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種種荒謬與歡笑的可能——閱讀辛波絲卡 文∕陳黎．張芬齡
一九九六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辛波絲卡（Wislawa Szymborska），一九二三年七月二日出生於波蘭西部小鎮布寧（Bnin），八歲時移居克拉科夫（Cracow），至今仍居住在這南方大城。她是第三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女詩人（前兩位是一九四五年智利的密絲特拉兒和一九六六年德國的沙克絲），第四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波蘭作家，也是當今波蘭最受歡迎的女詩人。她的詩作雖具高度的嚴謹性及嚴肅性，在波蘭卻擁有十分廣大的讀者。她一九七六年出版的詩集《巨大的數目》，第一刷一萬本在一週內即售光，這在詩壇真算是巨大的數目。
辛波絲卡於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間，在克拉科夫著名的雅格隆尼安大學修習社會學和波蘭文學。一九四五年三月，她在波蘭日報副刊發表了她第一首詩作〈我追尋文字〉。一九四八年，當她正打算出第一本詩集時，波蘭政局生變，共產政權得勢，主張文學當為社會政策而作。辛波絲卡於是對其作品風格及主題進行全面之修改，詩集延至一九五二年出版，名為《存活的理由》。辛波絲卡後來對這本以反西方思想，為和平奮鬥，致力社會主義建設為主題的處女詩集，顯然有無限的失望和憎厭，在一九七○年出版的全集中，她未收錄其中任何一首詩作。
一九五四年，第二本詩集《自問集》出版。在這本詩集裡，涉及政治主題的詩作大大減少，處理愛情和傳統抒情詩主題的詩作佔了相當可觀的篇幅。一九五七年，《呼喚雪人》出版，至此她已完全拋開官方鼓吹的政治主題，找到了自己的聲音，觸及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歷史、人與愛情的關係。在〈布魯各的兩隻猴子〉一詩，辛波絲卡將它們和正在接受人類學考試的人類置於平行的位置，透露出她對自然萬物的悲憫，認為它們在地球的處境並不比人類卑微，亦有論者將此詩詮釋為對史達林統治時期高壓政治的嘲諷。然而，儘管現實世界存有缺憾，人間並非完美之境，但辛波絲卡認為生命仍值得眷戀。在〈未進行的喜馬拉雅之旅〉一詩，辛波絲卡無意以喜馬拉雅為世外桃源，反而呼喚雪人（Yeti，傳說住在喜馬拉雅山），要他歸返悲喜、善惡、美醜並存的塵世。在〈企圖〉一詩，她重新詮釋波蘭極著名的一首情歌〈甜美的短歌〉：「你走上山坡，我走過山谷。你將盛開如玫瑰，我將長成一株雪球樹……」道出她對生命的認知──渴望突破現狀，卻也樂天知命地接納人類宿命的侷限。
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鹽》裡，我們看到她對新的寫作方向進行更深、更廣的探索。她既是孤高的懷疑論者，又是慧黠的嘲諷能手。她喜歡用全新的、質疑的眼光去觀看事物；她拒絕濫情，即便觸及愛情的主題，讀者會發現深情的背後總有一些反諷、促狹、幽默的影子。她企圖在詩作中對普遍人世表達出一種超然的同情。在〈博物館〉，辛波絲卡對人類企圖抓住永恆的徒然之舉發出噫歎；生之形貌、聲音和姿態顯然比博物館裡僵死的陳列品更有情有味、更有聲有色。在〈不期而遇〉，她藉大自然動物的意象，精準有力、超然動人地道出老友相逢，卻見當年豪情壯志被歲月消蝕殆盡的無奈，以及離久情疏的生命況味。在〈金婚紀念日〉，她道出美滿婚姻的神話背後的陰影──長期妥協、包容的婚姻磨蝕了一個人的個性特質，也抹煞了珍貴的個別差異：「性別模糊，神祕感漸失，╲差異交會成雷同，╲一如所有的顏色都褪成了白色。」
