣的「傻子」此生最大的生命動力。
說到我與永興的相遇、相知、相惜、相敬，我忍不住要請讀者朋友們容許我將過去寫過的一篇文章〈真愛永遠沒有看破的一天〉引錄出來。我認為透過我這篇舊作，可以了解陳永興這個人，裨便在閱讀本書之前，做個上路之前的暖身。
〈真愛永遠沒有看破的一天〉
1993年的年底，我用自己的生死，在一場選舉的演講場上發下重語。那場選舉，是陳永興醫師在花蓮縣競選縣長，對手拿不出毛病來攻擊他，就以他是「外地人」來排斥他。投票的前夕，我以助選員的身分，在花蓮市內的一場政見發表會上，面對著數千名民眾，在介紹陳永興的種種事蹟之後，我情不自禁地慷慨陳詞：「各位啊，請您們聽清楚，在我的生命中擁有像陳醫師這樣的朋友，我死也甘願了！但是，我還要嚴正告訴各位，這位讓我死也甘願的朋友，如果只因為他沒有在花蓮土生土長，就遭到花蓮人的排斥，我是死不甘願啊！」我接著說：「台灣的每一寸土地，都是陳永興的故鄉，在台灣的每一個地方，陳醫師都不是外地人，他是選總統的料子，願意到花蓮地方來服務，那是花蓮的大幸。」我一生中，不曾發下如此重話，即使替阿扁總統助選，也不曾講出這樣生死相許的語句。
那一場選舉，陳永興落敗了，一個從學生時代就推動山地服務的人物，卻在山地縣遭到排斥，我真是死不瞑目！
不過，我仍苟全性命至今。死並不足懼，只是，留著殘存的生命，如果還能夠繼續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我何不珍惜？況且，永興講過的一句話，經常在我的耳邊響起— —「真愛永遠沒有看破的一天。」
在進入廿一世紀的此時，台灣已躋身民主國家之林，然而，在追逐權位的政治界裡，卻充斥著翻雲覆雨、爾虞我詐、圓滑突梯的政客。陳永興彷彿淡出在這群政客之外。這倒不是他要自我放逐，而是在勾心鬥角的政治環境中，陳永興或許有些難以適應了。雖然還沒有到「黃鐘毀棄」的程度，但是當我看到「瓦釜雷鳴」的政客們正在揚眉瞬目之際，我就忍不住要替陳永興叫屈。我必須承認我這種心情，是一種憤世嫉俗的知識分子的犬儒心態。因為我實在難以忍受，過去不曾投身民主運動，甚至專門效忠獨裁政權的人，今天卻在別人奮鬥出來的民主成果之中，怪東罵西，不可一世；相對之下，半生投身學生運動、社會運動、民主運動的陳永興，他所付出的辛酸血淚，彷彿變得廉價而一文不名？
政黨輪替後，有一次，彭明敏教授請我與一群志同道合的師友們餐敘，大家談到教育部長的理想人選，都不約而同提到陳永興，彭教授不僅非常有同感，而且用一句簡潔有力的話形容他— —「陳永興是一個偉大的人物」。自從蔣家政權結束後，好久沒有聽到這樣的形容詞了。這種話如果出自身為永興的好友的我，或許會令人感到肉麻，但是出自長者彭教授之口，卻讓我感到適切而溫馨。
以前國民黨政權編寫的課本，告訴我們許多「偉人」小時候的故事，例如，偉人小時候在河邊看魚逆游而上，就悟到人生的大道理之類的神話。這種虛妄的神話，沒有發生在陳永興的孩童時代。
自孩童時代起，陳永興就是一個愛哭又心軟的小孩。他沒有看魚的經驗，可是小時候看到街上有出殯的行列經過，他卻會和喪家一樣哭得很傷心；有一次他望著家裡鳥籠中的兩隻小鳥，覺得他們無自由很可憐，就偷偷打開鳥籠放生，結果討來父母的一陣罵。直到當了醫學院的實習醫師，他仍心軟愛哭，醫院裡有病患病逝，他也跟著家屬哭泣，指導教授警告他當醫師必須堅強、不許亂哭，他才堅忍下來。有一次我聽伯母這樣敘述陳永興少年時代的事情：「他上了初中之後，父母給他零用錢，他總是嫌不夠，平常也沒看到他喜歡花錢呀？每天中午帶的便當，他總是要求盡量多裝些飯菜，可是，回家吃晚飯時又餓得不得了的樣子。這引起我們的注意，經過查訪，才曉得原來他的零用錢都送給家庭窮困的同學了。每天的便當，也固定幫助一位同學，由兩個人分著吃。」
