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版序
我之所以會參與本書並為之作序，除了學術上的因素之外，還有個人的淵源。 1969年，我在臺灣與黃教授初識。當時我正在進行關於中國文化及社會的人類學研究，黃教授此時剛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在「中央研究院」擔任助理研究員。我很高興他願意與我共事，做我的研究助理。那次的田野調查圓滿成功，黃教授功不可沒。從那時候開始，多年來我們一直聯繫不輟，起初像師生一般，黃教授在1970年到密西根州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之後，我們便在中國研究的領域上互相切磋。
1984年11月間，我到福建去拜訪剛開始在當地做研究的黃教授，雖然我只作短暫停留，卻對中國農村生活有更深切而重要的認識。黃教授向我介紹村子和村民的狀況，並指出近來的經濟改革對鄉村的影響，以及它與臺灣的社經發展、變化之間的關聯。
長期以來，大多數的研究學者，甚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都認為，臺灣經驗與中國大陸無關。兩地的政治和經濟系統相差懸殊，根本無從比較。但到了1970年代後期，大陸開始宣導經濟改革，並且「開放」之後，才有人認識到，經濟重組所引起的改變，尤其是農村的改變，與臺灣的發展過程相當類似。故一般認為，這樣的比較，使得雙方的範例都可作為詮釋中國改變的起步，同時也是瞭解中國社會不可或缺的關鍵。
黃教授的研究正可作為這類比較的基礎。在他早期針對台灣所作的深度研究（Huang 1981）中，記錄了政府政策導致「農業衰退」（degradation of agriculture）並侵蝕社區共同體聚合的礎石。他目前的研究，則突顯了類似的文化背景下，不同的國家政策的運作情形。他針對福建的農村所作的研究，敦促我們注意下列幾項因素之間的關聯：政府政策，農村的變化和長久存在中國研究中的幾個課題──例如，政府介入農村生活，深入農村的基層組織並加以控制的本質；地方領導的結構，以及它如何在政府和農民之間扮演緩衝的角色；農村生活中，家庭、血親和非血親的社會關係所扮演的角色和定位。
黃教授對農民的分析，特別有助於我們對此社會階層作適當的定義，並瞭解中國政策中的「轉變」（twists and turns）。長期以來，農民到底是非資本主義的實質生產者，還是企業資本家（capitalist entrepreneur），一直是頗受爭議的話題。由於這個問題與國家現代化緊密相連，所以中國共產黨的農民政策站在反方的立場。中國共產黨深怕一旦走資本主義，而非社會主義的路線之後，會導致「資本家復辟」（Hinton 1972：9-22），所以採取了不同的，而且看似自相矛盾的角度，來看待廣大的中國農民。
中國共產黨執政多年以來，用韓丁（Hinton）的話來說，其領導人認為農民是「充滿中產階級意識的小規模生產工具持有人」（1972：25），滿心夢想要「擴大私人土地..擴充自由市場，將計劃降到家庭層級，而且以家庭為單位來進行生產」（1972：42）。從政府的觀點來看，「中產階級意識」無異是中國進步的障礙，因此國家必須積極糾正農民「短視」、「倒退」和「迷信」的心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最初三十年的歷史，最引人注意的計畫莫過於根除「（農民的）意識形態、文化、風俗和習慣..以及一切反映和保存此類陋習的機制」的計畫。
黃教授對福建農村的研究，可作為分析這種改革力量的過程和成因的重要觀點，在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到政府如何嘗試改變農民心態，並以土地和經濟的集體化來促使國家現代化。但到了1970年代後期，卻改弦易轍，以強調家庭耕作的生產責任制（Responsible System）來取代過去失敗的政策。本書道出原先被視為造成中國落後根源的企業心態、「中產階級」思想和農民的價值觀等，如何搖身一變，成為解決中國農民問題的答案。
