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張社生
革命啦,運動啦!
每次來時都是轟轟烈烈,
每次都以十二級以上的破壞力橫掃千軍如捲席。
而且每次鼓吹者都向國人保證,這次將徹底開創一個全新的時代。
我們總是一次次相信,
一次次地湊熱鬧,
一次次地賠上老命。
誰叫我們這個民族就好一驚一乍的熱鬧。誰叫我們相信不需要長期努力,羅馬可以在一天之內建造成功的神話。
這不?突一日,有人登高一呼:革命啦!馬上漢口街頭風起雲湧。熱鬧過後,只是沒了辮子。月亮還是那個月亮,趙莊還是那個趙莊。
查「革命」二字,老祖宗的字典裡沒有,據說是東洋貨。但是「革命」二字一經傳入,立刻成了咱們使用頻率最高的詞。也難怪,中國以前雖沒有這個詞,但是這些個事兒已經幹了三五十回了。
「革命」是什麼,其本意是有話不好好說,「我手拿鋼鞭將你打」。
可是中國人後來所說的革命,已經和剛傳入的本意大不一樣,從一個中性偏貶的詞變成了褒義詞。政客往往用之標榜自己,給政敵於「革命」二字前再贈送一個「反」字。我納悶了,不是都說咱們是浸泡在儒教文化中的「化民」?曾幾何時,「中庸」二字被走極端的「革命」二字給換了?
多想想就能想通:中國人多,擠得很。特別自乾隆後,人口上了四億!一位十八世紀在北京工作的傳教士明確指出:「人口過多,迫使中國人不養牛羊,因為供養牛羊的土地必須用來養活人。」
人多地少,慢慢地養成了潛意識裡的一種極端的自我保護能力:非排擠打擊隔壁的王二,否則不能得那一畝二分地。
所以我們這個民族有一種劣根性叫做「窩裡鬥」。
血淋淋的「革命」二字傳入中國,於「漢奸」、「賣國賊」外,咱們又多了一種打壓別人的手段。
我以前很少看民國歷史,大學期間最不喜中國現代文學史。為甚?因為咱們的先人動不動就給人貼標籤,戴帽子。
歷史,管他好人壞人,把人家幹過的那些個事兒原原本本地都端將上來,我等自有評斷。不是說:「人民群眾是最偉大的,而我們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嗎?到了節骨眼上就不這麼想了。
晚清民初,梁啟超提出「只問政體 ,不問國體」,以為堅持這條就能救中國。這百年來的歷史多次證明,只問上層建築不問基層「群體」是最大的書呆子氣。曾幾何時起,世界上的制度條文或多或少地都被引入中國。熱鬧後,留下什麼?
你不能說引入者動機不純,只是這些個舶來品實踐下來,不是水土不服就是被稀釋、被同化,最後被扭曲了。
強勢者如我們的偉大領袖,窮晚年精力發動「文革」,還引經據典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最後也不得不對尼克森感歎道:他「沒有改變世界,只改變了北京附近的幾個地方」。
為什麼?
這就引出一個中國特有的「群體」現狀。
大清國和別的主要大國比,不在經濟的高低,人口的多少。最大的不同就是「群體」沒有「被近代」過,整個國家不是人家所說的近代意義上的國家。
咱們大清國基本分兩塊,一個是皇家,一個是「臣民」。用袁世凱的話說:清只是一個朝代,不是一個國家。
清國就像一個大村子,皇家是村中的大東家,皇上是大東家掌櫃的。圍繞著這家大戶,有一批稱之為一品、二品……跑腿的和幫閒的,剩下的絕大多數人家都是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小散戶。
平時大東家居高牆深宅裡,吟詩作畫,和大家老死不相往來,只在秋後收租子時才打下照面。
所以咱們這個大清國,和歷代王朝一樣,歷來是「東家的事兒東家管」,「百姓的事兒百姓管」,是個比較極端的二元社會。
因此別指望,有什麼事兒老百姓會拿命來捍衛。「群體」沒有「國家」概念,不會和你同生死共患難。
用眼下一句文縐縐的話說叫「沒有公民意識」。生活的艱難和社會的排他性,讓每個個體都將防衛的底線畫到自家門口。
這才是問題所在。這些問題百年來也沒有徹底解決。
君不見,為了一個公用面積裡的醬油瓶位置,筒子樓裡的知識份子可以大打出手;打後當事人還能回到斗室,鎮定自若地寫出一篇「主旋律」的好文。
君不見,走遍中國,公路旁的樹上到處掛著丟棄的白塑膠袋,在風中嘩啦啦作響,不禁使你想到拜倫的詩:「……你的旗幟雖破,而仍飄揚天空;招展著,就像雷雨似地迎接狂風。」
可是政客不管這些,人家都喜歡自上而下入手,關起門來定幾項制度,容易而且政績看得見。好樣兒的如光緒皇帝,數千年的舊制度,人家103天裡發了數十條手諭就想改變,後來一個上午就讓人給廢了。事後發現除了康有為們憤怒外,國人大多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百姓鬧不明白「變法」,大夥兒最多把它看成是大東家的老媽和兒子吵嘴。出於數千年頂禮膜拜的「孝」,大夥兒指不定還認為老媽有理呢!
