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1
一艘「勇敢級」（Daring）驅逐艦就停在我的窗下，只要從電腦前一抬眼，就能看見它那灰色的艦身和4.5吋的主炮。澳大利亞的「南十字星」國旗，在艦首旗杆上飄揚。
在雪梨（Sydney）工作的每一天，我無數次地從樓上俯視這艘軍艦以及與它並肩停泊的一艘潛艇。南太平洋湛藍的海水一漾一漾地，拍打著這些作為海事博物館展品的退役艦艇。它們也如同家中的寵物那樣，不時需要開到外海去遛遛，或到船塢去檢修，每逢它們要移動的時候，我都會趕緊下樓，近距離地觀察這些「海狼們」的動作，百看不厭。
很難想像，這個寧靜而時尚的「情人港」（達令港，Darling Habor），曾經是抗日的第一線：入侵的日本潛艇驚擾了整個雪梨，當婦孺們被轉移到藍山（Blue Mountain）後，男人們便扛著槍炮，構築了一道又一道的防線，而第一道防線，就設在這些美麗的海濱。
在澳大利亞這個遠離世界其他地區的孤獨大陸上，二戰時為防禦日本入侵而修建的工事，幾乎是唯一能找到的與戰爭直接有關的遺跡，儘管日本皇軍的鐵蹄一步也沒踏上這塊國土。
每次當我走過那艘滿載時排水量也才3888噸的驅逐艦，總會想起比它年長一個甲子的定遠艦和鎮遠艦。那兩艘威力巨大得令世界側目的中國主力艦，排水量為7000噸，主炮口徑為12英寸，如果與它們並列，眼前這艘澳洲軍艦，將會顯得侏儒一般矮小。但是，曾經威震一方的定遠和鎮遠艦如今又在何處呢？
日本人在這個城市依然頑強地展現著他們的巨大影響力，當然不再依靠槍炮，也不依靠人多勢眾。著名的紀伊國屋書店，就在古老的「維多利亞女王大廈」（QVB）左近開設了澳洲分店，不動聲色地向澳洲「輸出日本」。這是全澳洲規模最大的書店，除了大量經營英文書外，其日文書品種之多，與日本本土書店相比亦不遑多讓，而且還提供完善的訂購服務，可以購買日本出版的任何書籍。我就是在那裡買到了不少有關中日歷史的書籍；而其開闢的中文書銷售區，無論是書的品種、品質還是對閱讀潮流的把握，唐人街沒有一家中文書店可以媲美。
在這個寧靜的書店之外，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有大量來自中國的遊客，他們興奮而高調地談論著，拿著大大小小的購物袋，滿臉洋溢著富裕起來後的自豪。他們當然忙得不會跨進這個日本人的書店，也不會去不遠處的海事博物館看看那些艦艇。而報亭裡正在熱賣的英文報紙，則在使勁地談論著是否應該允許中國人收購澳洲的礦業。在這個年代，日本是很難取代中國而成為新聞焦點的。
2
我總是很抗拒別人把我稱為歷史學者，因為在我看來，「學者」這個詞還是很崇高的。在一大群靠歷史吃飯的人群中，並沒有幾個人夠格能稱為學者，而最多稱為職業工作者而已。而歷史於我，好在並不是個飯碗，這是我的遺憾，也是我的幸運。
研究歷史便如同登山，登得越高，越是雲山霧罩，越是發覺自己的渺小。收集和研究海外晚清史料十多年了，隨著自己的文字得到媒體和朋友們的認可，我越發地感覺自己只是個淺薄的過客而已。這種日益強烈的惶恐感，令我終於發現了一個合適的定位：非職業歷史拾荒者。
是的，我無非是個拾荒者，鑽在別人草草開採過或不屑於開採的礦井裡，撿拾遍地的寶物。這個礦井，就是海外豐富的晚清史料。
我的一位美國收藏同道曾抱怨道：與中國歷史有關的考據，經常難以從中文資料中得到更多的信息，因為 「中國人只收藏對自己有利的資料」，而很少收藏其他各方尤其是敵對方的資料。的確，客觀上中國一向不注重對「蠻夷」的事態分析，主觀上則養成了「恨屋及烏」的習慣，但凡是敵人，他們的一切便都是不可信、不可靠的，乃至於他們的文獻資料，亦多被視為異端，最多供一個小圈子「內部參考」。我們的歷史研究，便是在一個已經設定好的框架內，根據設定好的程序，根據需要對史料進行剪裁。此種剪裁，無論被冠以何種高尚的籍口，亦等同於電視新聞製作中所謂的「客觀鏡頭、主觀剪輯」，雖然每一個鏡頭都的確來自實況，但不同的剪裁和拼接卻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