農民、經濟的進步發展、還有中國農村社會與市場和國家之間互動的特性和方式等，一直是研究中國共產黨和傳統的、革命前的中國的學者所關心的課題。不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和毛澤東去世之前，我們對現代中國所知甚少。外人難以獲准進入。而我們的資訊來源，多倚重與現實有相當差距的政府匯報，和獲准進入中國大陸的人士的報告。但是這些人士，在意識形態上多早已認同中國共產黨及看似必要的各種政策。有些較實事求是的「中國觀察家」亦獲准進入中國大陸。但由於他們的行程受限於某些特定地點，而他們主要的資料來源，又經過當局的篩選，所以大為削弱了他們觀察和記錄中國大陸現況的能力。研究人員即使獲准從事調查工作，活動區域亦受限於工作地點，而且通常不得在任何農村一次停留數週以上。
毛澤東去世後，特別是在經濟改革的時期，中國共產黨開始允許外國研究者在大陸從事長期研究。所以我們對中國大陸的認識，便隨著廣泛的田野調查而增加了。西方學者通常與中國學者合作，在單一地點作田野調查，時間多延續得相當長。若要觀察中國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改變，搜集相關資料，進行充分的分析，像這樣的研究條件是不能缺少的。
黃樹民教授能夠展開研究，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對學界的立場有了改變，使他得以客觀地呈現一個農村多年來的演變。同時，黃教授本人的條件，對於他在大陸的研究也很有助益。他在大陸出生，在臺灣成長並接受教育，在臺灣和美國完成人類學訓練；無論是漢語或是閩南語（或稱福建話、廈門話）都講得極為流利。這樣的條件不但有助於他的田野調查，也使他得以深入探究分析農村的發展。
在本書中，黃教授詳述了該村村中最重要的幹部的生活歷程，但行文時亦融入廣泛的記述人類學的研究心得，以及和村裡村外的人士的訪談記錄。他以記述人類學和生活歷程雙管齊下的方式，呈現並分析受訪者的個人看法，詮釋他們在經歷中國革命不同階段時，個人社會生活的改變。黃教授亦深入剖析了在中國進行田野調查和人類學田野調查所遭遇到的整體問題。他透過與受訪者之間的自由交談，道出他個人的看法，讓讀者體驗到田野工作者訪談的策略、恐懼、壓力，和在訪談過程中尋求自我肯定的心情。借此機會，讀者得以瞭解，為何在做出最終結論時，田野調查會有決定性的影響。
黃教授已移往中國其他地區作田野工作──現在他在北方的山東從事研究──我們可以預見會有更多資料出現，說明我們瞭解中國農民在中國大陸發展和改變上所扮演的角色。在這個階段，我們需要更多著重於地域性差異的中國比較研究。像黃教授所做的研究，正可構建必要的基本資料，以便瞭解中國社會的多面向的本質。本書針對中國單一省份的變化進行探討，不但對於這類知識的累積有極大的貢獻，而且也將成為未來比較研究的經典之一。
密西根州立大學人類學系資深教授
葛伯納（Bernard Gallin）
1989年序於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
參考書目：
Hinton William (1972). Turning point in China: An Essay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Huang Shu-min (1981). Agricultural Degradation: Changing Community Systems in Rural Taiwan. Washington, D. C.: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二版序
自1989年本書第一版面世，我從大學生、學界同仁、朋友和普通讀者那裡得到熱情、肯定的反響。這本書在一些大學裡被指定為必讀參考書，大多數學生認為，他們通過閱讀黨支部書記葉文德的生活史，看到一幅關於一個人、一個村莊和一個國家，成長、動盪和轉型的清晰而熟悉的圖景。把這些紛繁的事件交織在葉文德的生活中加以講述，有學生從普通大學課本中通常得不到的一種直觀性。
