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民化社會的時代

台灣社會在評論戰前日本的殖民統治時，經常會提及總督府對台灣民眾施以「皇民化」教育。近年來台灣社會不乏關心這個研究議題的學者，1996年5月，而位處台南的長榮大學台灣研究所也曾以這個課題為討論議題，舉辦「皇民化與台灣（1937-1945）」台日學術研討會。然而，什麼是「皇民化」？「皇民」的定義是什麼？是何時且何以會有這個語詞衍生而出？事實上，即使在日本殖民統治時代末期的1943年（昭和18），台灣社會從官方到民間，恐怕都是一團霧水。

曾撰寫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的鷲巢敦哉，在《台灣統治回顧談》中也曾對這項議題提出質疑。依他的理解，「皇民化」這項用語是新聞記者創出的新造語，絕非出自官廳的公文用語、或執政者之口。然而，曾幾何時，這個語詞在報章雜誌上隨處可見，且變得比比皆是。依鷲巢敦哉之見，使用這個語詞的人對語詞背後嚴肅的意涵到底是理解與否，讓他感到存疑。但即使如此，在日本殖民統治時代末期，這個語詞的使用幾乎已到了「濫用」的地步 。

不過，令人感到趣意昂然的則是這個充滿狐疑的語詞，不僅被使用於戰前，更繼續被沿用到了戰後。從原本是代表「榮譽」的意涵，一夕之間卻被轉型成殖民「奴化」的象徵。然而，「皇民化」一語到底是什麼？

皇化、皇民化、皇民化運動的語源

「皇民化」的語源從何而來，到底是誰人發明的？應該在何種情況下使用？一如前述，即使是總督府文教局也是一頭霧水。至少在1937年（昭和12）文教局社會課每年發行的《台灣の社會教育》書中，完全看不到這個字眼。事實上，這個語彙的使用既非特意想出的、亦不是藉由懸賞募集所得來的，而是自然出現的 。

不過，「皇民」一詞的概念可能是來自於前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的用語表現。1903年（明治36）11月10日，據說當時的後藤民政長官在「學事諮問會」中致詞時，曾做過以下的訓示。

性質の異なる人民を国語を以て同化すると云ふことは頗る六ケしいことなれども、当台湾の如きは将来之を同化して我皇の民たらしめ、其恩沢に浴せしむることは何人も異議なかるべし。

（譯：雖然以國語試圖同化異族群是件頗為困難的事，但將來把台灣社會同化，成為我皇之民，並使其能沐浴恩澤，應該沒有人會有所異議的。）

而依1939年（昭和14）記者白井朝吉‧江間常吉等二人所合編的《皇民化運動》一書之考察，此處後藤所謂的「皇の民」，指的是「大御寶」、「陛下的赤子」，即天皇的子民之意。因為當時的人認為「皇國」意指日本，而「皇民」則是日本國民，因此「皇民化」應該就是同化成日本國民之意 。

然而，一如前述，日本領台初期在〈台灣日日新報〉的記事當中，幾乎找不到任何「皇民化」的用語，倒是「皇化」的字眼舉目可見。根據《皇民化運動》一書的考察，日本對台灣統治的大方針是「皇化に浴びせしむ（譯：使其能沐浴皇化）」，因此舉凡統治相關的一切，全以「皇化」稱之，而教育、教化等更是有效達成「皇化」之道的手段之一。依照這個邏輯解釋，所謂「皇民化運動」指的就是使台灣社會能沐浴皇化的一項社會運動 。

沖繩社會的「皇民化」

1937年（昭和12）中日之間爆發盧溝橋事變，進而引發了兩國之間的八年戰爭。為了因應戰時體制的需要，日本乃通過《國家總動員法》，以有效控管人流與物流的統制與應用。而當日本本土陷入上述的困境時，台灣總督府如何因應當前局勢的演變？而台灣民眾的生活又過得如何呢？在進入正題之前，我們先看看同樣是位處帝國領域邊陲地帶卻具有異質文明色彩的沖繩縣，情況又是如何呢？除了配合戰時體制下的國策，所有的政令必須由中央經府縣、市町村、町內會、部落會、到國家神經的末梢細胞「鄰組」，確實執行之外，早已「內地化」的沖繩社會在先天的經濟環境體質不良的情況下，幾乎是無法喘息。

