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象學與人文科學第四期—沙特：存在與辯證思維

編者簡介

劉國英

　　法國巴黎大學索爾邦學院哲學博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及研究院哲學學部主任、鄭承隆基金亞洲現象學中心主任、人文學科研究所副所長，及《現象學與人文科學》主編。著有《永久和平的倡議者──康德作品選讀》；合編作品有Identity and Alterity: Phenomenology and Cultural Traditions、Husserl’s Logical Investigations in the New Century: Western and Chinese Perspectives、《萬戶千門任卷舒──勞思光先生八十華誕祝壽論文集》、《無涯理境──勞思光先生的學問與思想》及《在求真的道路上──賀沈宣仁教授七秩之慶》；並為「思光學術論著新編」十三卷及「思光學術新著」三卷的主編之一。

張燦輝

　　德國佛萊堡大學哲學博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大學通識教育部主任、鄭承隆基金亞洲現象學中心副主任、通識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及領袖培育課程主任，為《現象學與人文科學》主編之一。著有Kairos: Phenomenology and Photography、《海德格與胡塞爾現象學》、《人文與通識》等；合編作品有Identity and Alterity: Phenomenology and Cultural Traditions、Space, Time and Culture、《無涯理境──勞思光先生的學問與思想》及《凝視死亡──死與人間的多元省思》等；並為「思光學術論著新編」十三卷及「思光學術新著」三卷的主編之一。

香港中文大學鄭承隆基金亞洲現象學中心簡介

　　「鄭承隆基金亞洲現象學中心」以推動現象學及其與人文科學的關係之研究，同時促進兩岸三地及國際性現象學研究的合作與交流為宗旨，自成立至今已舉辦十多次國際性及地區性的現象學學術會議，並出版《現象學與人文科學》學刊及「漢語現象學與人文科學研究」叢書等。近期重要活動包括：合辦2008年12月的「第三屆世界現象學組織聯盟學術會議」（Organization of Phenomenological Organizations III），以及自2007年起在香港中文大學主辦「亞洲現象學大師班」（Symposia Phaenomenologica Asiatica）。

編者前言：重讀沙特

論文
自身意識與自身認識 沙特  寧曉萌譯
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存在主義意識形態 沙特  劉國英譯
首會沙特 （法）德桑蒂  劉國英譯
從形上學式的圖像心理學到圖像意識的現象學──沙特的貢獻   劉國英
衝突的人際關係：沙特論「為他人存有」  游淙祺
沙特、萊維納斯及他者問題  孫向晨
沙特式行動者及其籌措 呂炳強
沙特論馬拉美與詩的語言 洪維信
沙特論死亡 張燦輝
否定哲學家的悲劇 杜小真

外文文獻精選翻譯
現象學的形而上學──梅洛龐蒂與沙特之論爭 （匈）田格義 梁寶珊譯

書評
沙特後現代？評 Nik Farrell Fox 之The New Sartre:Explorations in Postmodernism  劉國英

其他論文
無端的責任──隨萊維納斯一起思考對他人的責任如何可能 朱 剛5

悼念
曠野心靈的牧歌──悼念李維史陀 劉國英
懷念鼎國兄若干事 彭文林
悼念張鼎國──一個優雅超逸的哲學心靈 劉國英

編者前言

重讀沙特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歐洲風靡一時的存在主義思潮不是早已退卻了嗎？為甚麼還有興趣閱讀沙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這位已逝世30 年並已過時的知識份子明星？不過，哲學研究從來不是趕時髦，一個哲學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不能依流行思潮的起落來評價。

　　誠然，從1960 年代開始，隨著存在主義的熱潮退卻，結構主義和所謂後結構主義在法國學術思想界的興起，沙特的鋒芒已大不如前。法國知識份子之間的流行話語，由人之存在、主體的自由與責任，及行動者的抉擇與籌劃，變成概念系統與理論模型的建構、知識生產的規則和記號活動的結構之分析。大家熱衷探討的學術領域，由戰後初期受現象學主導的哲學人學（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轉到由結構語言學開路的新興人文科學，諸如結構人類學（以李維史陀(Claude Levi-Strauss, 1908–2009)為代表）、精神分析（以拉康(Jacques Lacan, 1901–1981)為代表）和記號學（以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為代表）。

　　而深受這些新興學術研究方法與路向影響的新一代哲學家，紛紛提出或則反人文主義（anti-humanism）的理論立場（例如阿爾杜塞爾(Louis Althusser, 1918–1990)的結構主義式馬克思主義哲學）， 或則「人的終結」（“the end of man”）的論調（例如德里達(Jacques Derrida,1930–2004)的解構論）， 甚至「人的死亡」（“the death of man”）或「人的消失」（“the disappearance of man”）的口號（例如傅柯( Michel Foucault, 1926–1984)的知識考掘學）。 這種種對哲學人學持反對態度的理論立場或研究方向，都著重批判以思維主體或行動主體作為哲學討論的中心，它們基本上都是衝著沙特而來，特別是針對沙特1945 年的通俗演講、後來被視為存在主義宣言的《存在主義是一種人文主義》一書， 以及裡面所表達的人文主義觀點。

　　一個新時代的來臨，一個新文化處境的出現，配合著新的問題旨趣，催生了新的理論語言和概念體系，本來是學術思想史中常有的事，不足為奇。但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和解構論的鼓吹者在其論說誕生之初，為了建立一己的新穎理論形像，往往把論敵的學說過份簡化，又或者攻其一點，不及其餘。落在沙特身上，這種簡化就顯得更為嚴重。箇中成因當然複雜，但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卻與沙特的個人地位不可分割。在1940 年代至1950 年代的差不多20 年間，《嘔吐》 和《存在與虛無》 的作者的知名度和社會影響力，在法國知識界中可謂一時無兩。沙特集哲學家、小說家、劇作家、文藝評論家、傳記作家、電影劇本作家、 政治評論家和社會行動家於一身，是既多產又介入型的公共知識份子，成為當代法國知識文化精英既想學習卻又無從仿傚的獨一無二典範，大概只有18 世紀啟蒙運動大思想家伏爾泰、盧梭、狄德羅可堪比擬。大力批評一直是大家心目中偶像人物的沙特，往往成為後起理論家的策略之一：這是測試他們的理論武器的重要實驗場。

　　儘管法國知識大眾的注意力一度轉到上面提及的各門新興人文科學學者及其在哲學界中的同路人，卻也因為他們的研究旨趣移離具體的人，也就沒有辦法阻止人們繼續從事對人自身的探討：人作為主體有能動的一面，她不能被化約成僅僅是一個語言系統、經濟系統，或信息系統中的產物，否則我們無法理解人類文明的成果和制度創新的可能性。當結構主義及其所引發的人文科學熱潮退卻，沙特對既有創造能力、也能在逆境中從事抵抗的人的研究旨趣重新被發現。 另一方面，也由於沙特1980 年去世後，圍繞著他個人的各種爭議逐漸平息，對他的著作的進一步客觀和深入研究，也就得以重新展開。隨著新一代現象學研究者在法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湧現，沙特作為原創的現象學哲學家被重新認識。

　　對沙特的研讀不再止於《嘔吐》和《存在主義是一種人文主義》等通俗作品，《存在與虛無》的作者也不再被視為僅僅是流行一時的存在主義思想家，而是在法國推展現象學運動有不可磨滅貢獻的開創性人物。當然，沙特作為小說家、劇作家和文藝評論家，還有一套美學；而他半生的政治參與和社會行動以及他自己對此的反省，也可整理出獨特的相關理論。沙特留給我們的思想遺產和理論資源，很多地方仍有待開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