普通讀者的反映更加不一。有位女士的祖先一百多年前從廈門地區來美，她請我幫助尋根（我建議她和提供這種服務的廈門市政府僑辦聯繫）。一位曾在中國工作過的工程師寫信向我致謝，說我幫他解開了他在中國遇到的許多難解之謎。另一位讀者感謝我，她因葉書記那樣的基層政府官員的模範工作而對人性保持希望。東海岸的一群社會活動家問我是否願意率團赴華旅遊，這樣他們就能得到關於中國農村潛在問題的直接知識。如此等等。
與此同時，我在山東的研究，也使我能在 1987和1991年間常回中國。雖然，我集中研究山東的迅猛發展，但也時常會思考林村可能發生的變化。我偶爾給葉書記寫信，大約一年一次。他很少回信，也許是因為他時間緊，也不會用英文寫信封。我真的設法在1985年離開林村後去看過他兩次。第一次是在1990年，當時我辦事路過廈門。還有點時間，就打計程車去林村。我在葉書記家和他吃午飯，再沒有其他時間。隨後，我於1991年夏天路過廈門，在市裡和他待了一個小時。我的印象是，林村的情況不錯，葉書記像往常一樣，對未來表示樂觀。
儘管中國大陸在1980年代末發生了一場政治風波，西方多數持非黨派觀點的報導表明，經濟的持續發展恰可謂正在出現的另一個東亞「奇跡」，中國大陸將很快成為推動地區經濟迅速發展的火車頭。1988年以後，臺灣當局放鬆了對中國大陸的貿易和投資限制，這使華南，尤其是近在咫尺、共用閩南話的福建，成為臺灣勞動密集型「夕陽工業」的出路所在。台灣的資本、整個工廠和管理人員的流入，把中國大陸的東南沿海地區變成了吸引人的發展區。
最近的發展勢頭讓林村在何種程度上受益？村民們是否頑強地依附在自己的農田上，以農事勉強維生？或許他們抓住台資帶來的機遇，積極轉向工業生產？村民們如何應對從臺灣海峽對岸帶來的移植文化？1991年我結朿了在山東的研究計畫，開始考慮重返林村的可能性，來看它在如何變化。
我的重返計畫終於落實下來：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CSCC，過去為CSCPRC，它曾支持我前次的林村研究）於1995年通過了我的專案資金申請，在林村進行為期兩個月的研究。不過，由於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的決定是在3月做出的，除了下一年，我已經沒有足夠的時間來安排旅行。1996年初，我在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的協助下向中國政府申請研究許可，但兩次都被拒絕。我的直覺告訴我，是當時臺灣和中國大陸之間高度緊張的軍事對峙毀了我的行程，因為林村位於廈門島的東側，正對著國民黨佔領的金門群島（那年夏天大陸向臺灣附近海域試射了導彈）。
1996年8月，臺灣和中國大陸間的緊張局勢有所緩和，我又產生了重返林村的願望。在我過去的學生范可的幫助下──他為完成華盛頓大學的博士學位論文正在閩南做田野調查，在給地方有關部門寫了許多信之後，隸屬於廈門市政協的社會發展研究所終於向我發出了為期一個月的邀請。此時夏季將過，要考慮一個長假已經為時過晚。我改變計畫，把研究放在1996年冬季，因為我的資助金屬於1996年財政年度。我迅速去信通知葉書記，告訴他我想在1996年冬天成行，請他幫我找當月的住房。他讓我放心，說可保證萬無一失。
在那個月，我得以和許多村民重溫舊誼。確實，多數村民歡迎我，就像在海外待了12年後回來的親戚。許多人家設宴款待我。村民們急迫地讓我看他們新蓋的房子和新買的高級商品，例如卡拉OK音響、汽車、大螢幕電視等等。我在葉書記的幫助下，抄了村裡從1992至1996年的底賬。這些帳目是關於這個村子人口構成及生產力變化的清晰寫照。由於村辦企業的激增，我得以造訪五位廠主，詢問關於運營、資金和材料來源、招工和市場網路的情況。我還陪著葉書記跑大投資，和政府當局、貿易代表以及其他商業代理打交道。關於那個月的觀察和資料，我在本書的修改版裡增加了兩章內容。第11章從總體上描述了1980年代中期以來的林村。我在這裡分析引起變化的動因，分析因而發生的物質生活條件的改善，以及村內社會分層的增加。