在對待歷史問題上，我們所表露出來的「選擇性健忘症」，絲毫不比日本人遜色。 「一史兩制、一事兩制」，我們在史識上和史評上體現出相當強烈的人格分裂和雙重標準。「反面人物」身上的「罪惡」行徑乃至「賣國」行徑，在「正面人物」身上就成了智謀和策略，最多是「多走了幾步彎路」、多交了點「學費」而已。這樣的人格分裂和雙重標準，與日本一方面否認南京大屠殺，另一方面時刻不忘廣島核暴的罹難者，似乎並沒有本質的區別。而同樣的「選擇性健忘症」，日本人更多地是以此欺人，而我們則更多地是以此自欺。僅此而已。
3
如果要海選「最不被中國人相信的口號」，「中日不再戰」或「中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之類，應當是榜上有名的。但在對日關係上，我們依然會奇怪地堅信：「以德抱怨」的單戀，可以彌合歷史的傷痕，緩解現實利益的衝突。大到國共兩黨，爭相放棄對日索賠，比著表現大國風度和天朝慷慨，小到一部講述南京大屠殺的電影，非要自作多情地從「人性」角度去描繪日本士兵的內心掙扎，而甚至忘了展示更有典型意義的殺人競賽。
來自中國的戰爭賠款，曾經是日本賴以崛起的資本；而同樣來自中國的放棄索賠，也對戰後日本的復興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等到我們的發展需要資本的時候，那些本該是戰爭賠款的日圓卻轉彎抹角地以援助貸款的方式登陸，如此先虧裡子、後丟面子的窩心事，難道不比要求日本下跪道歉更值得我們反思嗎？
中國文化，本不應如此阿Q。孔子當年就對「以德抱怨」嗤之以鼻，質問道：如果「以德抱怨」，那「何以報德」呢？大漢王朝時，出於「安全關切」，多次出兵「侵略」匈奴，著名將領陳湯從敵前給漢元帝發去一份奏摺，表示了「宜將剩勇追窮寇」的決心，「以示萬里，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這種「雖遠必誅」的陽剛精神，後來便逐漸消亡，對待外敵基本就是和親、懷柔，用子女金帛「贖買」回大國崛起的感覺，且美其名曰「以德抱怨」，聊以自慰。
寬容與和解或許是一種美德，但它有個基本前提：真相與懺悔！
4
中國人涉及日本的歷史記憶，的確充滿了太多的悲情，但遺憾的是，日本人被打回老家都已一個甲子，我們卻還只沉溺於悲情之中，停留在哭訴的「傷痕文學」階段，難以自拔、難以深入。一個遭受了過度苦難的民族，如果把精力只是放在控訴上，而不是放在自省和自強上；如果把紀念只是寄託在罹難者身上，而不是寄託在抗爭者身上，它在心理上還是一個弱者。
悲痛如果不化作力量，眼淚就是最無用的化妝品。我們今天或許該問問自己：我們是應該讓日本正視歷史，但如果它就是不正視呢？我們是應該讓日本道歉下跪，但如果它就是不道歉不下跪呢？我們是應該反對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但如果他們就是拒絕接受呢？我們除了叫叫嚷嚷，還能幹些別的嗎？
悲情之外，我們大多數人還相信另一個神話：正義必勝。我們恰恰忘了：被凌辱與被屠戮，這不是正義；反抗凌辱與屠戮，這才是正義；勝利絕不來自正義，而只來自於實力。外侮只能說明我們無能和軟弱，並不能因此而賦予我們「正義」，更不能因此而賜給我們「勝利」。
在國際政治中，真正的普世原則就是「叢林原則」。已經上演和正在上演的所有爭鬥，無論其是民族之間的衝突還是民族內部的衝突，最後一定會歸結到「利益」，區別無非在於為誰的利益和為什麼樣的利益。而且，所謂的「正義」，彈性很大。甲午戰爭時期，日軍儼然以文明的傳播者和中華的解放者自居，對「征服支那」充滿了「正義感」。