一九六七年，《一百個笑聲》出版，這本在技巧上強調自由詩體，在主題上思索人類在宇宙處境的詩集，可說是她邁入成熟期的作品。一九七二年出版的《可能》，和一九七六年的《巨大的數目》更見大師風範。在一九七六年之前的三十年創作生涯中，辛波絲卡以質代量，共出版了一百八十首詩，其中只有一百四十五首是她自認成熟之作，她對作品要求之嚴由此可見一斑。在辛波絲卡的每一本詩集中，幾乎都可以看到她追求新風格、嘗試新技法的用心。誠如她在〈巨大的數目〉一詩裡所說：「地球上住著四十億人，╲但是我的想像依然故我。╲它和巨大的數目格格不入。╲個人質素仍是其動力。」的確，在其寫作生涯中，她的題材始終別具一格：微小的生物，常人忽視的物品，邊緣人物，日常習慣，被遺忘的感覺。她敏於觀察，往往能自日常生活汲取喜悅，以簡單的語言傳遞深刻的思想，以小隱喻開啟廣大的想像空間，寓嚴肅於幽默、機智，是以小搏大，舉重若輕的語言大師。辛波絲卡用字精鍊，詩風清澈、明朗，詩作優游從容、坦誠直率，沉潛之中頗具張力，享有「詩界莫札特」的美譽。然而她平易語言的另一面藏有犀利的刀鋒，往往能夠為讀者劃開事物表象，挖掘更深層的生命現象，為習以為常的事物提供全新的觀點，教讀者以陌生的眼光去看熟悉的事物。
在〈恐怖份子，他在注視〉一詩，辛波絲卡以冷靜得幾近冷漠的筆觸，像架設在對街的攝影機，忠實地呈現定時炸彈爆炸前四分鐘酒吧門口的動態──她彷彿和安置炸彈的恐怖份子一起站在對街，冷眼旁觀即將發生的悲劇。辛波絲卡關心恐怖手段對無辜民眾無所不在的生命威脅，但她知道無言的抗議比大聲疾呼的力量更強而有力。她讓敘述者的冷淡和事件的緊迫性形成了強烈的對比，讀者的心情便在這兩股力量的拉鋸下，始終處於焦灼不安的狀態，詩的張力於是巧妙地產生了。在〈聖殤圖〉，辛波絲卡以同情又略帶嘲諷的語調，將政治受難英雄的母親塑造成媒體的受害者。兒子受難，母親卻得因為追悼人潮的湧入和探詢，時時刻刻──接受訪問，上電視或廣播，甚至參與電影演出──重溫痛苦的回憶，一再複述兒子殉難的場景。然而傷痛麻木之後，自己的故事似乎成了別人的故事。母親流淚，究竟是因為喪子之慟仍未撫平，還是因為弧光燈太強？是個值得玩索的問題。而在〈隱居〉一詩，辛波絲卡拋給我們另一個問題。有這麼一位隱士：「住在漂亮的小樺樹林中╲一間有花園的小木屋裡。╲距離高速公路十分鐘，╲在一條路標明顯的小路上。」他忙著接待各地的訪客，樂此不疲地說明自己隱居的動機，愉快地擺姿勢接受拍照。令人不禁懷疑：他真正喜歡的是粗陋孤寂的隱居生活，還是隱居所獲致的邊際效益──他人的讚歎和仰慕所引發的自我膨脹和虛榮的快感？此詩以幽默、戲謔的輕鬆口吻，探討與人性相關的嚴肅主題，這正是辛波絲卡詩作的重要特色，一如〈在一顆小星星底下〉末兩行所揭示的：「啊，言語，別怪我借用了沉重的字眼，╲卻又費心勞神地使它們看似輕鬆。」這或許也是辛波絲卡能夠成為詩壇異數──作品嚴謹卻擁有廣大讀者群──的原因吧！