第12章我把焦點放在葉書記和他在村裡遇到的問題上。他親自選定的接班人、年輕的村長侯桐1994年死於肝癌，徹底改變了葉。儘管葉仍然是個獨裁人物，大多數村民也怕他，但他變得越來越與大家疏遠和漠然。經濟繁榮也在村裡引發了新的權力之爭，基於共同的經濟利益或近親紐帶彼此爭雄。葉書記面對這些新的壓力和挑戰，越來越多地待在村外──躲進新建的娛樂設施中，例如餐館和卡拉OK廳。我看到葉在這些卡拉OK餐館中消磨大量的時間，唱過時的革命老歌，藉以逃避現實。他與歌廳小姐們的交往，顯示出一個時代、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幹部和把集體利益置於私利和私欲之上的那種思想的消逝。我們可以從林村看到，中國社會正在進入一個經濟迅速增長的新階段。但是，這種變化的機制卻與既定的西方經驗相左，這些西方經驗在經濟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的理論和模型中常常被定義為現代化過程。在中國，做買賣和風險投資的時候，建立在家庭、親屬、鄰里、語言以及同事或同學的共同經歷基礎之上的原生紐帶仍然起作用。同時，儘管國家和政府由於實行權力下放政策而弱化，失去了許多控制普通公民生活的無限權力，但一直在竭盡全力建造一個規範的政治和法律框架，以確保社會的良性運轉。我們正是在這樣一個貌似無序的繁榮發展中看到了村民們的創造性智慧，他們能夠為自己和自己的家人開拓一個較好的生活空間。
我希望用這些新增篇章來捕捉林村出現的充滿躍動的變化。
黃樹民
感謝
本書是我數年來在中國東南福建省南部所作研究的總結。我的經費來自幾個不同組織，美國學術委員會（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贊助我在1981年時到廈門市參加一個國際性的會議，愛荷華州立大學（Iowa State University）暑期研究計畫贊助我在1981年時到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做一個月的圖書館研究，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及美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術交流委員會（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提供的獎助金（Fellowship）使我得以在1984至1985年間到福建展開田野調查計畫，我非常感謝上述機構對我的研究的支持。
1985年秋天，愛荷華州立大學給我一個學期的教員研習假，使我得以開始撰寫本書。促成這次假期的是當時擔任學術研究的副校長克利斯坦生博士（Dr. Christensen），及社會及人類學系系主任克隆蘭博士（Dr. Klonglan）。1985至1986年間，有兩位研究助理協助我進行研究工作。一位研究助理的經費來自愛荷華州立大學世界糧食研究所（當時擔任所長的是羅德魯克博士﹝Dr. Roderuck﹞），另一位的經費則來自科技及社會改革計畫（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Program）（現在由華仁博士﹝Dr. Warren﹞帶領，但當時是由瓊斯博士﹝Dr. Jones﹞帶領）。我深深感謝他們慷慨提供財務支援，並對我保持信心。羅德魯克博士還提供經費以供草稿的編輯工作之用。
我的研究生涯受到許多人的影響。因為他們的教導、友誼及鼓勵，我才能從研究中國農村的過程中，發展出對人類學的喜好。臺灣「中央研究院」李亦園教授，及日本筑波大學比較文化系主任王嵩興教授，首先引導我從事臺灣漢人農村的田野調查。他們執著所學、堅持立場的道德理念，不受政治壓力左右，深深地影響我的學術生涯。在我就讀研究所的那幾年，密西根州立大學的葛伯納、葛瑞黛教授夫婦不但視我如家人，並且一直給我導引、鼓勵及知識上的交流。我和他們親密合作多年，所以才能以新的角度來面對不同的主題。