附帶一提的是，國家機器的末梢組織「鄰組」是源自於日本德川幕府時代的鄰保組織，1923年（大正12）「關東大震災」之後，有關「不逞之徒」將開始有所活動的流言此起彼落，因此社區自主性「自警團」守望相助的機制乃逐漸被強化。1937年（昭和12）4月，針對社區町內會組織（類似鄰里制度）的強化，當時的東京市政府曾進行了一連串的調查研究，最後以「鄰組」作為地方社區組織的末梢單位，即鄰接的五戶到二十戶為一「鄰組」，其背後的意圖則在於配合翌年即將推動的「國家總動員法」（1938年法律第55號），有效掌控社區民眾的日常生活，以促使國民對戰爭產生參與感與認同意識，並透過各種形式與儀式，而成為協助國策推動的一種末梢「裝置」。作為國家組織末梢裝置的「鄰組」，在人情冷漠的都會地區，更扮演著「敦親睦鄰」的重要角色。居家社區「鄰組一家」的觀念是「皇國一家」的基礎概念，也是推動「八紘一宇」之理想走向具體化發展的第一步。

面對戰時體制的壓力，沖繩民眾的生活困境可說是雪上加霜。而值得注意的是，面對戰時體制的運作，沖繩民眾與日本本土的民眾在日常生活上最大的不同之一，莫過於沖繩縣政府學務課所推動的「標準語勵行運動」。

早在1895年（明治28）甲午戰爭之後，沖繩民眾清楚意識到「琉球王國的時代」真的結束了，沖繩社會開始推動改革舊慣制度的「風俗改良運動」，並勵行以「皇民化」為重心的日本近代教育，接受標準語、和服‧洋服等文化生活的改造，並在沖繩社會「近代化」的包裝下，推動沖繩社會的「皇民化」，使沖繩民眾能「同化」於日本。從改姓改名開始到標準語的使用為止，政府試圖將沖繩社會的「琉球」文化轉型為「大和」文化。在前述國家主義高漲的時代，配合「標準語勵行運動」而有懲罰性的「方言撲滅」等配套政策出現。在軍隊裡使用方言者被視為是敵國間諜（原文：方言を使用する者はスパイとみなす），在學校則以「方言牌（原文：方言札）」迫使方言使用者本人感到羞愧難容。

「皇民化」的基礎知識

再次回到問題的原點，到底什麼是「皇民化」？從沖繩社會的觀點理解，一言以蔽之，皇民化就是「皇國臣民化」，也就是同化於「大和」文明。以沖繩社會為例，皇民化的前提在於從語言差異開始，日本社會對身負異質文明背景的沖繩縣人在「忠君愛國」的思想上，抱持深切的疑慮。而這個偏見在戰時體制時代愈益被地凸顯出來，以「標準語勵行運動」為例，甚至在1940年（昭和15）時引發了為期一年的「方言論爭」。論爭的結果沒有共識，而最後在舉國一致對外爭戰的社會氛圍下，反對勵行標準語的聲音愈益變小，直到日本戰敗為止「標準語勵行運動」仍被持續推動著。

而台灣社會「皇民化」的基本立意，應該是與沖繩社會的案例，幾近雷同，但在具體做法上卻是配合台灣的特殊環境之所需，而因地制宜。到底台灣社會的「皇民化」肇始於何時？一直以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的學者認為是1936年小林躋造總督來台赴任之際，以「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為治台原則，所喊出的一個口號。但也有學者認為「皇民化」是指1930年代（昭和5-）以來，當局配合時代環境與戰爭局勢的演變，所施行的一連串社會教化運動。這不僅是許多活動的統稱，也並非由總督府所主導，而是由各地方政府自主推動的一種社會革新運動。

台灣社會在評論戰前日本的殖民統治時，經常會提及總督府對台灣民眾施以「皇民化」教育。近年來台灣社會不乏關心這個研究議題的學者，1996年5月，而位處台南的長榮大學台灣研究所也曾以這個課題為討論議題，舉辦「皇民化與台灣（1937-1945）」台日學術研討會。然而，什麼是「皇民化」？「皇民」的定義是什麼？是何時且何以會有這個語詞衍生而出？事實上，即使在日本殖民統治時代末期的1943年（昭和18），台灣社會從官方到民間，恐怕都是一團霧水。

曾撰寫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的鷲巢敦哉，在《台灣統治回顧談》中也曾對這項議題提出質...