身為女性詩人，辛波絲卡鮮少以女性問題為題材，但她不時在詩作中流露對女性自覺的關心。在〈一個女人的畫像〉，辛波絲卡為讀者描繪出一個為愛改變自我、為愛無條件奉獻、因愛而堅強的女人。愛的枷鎖或許讓她像「斷了一隻翅膀的麻雀」，但愛的信念賜予她夢想的羽翼，讓她能扛起生命的重擔。這樣的女性特質和女性主義者所鼓吹的掙脫父權宰制、尋求解放的精神有著極大的衝突，但辛波絲卡只是節制、客觀地敘事，語調似乎肯定、嘲諷兼而有之。她提供給讀者的只是問題的選項，而非答案。對辛波絲卡而言，性別並不重要；個人如何在生命中為自己定位才是她所關心的。
人與自然的關係也是辛波絲卡關注的主題。在她眼中，自然界充滿著智慧，是豐沃且慷慨的，多變又無可預測的：細體自然現象對人類具有正面的啟示作用。她對人類在大自然面前表現出的優越感和支配慾望，頗不以為然。她認為人類總是過於渲染自身的重要性，將光環籠罩己身而忽略了周遭的其他生命；她相信每一種生物的存在都有其必然的理由，一隻甲蟲的死亡理當受到和人類悲劇同等的悲憫和尊重（〈俯視〉）。窗外的風景本無色，無形，無聲，無臭，又無痛；石頭無所謂大小；天空本無天空；落日根本未落下。自然萬物無需名字，無需人類為其冠上任何意義或譬喻；它們的存在是純粹的，是自身俱足而不假外求的（〈一粒沙看世界〉）。人類若無法真誠地融入自然而妄想窺探自然的奧祕，必定不得其門而入（〈與石頭交談〉）。理想的生活方式其實垂手可得，天空是可以無所不在的——只要與自然合而為一，只要「一扇窗減窗台，減窗框，減窗玻璃。╲一個開口，不過如此，╲開得大大的」。當人類與自然水乳交融時，高山和山谷、主體和客體、天和地、絕望和狂喜的明確界線便不復存在，世界不再是兩極化事物充斥的場所，而是一個開放性的空間（〈天空〉，收錄於一九九三年出版的詩集《結束與開始》）。
辛波絲卡閱讀的書籍範疇極廣，她擔任克拉科夫《文學生活》週刊編輯將近三十年（1953-1981），撰寫一個名為「非強制閱讀」的書評專欄。一九六七到一九七二年間，她評介了一百三十本書，而其中文學以外的書籍佔了絕大的比例，有通俗科學（尤其是關於動物方面的知識性書籍）、辭書、百科全書、歷史書、心理學、繪畫、哲學、音樂、幽默文類、工具書、回憶錄等各類書籍。這麼廣泛的閱讀觸發了她多篇詩作的意念和意象。辛波絲卡曾數次於書評和訪談中對所謂的「純粹詩」表示懷疑。在一篇有關波特萊爾的書評裡，她寫道：「他取笑那些在詩中稱頌避雷針的詩人。這樣的詩或許稍顯遜色，但在今日，這個主題和任何事物一樣，都可以成為絕佳的精神跳板。」辛波絲卡認為詩人必須能夠也應該自現實人生取材；沒有什麼主題是「不富詩意」的，沒有任何事物是不可以入詩的。從她的詩作，我們不難看出她對此一理念的實踐：她寫甲蟲、石頭、動物、植物、沙粒、天空；她寫安眠藥、履歷表、衣服；她寫電影、畫作、劇場；她寫戰爭、葬禮、色情文學、新聞報導；她也寫夢境、仇恨、定時炸彈、恐怖份子。辛波絲卡對事物有敏銳的洞察力，因此她能將詩的觸角伸得既廣闊且深遠。對辛波絲卡而言，詩具有極大的使命和力量，一如她在〈寫作的喜悅〉中所下的結語：「寫作的喜悅。╲保存的力量。╲人類之手的復仇。」詩或許是人類用來對抗有限人生和缺憾現實的一大利器。詩人在某種程度上和「特技表演者」有相通之處：缺乏羽翼的人類「以吃力的輕鬆，╲以堅忍的機敏，╲在深思熟慮的靈感中」飛翔。詩，便是詩人企圖緊握「搖晃的世界」所抽出的「新生的手臂」；詩，便是在夢想與現實間走索的詩人企圖藉以撐起浮生的一根竿子。
一九七六年之後，十年間未見其新詩集出版。一九八六年《橋上的人們》一出，遂格外引人注目。令人驚訝的是，這本詩集竟然只有二十二首詩作，然而篇篇佳構，各具特色，可說是她詩藝的高峰。在這本詩集裡，她多半以日常生活經驗為元素，透過獨特的敘述手法，多樣的詩風，錘鍊出生命的共相，直指現實之荒謬、侷限，人性之愚昧、妥協。