廈門大學的臺灣研究所前任所長陳碧笙教授使我得以在福建展開研究。他也指派四名廈門大學的研究生幫助研究的進行：臺灣研究所的葛小佳和蘇為民，以及人類學計畫的石裕龍和郭志超。如果少了陳教授的持續支持和適時的建議，這個計劃便無法完成。黨支部書記葉文德和林村的村民盡其所能讓我感到賓至如歸，筆墨實不足以形容我心中對他們最真誠的感謝。
有幾位師友曾看過本書的初稿並提供寶貴意見。葛伯納教授首先提議本書採用目前的結構，並在看完全部草稿後，對如何修訂提出了重要意見。愛荷華州安梅市的嘉德納女士（Kathy Gardner），以專業的能力，協助完成定稿的編輯工作，並在內文中加入重要的附錄。密西根州立大學人類學系的懷弗德（Whiteford）和德蘭（Derman）教授，西景出版社（Westview Press）的副總裁柏根肯普（ Dean BirkenKemp）也和我商討書中必要的修訂之處，以使本書獲得廣大讀者的接納，非僅流傳於少數中國通之間。
最後，我要謝謝內子陳光蓓，還有我的孩子黃明心和黃明奐。因為他們願意讓我在外長期居留，並給我精神上的支援，我才能完成田野調查的工作。
黃樹民
前言
中國是世界上少數幾個古老的大河文明之一。從最早開始農耕的北方，數千年來，勤勞而聰慧的農民，開墾了黃河流域無數豐饒的河谷和沖積平原，發展出穩定的農耕社會，並擴張到亞洲大陸東部濱海的每一個角落。（Anderson 1988）
中國歷史上的農民
在傳統中國裡，農民是社會的經濟基礎。但是他們的地位，最多只能說差強人意。一方面，傳統的儒家學者和官員認識到農民在農業經濟中的重要角色，慨讚農民之偉大，並捧至僅次於士紳階級的半貴族地位。在理想化的儒家世界中，這些貧困卑微的勞苦農民和士紳階級一樣受到尊敬，因為他們重視傳統、和諧，而且對政府忠誠。儒家學者最早就是從踏實的鄉民習得人類社會的知識，由此滋長為在政治上為公眾服務的企望。
但是，這種正統的思想，只存在理論上而非現實中，而且幾乎沒有人相信它。農民從未享有儒家學者尊奉他們的崇尚地位。而且現實差不多與理想相反。戰國時的孟子在與當代的小國君主和貴族對話時，談到農民飽受虐政之苦：
凶年饑歲，子之民，老弱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公孫丑下》
譯文：在凶荒饑饉的年歲，您統治的人民，老弱和體弱的都不免一死，屍身被搬去填在田溝山澗裡，年輕力壯逃到四方去的約有幾千人。（三民書局，《新譯四書
讀本》）
除了居住城鎮中的商人、地主和高利貸債主會祈望農民愚昧無知或發生不測，以壯一己之私外，連士紳階級本身也常巧取豪奪農民手中僅餘的糧穀，使得農民失去抗搏天災、外敵或任何突發危機的本錢。賽珍珠（Pearl Buck）敏感地對中國農民的無力感下結論：「他們是一群沒有聲音的人，雖然他們占了中國人口的五分之四。
他們..受到地主的壓榨，政府的課稅。若能躲過饑荒和洪水之害，才能生存下來。（Buck 1949, p. vi）」從孟子的時代到賽珍珠的時代，這二、三千年之間，似乎沒有多少改變。
中國農民的社會地位模稜兩可。此外，他們還須面對亙古以來的大敵──自然界。他們必須克服貧瘠的耕地、困難重重的山坡、敵對的遊牧民族、甚至是海洋，才能取得有限的耕地。同時，農村家庭的人口不停地增長。膨脹的人口和有限的經濟生產無可避免地會產生摩擦。這正是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在《人口論》一書中，悲觀預測的人類慘劇的典型。
在中國歷史上朝代更替中，更凸顯了人與自然的衝突。對此，中國和西方的學者，都將之視為中國歷史上最顯著的特徵（e.g. Owen and Eleanor Lattimore 1944; Elvin 1973; Perkin 1969）。此特徵是，在朝代初興時會有一段穩定繁榮期，接著慢慢產生分裂，導致騷亂及戰爭，最後舊的政權被推翻，由新的政權取代。在末期的動亂中，有相當的人口會死於戰爭、饑荒、遷徙和瘟疫，直到人口和土地重
新達到平衡，新的輪迴於焉開始。
偶爾，中國的傳統農業技術會有重大的革新和突破，使得農業生產的極限往上升高，於是延緩了人和自然之間無可避免的衝突。這種傳統農業技術的發展，像是鐵犁或間作（inter cropping）都屬於這類。