前言—從「台灣改進黨」的 一份建言書談起

1934年（昭和9），一群以台中一帶的在台日本人為主體，其身分包括律師、醫師、議員、放送局長、消防組長、新聞記者等，組成「台灣改進黨」，向日本當局提交了一份《植民地政策上ヨリタル台統治ニスル建白（從殖民地政策之觀察而對台灣統治提出相關之建言）》。這份建言書洋洋灑灑有四十八頁之多，而其內容除了把台灣人的民族性格與日本人做一比較之外，對皇民化社會形塑相關之各項同化政策，包括戶籍法、兵役制、教育方針、改姓政策、以及鴉片政策、土地制度、財產與貨幣制度等，一一觸及，但最主要的內涵是反總督府的「一視同仁」、「內台融合（日台融合）」、「內地延長主義」等政策方針，並強調「內地人第一主義」。事實上，這個問題的引爆點出自於1935年（昭和10），總督府當局試圖對台灣的地方自治制度進行改革。

1905年（明治38）日俄戰爭結束後，西園寺公望組閣，一向對殖民地經營的「特殊統治主義」持反對態度的內務大臣原敬，乃改以「內地延長主義」作為新的統治方針，並試圖終止台灣總督的委任立法權，以「勅令原則主義」取代「律令原則主義」。然而，這個決定卻遭政界部份主張「特殊統治主義」者的強烈反對，最後僅把原本施行於台灣的「六三法」內容做了局部地修訂，而改成為「三一法」。

而直到1918年（大正7）原敬正式就任日本首相之後，在原內閣的主導下，從修改台灣總督府官制開始，並以「法三號」，試圖削減總督制定律令的權力。這是一條「有關施行於台灣的法令」之法律，內容強調台灣總督府所頒布律令的效力，不得超越日本本土的法律或天皇的勅令，其重點就是要嚴格限制台灣總督的律令制定權。

伴隨1918年（大正7）歐戰結束後，世界一股「民族自決」與「民主主義」的思潮風起雲湧，日本政府當局對台灣的統治方針也有所調整。在時任內閣總理大臣的原敬主導下，1919年（大正8）派遣首任文官總督田健治郎來台履新，為台灣法制的整備與文明的統治貢獻心力。在標榜「一視同仁」、「內台融合（日台融合）」的統治方針下，從地方制度的改革、本土法律使用的延用認定、台灣人官吏任用辦法的制定、台‧日人「共學」教育的推動、台‧日人「共婚」的倡議等，乃啟動了漸進式「內地延長主義」精神的機制。而所謂的「內地延長主義」，其主要宗旨是把殖民地視之為殖民母國的一部分，在同化的前提下，殖民母國所使用的典章制度也適用於殖民地，而這套殖民統治策略最早則被法國所採行使用。

原敬內閣是日本近代史上第一個政黨內閣，在1918年（大正7）9月組閣之初，日本國民大眾對原內閣抱有很高的期待。於是，1920年（大正9）台灣地方行政制度改革之後的翌年（大正10）1月，殖民地台灣的台灣人社群乃伺機開始運作「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然而，非常諷刺的是，就在前述台灣改進黨提出《植民地政策上ヨリタル台統治ニ関スル建白》的同一年，即1934年（昭和9），也是「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努力十四年仍無疾而終的最後一年。

一如前述，為了順應「內地延長主義」的大方針，1922年（大正11），台灣社會在前述「三一法」第二次延長效力之際，則改以「法三號」取代之。而「法三號」的宗旨則是，在內地延長主義的方針下，儘量以日本本土的法令施行於台灣為原則，以縮小日本本土與台灣社會之間的差異。雖然台灣總督仍保有律令制定的權力，但其權限已被大幅削減了。