〈葬禮〉一詩以三十五句對白組成，辛波絲卡以類似荒謬劇的手法，讓觀禮者的話語以不合邏輯的順序穿梭、流動、交錯，前後句之間多半無問答之關聯，有些在本質上甚至是互相衝突的。這些對白唯一的共通點是──它們都是生活的聲音，瑣碎、空洞卻又是真實生命的回音。在本該為死者哀慟的肅穆葬禮上，我們聽到的反而是生者的喧嘩。藉著這種實質和形式之間的矛盾，辛波絲卡呈現出真實的生命形貌和質感，沒有嘲諷，沒有苛責，只有會心的幽默和諒解。
在〈寫履歷表〉一詩，辛波絲卡則以頗為辛辣的語調譏諷現代人功利導向的價值觀──將一張單薄的履歷表和一個漫長、複雜的人生畫上等號，企圖以一份空有外在形式而無內在價值的資料去界定一個人，企圖以片面、無意義的具體事實去取代生命中諸多抽象、無以名之的美好經驗。然而，這樣的荒謬行徑卻在現代人不自覺的實踐中，成為根深蒂固的生活儀式，詩人為我們提出了警訊。
在〈衣服〉一詩中，辛波絲卡不厭其煩地列出不同質料、樣式的衣服名稱，及其相關之配件、設計細節，似乎暗示生命的侷限──再嚴密的設防，也無法阻攔焦慮、心事、病痛、疏離感的滲透。即使抽出了圍巾，在衣服外再裹上一層保護膜，也只是一個蒼涼無效的生命手勢。然而，辛波絲卡對人世並不悲觀。在〈橋上的人們〉，她以日本浮世繪畫家歌川廣重的版畫〈驟雨中的箸橋〉為本，探討藝術家企圖用畫筆攔截時間、擺脫時間束縛的用心。英國詩人濟慈（John Keats, 1795-1821）在〈希臘古甕頌〉一詩裡，曾經對藝術的力量大大禮讚一番，因為它將現實凝結為永恆，並且化解了時間對人類的威脅。辛波絲卡稱歌川廣重為「一名叛徒」，因為他讓「時間受到忽視，受到侮辱」，讓「時間失足倒下」，因為他「受制於時間，卻不願意承認」；企圖以寫作，以「人類之手的復仇」對抗時間與真實人生的詩人，其實是藝術家的同謀、共犯。但辛波絲卡相信，此種與時間對抗的力量不僅蘊藏於藝術品裡，也可以當下體現：有些人，進一步地，在面對現實人生，在接受生命苦難本質的同時，聽到了畫裡頭「雨水的濺灑聲，╲感覺冷冷的雨滴落在他們的頸上和背上，╲他們注視著橋以及橋上的人們，╲彷彿看到自己也在那兒，╲參與同樣無終點的賽跑，╲穿越同樣無止盡，跑不完的距離，╲並且有勇氣相信╲這的確如此。」人類（藝術家或非藝術家）的堅毅與想像，支持這孤寂、抽象的長跑一代復一代地延續下去。
辛波絲卡關心政治，但不介入政治。嚴格地說，她稱不上是政治詩人──也因此她的書能逃過官方檢查制度的大剪，得以完整的面貌問世——但隱含的政治意涵在她詩中到處可見。早期詩作〈然而〉（收錄於一九五七年出版的《呼喚雪人》），是辛波絲卡少數觸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殘暴行徑的詩作之一。因此，這首詩格外值得注意──它不但對納粹集體大屠殺的暴行加以譴責，同時也暗指波蘭社會某些人士對猶太人的命運漠不關心。在以德軍佔領期的波蘭為背景的另一首詩作〈可能〉（收錄於一九七二年出版的《可能》），處處可見不安、恐懼、逮捕、驅逐，處死的暗示性字眼。辛波絲卡的宿命觀在此詩可略窺一二：生命無常，在自然界和人類世界，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但是，辛波絲卡的政治嘲諷和機智在〈對色情文學的看法〉一詩中發揮得淋漓盡致。八○年代的波蘭在檢查制度之下，政治性、思想性的著作斂跡，出版界充斥著色情文學。