16世紀時中國引進美洲發現的農產品種，明顯地助長了後來數百年間人口的增加。同樣地，17和18世紀間，農民人口擴張到中國西南，19世紀時向滿洲移民，也減少了潛在毀滅性因素之威脅，人地之爭才不至於在20世紀前升到臨界點。
傳統上，農民吃盡苦頭。但他們的生命卻顯得有意義而且易於滿足，社會也就有彈性得以復原。在經歷主要的朝代更替之後，農民很快地回到農村，默默建造簡陋的房舍，辛勞刻苦地耕種。在新的社會秩序中，農民的勞苦和聰慧早被人遺忘，依然居於社會最底層。也許有人會問，為什麼他們如此穩定，默默忍受這一切？是什麼因素，使得中國農民不斷遭受暴虐帝王和刻薄士紳之害？我們可以指出一些可能的因素。
在中國農民的社會生命中，最能使他們保持穩定的因素是對「家」的顧念。在傳統農民世界中，家不僅是提供食物、舒適、保護及老年照顧等徒具物質和經濟意義的房舍而已。更重要的是，家更具有社會、意識形態和儀式上的意義。透過家這個實體，農民才能求得時空的連續性，並為自己死後的靈魂覓得棲身之所。在這個層面上而言，家不僅為現存的成員而存在，在現世的觀念之中，家是已逝的祖先和未出世的子孫匯集的地方。所以男性在塵世上的定位，端視他聯繫過去和未來的能力而定。對他的祖先，要妥為安葬並定時以牲禮祭拜；對於子孫，要讓他們有屋可住，娶得嬌妻，生個兒子。
許多學者曾指出（e.g. Harrell 1985, Hsu 1948; and Nee 1985），由於對家的關注，促使傳統的中國農民奮發工作，無止境地競爭，並從立即的消費需要中勻下一些來以備將來之用。每一個家都是一集合體的單位，各家庭成員的能力須予以仔細評估計箅，分出優先順序，擬定長期計畫以使他們共同的潛力得到最大發揮。家庭的成功，在於給各成員安身立命，並在精神世界中占一定位。因為對家的關注，使傳統中國農民隨時準備定居下來，建造房舍，與貧瘠的土地搏鬥，累積一切可能需要的物資。
第二個有助於農民保持穩定的因素是，在傳統的中國社會中，階級體系具有相當彈性。雖然農民長久以來一直居於社會底層，但這樣的階級劃分並不僵化。在精心計畫，調度可用的資源之下，農民家庭也有可能將天資聰明的兒子往上推，讓他做起買賣，習得一技之長，甚至做官。既然農民並未被拒於社會升遷（social mobility）的門檻之外，他們最重要的夢想便是在既存的社會體制之中獲得成功。就如同儒家學者所言，農民心中並不存在反體制的念頭。
而且傳統中國農村社會也不是一直由高壓、暴虐、苛刻的政權來統治。孔子所倡的仁政，的確吸引了許多能力好、又忠於職守的學者加入從政的行列。更重要的是，許多學者亦曾指出，中國在帝制時期，官僚體系實在太小，中央政府統治無法有效地深入每個角落。廷令頂多只能到達縣級，縣級之下則形成某種地方自治的形式。
此時地方上的名流士紳或強勢家族，便成為中央政府和廣大的平民百姓之間的橋樑，負起收稅和徵兵的任務。處於這種關鍵地位上，這些士紳或豪門是很可能濫用職權的。但由於中央政府密切監視這些地方權貴的作為，同時地方菁英和農民之間有多重親屬關係，濫用職權的情形不至於太嚴重。地方事務諸如地租的訂定，放貸的利率高低都有公認的水準。契約是經由雙方的認可而訂定，而且在自由市場中，雙方皆可各憑己意協商契約內容。農民家庭可能會受到地主或債主的壓榨。但只要量入為出，勤儉奮發，總有可能還清所有的貸款和債務，甚至回過頭來向人收租或放貸。
從這樣的風俗民情之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國農民社會的連續性、執著性和創造性。在進入 19世紀之前，中國多多少少可算是孤立於世界其他主要文明之外。當幾個鄰近的小國向中國挑戰之時，這個天朝模型似乎運作得頗為順利。朝代更替，從衰退、敗壞到再生，這個不變的輪迴，一直在考驗著文化傳統是否有足夠的智慧和能力來因應這些變化。而傳統知識分子所依循的原則，是保守而非創新。
但到了 19世紀中葉，歐洲殖民勢力挾其船堅炮利，將中國導入了現代世界之中。該世紀後半期，面對與外國軍隊交戰的一連串挫敗，傳統菁英首先想要模仿、複製「洋鬼子」的技術和器械。但當精心仿製的武器也無法抵擋步步進逼的殖民勢力時，最激進的知識分子開始不耐地質問傳統文化的價值和用處何在。他們提議，重新評估或乾脆放棄一些最遭人詬病的傳統習俗。為了鼓動這種風潮，