1968年，永興已經是高雄醫學院的大一學生。有一天報載高雄地區有個人家，父母俱亡，遺下三名孤苦無助的小孩。永興看到了，按著報載的地址找到這三名孤兒，最大的男孩小學六年級，依次是四年級、二年級。他們在父母的靈前哭著焚香。永興擁著他們，把帶去的東西和錢給他們，最大的男孩顫聲哭泣。就這樣子，從1968年到 1969年這一年之間，陳永興每個傍晚都強迫自己由學校匆匆趕回家，吃飯、洗澡，然後瞞著家人出去當家教，把每個月家教所得的六百元，加上自己原有的六百元零用錢，拿去幫助那三名孤兒。
進一步，陳永興在學時期又發動高醫的同學，組成醫療服務隊，每星期一到六輪流分派一個小組到高雄市中正路的浸信會私立麻痺兒童育幼院去義務工作。一方面替麻痺兒童進行物理治療，一方面指導他們的功課，陪著這些父母不管的孩子玩。這種工作歷時三年半，他都瞞著家人，直到有一天，許多小兒麻痺的院童到他家裡要找「陳老師」，才被家人知道。在麻痺育幼院工作的同時，他也參加高雄「生命線」的義工服務，做了兩年多的義工。
這位醫學院的醫科學生顯然不滿足於僅在都市裡面當義工， 1973年，已經是高雄醫學院醫科五年級學生的陳永興，糾集了一群在各大學院校就讀的朋友（他們都曾經於高中時代一起住宿於台南市的一所天主教的學生宿舍— —「百達宿舍」），組成了「百達山地服務團」，利用寒暑假，奉獻出自己的時間、勞力、精神、金錢、愛心與智慧，深入南台灣的山地——霧台、大武、阿禮、佳暮、去露和好茶等六個海拔一千公尺以上的山地部落，去從事多方面的義務服務工作。工作的內容包括醫療服務、農業指導、學童課業輔導、青年問題座談、民眾教育、社區調查、家庭訪問、土木測量、工程建築、儲蓄互助講座、烹飪示範。所有的醫藥、書籍、文具、運動器材、衣物，都是由團員自己辛苦募款籌來的。這個山地服務團每年暑假上山一個月，寒假上山兩週，參與服務團的青年朋友，前後遞傳有數百人。永興曾經編著有《山地服務在霧台》一書加以介紹。
以唯利是圖的世俗眼光來看，從年少時代起，陳永興真是一個「傻子」、一個「戇人」。但他不在乎世俗的眼光，學生時代他有一篇題為〈狂狷的傻子〉的文章，曾經深深打動我的心，他這樣說：「我，一個天生熱情的理想主義者，面對著這無可救藥的世界，選擇了做一個無可救藥的傻子，不放棄滿腔的熱血與熱情，滿腔的關切與期待，我要傻傻的尋找著跟我相同的傻子，也許會有數不盡的人笑我傻，但我不重視他們，我重視的是那些不笑我傻的人，當這些理想的傻子互相發現的時候，人生是多麼的美妙；而當傻子們集合起來的時候，世界將是多麼的美好。」
我與這個傻子的結合，是我這一生中極大的驕傲，容我記下一筆：
1971年，我考進政大教育系。當年蔣政權的代表被逐出聯合國，台灣的處境艱難，蔣家專制政權依然籠罩台灣。改革救亡的熱望，充斥在每一個關心國是的知識青年身上。當時台灣唯一的一本崇尚民主、提倡革新的刊物《大學雜誌》遂成為關心國是的知識分子的橋樑。我每個月必讀《大學雜誌》，而且從一位讀者，開始變成一位作者，在《大學雜誌》上面投稿發表有關教育改革的文章。我身為《大學雜誌》的讀者與作者，對於《大學雜誌》上面的每一個作者的名字，都備感親切，使我有「吾道不孤」的喜悅。我當時便是在這份喜悅中，發現「陳永興」的名字。他當時以一個醫學院學生的身分，也在《大學雜誌》上面發表了許多文章，例如〈求學時代的社會服務〉、〈人們需要愛〉、〈妓女，誰來關心你們〉、〈大專青年課外活動問題之探討〉。當時，他人在高雄，我在台北木柵，我只聞其名，而無機會認識他，但心裡想，有機會一定要認識這位志同道合的人物。