再說,政客也沒有這個能耐,他們有的只在位子上三五年,多則十多年,最極端如康熙同志幹「革命工作」60年,能根本上解決什麼問題?
啟超同志,說到底,從來沒有「被近代」過的國人是消受不起你這個「政體」、「國體」的。所以我的觀點是「不問政體,不問國體,只問群體」。
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別怪東怪西的,問題就出在「群體」自己。
根本的還是要從一個個個體做起,「群體」好才是真的好!
群體是「半野蠻人」狀況,制度裝扮得再漂亮,標榜得再先進也會露餡兒。
「群體」如果是優秀的,「被近代」過的,不二元社會的,再爛的制度也能發揮到美的極致。
只問「群體」,其實最難!因為要從娃娃抓起,要全民識字;培養公民意識,消除「患不均」之感。
這類事兒聽起來語不驚人,做起來沒轟動效應,而且十年八年看不出效果來。所以任何政客都喜歡奢談短平快的「政體」和「國體」,他也知道這是治標不治本的事兒。
不要相信羅馬是可以一天建造出來的。
也不要相信民初的悲劇是有一個特別「孬」的人直接造成的,以為歷史上沒這個人就一切OK了。
袁世凱何人?不過一政客也,最多是偉大的政客(政客稱偉大的大有人在)。
政客的專業就是看風使舵,投人所好。如果這手不會就不是專業政客。
試想,如果20世紀最初幾年,「群體」沒有立憲的思潮,袁世凱不會貿然去充當那個「立憲派領袖」。
如果1911年,大半個中國的「群體」都不想試試共和,他也不會說:「世凱深願竭其能力,發揚共和精神,滌蕩專制之瑕穢。」
如果1915年秋,「群體」沒有厭倦了共和的吵吵鬧鬧,想「老主子」了,袁大總統也不會去打造那把龍椅,「洪憲」一回。
說得明白點兒,民初的那些事兒和任何個人都沒多大關係,全在那時的社會。
後人看這段歷史,別忙著貼標籤。
特別要注意的是,那會兒大夥兒的想法老在變,絕不能拿1909年上半年的民意去套下半年的事兒,到了1911年更是一天一個「民意」。也難怪,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睡了三千年,一覺醒來,發現烏龜要跑到終點了,這下急啊!正所謂「清朝的突然滅亡,現代的東西被嫁接在了幾千年的樹上」。(紐約時報語)
了解這些,你再來看袁世凱,就不會說他一會兒忠於大清,一會兒出賣大清了。
所以本書特別在意袁世凱當國那段時期的社會「時文」和同代人、身邊人的回憶,在意歷史的原汁原味;特別在意國外報紙在這方面給我們留下的諸多細節。這也算是一絕吧!
為市場計,本想演義一下袁世凱。後來一想,自己從不看武俠,也不翻演義,做不來!所以本書將不會模仿《明朝那些事兒》,以強烈的個人情感,近似武俠的筆調,去「英雄」、「狗熊」主人公。這裡沒有結論,結論由您自己給。
張社生於北京朗琴園
二○一○年三月二十四日