不容置疑地，日本國內政經情勢的變化，深切影響了總督府在台灣的統治方針，也影響在台日本人的既得利益。從「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1921–1934）」開始，歷經「台灣文化協會（1021–1927）」、「台灣民眾黨（1927-1931）」、「台灣地方自治聯盟（1930-1937）」等台灣在地社會民族自決思想的崛起，以「台灣改進黨」人士為首部分在台日本人社群清楚意識到，台灣人社群試圖透過體制內和平、合法的手段，排除在台日本人的經濟勢力。從在台日本人的角度觀之，「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本質其實就是「台灣獨立議會運動」 ，而其背後真正的意圖則是要把在台日本人從島上驅逐出去。

在台日本人對總督府「一視同仁」的統治方針感到不安與疑懼，從陳炘、林獻堂等台灣人士紳協力合資下的「大東信託株式會社（1927-1944）」，一個被視為是為了台灣在地社會的經濟利益、以及為了籌措民族運動資金所成立的銀行，更受到統治當局和在台日本人金融業者的警戒與排擠，就是一個具體例證。

在時代洪流的變革下，「台灣改進黨」的思考最後仍無法動搖總督府對台灣社會走「同化政策」的路線導向。畢竟「一視同仁」的政策方針，無論其成效如何，領台之初樺山資紀總督的時代（1895.5-1896.6）便已然確立；但此一不爭的事實，卻成為日本人社群面對台灣社會汲汲於「皇民化」形塑過程中，一股強烈的反動勢力。他們開始質疑總督府的台灣統治目標，到底是為了台灣在地社會、抑或是為了日本帝國的生存發展而成立？換言之，在「內地延長主義」的概念下，台灣社會往「皇民化」形塑，其背後的真義到底是什麼？

以下，本書將從「皇民化」社會的語源、本質、歷史背景與變革等發展脈絡，做一個系統性介紹。

前言—從「台灣改進黨」的 一份建言書談起

1934年（昭和9），一群以台中一帶的在台日本人為主體，其身分包括律師、醫師、議員、放送局長、消防組長、新聞記者等，組成「台灣改進黨」，向日本當局提交了一份《植民地政策上ヨリタル台統治ニスル建白（從殖民地政策之觀察而對台灣統治提出相關之建言）》。這份建言書洋洋灑灑有四十八頁之多，而其內容除了把台灣人的民族性格與日本人做一比較之外，對皇民化社會形塑相關之各項同化政策，包括戶籍法、兵役制、教育方針、改姓政策、以及鴉片政策、土地制度、財產與貨幣制度等，一一觸及，但最...

目 錄
1. 前言 — 從「台灣改進黨」的一份建言書談起
2. 皇化、皇民化、皇民化運動
前言
皇化、皇民化、皇民化運動的語源
沖繩社會的「皇民化」
「皇民化」的基礎知識
皇民化社會的推手：「方面委員」制度
小結
3. 皇民化社會的形塑
前言：台灣社會走向「皇民化」的歷史背景
皇民化運動的階段性變革
「皇民化」社會的改造內涵
小結
4.「皇民化」社會的實態—「內台一如」的盲點
前言：皇民化社會的界限
族群差別：改姓名、戶籍法、徵兵的爭議
皇民精神的涵養
小結
5. 皇民鍊成時代的來臨
前言
皇民奉公運動
皇奉運動的體現 ： 雜誌《新建設》
皇奉運動下台灣社會的變革
皇民奉公運動的成果檢討
小結

6. 結語 — 台灣人精神的形塑
皇民化社會的形塑
皇民化社會的終結
台灣人精神的形塑
附錄：參考文獻

目 錄
1. 前言 — 從「台灣改進黨」的一份建言書談起
2. 皇化、皇民化、皇民化運動
前言
皇化、皇民化、皇民化運動的語源
沖繩社會的「皇民化」
「皇民化」的基礎知識
皇民化社會的推手：「方面委員」制度
小結
3. 皇民化社會的形塑
前言：台灣社會走向「皇民化」的歷史背景
皇民化運動的階段性變革
「皇民化」社會的改造內涵
小結
4.「皇民化」社會的實態—「內台一如」的盲點
前言：皇民化社會的界限
族群差別：改姓名、戶籍法、徵兵的爭議
皇民精神的涵養
小結
5. 皇民鍊成時代的來臨
前言
皇民奉公運動
皇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