終於，我和他相見的機會來了。然而這個機會，卻是拜我生命中一次痛苦的經歷之賜。我因為繼續在《大學雜誌》上面發表批判教育的文章，到了三年級時（1974年七月），政大當局終於不能容忍，而以「侮辱師長、破壞校譽」的罪名，將我勒令退學。收拾行囊，告別木柵，我回到台南的家裡。父親的慍色、母親的喟嘆、阿嬤的眼淚、阿公的眉結，更加助長我內心的波瀾與折騰。就在回家的第二天，我接到了一張從高雄寄來的限時信，定神一看，原來正是那位我久聞其名，一直想認識的「陳永興」。他在信上告訴我，他得知我的遭遇，非常難過，已拜託住在台南的郭楓老師來看我（我在補習班曾經上過郭老師的課，他是我極敬重的老師，他已在前一天來看過我），信上並問我有何需要幫忙之處？當時退學令已經公布，任何忙都幫不上了。然而在「上下交征利」的時代裡、在我的心情跌入谷底的時刻，陳永興這封突如其來的信，充滿著無限的溫情與關愛，滋潤我即將乾涸的心靈。直到今天，我仍無法忘懷當時我接到這封信時內心的溫暖與激動。大約過了兩天，我家的門鈴響了，我出去開門，一個身材魁梧的青年，戴著鴨舌帽，跨在一部重型機車上面。「我是陳永興……」，我們終於見面了，他的神情有些嚴肅，不善於迎逢客套，卻自然流露一種關懷別人的精神力量。從此，他成為我的莫逆之交，我們建立了情逾手足的友誼。古人說：「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我們不僅以文會友，更是以理想、以對台灣的深愛會友。
相較於今天政治界裡面許多深怕別人出頭的人，陳永興剛好相反，他是一個很會照顧人，很喜歡成就別人的人，而且經常在別人困頓顛沛之時，雪中送炭。試舉數例：有一位青年因為在高中時代參加讀書會而遭國民黨下獄七年，在綠島獄中進修，不僅英日文極佳，對台灣史研究也頗有心得，但是出獄後一時頭路無著，陳永興慨然開出十二張支票給這位朋友，要他每月支領一張做生活費，希望他好好利用一年時間寫一部「台灣史」，給我們這個歷史被國民黨摧殘的社會大眾閱讀。
八○年代前後，由於我當時任職的黨外刊物《八十年代》雜誌經常遭新聞局長宋楚瑜停刊，我深感意興闌珊，永興鼓勵我去研究所深造。1982年我進入台灣師大歷史研究所當研究生，為了專心課業，沒有擔任專職工作。當時陳永興正接辦《台灣文藝》，他順此機會「請求」我把家裡的住址作為《台灣文藝》的編輯部，要我幫忙收一些稿件信件，我當然沒有問題。沒想到，此後他每月給我約八千元現金，號稱是「編輯部辦公費用」，我不拿也不行。我知道這是他設計出來要幫助我生活，又要減輕我心理壓力的「藉口」。如今回想他支助我讀研究所的那段時日，我仍忍不住熱淚盈眶。
陳永興選擇了最不熱門的精神科，當了精神科醫師。但他不以「醫人」為滿足，他還要醫社會、醫國家。因此，他除了從事醫療工作之外，他也寫文章，希望喚醒沉醉的大地，他從事文化工作、人權工作，更投身民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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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年代起，「黨外」民主運動隨著選舉層次的提高而更加蓬勃發展，「黨外」運動的前輩康寧祥的幾次重要選戰，幕後就有陳永興糾集一群青年朋友幫忙助選，當時轟動選民的〈選戰快報〉就是陳永興幕後主編的。
1979年年中，康寧祥發行的重要黨外刊物《八十年代》雜誌，其實陳永興是主要策動者，雜誌創辦之初，他還糾集了數位學者包括鄭欽仁、李永熾等教授參與社務及編務。
他和一班政治人物不同的是，他不僅關心政治，他更關心文化的創建。1982年，他不忍承傳數十年的《台灣文藝》中斷，慨然接辦《台灣文藝》。
由於他的苦心與付出，1984年他榮獲台美基金會頒發的「社會服務人才成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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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5年他負笈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深造，進修公共醫療衛生的學科，於1986年返台，接任「台灣人權促進會」第二任會長。也協助陳文成文教基金會成立。