1919年5月4日，有數千名學生上街遊行示威。
這種漸進的改革方式，終究未能抵擋1920至1930年代間日本對中國領土的蠶食鯨吞。於是打著徹底革命改造中國，一洗過去令人羞愧的歷史經驗旗號的共產黨，越來越受到廣大民眾的支持。中國共產黨革命於1949年完成，此後，人與土地之間的衝突需要重新定義，而中國也踏出前塵，邁向未知的新頁。一夕之間，守舊的農民被共產黨帶入了勇敢的新世界中。
關於本書
我希望用這本書來呈現1949年解放之後，針對中國東南部的農民生活所做的、以歷史為主幹的個案研究。在解放之後，中國東南部，特別是廣東和福建沿海地區，經濟上有較好的發展。我們已經知道該區在尚未進入20世紀之前便已曾試種新品種作物，並以精耕方式，使稻米生產多達一年三熟。農業商品化之後，該區發展出以現金為基礎的活躍市場經濟。在帝制時代，頻繁的海上貿易亦使沿岸大商埠如廣州、泉州和福州等，享有國際聲譽。
在這樣的發展之下，華南地區其實承受著農地不足及人口過剩的雙重壓力。此種壓力迫使當地朝兩個相關的方向發展：第一，本區的土地租佃制非常精緻，而且區內佃農比自耕農還多。其次，在清朝後期，較為貧窮的農村，人口大量外移到東南亞、北美及臺灣。
海外華人致富之後，帶回積蓄，在家鄉購買農地作為家產，更加深了土地租佃的問題。
共產黨革命使得這一切完全改觀。土地租佃制被廢止了，1950至1951年間實施的土地改革，使得許多農民得到了私有的農田。但是他們還未及享受革命的果實，便先嘗到挫敗的滋味：農村人口不得遷移他地，不僅無法離開國境，甚至連遷往國內其他地區的自由都沒有。農民突然成為依附於土地的農奴，不但行動受限，連提升社會地位的機會都很渺茫。
同時，新的行政系統無孔不入地伸向社會基層，頻頻催促各地的進展。不但正式的各級行政機構延伸到鄉間，共產黨本身還設置了與之平行的機構，以確保基層民眾會貫徹黨的決策。
1958年，集行政、經濟、教育及醫療等功能於一身的公社一一成立，將所有農民整合在這種全面性的組織之中。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任何一個政權能夠如此深入地控制農民的日常生活。
人民政府企圖運用有效的政治控制力量，以現代化、創新的途徑減低人地衝突。繼而推動的種種運動，如集體耕作和控制生育等，其目的即為打破這種帝制時代殘留下來的輪迴。
從1949年開始，中國農村便關上了對外的大門，外界人士無從得知政府到底做了什麼，以及農村所產生的變化。所以，近年來在中國從事的田野調查都很重要，因為我們可以借此以實質資訊彌補這個知識真空。
在本次研究中，我採用生命史的方法（life history approach），描述「林村」在過去35年來的變化。本書的主角是在林村長大的黨支部書記葉文德，由此側見中國歷史上騷動不安的一頁重要篇章。
這個像故事般發展的情節，以葉文德為主幹。我們透過他的生活來瞭解政府如何改變村民和村中的風俗。但我要特別指出，本書絕非只是根據某一個人的實錄。固然葉文德觀察入微，思想新穎，除此之外，他和一般人相似，會有先入為主、矛盾、自私的想法。
作為一個忠貞黨員，他應該要能大公無私才對；作為村中的領導幹部，也應該公平而開放。雖然他儘量讓自己信服這些理念，並努力去做，但他常常未能如願，而不知道其中的矛盾處。
讀者們會發現，葉文德在統理村中事務時，對於執法的態度前後不一。葉文德精明地掌控村中人脈和傳統象徵，而成為全鎮最成功的農村行政官。葉文德毫不掩飾他的關係遍及大小官員，且在適當的運用下，給他帶來不少好處。但這也就是目前中國推行法治化及政治改革的最大阻力。所以我特別插入幾段說明，讓讀者清楚地看出葉文德的理想和行為之間到底有何不同。
在本書中，我以葉文德的個人事蹟來反映林村的改變和發展。但書中所講的並非單由他本人提供的資料。葉文德的確是主要的資料來源，但在我生活在林村的這七個月之中，我也和村中形形色色的人深入談論他
TAAZE 讀冊生活
三民網路書店
iRead灰熊愛讀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