中日歷史的研究，如果真要起到資治通鑒的作用，則必須擯棄毫無意義的道義之辯，而還原和探究其最殘酷的本質：中日之間的利益爭奪和調整。溫情脈脈的道德說教，往往容易蒙蔽自己，培養出一大幫宋襄公。
5
我們對日史觀中，最可笑的自作多情，在於非要將日本的獸性歸咎到某種「主義」（軍國主義或法西斯主義），似乎成千上萬的日本「人民」只是誤上賊船、被蒙蔽而已。這在「術」的層面上，作為一種公關、統戰工具，未嘗不可。但若真以為是，則不僅是幼稚的，甚至是危險的。
「主義」固然在塑造著人，但「主義」本身也是人所創造，更是由人在實踐的。同一「主義」，在不同的人群手中，會實踐出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現實體現來。日本侵華，與其說是軍國主義毒害了國民，不如說是其國民性格和利益訴求製造了軍國主義。
包括日本在內的大量海外史料，說明「日本人民」從來就不是什麼侵略戰爭的受害者，而是受益者。推動著日本「軍國主義」的，就是強大的民意力量，其中包括那些屬於「被壓迫階級」的工農。如果非要說「廣大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則他們並不受害於侵略或「軍國主義」，而只是受害於「不幸戰敗」而已。
把「主義」當作分析和解決問題的癥結，最後就只能在「主義」的高低和好壞上進行無謂的爭論。
6
從日本和中國結下樑子的那一刻起，我們就從來不缺口水抗日的高調之徒，情緒化、非理性，充滿激情地追求劇場效果。這種速食「愛國主義」，與需要靜下心、沉住氣、臥薪嘗膽般地 「師夷長技以制夷」相比，成本低、代價小，見效快，但結果是一方面逢日必反，另一方面是對日本的無知，甚至毫無「知」的願望。
歷史已經證明，「小日本、大中國」的輕佻心態正是造成「大中國」總是勝不了「小日本」的關鍵。甲午戰爭之前，日本的一些熱血青年，來到中國從事諜報工作，幾乎走遍大江南北，進行艱苦卓絕的實地調查，根據他們的情報編纂而成的《清國通商綜覽》，出版後居然有2300多頁之巨，比當時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更深地吃透了中國國情，至今仍是重要的研究文獻。他們當然是中華的敵人，但這樣的敵人，在值得我們痛恨之外，難道不值得我們尊敬和學習嗎？我在海外傾己所有，收藏與晚清歷史有關的海外文物，也是力圖對這種實證主義、行動主義的一種實踐嘗試，「抗日」是需要行動的。
7
歷史研究，或者僅僅是嘗試對歷史現場進行還原，需要的是三要素：史料、史料，還是史料。史料就是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新聞採訪」，不同的當事人，不同的角度，這些是接近真相（但永遠不可能抵達）的基本條件。
我總覺得，歷史研究，必須要具備新聞記者和律師的兩種秉性：要像新聞記者那般敏銳，也要像律師那般挑剔和嚴謹。這是我所從事過的兩種職業，我覺得或許正是這兩種職業的訓練，才能使我從堆積如山的史料中淘出寶貝，也能使我從不迷信任何既定結論或任何權威。在「拾荒者」的定位之外，我總覺得自己還應是個藉著史料、穿越時空回到歷史現場採訪的記者，多看、多記、多思考，這樣的「歷史新聞」才可能是有價值的。
人生苦短，而歷史卻悠長得接近無限大。在歷史面前，我們永遠是盲人摸象，這是我們無法超越的局限。關鍵是要有自知之明，要明白自己永遠不可能摸到整隻象，更不應假裝自己有能力看到所謂的全局。這樣，當我在自以為歷史或許是條毒蛇的時候，就不會對他人認為歷史是面戰鼓而感覺震驚。
因為，我只是摸到了大象的小尾巴，他卻有幸摸到了那偉大的象屁股。這時候，我只能說：不求最大，只求最佳！
（雪珥，2009年5月於南洲雪梨北石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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