做為一個台灣子弟，陳永興不僅認真研讀台灣文史，他的內心深處蘊含著相當濃烈的歷史深情。1987年初，蔣家政權的戒嚴還未解除，他與鄭南榕、李勝雄帶頭發起「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為上萬蒙冤受屈的台灣英靈告慰，替成千上萬的受難家屬發音，也為被塵封扭曲的台灣歷史平反。他甘冒戒嚴的大法，險些遭逮捕入獄，終於突破二二八的禁忌。今天我們能將這個台灣的國殤日訂為國定假日，卻很少人記得陳永興是當年突破禁忌的先驅者。
時序進入九○年代，民主化的台灣需要更多的政治人才，堅持不參政許久的陳永興終於步上政壇。1992年他擔任民主進步黨不分區國大代表。1993年李登輝總統提名他為監察委員人選，他上陽明山國民大會會場，卻不向國大代表拉票，最後沒有被國大接受而告落選，他成為唯一的落選者。其實，他的落選，不是因為他不拉票，而是一個正直耿介之士，很難被一大群追逐權位的政客接受；一個堅守台灣主體立場的人物，更難被一群死守大中國意識型態的保守勢力容納。可是陳永興在乎這群「硜硜然小人哉」的政客要不要接受嗎？
1993年底，陳永興接受民主進步黨徵召參選花蓮縣縣長，再度落選。好在，1995年終於在花蓮當選立委。他在立委任內對教育文化問題，尤其用心。
然而，隨著政治甜頭的日漸增多，民進黨內棄守初衷、改變原則的人也開始出現，甚至掌控民進黨的走向，而使得民進黨開始變質。1998年陳永興毅然退出民進黨。
1999年，謝長廷當選高雄市長，延攬陳永興出任高雄市衛生局長。在我看來，這是大才小用。阿扁新政府成立時，包括彭明敏在內的人士，向阿扁推薦陳永興入閣（任衛生署長或教育部長），可惜未被接受。2002年沒有台灣主體意識的教育部長曾志朗要被撤換之前，「台灣北社」向阿扁推薦教育部長名單，其中也將陳永興列入推薦名單之中，可惜仍沒有被阿扁接受。論才情、論投入民主運動的時間早晚及深淺、論對台灣的深情與付出……，陳永興絕不在阿扁之下。可是，現實的政治，好像不在論這個。（以下略）
在永興出版本書的前夕，我不厭其煩回顧這段陳年舊事，仍忍不住內心的忻然與感動。
然而，除了受恩感激、惺惺相惜之外，我要在最後收斂起我的感性，而以史學工作者的立場，理性地為本書下一個斷語：以陳醫師六十年來的經歷，本書必然具有豐富的史料價值。在研究台灣的社會運動史、學生運動史、民主運動史、選舉史、政治史、醫療史、文學史，乃至於台灣的精神史、思想史上，這本書必然可以提供參考的意義。誠如歷史學者 A.L.Rowse說的：「閱讀傳記是最便捷的方式，可以學到許多歷史。」陳永興醫師的《無悔之旅》尤然。
於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 2010年八月十九日
推薦序2.
傲慢的食夢獸
陳芳明
永興與我的這一世代在邁入三十歲前後，立即面對了台灣歷史翻轉最為劇烈的時期。那個年代不容遲疑，彷彿是開啟攸關命運的一道門縫，跨入與退出都在一念之間，而且是稍縱即逝。就在歷史之門虛掩的時刻，永興與我都決心投入，從此不再回頭。那是 1980年代，他回到台灣的政治現場；我因為是思想犯，只能選擇隔海介入。即使遠在二十餘年後回首再看，內心猶存微微震動。
活在封閉的台灣，原就屬於拼命的事業，而涉入政治，尤其冒險。最動人心魄的記憶，莫過於永興在島上發起二二八事件平反運動。 1987年我四十歲，也是歷史事件的四十周年。小我三歲的永興，結合李勝雄與鄭南榕而形成巨大勇氣，展開史無前例的和平追求。沒有他們的行動，就沒有日後的道歉、賠償、建碑、寫史的一連串官方回應。整個海島能夠逐漸掙脫歷史枷鎖，在心理上拭去長期蒙上的陰影，都應該回歸到那年他們的果敢行動。