在這首詩裡，辛波絲卡虛擬了一個擁護政府「以思想箝制確保國家安全」政策的說話者，讓他義正詞嚴地指陳思想問題的嚴重性超乎色情問題之上，讓他滔滔不絕地以一連串的色情意象痛斥自由思想之猥褻、邪惡。但在持續五個詩節嘉年華會式的激情語調之後，辛波絲卡設計了一個反高潮──在冷靜、節制的詩的末段，她刻意呈現自由思想者與志同道合者喝茶、翹腳、聊天的自得和無傷大雅。這樣的設計頓時瓦解了說話者前面的論點，凸顯其對思想大力抨擊之荒謬可笑，也間接對集權國家無所不在的思想監控所造成的生存恐懼，提出了無言的抗議。
辛波絲卡認為生存是天賦人權，理應受到尊重。在〈種種可能〉一詩，她對自己的價值觀、生活品味、生命認知做了相當坦率的表白。從她偏愛的事物，我們不難看出她恬淡自得、自在從容、悲憫敦厚、不道學、不迂腐的個性特質。每個人都是獨立的自主個體，依附於每一個個體的「種種可能」正是人間的可愛之處。透過這首詩，辛波絲卡向世人宣告生命之多樣美好以及自在生存的權利，因為「存在的理由不假外求」。
一九九三年，《結束與開始》出版，這是辛波絲卡最近的詩集。辛波絲卡的詩不論敘事論理多半直截了當，鮮用意象，曾有人質疑她取材通俗、流於平凡，殊不知正因為如此，她的詩作才具有坦誠直率的重要特質。這份坦直也吸引了名導演奇士勞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
一九九三年，我在華沙過聖誕。天氣爛透了，不過賣書的攤販已擺出攤子做生意。我在其中一個書攤上發現了一小本辛波絲卡的詩集。她是Roman Gren 最喜歡的詩人——Roman Gren是《三顏色》的譯者。我買下這本書，打算送給他。辛波絲卡和我從未碰過面；我不知道我們是否有共通的朋友。就在我胡亂翻閱這本書的時候，我看到了〈一見鍾情〉。這首詩所表達的意念和《紅》（即《紅色情深》）這部電影十分相近。於是我決定自己留下這本詩集。
在〈一見鍾情〉這首詩，我們看到人與人之間的微妙關係。兩個素昧平生的人偶然相識，擦出火花，然而這真的是第一次交會嗎？在此之前，或許兩人曾經因緣際會「擦肩而過一百萬次了」──在人群中，撥錯的電話中，經過旋轉門的時候，在機場接受行李檢查的時候；一片飄落的葉子，一個消失於灌木叢中的球，或一個類似的夢境，都可能是連結人與人之間的扣環。有了這層體認，我們便可用全新的角度去看待疏離的人際關係，並且感受到一絲暖意和甜蜜。
在〈有些人喜歡詩〉這首詩裡，辛波絲卡如是寫道：
有些人——
那表示不是全部。
甚至不是全部的大多數，
而是少數。
倘若不把每個人必上的學校
和詩人自己算在內，
一千個人當中大概
會有兩個吧。
喜歡——
不過也有人喜歡
雞絲麵湯。
有人喜歡恭維
和藍色，
有人喜歡老舊圍巾，
有人喜歡證明自己的論點，
有人喜歡以狗為寵物。
詩——
然而詩究竟是怎麼樣的東西？
針對這個問題
人們提出的不確定答案不只一個。
但是我不懂，不懂
又緊抓著它不放，
彷彿抓住了救命的欄杆。
這也許不是一個詩的時代──或者，從來就未曾有過詩的時代──但人們依舊寫詩、讀詩，詩依舊存活著，並且給我們快樂與安慰，對許多人而言，詩真的像「救命的欄杆」。辛波絲卡是懂得詩和生命的況味的，當她這樣說：「我偏愛寫詩的荒謬╲勝過不寫詩的荒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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