然而，今日奢談歷史事件的政治人物，卻把這個節日拿來消費，累積個人的問政資本，一方面空談和平，一方面撕裂族群。甚至作為發起人的永興，也在朋輩之間遭到奚落批判，用以彰顯他們的高風亮節。平反的嚴肅意義，和平的真實精神，都在十餘年來的政治鬥爭過程中消耗殆盡。然而，台灣社會的發展速度，是以進兩步退一步的節奏緩緩前行。永興揹負著各種包袱永遠走在前端，那種義無反顧的身影，看來特別孤獨。
我在 1989年第一次返鄉，便投宿在永興的住家。當時台灣猶停留在開放與保守之間擺盪，政治氣氛充滿各種躊躇與遲疑。對於未來，我們既抱持期待，卻又有一定程度的幻滅。但是，兩人對於民主運動從未有退卻之意。尤其在 1992年我正式返台後，擔任民進黨發言人，第一次與台灣社會有了深刻的接觸。永興受到提名，轉戰於東部花蓮。經過幾次受挫的戰役，他終於當選花蓮的立委。那時我已回到學界任教，卻目睹了他超出負荷的往來奔波。
他永遠是橫跨在兩個空間，既是立委，也是醫師；既住花蓮，也往返台北。在擁擠的時間裡，他從未放棄最初的關懷，那就是人權問題與醫療制度。許多投入政治場域的朋輩，終極目標都是在追逐權力，他反而背過身子，注視許久以來的夢與理想。當民主政治越來越趨向成熟之際，伴隨權力而來的誘惑也開始構成挑戰。我見識太多當年在黨外運動的年輕友朋，從最底層的雜誌出發，一字一句地寫下每個人所懷抱的血淚之夢。當他們開始因社會逐漸開放而往上攀爬，似乎也一步一步遠離從前的誓願。對於時代的喟嘆與感傷，莫甚於此。追求民主，不就在於提升人性人格與人權嗎？但是我竟親眼看見，在權力高於一切的政治運動裡，有多少美麗的靈魂遭到折損。
永興從來沒有忘記參加政治的初衷，他始終堅守人權的立場。他促成的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到今天還在運作，他奠基的台灣人權促進會也還是與台灣社會不離不棄。在權力與關懷之間，他選擇入世的醫學道路。政治只不過是一種啟蒙的方式，如何讓更多年輕心靈覺醒，才是他的終極關懷。如果政治開始往下墜落，甚至挾泥沙俱下那般，把人格與理想一併襲捲而去，他必然是選擇遠離。
他留下的軌跡非常鮮明：高雄市衛生局長、聯合醫院院長、凱旋醫院院長、台北醫學院教授，到現在的羅東聖母醫院。凡走過之處，他一定是把醫療制度與人權觀念牢牢結合在一起。在台灣社會，醫院一直被視為一種牟利象徵，對於病患往往沒有給予恰當的尊重。他每到新的醫院，必然都是從行政改革做起，使醫院變成更適合人居住的空間。
如果說他是一隻食夢獸，亦不為過。但是，並不在消耗夢想，而是在消化之後再付諸實踐。年少時期他投身於挑戰與批判，為的是要衝撞一個龐大的保守體制。經過傷痕纍纍的追求之後，他總是孤獨地舔舐自己的血跡。在最困頓的時刻，他並不畏懼，也毫不後悔。畢竟台灣歷史已擺脫需要突破的階段，已然到達必須重建人文思維的時刻。他的自我療癒，不帶任何自憐的情緒，而是投射炯炯眼神，朝向充滿希望的未來。自憐只會帶來退卻，自卑只會創造怨懟。他非常明白歷史的改造，需要的是勇於實踐。從這點來看，他可能是我朋友中極為傲慢的一位。
跨過新世紀時，海島上的住民都受到貪腐事件的傷害。這可能是貪腐者表現得最為民主之處，因為每個人都很公平地遭受了等高同寬的創害。累積三十餘年的民主資產，中間還有無數生命的流血犧牲，卻在一夜之間被出賣殆盡。永興與我的這一世代，開始迎接一個沒有夢的時代。
每次看見他額上提前報到的白髮，總覺得歷史的回報是如此絕情，如此殘酷。在他六十年的生命裡，他始終選擇孤獨前進。對人權的尊重，以及因此而延伸出來的對病患關懷，他未嘗有一日懈怠下來。他是多麼傲慢的一位朋友，無視於冷酷的政治，無悔於積極的介入。展開他與我之前的，是一片秋天的歲月：但是，收割的季節卻從未到來。他給朋友的激勵，他對自己的期許，永遠比沉淪的社會還要高一點點。即使是那麼一點點，也就足夠。他帶來的溫暖，已經容許我與我的世代繼續燃燒下去。
於政大台文所 2010年九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